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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基尼係數 反 映出 的 不平等擴 大 顯示過去 10 年 中 國平均每年 10.6% 的經濟 成 長很可能 都 是 由富人所吸收，這個情況也使得中國一般人民開始對貪腐和不正義進行抗議。 中國的貧富差距卻極大，很可能比 世界 上任何國 家 都大。 根據中國銀行舉辦的調查，中國的貧富差距已比社會動亂的風險水平要高出 50% ，這項調查結 果 與新 任 領導人習近平近日提出貪腐危及共產黨統治的警告相呼應。調查也顯示，中國的勞動市場事實上比預期更受到 2012 年經濟成長減緩的影響，雖然整體社會變為更富有，但貧富差距卻是大幅增加。  官方失業率遠低於事實 　　中國共產黨在 11 月的 10 年一度權力交接時，承諾將縮小貧富差距並積極打擊已引起廣大民怨的貪腐。根據彭博社 12 月 9 日報道，世界銀行在 2 月的報告中，除了 表 示減低中國內部的不平等會是中國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也提出許 多 政策以幫助中國轉變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基尼係數是測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數，係數越大，說明收入差距越大。根據國際通用標準，基尼係數 0.4 是警戒線，超過此線表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 手 中。中國在 2010 年的基尼係數是 0.61 ，這個數字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 金 融研究所與西 南 財經大學共同創立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對 8438 個家庭所做的調查計算的結果。調查也估計 2012 年 6 月的城市失業率是 8.05% ，而這是中國國家統計局所給的數據 4.1% 的 2 倍。 　《華爾街日報》根據此調查指出，大量的失業者皆是城市的低技術勞工，失業率在 51 到 60 歲的城市戶口擁有者之間是 27.5% 。這顯示有一群人在 1990 年代的國有企業關閉時失去了工作，在那之後沒有再回到勞動市場。 　　以整體人口而言，大學畢業生是失業率最低的一群 (3.6%) ，高中學歷的失業率則是 10% 。但是在 21 到 25 歲的年輕人之中，大學畢業生則有最高的失業率 16.4% ，比高中畢業生的 8.2% 高出許多。這表示有非常多的大學畢業生在這個經濟成長放緩的環境下無法找到符合預期的工作。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調查中的失業率不只遠高於官方調查，它也高於別的學術機構的調查。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勞動市場專家朴之水 (Albert Park) 表示，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於 2010 年對中國 5 個大城市內 6500 個家庭進行的調查顯示，都市居民的失業率只有 2.4% 、民工則是 0.7% 。 《華爾街日報》記者歐樂鷹 (Tom Orlik) 表示，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失業率調查較高，很有可能是因為它將國際標準通常歸為“不積極求職”的一群人也納入失業人口。那些“下崗”的失業工人在國際標準中屬於不積極求職者而非失業人口。 中國為全世界最不平等社會之一 　　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的調查，中國的平均收入比官方數字要高。調查顯示， 2010 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22196 元人民幣，這比官方資料的 19109 元人民幣要高出 16.2% 。 　　儘管中國可能比之前想的要來得富有，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卻極大，很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甘犁的調查顯示，中國最富有的 20% 支配國內 68.4% 的收入，最底層的 20% 則只有 0.5% 。這使得中國成為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最富有的 20% 的人口擁有 50.3% 的收入，底層則有 3.4% 的收入。 基尼係數 1 表示完全不平等，表示由 1 個人掌控全國的收入；基尼係數 0 則代表完全平等。甘犁的調查當中的 0.61 比中國某非政府組織以官方家庭收入資料為基礎所計算出的 0.44 要高出許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2011 年才進行了第一次的調查，但它是中國最大的相關調查，並且是每季進行。甘犁表示，基於樣本的規模和方法上的不同，此調查的基尼係數可能無法直接與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做比較。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煒在表示，社會科學院在 2008 年所計算出的基尼係數是 0.54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執行院長李實則在 2012 年 9 月告訴彭博社，他 2007 年的調查算出的基尼係數是 0.48 ，這份調查的樣本數為 2 萬個家庭。李實幫政府草擬了一份針對收入分配的政府計畫，計畫即將於 2012 年底公開，但他也表示，中國的收入差距在接下來的 10 年將維持在一個相當危險的高度。 另一方面，中國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也為中國的高儲蓄率提供了解釋。一般的看法認為，中國勤奮卻貧窮的人民將財產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而這造就了中國的高儲蓄率。但是 2011 年仍有超過一半的家庭的收入低到無法儲蓄。反觀中國最富有的 10% ，卻仍可以在將大筆金錢存入銀行後過著奢華的生活。 　　政府須改變收入分配的架構 　　也是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Texas A&M University) 教授的甘犁表示：“中國的貧富差距在不同區域、行業和城鄉之間過於普遍，這使得要在短期內看到中國的基尼係數下降幾乎不可能。”甘犁也說：“光倚賴市場力量無法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中國必須改變收入分配的架構，並以巨大的財政轉移來縮小差距。” 　　甘犁認為，財政收入的增高和國有企業營利的增加可以讓政府 1 年花 3.8 兆元人民幣用於再分配。他認為從長程來看，“中國需要提高對教育的投資以及減少機會不平等以縮減收入差距。” 　　彭博社報道，基尼係數反映出的不平等擴大顯示過去 10 年中國平均每年 10.6% 的經濟成長很可能都是由富人所吸收，這個情況也使得中國一般人民開始對貪腐和不正義進行抗議。副總理王岐山在 11 月被指派為中紀委書記，成為新一任反腐沙皇。 中國官方以和諧語彙的“群眾事件”形容民眾的罷工、動亂和任何其他騷亂。根據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所說，這些“群眾事件”從 2006 年到 2010 年已翻倍成長到 18 萬件。 　　 基尼係數為潛在社會動亂指標 　　彭博社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北京副代表馬喆 (Murtaza Syed) 在 2012 年 2 月曾表示，中國的基尼係數在過去 20 年中上升地比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都快，高於 0.4 的基尼係數被分析家用來測量潛在的社會動亂。 　　基尼係數也可以用 0 到 100 的數值範圍來測量。世界銀行 2005 年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基尼係數為 42.48 。中國政府則在 2000 年提出的 0.412 後就再也沒有提出官方數字。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 2012 年 3 月曾表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超過 0.46 。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同樣在 2012 年 3 月強調，中國政府並沒有刻意隱藏基尼係數，而是要在統計局改進調查方法後再釋出官方資料。   中國民工勞動市場惡化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估計，中國的城市失業率現已從 2011 年 7 月的 8% 再次升高，而都會農民工的失業率則是由 2011 年的 3.4% (550 萬人 ) 將近增加 2 倍來到 2012 年 7 月的 6% (1 千萬人 ) 。 　　中國城市失業率是官方唯一的失業率調查， 2012 年 9 月底是 4.1% ，而這個數字與前 8 季都相同。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官方調查的城市失業率則升高到 4.3% 。彭博社表示，官方數據低估了失業率，因為它將高達幾百萬人的農民工排除在外。中國政府在 2012 年表示，希望將都會失業率維持在 4.6% 。 　　歐樂鷹表示，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孟昕所進行的、以 5 千戶農民工家庭為樣本的調查發現，民工的薪資成長變得極度緩慢，從 2011 年的 23% 減緩至 2012 年的 1.7% 。這也表示民工勞動市場的惡化，顯示出口以及工程的衰退使得薪資成長無法維持之前的高度。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12-09/china-s-wealth-gap-soars-as-xi-pledges-to-narrow-income-divide.html 2.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2/12/10/perception-vs-reality-charting-chinas-family-value/

苹果操作系统免费中文输入法FIT（Fun Input Toy）输入法作者、广州新点科技联合创始人冯华君23日因癌症病逝，年仅31岁。冯华君生于1981年，2004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曾在苹果、百度等IT公司从事程序开发，2006年开始开发用于苹果系统的中文输入法FIT，一度被认为是OS X系统上最优秀的中文输入法。除了支持苹果iOS产品外，FIT也推出了Android版本。

中国官方媒体多日的舆论 造势 无疑是为了推动网络实名制法律。今天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正在审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目前官方网站没有提供任何草案文本供外界查阅。根据新华网微博帐号的报导，草案规定实行网络身份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网络身份管理，实行后台的身份实名制管理，用户在发布信息时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另据其他人在Twitter上透露的草案内文：草案第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终端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中國密報》未普 　　明鏡網編者按：習近平上任之後南巡，引起人們對鄧小平南巡、推動改革的聯想。中共十八大之前出版的《中國密報》第3期未普的文章，涉及這一問題。 習近平應當走的路 　　最近海外中英文媒體披露了一條消息，很令人遐想。7月13日習近平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有一場深入的談話。蕭翊在9月26日發於德國之聲的文章對這場談話有較詳細的介紹。胡德平這些年一直作為太子黨中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一派的總代表和總發言人，向習近平提出了經濟穩中求進、政治穩中求改、文化穩中求變的改革建議。他還重提了胡習兩個家族老一輩的深厚友情。對胡德平的改革建議，習完全接受，但從策略上，建議十八大前，不要過度解讀政治改革，十八大之後再議。同時明確提出胡耀邦是黨的正資產，暗示十八大之後給胡耀邦平反的可能性。囑咐胡德平紀念胡耀邦，不要與黨史形成對立。在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兩人有一致的意見，認為衹有按照黨紀國法處理，才能最大程度上減輕薄谷王事件對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害。習近平特別向胡德平解釋，他並不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他視察重慶的講話，被當地報紙有意做了曲解。 　　蕭翊說，習近平此舉明顯是在尋求思想理念的支持。筆者贊同他的這種看法。但如果因為這次會見便得出結論，說習近平主觀上政治路線向右轉，與高層公共知識分子結盟，卻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前一陣子，習近平還會見了劉源智囊張木生，對劉和張的新民主主義的左翼主張，也仔細傾聽。無論如何，能夠傾聽來自左的和來自右的各種主張，對即將執政的習近平來說，應當是一件好事。 　　但對中共而言，真正重大變動的可能，只可能發生在它走投無路的狀況下。那時，中共想避免滅頂之災和革命，除了采取“以專制結束專制”的舉措，斷無其他的“體面退讓”的選擇。而現在，時機顯然還未到來。 　　中共執政雖然現在也面臨著嚴重的內在和外在危機，但憑藉長達二十餘年的高經濟增長率，面對國際民主化浪潮的沖擊，繼續否認普世價值。而名列黨內第三位的吳邦國，兩年前就公開宣稱，中國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不走西方民主道路；而最近中共高層又傳出“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這說明，中共體制在對外缺少國際壓力，對內沒有反對黨和公民社會挑戰的前提下，仍然有可能繼續殘喘幾年。而致使中共得以殘喘的力量，則來自於強大利益集團對任何有實質意義改革的頑強抵抗。 　　第三，蔣經國解禁能克服黨內和蔣氏家族的反對力量，習近平改革能克服利益集團的阻力嗎？一言九鼎的蔣經國運用獨裁手段結束蔣家獨裁，其實並非易事。蔣氏家族和國民黨內保守派外省人，對大權旁落，心生恐懼。根據《自由時報》記者趙卿惠的文章“從‘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說起”，蔣經國1986年10月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時宣佈，政府準備解除戒嚴。之後不久，85歲的宋美齡在闊別台北近十年後，首次返台。台灣輿論紛紛猜測，這是國民黨保守派敦促宋美齡回台灣，以便重新集結力量，繼承蔣氏大統。 殷海光診斷不少人患有“政治神經衰弱症”。 　　殷海光先生把這些人生怕失掉政權的恐懼感稱作“政治神經衰弱症”。他在《自由中國》一文中指出，政治人物因黨化思想的病菌蔓延和擴散而產生一種病，就是“政治神經衰弱症”，徵兆是：“滿眼都是敵人，事事可慮，內心高度緊張，情緒無法平衡，對人對事都有不健康的判斷，這樣一來，就成了惡性循環……” 　　在中國大陸，患有這樣的“政治神經衰弱症”的中共官員，比比皆是。特別是到了十八大換屆時，中共幾乎患了集體恐懼症和集體衰弱症，生怕權力的喪失帶來利益的流失，甚至被清算。捍衛自己家族和集團的利益，已經成了中共堅持一黨專政的基本目的。 　　這點和蔣經國堅持一黨專制的目的不一樣。蔣經國是為了反共。1955年，美國學者懷丁（Allen Mhiting）訪問蔣經國時，蔣經國曾對懷丁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共匪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衹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蔣經國堅定的反共意識，應當是在80年代中共開啟改革與開放時逐漸削弱的。而江南事件的發生，使蔣經國意識到，為了那個反共目的而維持的一黨專政，反而使台灣離民主越來越遠。當反共目的淡化了，為反共目的而維持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也就隨之而淡化。淡化了的意識形態便為開放黨禁和報禁奠定了基礎。 　　中共堅持一黨專制的目的則是為了維護特殊利益，為了這個目的，利益集團對任何削減他們利益的改革，都會極盡抵抗和破壞之能事。正如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所說:“政治制度已經被既得利益者攫取”,“如果你希望改變現狀，利益集團將失去他們有的。他們處於制度內部，他們將會抵制。”（《中國密報》第3期） 《中國密報》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81?apKey=fedd22f528

读书笔记 蒋方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2月24日 站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台上的莫言，不知道他是否有恐惧，他恐惧的又是什么。 “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实在的迫害，不如说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趋于好转——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1987年，前苏联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时这样说。 按图放大 Jonas Ekstromer/Scanpix, via Reuters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感言。 按图放大 小说《酒国》中，作者莫言冷冷打量小说中的角色“作家莫言”，没有人比他更厌恶自己。 布罗茨基出生于列宁格勒，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给自己制定这样一个规则：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国家体制发生冲突。这是几乎所有少时就开始写作者的自觉：艺术，永远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而写作，是一件再个人化不过的事情。 哪怕背过身转过头低下眉，不愿和政治对视，苏联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姿态存在。布罗茨基24岁那年，以“社会寄生虫”罪被判去俄罗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天寒地冻，史前那些关于结冰和灭绝的记忆仿佛会出现在他身上，几年之后，布罗茨基被塞进一架飞机，被迫流放，最后辗转到了纽约。他说：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里，布罗茨基绝不是曾受过迫害最深的——同样来自前苏联的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即使给赫鲁晓夫接连写了几封软弱而谄媚的信，最终仍然只能被迫拒绝领奖。 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可以通过顺从，把苦役和惩罚变得荒谬，这绝不是简单的精神胜利法。如《圣经》所说：“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请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 对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剧作家来说，艺术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它可以战胜囚禁、流放、羞辱等等。 作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国家的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让他失去自我。 莫言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恐惧？ 莫言是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演讲者之一，他的词句有让人信服和感动的奇异力量。去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主题是：“孤独和饥饿是我创作的源泉。”哪怕他当时已白胖如弥勒，他讲的故事仍让人如痴如醉。 今年，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词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担的国家形象、得到的毁誉、在政治时代中的承上和启下，都远远超越一个说书人。 有两个莫言：小说里的莫言，讲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后者。 在我眼里，莫言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写于1989年的《酒国》。虽然这是他语言上最粗糙的小说，各种文体杂糅的实验也并不成功，但是他野心勃勃、胆大包天，对腐化滥情时代的预言精准得如同神谕。 小说写检察院调查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吃婴儿的案子，酒国市是乌托邦，是索多玛城，是忽必烈汗修起的富丽的逍遥宫，官员的食量和欲望一样大，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无法拒绝权力和财富的诱惑。 小说中，作家“莫言”也被诱惑，造访酒国。他写道：“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躺在火车卧铺上。我知道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也有着很多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莫言是我顶着遮挡风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着抵御寒风的一张狗皮，是我戴着欺骗良家妇女的一副假面。有时我的确感到这莫言是我的一个大累赘，但我却很难抛弃它，就像寄居蟹难以抛弃甲壳一样……这个莫言实在让我感到厌恶。” 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着作家莫言，没有人比他更厌恶自己。不应该怀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虚伪、懦弱、经不起任何诱惑，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说中不仅预测了国家的败坏，他甚至预测了自己的败坏。 作家有两个自我：实际生活着的，小说里的。两者的关系颇像鲁滨逊和星期五——一个是另一个的仆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个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小说中的作家透过纸背审视创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诚相对。 “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人生。”海明威这样说。无论是组织化的协会、日益增加的公众声望、接踵而来的赞美与崇拜，都会使作家褪掉孤独，成为平庸的人。海明威选择自杀，这并不是出于绝望，而是杀死已死的自己。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荣誉和诱惑，则是写作者的坟墓。 对于莫言的指责，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对政治的冷漠，选择性忽视的冷漠。莫言的辩护者则呐喊：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 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有道理。对作家来说，拿起笔，对着白纸，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对的只是创作的净土。那时候，没有读者要求他负起社会责任，没有意识形态要求他背书，没有历史要求他做见证人。而当他的创作开始成功，一夜之间，社会忽然要求他对道德、主义、宗教、政治负责。 那么，作家和政治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加缪式”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说：“当我只是一个作家 ，我将不再写作。”在他眼里，写作的过程就是政治抗争的过程。 另一类作家，就是“博尔赫斯式”的。这位阿根廷作家一生避免与任何现世的斗争和意识形态挂钩，对于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盖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说：“贝隆主义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关键是他已无法改变。” 加缪为了承受历史的人民写作，这并没有减少他文本的纯净；博尔赫斯恪守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不额外承担任何社会义务，而丝毫没有降低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其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蒋方舟是作家，供职于新闻媒体。著有《正在发育》、《谣言的特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