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ot | 白宫网站出现禁止GFW研究者入境的请愿
bond 写道 “美国白宫网站出现了一份呼吁美国政府禁止参与GFW研究者进入美国的请愿。请愿信说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人常需国际间的联络和知识交换。如果其中一些人为了某些国家而致力于对人民封锁互联网的技术，则其它国家应杯葛这类行为。为此请愿信呼吁美国政府禁止为GFW出力者赴美参加技术会议等事项。此封请愿信若在2013年2月24日前征集到10万签名，白宫将对此做出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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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 全球寬鬆 滾滾熱錢瞄準大陸
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昨（25）日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在持續，主要經濟體寬鬆貨幣、低利率政策繼續推高全球流動性，提升市場風險偏好，也將刺激國際套利資本流向中國，今年大陸可能面臨熱錢大量流入的壓力。 根據外管局公布資料顯示，去年9至12月，大陸銀行結售匯累計順差達869億美元，占全年總順差79%。這數字顯示，有許多銀行客戶在臨近年底時，急於將手中持有的外幣兌換成為人民幣。 據證券網報導，大陸外匯局將外資加快流入，歸因於以下幾個因素，首先是隨著2012年第3季以來，大陸經濟緩和回穩的信號日益顯現，市場情緒由前期的過分悲觀，轉向樂觀。 其次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風險下降，風險暫告解除，主要發達國家的寬鬆貨幣政策不斷加碼，新興市場再現資本回流壓力。 而2012年下半年大陸外幣存貸款利率大幅下調，在人民幣貶值預期逐漸消退的情況下，境內機構又重啟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財務運作。 大陸加大穩出口的政策力度，加快境外投資者（QFII）與人民幣合格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大陸股市的審批節奏，也助推外匯流入。 雖然去年底銀行結售匯順差大幅增長，但大陸外管局認為，目前還不能做出判斷這就是代表熱錢再次加速流入大陸。 對於今年熱錢是否湧入，外管局表示，接下來幾年，隨著發達國家寬鬆貨幣政策及低利率政策，繼續推高全球流動性，將刺激國際套利資本流入大陸。 另一方面，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主權債務危機、全球金融去槓桿化延續，及大陸經濟復甦進程反覆等，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較多，可能導致大陸跨境資本流動大幅振盪。 儘管大陸官方公布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昨天繼續下跌，報6.2805，較前一交易日下跌22個基點，並重回6.28關口。但新華社指出，目前美元持續承受壓力，人民幣繼續升值是「大概率事件」（指可能性很高），預計2月之後走勢還將加快。 台灣 聯合報
阅读更多共识网 | 周大伟：暴力行为入刑：我们还要等多久？
著名画家陈丹青在美国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里生活了多年后，1992年第一次回国。有一天，津津有味地吃了一碗阳春面后的陈丹青走在上海街头，突然看到两个不小心撞了自行车的人开始打架，其中一个人在厮打中发现自己的手表落地，然后捡起来仔细看看表针是否继续走动，接下来把手表放进口袋后又不顾一切地扑上前继续“战斗”，围观的人们面无表情，没有人报警，也没有警察前来制止。这让多少年里都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的陈丹青看得入迷，他开始莫名其妙地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才真正确定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刚刚过去的2012年里，媒体里接二连三地爆出各种发生在国内公共场所的“暴力事件”。除了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外，从部分有知识的愤青通过微博在北京朝阳公园门口约架，到中国乘客在国际航班上因为移动座椅靠背而大打出手；从一老一少在广州地铁车厢里因为争抢座位而溅血格斗，到公交车上一个成人伸手打了一位没有给老人让座的男孩子两个耳光；从浙江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到大学教授韩德强在“抗日”游行时因为理念分歧而追打一位老人的耳光；还有前几天发生的李承鹏在北京签售新书时遭遇一位山东律师的“拳打太阳穴”事件，……。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令我十分纠结：这些挥拳当众打人的“凶手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清华大学毕业的音乐才子高晓松因为醉酒驾车可以被判监禁6个月，重庆80后村官任建宇因为在微博上转发了上百条“负面信息”就可以被判处劳教两年，但是北航教授韩德强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了一位八旬老人两个耳光居然可以逍遥法外？是不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出了什么问题？ 陈丹青先生曾经旅居的纽约，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混乱和最难管理的城市。笔者在美国多个城市生活、工作过（包括在纽约的一年多时间），自从踏上这块土地，我一直很奇怪，怎么在美国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动手打架？由此，开始多多少少对内心感情丰富的陈丹青先生的“热泪盈眶”表示一些理解。后来，我渐渐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和美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教养和文明程度相关外，和欧美国家在法律上对于暴力行为的严厉制裁有直接的关系。 在欧美国家的刑法典里，有一个叫“Battery”的罪名，很多学英文的人大都知道这个单词的含义是“电池”，却不一定知道它在法律上的特殊用法。依据不同版本的经典英文词典，“Battery”的法律含义为：The unlawful beating of another person or any threatening touch to another person’s clothes or body”(非法殴打他人，或胁迫性地触犯他人的衣服或身体)。从法律上分析，即便犯罪行为人对他人的殴打行为并没造成任何伤害后果，在刑法上也已经构成犯罪（通常为轻罪，misdemeanor）。可见，在欧美国家里，暴力行为成为全社会鄙视和谴责的野蛮行为，将其只论行为不论结果地纳入刑事管辖范围，并早已为全社会所接受。殴打他人者，只要被法庭认定罪名，通常都要面临被判处监禁的惩罚。由于如此严厉的法律，在美国的街头，几乎看不到人们打架斗殴的事情。那些暗恋暴力的人们也只好到电影院里去观看那些虚构的好莱坞动作大片。 当然，美国一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枪支暴力案件。这是一个拥有三亿人口并同时有两亿支枪在民间的奇特国家。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社会特有的议会政治、利益集团博弈、枪支管理以及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讨论和争辩，问题大致属于不同层面并超出了本题目讨论的范围。尽管如此，美国今天仍然是世界各国移民前往的首选之地。不过，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准许私人拥有枪支，又会是多么可怕一种情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自由买卖枪支，据说连买菜刀都开始实行“实名制”了。 在中国，大部分殴打他人的事件（包括大量家庭暴力事件）过去一直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也属于轻微治安案件，使之长期游离于刑法管辖之外 —— 重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做轻微处罚，轻者交由发案地派出所“片警”负责“调解处理”。依照中国刑法学家的解释，暴力犯罪在中国不属于“行为罪”，而属于“结果罪”，暴力殴打他人只有在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时，才能启动刑事程序。这种或许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导致大量暴力行为游走在刑法的灰色边缘地带。环顾世界，这种对待暴力的法律解决方案似乎与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不相合拍。 有人提出，出手打人只是民间习以为常的小事，犯不上用刑法来制裁。他们主张刑法需要遵循所谓“谦仰性”原则，即在刑事立法中，尽量减少刑事处罚的设立，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替代的方式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属于无必要性。 其实，所谓刑法上的谦仰性原则，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舶来品。欧美发达国家的现状是：对很小的违法行为（如殴打他人、商店盗窃等）追究及时、处罚严格（也许正是这些国家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死刑这类极刑严格慎用。对这些国家而言，当法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减少刑事处罚的数量、减轻刑罚的强度，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的刑事立法长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大量严重的犯罪行为施用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极刑，甚至对一些仅仅属于思想言论方面的行为亦设立多余的罪名，而大量较轻的违法行为则被排除在刑法之外，得不到追究或者追究不及时，导致违法者抱有极大的侥幸心理，视法律为儿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法网还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其中暴力行为的长期公开肆虐就是今天社会的一大顽症，应当引起中国法律界的足够警觉。 一个从来不反思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可能成长和进步的。如果有人觉得笔者在这个问题有些小题大做，我想郑重地向这些人推荐王友琴女士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另外，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和打骂，甚至被打死。打人当时成为一种社会的“时尚”，后来从学校波及到整个社会。王友琴在文章中写道：“特别残忍的是，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弹射击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样被用大刀砍头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打死一个人，有时候用数个小时，有时甚至用几天的时间，显然死亡过程因漫长而更为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烂，浑身血迹斑斑，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车，没有姓名标记，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场焚烧。因为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供不应求，来不及焚烧。” 1966年7月28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由此，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全面失控。在当时的领袖和政府看来，打死一个人都算不了什么大事，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他人更是小事一桩。今天那些口口声声怀念文革的人们，难道真的想回到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去吗？对于一个长期声称拥有“尊师重道”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出现如此野蛮的历史记录，除了法治不彰这个最根本的理由以外，我们几乎无言奉对。 早年我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时，曾注意到有些同学来上学时书包里放着菜刀。在当年的大街上、公园里和溜冰场上，常常会看到有些满脸流着鲜血的人在追逐着死缠烂打，围观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个个表情冷漠，无动于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风尚和民众教化不乏改善和进步，但是整个社会在法律制度方面，仍然没有最大限度地对暴力行为施以有效的威慑力。 如果有人问我，你对中国目前和未来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我的回答一定是：暴力，包括街头暴力、群体暴力、家庭暴力、语言暴力乃至对某些动物品种的暴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这个自称是生活在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其实一直没有摆脱来自暴力的阴影。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如果对“小暴”不禁，“大暴”将会不期而至。暴力犯罪从古至今都是法律学所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在所有的刑罚手段中，最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抑制暴力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世界著名刑法大师贝卡利亚曾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今天，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制止各种暴力，依然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 酒驾入刑，不是也有人反对吗？但是，法律生效后，举国上下几乎立竿见影。动手打人的暴力行为难道不比醉酒驾车行为要恶劣和严重得多吗？醉酒驾车违法可以以行为入刑，暴力打人违法则需要以结果入刑，这样的法律难道不需要加以完善吗？ 暴力行为入刑，我们还要等多久？ 作者注：此文系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阅读更多“抓回外逃官员尚需921年”
复旦大学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抓回外逃官员尚需921年”】2013年1月19日《经济观察报》报道， 中纪委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000亿美元。 中纪委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000亿美元。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一份出自 中国 人民 银行 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的震动。但该报告出现在央行官网上不两日即被旋即撤除。报告中引述 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 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对此IBTimes中文网（国际财经日报）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博士。他是中国迄今唯一的获央行认可的专业反洗钱与反恐融 资研究机构（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的最主要策划人和运管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认证反洗钱师资格(CAMS)的学者，同时也是中国（大陆）获得”专 业反洗钱培训师”国际认证资格的第一人。 IBTimes 中文网：贪腐官员携带巨额钱款出逃的现象为何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严立新： 腐败从来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也绝不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病症，而是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是何种类型都客观存在的，只是腐败面的大小，程度的轻重，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官员贪腐似乎也是”与时俱进，高歌猛进”，虽然党和政府付出了不少努力，但”前腐后继”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遏 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甚至呈”系统性腐败”的特征和趋势，这对政府的公信力伤害至极，更严重有损执政党的威权，危及社会的整体稳定。频频被曝光的”大贪巨 贪”，俯拾皆是的大案要案，无论从腐败面，贪官职级，还是从腐败数额，腐败规模来看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曾几何时的”官民鱼水情”被腐败嬗变成了”油水 情”，而如今，局部地区甚至演变成了”水火情”。从原先相融相通和谐共处的状态变为现在针尖对麦芒的矛盾对立状态，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腐败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主要根源在于：第一， 反腐败其实就是反权力滥用，而反权力滥用又几乎与反此权力所有人划等号，而反此权力所有人又必须依赖更强更高的权力，在逻辑上这就变成要依赖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体去反自身，无论从动机上还是目的上，都存在”内力不做功”式的矛盾抵消力。 第二，权力变现的速度和容易程度诱惑力太大。现阶段，我国的绝大部分优质资源是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的。被谁垄断？被政府。究其实，就是被权力被官员垄 断。现实中，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个获取官位手握重权的人常常不是通过勤勉尽职的诚实劳动去服务人民，而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 去进行权力套现，毕竟，这太容易也太快了。 第三，对官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其实，无论从权力制衡的机制设计，党内的党章党纪，还是党外的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林林总总的单位内部反腐制度，我们都不缺乏，但为什么出现”越反越腐”的民众感受呢？问题恰恰出在 执行 上。 腐败被抓的概率低，被治罪惩处的成本小，贪腐的收益高，这正构成了对潜在腐败分子的反向激励。 不 贪白不贪的从众心理，我贪未必被抓的侥幸心理，有权不用枉做官的及时享乐心理等等，便成为自然。种种法律法规制度文件也就沦为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 上，飘到天上的”纸老虎”。”一人黑黑一点，大家黑看不见”的心态绝非个别，因之，你贪我贪大家贪，互帮互助共”致富”便成为默认共识。现实中，我们常问 为什么这个落马官员当初能被”带病提拔”？答案往往是在上面，因为能决定其官位的权力官员也是”病人”，是以”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第四， 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这是可怕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整个社会都病 了。言必有”礼”，事情未办”礼”先行；”大官极腐”，”小官大腐”，”表哥””房叔”层出不穷，”萝卜招聘”此起彼伏，落马官员恰似”你方唱罢我登 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哄骗欺诈一夜暴富，诚实劳动获益菲薄，”贫二代”们上升通道闭塞，仇官恨富比比皆是，凡此种种，皆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 人生观，而这又反过来加剧发酵了腐败滋生的土壤。 前些日子一考公务员落榜的研究生发出的”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决绝感言不能不让我们深 思。面对一个居然能拥有多达84套房，或在位期间平均一天受贿入账8万的官员，自己却连一套房都买不起甚至感到死都死不起（墓地价格高达数万一平方）的普 通百姓，其心理落差是不言自明的。心态决定行动，由此而生的种种极端行为也就变得虽然不能被人们所接受，但却可以被人们所理解。 IBTimes 中文网：如此多的贪腐官员及其巨额资产能够成功出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严立新： 首先， 贪腐官员的外逃常常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实施结果。 也就是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是未雨绸缪”攻你不备”，你却总是被动防守亡羊补牢。有心监管的没权力没资源，有权力有资源的却又疏于监管，甚至出逃人或潜在的随时”拔腿者”本身就是监管者。正所谓监守自盗，防不胜防。 第二， 贪腐官员研究政策，制定政策，解释政策，也最懂政策，了解政策的”漏洞”在哪里。 因此，利用政策上的”漏洞”为自身铺设一条或多条或明或暗的逃生通道就成为他们图利自己的不二选择。通过不少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贪官们常常拥有多个身份，多本护照和多张真假身份证，这为他们掩饰身份、逃避监控提供了方便。 第三， 洗钱渠道复杂多样，使得贪腐官员的巨额不法收益能被洗出国外。 虽然我国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理论上讲，巨 额资金或资产不通过合法渠道是难以洗出国外的，但实践中，洗钱的通道和手法却是层出不穷，如化整为零式的现金夹带走私，假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路径，信用 卡工具、离岸金融中心、境外特定关系人、”哈瓦拉”即地下钱庄等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电子金融工具等。正是通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才使得那些贪腐官 员将资产以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天换日，李代桃僵，金蝉脱壳，借尸还魂等方式成功转至海外目的国或离岸管辖区。 正所谓，”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 IBTimes 中文网：外逃贪腐官员鲜有被抓回，逍遥法外缘何而起？ 严立新：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上存在障碍。由于贪腐官员选择出逃的国家或地区通常都是那些监管宽松或者是与我国不友好的，为我国政府对他们实施抓捕前置了法律上以及技术上的障碍。贪官们常常以遭到政治迫害，政府侵害了他的 人权 为由，从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刑事问题民事化等方法获取出逃目的国政府的外交庇护，逃避惩罚。 中国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是1993年与 泰国 签 署的；与欧美国家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是与西班牙签署的。我国直到2000年才正式通过《引渡法》。2010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据该白皮书介绍，目前中国只与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加入含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28项多边公约。 还有许多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这反过来凸显了中国与他国或国际反腐组织更多的达成国际合作，联手打击经济犯罪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二，缉拿贪官回国接受法律惩处的执法成本过高。司法资源、执法资源是有限的。常常为了追捕回一个贪官，必须动用巨大的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财政资 源，也就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另外，由于司法管辖等问题，执行一个案子，常常旷日持久，如此，时间成本也难以承受。虽说打击犯罪也是积极有效的 预防，且打击犯罪不能单从经济收益上去算账，但实际上，成本和收益往往成为困扰政府的一个实际问题。 第三，我国涉及央行、财政、公安、海关、税务、工商、检察院、 法院 等关键部门之间的综合信息网络尚未建立，条块分割，沟通不畅，信息不能有效有序共享，导致反贪腐的大网”网孔”过大，漏网之鱼过多。事前预防、事中打击和事后弥补皆存在较大缺陷。而如 英国 政府的SOCA（严重有组织犯罪署）所拥有的功能强大的Arena反洗钱信息系统却对全国2000多家机构开放，并特别注重搜集各机构对信息使用和犯罪打击的效用反馈情报，不断优化系统，提供完备服务。 第四，面广量大，力有不逮。假设本文开头部分所引的数据为实，那么，可以计算的是，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2008年的十三年间，年均外逃1385人，人均携走4444万，年均流失人民币逾600亿。而 如果按照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1993年至2005十二年间共抓回230人计算，平均一年才19人。那么，要想抓回1995年至2008年十三年间外逃的18000人，尚需921年。 IBTimes 中文网：目前，官员腐败有普遍性趋势，这样的体制漏洞该如何去弥补？ 严立新 ：目前阶段的腐败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涉腐面广–从过去的重点领域如交通、建设、土地、能源等到如 今的几乎所有部门，呈发散性；涉官层级全，大到部级，中到处级，小到股级，出现小官也腐，甚至大腐的现象；个人腐变为群体腐，呈网络化；现货变”期权”， 手法更隐秘；涉案金额巨大等等。因此，要取得明显的反腐成效，以改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取信于民，就必须 第一，认识其严重性，树立系统性反腐的理念。 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多次发出”警醒”：”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因此，我们不能学习鸵鸟，躲避问题，讳疾忌医，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用系统论的理念和做法去切实反腐。 第二，亮反洗钱利剑，务实反腐。腐败可恨可恶，但要像高温消毒一样彻底将腐败之菌彻底根绝，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虽然行贿也是罪，也要受到法律的惩 处，但现实中，反腐机制常常是使力打击受贿者，对行贿者却多点到即止，这便形成了失衡的跷跷板效应。鉴于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祭起反洗钱这一利器，通过采取 打击上位犯罪和遏制下位犯罪”双管齐下”的手法，使得贪官 ” 贪不着，藏不住，动不了 ” ，也就是”狠打两头，严控中间”。只有源头源尾双重夹击，反腐才能真正奏效，腐败也才能被遏制在老百姓和政府都能容忍的范畴。 第三，坚决而有步骤的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无论古今，无论国内国外， ” 透明、公开 ” 从来都是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不二路径和手段，我们不能再前怕狼后怕虎，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了。 第四，组织上”消肿”，减负增效；待遇上提升，高薪养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除了将反腐的”大棒”锻造得更狠，使得官员”不敢贪，不能贪”外，更要将”胡萝卜”浸泡得更甜，解决官员”不愿贪，不必贪”的问题。 IBTimes 中文网：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成为了民众关注的焦点。随着网络反腐的多次成功，很多人认为应该将之常态化。对此你怎么看？ 严立新： 毋庸讳言，网络反腐是反腐败的新形式新手段新渠道，也是其他多种反腐手段低效甚至无效的反衬。是老百姓 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当然，也是他们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一种合理选择”。当然，就如权力不加以规范就会被滥用一样，网络反腐走向极端，同样容易失控，被滥 用，造成社会混乱。因此，我认为， 正当的网络反腐应该鼓励和提倡，但不应只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反腐路径和手段去加以选择和使用，否则，就是制度的悲哀。 闰土转帖
阅读更多Solidot | 防火墙开发者为其工作辩护
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一位防火墙的开发者现身与他人争论防火墙是否道德，改进防火墙的技术人员是否要为网络审查负责。复旦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韩伟力在论坛上发帖（帖子已被删除）寻找研究防火墙的博士生，结果与回帖者展开了一场辩论。 韩伟力教授毕业于中科大，在浙大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普渡大学访问学者，获得过复旦的杰出教学奖，研究领域是访问控制和计算机网络安全（他的主页提供了论文下载），自称参与防火墙已有12年，他对批评者说，“核弹的发射按钮是国家政客控制的，作为科学家提供一种技术，本没有啥。GFW也没有啥创新的概念，无非有人拢起来做了个系统而已。至于部署，也不是科学家能搞定的事。你可以做道德帝不去做，没必要谴责别人去改进。” 他说类似防火墙在全世界都有，但混淆了中外的本质区别（美国没有国家级防火墙，以色列的防火墙黑名单是国际刑警组织制定的），称所有国家都在屏蔽和监控一些东西，只是中国的黑名单比民主国家长一点而已，认为受谴责的应该是制定黑名单的人，而不是技术人员。他说中国所有的985高校都参与了防火墙建设。 他引用政府经常表达的观点，说大众的素质不高，如果不屏蔽一些东西，国家会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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