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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缅甸记者邮箱遭政府支持黑客入侵

THOMAS FULLER 报道 2013年02月20日 曼谷——许多报道缅甸新闻的记者本月称,他们收到谷歌(Google)的警告,说他们的电子邮箱账户可能已被“国家资助的黑客”入侵。 这些记者称,警告从上周开始出现。他们包括缅甸主要新闻机构之一《十一新闻》(Eleven Media)的雇员、在泰国写作的缅甸民族问题专家博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以及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的一位缅甸记者。 谷歌在东京的一位发言人塔基·米多斯(Taj Meadows)称,他不能马上提供警告的详细内容。但是他说,谷歌从去年6月开始采取提醒用户注意可疑行动的政策。 谷歌没有说它如何确定攻击是否“国家资助”,也没指明是哪个政府在领导这个攻击。米多斯让记者去看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埃里克·格罗斯(Eric Grosse)去年6月的一份声明,声明称,谷歌不能公布警告的细节,因为“有些信息可能会被坏人利用。” 周日,无法与缅甸政府发言人叶图(Ye Htut)及总统办公室主任佐泰(Zaw Htay)取得联系,以获取评论。 在军政府统治下的五十年里,缅甸的新闻媒体被严格审查限制。但是,自从将近两年前,总统登盛(Thein Sein,又译吴登盛)上台开始,政府放松了一些限制。 如今,缅甸的周刊类出版物开始报道曾被视为禁忌的话题,例如政府腐败及军方与民族反抗者之间的冲突,这些刊物办得红红火火。 但是,至少有两家主要的私营刊物受到网络攻击,即《十一新闻》和新闻期刊《每周言论》(The Voice Weekly)。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十一新闻》集团主席及首席执行官丹图昂(U Than Htut Aung)称,该机构的网站和Facebook主页被黑客多次关闭。 他说,“这是直接攻击媒体,是民主的一步倒退。” 一些记者猜测,黑客入侵电子邮件账户,可能与缅甸北部的冲突有关。近几周,在缅甸北部,克钦反抗力量与政府军激烈交战,争夺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土地。 《十一新闻》是首家报道缅甸军方派飞机攻击克钦反抗力量的媒体之一。在报道和照片出现在《十一新闻》上之前,政府一直对此不承认。 《十一新闻》的丹图昂说,他的下属向他汇报称,缅甸军方对他们有关克钦事件的报道“很生气”。但是他补充道,军方是否参与了网络攻击,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林特纳说,缅甸军方人员在俄罗斯接受过网络战训练。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2月10日。 翻译: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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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美国之音 中国意欲控制巴基斯坦主要海港

核心提示:中国已经控制了巴基斯坦的一处战略深水港口,这一举动使其拥有了潜在的阿拉伯海海军基地,从而可以进一步为该国在这一地区的能源及海上航线安全提供保障。 原文: China Assumes Control of Key Pakistani Seaport 作者:未署名 日期:2013/02/18 译者:oriental_priest 由” 译者 “志愿者校对 中国已经控制了巴基斯坦的一处战略深水港口,这一举动使其拥有了潜在的阿拉伯海海军基地,从而可以进一步为该国在这一地区的能源及海上航线安全提供保障。 在本周一于伊斯兰堡举行的一项仪式中,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将瓜德尔深水港的管理权交给来访的中国官员。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表示这次交接对巴中两国来说都是一次迈进新时代的良机。 几年前当中国帮助巴方筹资并建设瓜德尔商业深水港时,该港由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但是现在该港由中国国资企业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瓜德尔深水港地处阿拉伯海最南端,紧扼由波斯湾向西重要航道的咽喉。该港使中国西部地区通往外部的航线大大缩短,而无需借道东南地区港口。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期大力扩张其在印度洋海域的地区存在,以便进一步保障其由中东进口的石油供给。另有地区问题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其必然将提升本国海军实力以保障其切身利益,这一系列举措正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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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时代周刊上的中共政要(组图)

  这个是1950年12月11日封面,人物:毛泽东。标题是:红色中国的毛。红色的基调和蝗虫明确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   这是1951年6月18日的封面,人物:周恩来。标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不过下面的小字很有意思:美国的敌人也是中国的敌人。   这一期的人物是罗瑞卿大将,时间是1956年3月5日。标题是红色中国的警察领袖罗瑞卿,因为罗时任公安部部长。如果联想到当时社会上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的话,这个手印应当是什么含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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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连清川:回乡见闻与中国政改

核心提示:这是一篇新乡土中的观察。有疑问——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亦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我的家乡在福建丘陵包围中的一个小山村。90年代初期当我高考走出家乡,前往上海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贫困的地方,除了考出去,没有别的出路。   那个时候,从家里到县城,先要坐一种三轮“摩的”,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后,换大巴到福州,穿过重重山岭,许多险要的公路和隧道,大约六个小时。期间险象环生。司机自然是谈笑风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路上,有无数因为公路险要而留下的冤魂。   之后,我坐火车,30多个小时,终于到达上海。上学之后的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心态如何,但是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一面充满了甜蜜的思乡,一面却日益难以忍受漫长、疲惫与危险的旅程。   今年回家,我用了6个多小时,坐动车从上海到了福州。我的家人开车,用了两个多小时,一路高速公路送我到了家门口。道路宽阔平坦,一路景色宜人。   家乡这些年,用“山乡巨变”来形容丝毫不为过。这决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我家的门口是一条省道,在道路两旁,俱是三四层的红砖水泥楼,基本的格局都是底层店面,高层住宿。乡邻相告,每座楼的价值,都在几百万之上。   前两三年,家乡突然兴起了一个行业,红木加工。如今的马路上,都是红木家具店。当然,多数并非在本地销售,而是往全国各地批发。而红木业也并非当地惟一维生的产业,农业产品,包括柑橘、柚子等,都销路甚好。养殖业有鳝鱼。传统的稻米农业,已经消弭无形了。   我当年出门必不可少的三轮摩的早就不见了,车子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满大街跑的,居然有不少的卡宴和宝马。寻常人家,包括我的中学同学,也多数已经拥有了家用轿车。而在县城和各个乡村之间,都穿梭着私营的公共汽车。第三产业发达得很,镇里已经有了两个超市,还有专业的电器商城。   春节并不热闹。我们小时候所切切盼望的穿新衣,吃鱼肉,在乡邻看来,早就没有意义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每天都是鱼肉。除了像我这样寓居省外的游子,尚有团圆的意义之外,大家都已经能够在家乡找到丰富的谋生手段与职业,打工大军,早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这早就已经不是我所生长的那个故乡了。它成长、蜕变、进化,依然是一个现代型的小城镇了。富足、繁荣、现代。   这乃是一个官方与民间共同建设的成就。官方以极大的力量和诚意寻找和开拓新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速公路的全面延展。地方政府寻找过多种发展路径,期间有成有败,但如今进入了一个跃进的时代。而民间改善自我生活的动力与努力也从来不曾停止,试图发展过经济作物,也曾大量进入手工加工和服装加工,甚至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危机,但是如今终于也找到了实业兴家的道路。   这样的巨变的确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转型的范例。从最初的贫困,到摸索,到富足,虽然有跌宕,但终于转型成功。   可惜,这只是山乡巨变的一个面相而已。这个转型成功的背后,同时是巨大得令人恐惧的代价。   我得以与一些村镇的干部熟识,常常能够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只是在讲他们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工作之中,多数都在处理官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且津津乐道于如何从其中获得非寻常的利益,以及如何利用权势,为家人与亲友谋福利。   每一座房产的背后,都有着大量的利益关系。让谁建,把谁拆,都有着微妙的关系。干部在许多产业中都有着投资,或者获得”干股”。村镇干部的亲友,往往都是当地最为富裕的老板。   官场潜规则至为明显,小到一个村干部,都需要有庞大的金钱与权势的背书与支持。而当然,每个干部都期待着庞大利益的回报。   乡村秩序与伦理已经破坏殆尽了。这个社会中没有权威的存在,只有金钱和权力的存在。没有人认为村干部、镇干部是权威,而只是可资利用的关系,或者是一件迷彩服,随时来动自己的家产,是他们需要捍卫家园的入侵者。老人只是社会中飘荡的游魂,所有人的负担。每个人都渴望与政府中的人交往,以获得正常生活之外的额外利益,同时,每个人都在恐惧政府的存在,以求在自己不需要的时候,不要触动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种随时随地剑拔弩张的状态。   家乡的溪流已经干涸多年了。上游的多个水电站,以及遍布河流沿岸的各类化工厂,早就耗尽了这条小溪流的生命力。我小的时候,水深没顶,满溪的鱼虾蟹蛙,堤岸青草如茵。如今河流一年中有90%的时间是干涸的,溪中只有因为富营养化而滋长的黑色的水藻。河床裸露,令人惊心。   乡村之间的温情时代自然早就已经湮灭了。我少时爷爷乃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纠纷,无论公共抑或私人,往往都能通过他的调解而消弭无形。各个村落中,都有德高望重的类”族长”的存在,在协调公共生活方面弥足轻重。但如今这种中间力量荡然无存。村镇干部除了以权力介入富有利益的事件外,对于公共事件既无动力介入,更无权威调整。法律力量的存在,多数也与利益相关。当然,我所认识的乡人之中,几乎未有信任法庭公正者,纠纷发生的第一反应不过是寻找法院或者政府之中可以依靠的权力介入。民间的自我调解几乎等于零,多数的结果,不过是强弱对比所产生的积怨,或者最终以金钱替代了公正。   我以为,我的家乡整体的社会信用已经破产了。所有关系之间,官民之间、乡民之间,乃至传统的家族之间,只剩下一种关系:金钱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繁荣的背后所带来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破产。以社会的崩塌换取了经济的繁荣。   这是一个极端令人遗憾的情景。至少就我家乡而言,20多年来的变革,乃是全局性的,得益者并非如同一些研究者所言,仅仅是权贵阶层,而是社会所有阶层。赤贫基本上已经消灭,平等化基本落实,共富亦有基础。然而社会的不满,却日益积聚,并且集中针对政权。如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准确描述,社会日益进步,变乱却日益明晰。   我无从考证我家乡的社会变化,是否代表着中国整体。但就我眼界所见,它至少代表了福建一省的普遍现象。   那么,至少在以下层面是符合中国整体的现状的:国家信用破产、官民冲突加剧、官员贪渎普遍、政治治理无效、法律权威丧失、社会秩序虚无。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   以我家乡一地情形而言。非民选的官员所从事的经济改革与建设,全然并非出于改善民生,而无非是建设个人的政绩。村镇官员同时拥有了极大的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并无心建设长期的政治稳定性与社会秩序,而毋宁在个人任内寻求利益最大化。由于无需对民众负责,于是以上层的命令为一切行动指针,破坏环境、弹压下层、罔顾公共利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政方式。这与地方民众寻求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以及社会公正形成了日常性的紧张。当经济发展尚足以维持,生活质量尚得以增进时忍耐与期盼,而一旦这种对未来的期许不存在,则可立即爆发成为摧毁性的力量。敌视政府、仇恨巨富、破坏公正,就是我那个家乡的乡民内在的心理倾向。   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政治改革的必须性已经迫在眉睫的原因。经济改革的成就必须长期化与固定化,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必须正常化,而民间的秩序和中间力量必须得以恢复。这一切都无法依靠现有的政治结构得以消化。   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就我家乡而言,中共的领导能力所达成的成就普遍得到认可。官员贪渎被通常性地物化为个人品德,而非体制。司法独立的欠缺也被普遍地认为是裙带关系,而非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在民间,既有对于共产党权威的迷信,又无任何力量的能够异军突起。   也就是说,当前政改既是一种急迫性,又是对中共的一种利益性。因为经济建设的普遍认可,可以顺理成章的转化成为政治优势,形成一种对于中共的长期执政利益。   这种情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机遇。多数国家在变革的时候,都是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时候,不得不而的一种行为,因此往往那些变革都带着强烈暴力倾向,和对于执政结构的破坏欲望。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展而言,资源掠夺型和劳力掠夺型的发展模式,未必不会逻辑宿命式地走向全面的危机。但是及时的改革和转型,便可以弥补和回复总体的秩序,虽然耗时甚长。   中共目前在社会整体中,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亦有着经济建设发展红利。如果顺势转化成政治优势,所建立的功业,也将是长期性的,虽然从长远而言,民主化是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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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如何养活老龄化的中国?

观点 马克·弗雷泽 报道 2013年02月20日 担忧美国婴儿潮一代“涌向”退休的美国人应该想想这一点:2009年,中国制定了全国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从那以后,约3.25亿的中国人开始享受退休福利保障,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 这一变化令人惊讶。当该制度刚开始实施时,一位中国农民对我说:“解放60年,我们终于有养老保险啦!” 按图放大 Adrià Fruitós 他所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民的中国共产党,终于为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提供了收入保障。自1951年起,大多数城镇居民都能够享受养老保险,但是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很久以后才得以建立;正如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农村家庭靠地吃饭,并依赖亲戚间的相互帮助。 然而,快速的城镇化及农村土地被侵占的现象使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受到威胁。现在,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1.85亿,而这一数量到2030年将增长近一倍。最近一项研究估计,今后20年里,政府将积累10.9万亿美元(约合6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 在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数万名居民发起抗议,要求发放拖欠的养老金。人们退休后没有收入保障,可能比现在的官员腐败和不当行为更能引发社会不安定。难怪12月宣传官员指示各媒体不得对一份半官方的年度养老金报告进行“煽动性报道”。 在中国,养老保险开支正在迅速增长,但是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仍不到3%——远低于成熟福利国家的水平。(在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4.9%。) 而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关乎美国的利益。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中国在社会保障支出和国内安全及军事支出之间做出取舍。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支出的政策制定者,不妨也关注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 然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障碍,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政治(而不是财政)的。 首先,中国缺乏一个像美国的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这样管理养老保险的中央机构。相反,中国面向老年人的安全网类似于美国“新政”(New Deal)之前的局面:各州的制度各自为政,规则相差很大,几乎没有针对跨州工作或者退休的人如何享受养老金待遇的规定。在中国,大约2500个县级和市级政府各自运营着养老保险基金,该基金不仅覆盖政府雇员,还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 其次,地方政府的债务一直在增长。在那些养老金遭拖欠的人举行愤怒抗议后,地方政府开始从强制性退休金账户“借钱”,那些账户是为劳动者个人设立的,本不应该被动用。12月的一份报告称,退休金账户亏空金额高达2.2万亿元人民币(合3530亿美元)。 中国确实有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它经常被吹捧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和中国GDP比起来,它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它并不向养老金领取者支付养老金,也不向现有的劳动者征收缴费。规模大约为1400亿美元的该基金,并不能覆盖地方政府背负的养老金债务。 集中管理养老金无法填补空账户。但至少,它能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制度,用现有收入支付福利金。它也能防止地方官员效仿其他国家同僚的做法:建立不可持续的福利水平(往往照顾有强大政治背景的团体),然后进行高风险投资,对资金进行不当管理。 改革的第三大阻力来自于富裕城市和势力强大的国有控股企业。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坚持要求执行自己的养老金制度。对于不允许投资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等较高风险资产的规定,上海市政府曾长期置若罔闻,直到2006年爆发了一场重大丑闻,该市才被迫收手。而国有企业也曾抵住压力,拒绝将它们的一些股票和利润划归养老基金资产。但最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有力地提出一个反驳,即由于政府是股东,国有企业有一定义务为养老基金提供资金。 最后,颇为矛盾的是,中国人自己也是制度改革的一大阻力(和美国人一样),他们强烈反对调高退休年龄(到达退休年龄后,他们便能享受充分的退休福利)。中国官员经常称,早退休能够为年轻人空出工作岗位。但是现行退休年龄——女性55岁(蓝领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岁),男性60岁——加重了人口结构负担。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承担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的纳税劳动者人群在不断缩小——这一人口结构现象导致中国人害怕“未富先老”。北京可以采取这样的折衷措施:分阶段调高退休年龄,同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 长期以来,地理诅咒一直是中国持续的不平等根源之一:你在哪里出生、生活以及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所享受的退休福利的水平,甚至其存在与否。缩小城乡差距是不可或缺的( 本月中国便宣布了一个旨在解决此问题的意见书 ),而帮助老龄公民远离贫困也是如此。 中国有实力推行大胆改革,以履行这一基本的社会义务。但它有这个意志吗? 马克·弗雷泽(Mark W. Frazier)是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政治学教授,著有《社会主义的不安:中国养老金和发展不均衡的政治问题》一书。 翻译:谷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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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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