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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这些富庶的长三角城市，正在变成一座座谈鸟色变的城市。 SARS至今已经十年，经历了这十年，中国的疾控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医疗科技水平亦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H7N9禽流感病例至今并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公众的恐慌情绪，却日益增长。 活禽市场被关闭之前，人们早就不敢买鸡吃；公园里的和平鸽被隔离之前，人们也早已远远绕着走。H7N9禽流感来袭，公众像是”惊弓之鸟”，而官方的表现却一直十分淡定。 公众在怕什么？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SARS的全称是什么，但是即使10年过去了，SARS留给中国人的恐慌，依旧清晰。 4月1日，国家疾控中心称，发现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此时，距离第一例禽流感病例死亡，已经过去仅一个月。关于瞒报的质疑，绵延至今。早在4月4日，首例病例的发现者卢洪洲就对我详细说明了新病毒的确定流程，”新病毒的发现和确认，肯定是需要时间，这需要一个很严谨的过程。”卢洪洲说。 直到今天，面对上海是否拖延上报时间的质疑，卢洪洲依然在做着同样的解释。SARS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由于当年瞒报失去的公信力，让官方至今都在还债。 在H7N9禽流感病毒被发现后，香港媒体比大陆显得更加积极。两名香港《壹周刊》的记者，在4月3日专门从香港赶到南京。采访的间隙，我问其中的一位记者：”为什么你们比大陆记者还关注禽流感？” “我们害怕啊。”这位记者说，经过了SARS、H5N1禽流感的肆虐后，香港每每在这种时候，就如同惊弓之鸟。这样的”害怕”，也体现在这位香港记者个人身上。 因为要来大陆采访禽流感，这位记者专门带上了一瓶免洗洗手液。每当完成一次采访，她都会从这瓶洗手液里挤出一点，在手上不停地搓。 政府为什么不来消毒？ 4月3日，当我刚刚从上海抵达江苏时，这里正是收治H7N9禽流感病例最多的省。当时，江苏境内共有H7N9禽流感病例4人，其中南京收治两人。 拥挤的地铁里，很少能看到戴着口罩的人。 在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紫峰大厦下的广场上，一个女孩对男孩说，我好像感冒了。男孩笑着对女孩说：”不会是禽流感吧？”然后轻轻在女孩的额头亲了一下。 对于这个拥有600余万人口的城市来说，两个病例确实不足以引起广泛的恐慌。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任何标识提示人们要注意防控禽流感。 同属江苏的无锡也是如此。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虽然知道有禽流感，但是公司并没有专门因为这个病毒，给出租车进行消毒。 所有的焦虑、不安，都仅仅集中在病患直接接触的人群中。其中一位病患的邻居抱怨：”发生禽流感了，为什么政府都不来给小区里消毒？”这位邻居就住在患者同一栋楼的隔壁单元，因为禽流感，她的外孙女这个假期都没有过来，老人为此很懊恼。哪怕只将范围扩大一点点，禽流感的影响就几乎消失殆尽。到了傍晚，这个社区依然有很多中老年妇女在空地上跳广场舞。 在南京一位患者此前工作的农贸市场里，来买菜的人寥寥无几。农贸市场的管理人员和我说，官方只是过来消毒过，但是并没有说要关闭这个农贸市场，甚至连活禽摊点也没有关闭。 这个农贸市场从4月3日起，没有卖出过一直鸡，卖鸡的摊主，干脆在4月4日收档休息了。直到4月6日，南京官方才停止了境内的活禽交易。 “动作过大，会引起恐慌吧。”他的这句话，似乎透露了官方的逻辑。 谁才是惊弓之鸟？ 如果H7N9易于人际间传播，或许会暴露出官方在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更多问题。 关于禽流感，几乎每一位专家都强调，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人际间传播的病例。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预防措施上，就可以掉以轻心。正如同样没有专家愿意出来保证，病毒不会变异成人际间易于传播。 在浙江的浙一医院，确证的H7N9禽流感患者被隔离在传染病最高级别的负压病房内。在南京，一位高度疑似病例却仍然有家属进行贴身照料，院方甚至没有提醒家属需要注意隔离。 患者的女儿至今依然感到后怕，她告诉我：”如果这个病是有传染性的，是不是我和我的孩子这时候都被传染了。”在预计到母亲可能会被确诊为H7N9禽流感后，这位女儿和自己的家人只能自己去外面的酒店住。 在疫情面前，官方和医院总是表现的颇为镇定，紧张的则是家属和公众。但是官方的镇定，并不一定会带给社会安全感。 正如一位患者的邻居和我说的那样：”不管有没有传染性，政府哪怕过来消消毒，我看着也放心一点。” 流感防控的动作幅度，才越来越大。发现疫情的城市基本都关闭了活禽交易，社区里圈养的鸡和鸽子也被扑杀。

　　据英国广播公司4月10日报道，美国化学学会年会发表有关大米的研究报告称，美国进口的大米含铅量远超安全水平，进食者的铅摄取量严重超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设立的标准，对儿童健康影响尤甚，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大米铅含量最高。 　　据报道，前日美国蒙茅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环境化学专家通埃萨伊(Tsanangurayi Tongesayi)博士于美国化学学会年会发表了有关美国进口大米的研究报告。目前美国大米有7%为进口大米，来源地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泰国、印度、不丹、意大利、以色列和捷克等地。研究员抽取各来源地的大米样本，检验其含铅量，再按美国不同族群每日平均进食的大米分量，计算不同族群的铅摄取量，与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建议可容许摄取量比较。 　　研究发现，大米样本的含铅量约为每公斤6至12毫克，均属超标水平，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大米含铅量最高。若进食这些大米，成人平均铅摄取量将超出可容许摄取量20至40倍，儿童则平均超标30至60倍，至于进食大米分量较多的的亚裔儿童，更超标达60至120倍。 　　有研究指出，印度及中国等国家常以未经处理的污水，甚至工业废水灌溉。由于大米需要吸收大量水分，令大米较其他主要农作物更易受污染。另一方面，先进国家将电子废料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弃置的情况与日俱增，令有关地区严重污染，也令大米含铅问题恶化。 　　通埃萨伊博士称，相信大米是在耕种过程中受污染。他建议各国政府制订全球化规范，加强食品生产及销售的安全监管，让民众了解食品污染情况。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示将进行调查，跟进上述报告。

2013年3月的那些天，京城的大街小巷里突然涌现出许多随身带着户口本和身份证的人。他们可不是为了应付“两会”期间随处抽查证件的警察同志，而是只待中介一个电话打来，立刻赶去签约的房主和购房者们。 不仅是北京，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支二手房交易大军仿佛一夜间浮出水面，将中介门店、房产交易大厅，甚至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也办离婚）挤得个水泄不通，也一时间抢占了各大媒体的版面。这支大军的集结号，就是3月1日晚间出台的“新国五条”细则里，那句被中介公司、买卖双方、分析师、媒体迅速注意到的“依法严格对个人转让住房所得征收20%个人所得税”。 很不幸，我家也成了这支大军中一员。 其实我们本来是无意凑这个热闹的。早在1月时，母亲就把家里十年前买下的一套房子挂到了网上。我们的想法简单得不得了：卖掉手上这套位于城西的房子，再在城东边换一套价格接近、条件相当的，这样我就可以住得离单位近一点，免去早晚坐地铁通勤的些许痛苦。总之，我们的初衷和楼市回暖或新政出台真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起初母亲只是拜托帮我们卖房的那位经纪人，也同时搜集一下符合我们要求的房源。可惜，找到的房子不是小区环境不佳，就是户型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不过每次登门，我们倒是和房主聊得都挺愉快。我甚至有种错觉：我们不是去看房，而更像去别人家串门的。在周末，外出看房几乎成了我家的一项消遣。 2月里的一天，一位也在看房的朋友给我发来一条房源信息。那是二环内老城区里一处难得的商品房。虽然所处楼层偏低，小区略显袖珍，附近的胡同也有点狭窄；但这套房子户型还不错，价格也符合我们预算——最最重要的是，它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北京原住民社区文化里最美好的一些东西，那种融合着时髦与家常、热闹与安逸、个性与包容的生活氛围，一下击中了我的心。事实上，那里本来就是我平时最爱去的休闲场所。但住在那儿？“这不是白日做梦吧？”我当时想。 于是我立刻抓起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年轻人来自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小中介公司，据他说那套房子有点什么问题，房东好像已经不打算卖了云云。唉，果然是场白日梦。也难怪，网上的信息总是虚虚实实。不过这倒给我提了个醒——既然喜欢这片地方，就以这里为目标吧！我开始试着联系掌握此地房源的中介，寻找在这片理想街区安顿下来的其它可能。 兴致一上来，我的看房行动也变得频繁起来。我曾经冒着北京初春的第一场沙尘暴外出看房，在漫天黄土和六级大风中考察小区周边环境，头发被吹得满脸乱窜，睁不开眼；我也曾在一天时间内连跑八、九套房子，晚上9点多进家门时已经累得胃口全无；我的周末，几乎全奉献给了与经纪人的“约会”，睡懒觉就别想了，有时甚至要比平时上班起得还早…… 身疲之余，心也很累。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几套条件挺理想的房子——有的甚至超过先前那个“白日梦”。但到头来我们却总失望地发现，其中很多都是中介捏造出来、看似美好的“肥皂泡”；另有几回，房源倒是真的，我们却被不够诚心的房主放了鸽子…… 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小挫折也只是“预热”而已，好戏更在后头。3月1日晚，“新国五条”细则突然公布了，出乎意料地严厉。短短几小时内，网上舆论已是一片哗然。我刷了一会微博，走出房间对父亲说：“你看到了么？” “说是二手房要收20%的税呢。”父亲自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但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吧？” “谁知道啊，我再看看网上怎么说……” 父亲这一看，就看到了凌晨3点多。同样几乎彻夜未眠，还有连夜开会“稳定军心”的中介公司，以及可能数以万计像我们一样正走在房屋交易半路上的普通家庭。 自从这部细则出台，“是唯一房吗”、“满五年吗”成为我们挂在嘴边的新问题。几天之内，每位二手房房主和买家都得自学成材，变身“新政解码专家”，研究这两个条件的各种组合在近期和远期的优劣势，各自作出显得理性十足的市场预期（或称“瞎蒙”）。就这样，新的一轮房价博弈拉开了帷幕。我们眼见许多3月新挂出的二手房源报价十万、二十万地涨了上去，也收到过中介发来“……直降40万！”的短信。 要命的是，彼时我家那套房子已然同买家敲定了售价，而我们要入手的房子却一直还没着落。家里所有人都开始着急。父母劝我放弃在老城区周围找房子的想法，我也只得耸耸肩——和全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投资决策相比，我个人的这点小情调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们的搜索范围一下子扩展到了从小在海淀区长大的我这辈子从未涉足的地方。 东二环外的一些豪华小区，向来是公司高管、各路明星和外企在华员工云集之所。父母打听到那边有几套价格符合我们预算、但面积比我们的目标小三分之一的公寓房在售，让我无论如何先去看看。一位姓汪的经纪人接待了我。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当天我只是被他带着在小区里转了转（环境倒确实不错），并看了一下同户型的样板间，根本还没见到待售那套的真实模样——据说房主在外地做生意回不来，他就开始游说我道：“姐，要不你先把定金付了——不行还能退，再单方面把这份（购房）合同的字签上，我马上拿着合同坐飞机去找房东谈！”他管这叫“盲购”，因为“要来不及了”。 “都说个税20%的政策就要开始执行了，赶早不赶晚啊，”汪姓经纪人说。他开始熟练地替我估算从签订合同、进行购房资质认证，到网签、上税、过户等一系列手续所需的时间。 然后，我就吓跑了。 而且说真的，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这种“土人”与各界精英同住在那样一个高端小区里，得有多局促——再说，那套小户型连个阳台都没有。 一段时间内，我们本着“房好就行、来者不拒”的开放心态，广泛联系了许多片区的中介。母亲手机里存的经纪人姓名多得都快搞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一星期后，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被过度分散的信息和不时冒出来主动联系我们的新经纪人搞得精疲力竭，效率却似乎更低了。 或许，我们还是应该确定一个目标？ 随着看房经验的丰富，我发现，其实一个地区的新房源随时可能出现。所以如果你喜欢某个地方，就应该耐下心来守株待兔，三心二意只会更容易错失机会。当我把这个想法写到自己微信的“朋友圈”里后，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两位买过房朋友回复说，这样想是对的！ 于是，兜兜转转地，我又把目光投向那片自己格外心仪的老城区，以及那套姑且称之为我的“梦之屋”的房子。当初我只问了一家小公司的经纪人，并且轻信了他的结论。何不再多打听打听呢？ 我们找到这个片区里最大的两家中介一问，果然好多人都知道那套房子。其中一个小伙子甚至还带我们潜入那个小区，跳进位于一层的一处同户型的空置毛坯房里看了看，并信誓旦旦地说，晚上就帮我们联系房主签约。好极了！谁知两天过去，此事就没了下文。再去催问时，他就开始大力推荐自己手里的其它房源。 我们再次空欢喜了一场。父亲很生气，认定那小伙子是个“骗子”，不愿再相信经纪人们关于这套房子的任何说辞；母亲虽然也特别失望，但在这种时刻她的神经却格外坚韧，竟然又联系了另一家中介公司里一位声称负责那套房的经纪人。“都到这时候了，不能把自己的路堵死，都得试试看啊。”她和我说。 这时已经到了3月的中下旬，离大家传言中细则开始生效的时间点——4月1日越来越近了，但谁也说不准，这期限到底是不是真的。自从细则公布以来，我们每天密切关注着各种媒体上的消息。一向对网络新兴事物不怎么感冒的母亲甚至因此学会了刷微博。但我们的一切努力，终归都是捕风捉影。一时是媒体疯转住建部部长在“两会”上的只言片语；一时是某中介公司上午煞有介事地传出细则将如何执行，下午就被政府部门辟谣；一时又是各路专家学者指出征收20%个税多么难以执行，有人干脆建议政府收回成命…… 看了半天，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买房者而言到底也没什么帮助；大概它唯一的正面效果就与高考前一天还在背模拟题同理——基本于事无补，但求一份“反正我知道得更多了”的安全感（附赠焦虑）。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捕风捉影的负面效果却明显得多，市场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可确确实实是被推上去了。 眼看传言中的时限就要到了，3月末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两条路。一条，是咬牙买下二环内另一处条件更好的商品房，但很“不幸”，它是一所重点小学的“学区房”，面积比我们的需求略大，户型又是南北通透的，总价则比我们的预算整整高出100万！这样一来，我家肯定要背上重债了。而另一条路就是，干脆不管什么期限不期限了，慢慢找到合适的再说。但这就要冒房价继续上涨、我们的房子卖早了的风险。无论哪条路，都是糟糕的选择。 那时我忽然记起我们那套房的买家说过的一句话。这位三十多岁的大学老师初次来看房时就拍了板，还感慨道：“我已经看了整整两年的房，心里早就烦透了。现在就想碰到个差不多的，赶紧买下来算了！”之前听他这么说时我还奇怪，怎么会有如此随随便便、不把买房当大事的人呐？不出半个月，我就完全能够体会这份心情了。 真正的好运气，偏偏就在我们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到来了。 在与那套“学区房”的房主面谈无果之后，我与父母从那家中介门店走出来，打算回家。路过另一家中介公司门口时，母亲突然想起，她联系的另一位自称负责那套“梦之屋”的经纪人就在这家门店。于是母亲径自推门进去找人，父亲一听又是那套房子，脸上颇有不耐之色。片刻后，一位胖胖的经纪人与母亲走了出来，站在街面同我们小声谈话，说是怕同事听见。他说这套房子的主人最开始找的人就是他，也只有他才能联系上这位“神仙姐姐”。还说我们运气很好，明天就可以约房东见面、看房。我估计，当时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直站在一旁没吭声的父亲只相信了四成，我五成，母亲六成。但事到如今，我们再信他一回还能有什么损失呢？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上班，就收到母亲一条短信：“房已看，定金已付，明天签合同。” 哇！什么情况？两位“怀疑主义者”竟然变得这么当机立断？我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从母亲的语气里明显听出轻松又振奋的情绪。她说和房主见面后，感觉这姑娘人很实在，大家说的所有情况也都对得上。原来这位姑娘也是卖旧换新，在找到自己要买的房子之前，她确实一直躲着别的中介，还为搪塞一些纠缠得太利害的人，就说房子已经卖了，无意间也就造出很多“假消息”来。大概，其他购房者就是因此放弃的吧。而我们可能是追这套房子追得最努力的一家人了。这到底是天道酬勤，还是纯属我们幸运呢？反正，母亲更愿把功劳归结于自己路过那家中介门口时的一个闪念。 可能是此前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和失望，直到在合同上签完字，我还有点不能相信，自己当初并不抱太大期望、只当作白日梦一样的好事竟然成真了？！这就像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本来只是尽量往好填，分数出来却发现真的考中了一样。 从1月中到3月末，持续两个月左右的买房大战总算圆满结束，所幸这时候“新国五条”有关何时开征20%个税的细则一直没有“靴子落地”。回想起我们一家三口的心态，从最初的优哉游哉、有一搭无一搭；到后来，随着所获房源信息的增多，被好房子（哪怕是假信息里的好房子）激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动力和憧憬；到再往后，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看房经历一点点消耗了我们的士气，加之调控新政“大限”将至的鼓点越擂越急、房价还会上涨的消息风声鹤唳，我们也变得越发焦躁不安、失去主见，不仅地理目标完全动摇，之前想好的预算上限也一再提高，差点去接受一个远超财力的无奈选择。还好，最终有一套好房子“救”了我们。 可能同其他买房人相比，我们家的情况既算不上特别幸运，也无所谓格外艰辛。虽然其间我们也遭遇了“新国五条”掀起的全民抢房潮，结结实实地打了场“硬仗”；但静下心来回首这趟购房之旅，我却觉得最关键的其实并不是消息灵通、精于计算、资金雄厚……而还是——讲得“玄”一点——一颗“初心”：想明白自己究竟要什么，坚定些、更坚定些。 一如任何关于成功的例子。

中国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3月份出口增长大幅下降，进口强劲反弹，但数据的波动和自相矛盾之处让人质疑其准确性。 3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0%，而2月份同比增幅为22%。3月份进口增长14.1%，而2月份进口同比下降逾15%。 波动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农历新年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放假一周以上，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数据本身存在问题。他们表示，这些难以置信的数据很可能是由于为了避开中国的严格资本管制，资本流入用贸易发票来掩饰所导致的结果。

看了一張網上截圖，是最近一期《中國周刊》的封面，封面上是一群中國大城市的拆遷隊伍，領頭幾個人穿了便衣，五大三粗，手指夾着香煙，一臉橫肉，一身霸氣。他們身後跟着一群警察，警察佩槍，警服卻個個衣不稱身，於是便如兵痞。 照片是用長鏡頭拍的，壓縮了景深，令這一群迎面走來的人氣勢洶洶，又特別雜牌。在他們上方是封面標題，四個大字：「粗鄙時代」。這四個大字跟封面照片配合得天衣無縫，一陣粗鄙之氣撲人而來。在封面標題下，還有一段文字：「最糟糕的粗鄙，是『強者愈粗，弱者愈鄙』。至此，體面將無人在意，丟臉也成了無所謂的事情。」 這真是一針見血，五千年的「禮儀之邦」，傳到今天，就剩下一個「粗鄙時代」。任誰看了這張封面照片都覺得眼熟，因不管今天中國出了多少個金光燦爛的名人，但最為人熟悉的今日中國人形象，就是這張封面照片上的一群。這些人，你在中國街頭可以看見，在香港的街頭、澳門的賭場、世界各地的機場，都會看到。 於是你就對那四個大字的封面標題有了巨大的共鳴，不管世界變成甚麼樣子，今日的中國，是確確實實進入了「體面無人在意，丟臉也成了無所謂的事情」的「粗鄙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