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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报导，与解放军61398部队有关联的中国黑客在多年时间里潜伏在美国国防部间谍卫星、无人机和先进机器人设备承包商 QinetiQ北美的计算机网络内，窃取了大量源代码和机密数据。他们的渗透是如此之深人：只有有新数据写入硬盘，黑客几乎可以实时访问，QinetiQ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QinetiQ去年还从美国运输署获得了470万美元的网络安全合同。彭博社称，中国军方可能获得了能让美国先进武器失效的程序代码和设计细节。 2007年12月，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通知QinetiQ，在该公司总部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电脑丢失了敏感数据。2008年1月7日，NASA发出警告，称有黑客试图通过QinetiQ的计算机渗透进航天局。QinetiQ把这一系列攻击当作孤立事件看待。黑客的策略非常细致，他们在前2年半时间内窃取了超过1.3万内部密码，入侵服务器，掌握了整个公司如何运作的细节信息。安全公司的调查文档显示，到2009年，中国黑客几乎完全控制了该公司Technology Solution Group的计算机系统，访问了源代码和工程数据。到2010年，QinetiQ其它几个部门也发现了黑客的身影。黑客入侵了QinetiQ的美国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黑鹰直升机数据库，数据库包含了直升机的PIN码。由于没有使用双步认证，黑客就像雇员一样远程登录QinetiQ的计算机网络。到这个地步，QinetiQ的信息安全主管还认为跟踪黑客踪迹是浪费时间。此时黑客的数字足迹已出现在公司首席运营官办公室的计算机中。

未名湖畔的痛哭   ——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傅国涌   【感谢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为我去胡佛档案馆抄录的林昭档案。】 林昭在未名湖畔 1958年5月4日，林昭还在北大，在给妹妹的回信时，她说，将近5月，未免又有些善感，心绪不宁，懒于执笔。“今天是五四，又是60周年校庆，我只好一清早就躲了出来，这次校庆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原计划邀请世界各著名大学来参加，可是这一年来，又反这又反那，‘烈火’熊熊至今未息，结果是草率得十分不像样。” 她感触更深的是——“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见童颜尽白头， 以 北大文坛来说，年来凋落殆尽。”“去年此时《红楼》的工作人员和基本作者大部分都出了问题。今天偶然又知道第一期上“小丫头”的作者亦入了派，我原以为她还是仅存的硕果之一呢”，就连《遥 寄东海》（载《红楼》 1957年7月1日）的作者之一张炯也犯了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双反中受到批判，但未戴帽子而已。“另一作者谢冕批判揭发了他好多材料，并说过去未早揭发，一是顾惜十年友谊，一是 怕他 （张）党籍成问题，可以想见情况之严重了，然而十年友谊毕竟是没用的，抵不上党性、组织性”，北大中文系的油印小报以此为头条新闻，她看后只觉得无话可说——“臣罪当诛，天皇圣明，我又什么话说的？”张炯、谢冕都是她熟悉的中文系同学，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反右运动发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她跟妹妹在私信中继续说，近来北大全校被火“烧”最烈的都是一些颇有真才实学、颇有名声，而性格与世俗难合的老教授们，她所在的中文系又是重点。最初见校刊上报道批判王瑶，她还不觉得怎么，因为平日里不算很熟。后来“烧”到吴组湘（她曾把吴讲《红楼梦》的笔记给妹妹看过），她就很动心，“想去看看他，又不敢，因为他是预备党员，不过入党两年未转正，这次大约保不住了”。不久，火又“烧”到了她的恩师游国恩，“那天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我独自在屋里，看了校刊，气得失声痛哭，这些时间以来，我很少流泪，因为哭不出，这次却痛愤难禁，气满心头，凭什么把这些学者这样糟蹋，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望六的人了……可是我仍无话可说。”   即便在大难临头的1957年下半年，她心底仍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无情的现实再次粉碎了她了良善的梦想，她在未名湖畔的失声痛哭不只是为由衷的欣赏她的恩师游国恩，更是因残酷、荒谬的现实使她“目击心伤，五内欲裂”。   然而，此时的林昭还比较单纯，对“毛主席”的一举一动仍很关注，信中不只提到——“今年五一很特殊，毛主席第一次不在北京过节，这不免要引起一些猜疑和议论，人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不说而已。”而且她还留意到毛不久前在成都的一个报告，有“思想解放”等说法，尽管大部分是谈经济建设问题。显然，与千千万万“右派”一样，她也没有看清糟踏知识分子的祸首就是毛，所谓“思想解放”也只是要人们完全的降服，全然放弃独立思考罢了。她并没有读懂，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对于她个人的命运，在1958年5月4日，她还没有往太坏处去想，至少未名湖畔依然有她容身之处，她还可以正常的生活、思考和观察。多年后，他在提篮桥监狱想起未名湖的岁月，仍充满依恋和追念——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大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 ”（1966年12月14—15日《未名湖畔——竞技者语》）   她曾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纠结、挣扎过，她曾在《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的公开信上签名，尽管很快就被北大的“读者”揭发、揪出，毕竟她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一个一心融入“新中国”红色潮流中的知识青年，然而冷酷的现实最终将她踢出，逼她走上一条觉醒的反抗之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须拔高林昭，似乎她在思想上早就觉醒了，其实，不仅1958年她对现存体制，对导致她和许多身边的老师、同学蒙难的反右运动，都有比较模糊的认识，她的质疑也是不彻底的，虽然她感到这一切令她无话可说，但是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她只有朦胧的意识。即使到了1961年10月14日，他短期出狱期间，她也曾被当时的一些主流信息所欺骗，甚至在《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切赞助和实地促进党的政治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的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她的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她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最终在提篮桥监狱决绝的斗争中，她洞穿了极权体制的一切把戏，在思想上完全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令人感佩的其实是她的风骨，她从来没有低下头，反右时她在北大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大约她至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有一位领导为此找她谈话，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来说，有××、××都比你好！”她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说：“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 她说，自己追求思想转变的过程是竭力，如果要承认自己错，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1961年10月是她当时真实的认识，不是强权和压力下的屈服。同一文中她袒露心声：“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折磨以至一起去死！……”   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多少须眉男子无地自容，即使今天有人试图诋毁林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铸的事实。真实的林昭，是有血有肉的林昭，有胆有识的林昭，同样是有感情的林昭，1958年5月4日她给妹妹的信中谈到对感情的认识：“不为时代允许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本身就是抗拒了时代的——违反时代眼光，爱为时代所否定的人，或采用时代的不同意的方式。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为时代所同情，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存在得更执着。”   即使她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留下的文字（不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有关于柯庆施的“灵”恋，她还创作了20多万字的对话体《灵藕絮语》），也无损于一个战士，一个反抗者，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对柯庆施，她其实了解不多，只是报纸的报道和上海人的口耳传闻，就在这封给妹妹的信中，她以友善的口吻提及柯——“他（毛泽东）不久前在成都作了一个报告，……柯市长倒也好，做他的随员到处跑。”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解释她的这些文字，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部分文字，很不完整，更多的档案还被封禁着，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她在狱中最后岁月的情况。她诚然不是完美的，但她在那个极为险恶的时代，用全部生命资源进行了最后的反抗，并为这个苦难民族提供了超前的思想。我又一次想到鲁迅那句话，“有 缺点 的 战士 终竟是 战士 , 完美 的 苍蝇 也终竟不过是 苍蝇 。”让我们铭记她在未名湖畔的痛哭，记住她走过的那条路，几乎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血印。

作者： 吴澧   本来四月里是要谈谈诗歌的，美国的全民诗歌月（National Poetry Month）嘛。 只是突然就来了芦山４·２０地震，至今已有十天。这次抗震救灾，比起五年前汶川５·１２地震，反应更快速，落实各项措施也远为有序有效。不过，从网上看到，仍然有不少志愿者反映，灾区各救灾中心物资堆积如山，山里有些村落的灾民却几天才分得一瓶矿泉水。这让老农想起初中语文课上读过的一首唐诗，晚唐诗人曹邺的《官仓鼠》：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课本上说这首诗是讽刺贪官污吏的。手头不再有当年的语文课本，就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里抄一段吧。 ——“至此，诗的隐喻意很清楚了。官仓鼠是比喻那些只知道吮吸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而这些两条腿的‘大老鼠’所吞食掉的，当然不仅仅是粮食，而是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尤其使人愤慨的是，官仓鼠作了这么多孽，竟然可以有恃无恐，这又是谁在作后台呢？‘谁遣朝朝入君口？’诗人故执一问，含蓄不尽。‘谁’字下得极妙，耐人寻思。它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去探索造成这一不合理现象的根源，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主题十分鲜明。” “这又是谁在作后台呢……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古人真是猖狂啊！虽说“健儿无粮百姓饥”与灾区的情景有点像，但是，捐献物资“朝朝入君口”的红朝十字会，就连他们背后的美眉，咱也不敢追究啊。红朝十字会说不追查，那就不追查了。 其实，小农当年读书时，还没有见识红朝十字会的真面目，俺对这首《官仓鼠》，倒是有些别的想法。记得在《十万个为什么》和数学课外读本里，遇到过物资分配的运筹学问题。几个点，每一点各有若干吨物资，各点之间相距若干公里，要运出物资若干，如何调配，工作量最小？哪怕只有这点书本经验，也让俺感到“官仓鼠”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就算仓官是好官，他就能保证健儿有粮百姓肥？ 试看元稹的《田家词》： 　　　　…… 　　　　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 　　　　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 　　　　…… 　　　　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农夫驾着车给官军送粮，结果连牛都被官军吃掉。农夫说：我死了有儿子，牛死了有犊子，保证你们当兵的健儿有饭吃。这未必真是农夫所想，但至少是元稹所想吧？他做地方官，想来会积极送军粮。但是，各地的粮食税缴官之后，怎样尽快地调配到需要粮食的地方，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科学问题。按今日的技术条件，都不见得很容易能做到（或许数学上还没有最优解，咱不清楚），更不要说隋唐时代了。如果当时的人搞得好这样的后勤管理，何至于百万大军征高句丽，一大半人竟是饿死、冻死或陷在沼泽里淹死？ 老农后来出国打猪草，见到某些非洲国家，联合国收集的救灾物资运到了，在机场堆积如山，却是发不下去。要靠那些在当地传教的西方教士，领着教徒，唱着圣歌，从村里长途跋涉来搬运。才知道把物资运到官仓，只是容易的那一半工作。真正难的是另一半：把东西送到最需要的民众手上。 俺当然反对横征暴敛，俺当然也反对贪污盗窃，但是，到了今天，仍然是农业社会里的文人思维，把“健儿无粮百姓”简单地归结为征粮太多或仓官太贪，写这种课文解释的人，或许应该去美国军校学点管理，听听那里的格言：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 照俺猜想，要把各地捐赠的物资往下拨，单靠灾区的民政局是不够的，除非他们早有预案，早就想好了遭大灾时该怎么做。或许民政系统应该和邮政系统联手。不知道四川灾区的邮政情况如何，俺老家山里，邮政系统比镇政府还要往下伸一点。给俺村送信的那个乡邮所，不在镇里，而在离镇颇远的一个三岔路口，跟俺村隔一座山。所里住着两个退伍兵，他们和所负责的几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悉。邮政系统已经有传递信件的路线图，送往哪一村的信件，通过什么县什么镇可以尽快传过去，早有固定流程。利用邮政系统的传递经验，让志愿者把物资运到各邮政点，再让乡邮员通知各村老乡来领。志愿者只要在老乡来领时，做些登记工作。这样效率会高一些。 实际上，这就是把邮政点当作“兵站”，像部队那样，通过各级兵站，把装备给养发到连队。为保护“兵站”物资而搭的帐篷或简易板房，还可以留给邮政系统，代替倒塌的设施。 乡邮员不但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他们以退伍兵为多，在部队也受过一定训练。让乡邮员与各村联系，对村民的安慰，大概要胜过志愿者，乡邮员毕竟是国家权力的一级代表。他们甚至可能胜过部队，因为乡邮员是不走的，固定在当地的，不说天天吧，至少也定期会来，是心理上可以依赖的。 好莱坞还真拍过一部邮政重建文明的电影，１９９７年的《邮差》（The Postman）， 由曾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凯文·科斯特纳主导兼主演。２０１３年——哇，就是今年啊！——世界毁于核战，美国只有西北部才有人稀稀拉拉活下来。一位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艺人，被强盗抓住，强迫他入伙。他逃出来后，无意中发现一辆废弃的邮车和大包未送完的信。他本来只想冒充邮差骗饭吃，但在那些孤立的灾后村寨，他一说是新成立的美国政府派来恢复通讯联系的，立即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很多孩子还跟着他加入了邮差队伍。无意之中，他疏通了社会复苏的血脉。最后，联合起来的各村寨，在科斯特纳率领下，消灭了强盗，重组共和国。 《邮差》出来后的第二年，我国也出了一部反映乡邮员生活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题头图：乡邮责任父传子），还得了几个金鸡奖。虽说片子里的老邮递员思想太好，跋山涉水得了关节炎，他责备自己花费国家医疗保险太多了，未免高尚得有点肉麻，不过，乡邮员对山里老乡的重要，电影还是展现得很动人的。 其实古人也很知道邮差的重要。李白《子夜四时歌》的“冬歌”曰：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 　　　　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 　　　　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那冻着手指缝在棉衣里的感情，托邮差（驿使）交给边关的健儿，这一份心理安慰，或许还比粮食和棉衣本身重要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