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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南京12月16日电(记者 蒋芳)微博把世界变平，更令名人与普通人“零距离”。作为国内知名主持人，孟非在网络上也是微博、微信、博客“火力”全开。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孟非表示，网络“转发”和相亲节目的“牵手”一样，都是在传递价值观。在泥沙俱下的网络世界中，公众人物更应慎用自己的话语优势。“我希望的状态是：宽容而不丧失原则，犀利而不失于武断，尖锐而不刻薄，轻松而非轻薄，率性而不是耍流氓。” 网络“转发”也是传递价值观 为什么每一期同样都是24个单身女性加5个单身男性，互相选来选去却能够长盛不衰?孟非用“当下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来形容《非诚勿扰》，“原因就在于这个节目把经济、民生、时尚、欲望、隐私、亲情等元素一锅端，其对社会的深度介入不逊于民生新闻。” 节目每一期都能够让我们走近一些普通人、年轻人，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感知他们的命运、期待和思考。“牵手”“不牵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交换着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 “每个观众都能从这个节目中找到社会现实，最浅的，观众可能是看我和乐嘉说说俏皮话、斗斗嘴，或者逗男嘉宾开心一下。这是节目具有娱乐属性的东西。但是，我关注到微博上引用我的话，或者乐嘉、黄菡的话中，俏皮话并不多，更多的是与价值观、生活态度、社会认识有关的话。这说明了这个节目具备了传播主流思想、正确价值观的能力。”孟非说。 互联网是鼓励平等对话的交流平台，是利用文字等各种符号进行信息互动和文化共享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转发什么代表了你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观。《非诚勿扰》是个好的平台，让不少观众听到了，而通过网络，则能把这样的价值观呈现给更多的人。” 名人大号，原创至上 尽管同时开通了微博、微信和博客，但孟非自称绝非网络控。虽然是最早的一批微博名人，但他3年700余条的微博数量比大多数人都要少。 “我不是微博控。发的原创比例比较高，转帖或评论大都是新闻点评，这可能是做民生新闻主持人多年的习惯。”孟非说。 从“孟记者”到“孟主播”再到“孟爷爷”，孟非似乎离新闻越来越远，离情感越来越近。但随着《非诚勿扰》的影响力日盛，孟非在网络上的粉丝水涨船高，也越来越习惯于成为公众人物被追逐、被刨根问底。如今，他开通了微信，他随便在微博上说上一段话，隔天就可能成为媒体上的娱乐新闻。 谈及名人的公众形象，孟非拿自己作例子：“艺人才有所谓的形象路线设计、打造，对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主持人来说，用不着吧。当你想把自己表现得很深刻、很有思想的时候，只会变得很可笑。” 慎用话语优势　传递正能量 但孟非也认为，名人把自己太当回事过于膨胀固然不好，但粉丝众多的名人大号还是应当经常审视自己的话语优势。“公众人物骂一句，转发量会很大。” “中国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之所以如此喧闹，因为人们把它当做民意表达的重要通道，而老外拿这个当社交工具，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意表达的渠道太少了。”孟非说。公众人物影响力大的时候，就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除了不爆粗口等最基本的底线外，在转发求助及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公众事件时，也应当有所判断。避免误信传谣，助长情绪化的社会心态。 而对于微博上传递正能量，孟非则非常关注。他告诉记者，自己有公益基金。“第一笔十万元是我投入的，就公益而言，大家整体形成的共识是我国教育的投入还是不足的，政府的钱不够用，企业家的公益投入绝大部分是投在了教育上。对于我的基金，我想的是不通过任何组织，使用时哪怕能直接帮助一个人，十个人。不指望能帮助多大，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责任编辑:shanshan

据《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4日上午11点，朝鲜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举行了军民庆祝大会，庆祝“光明星3号”成功发射。这次集会起码有十万人参加，他们冒着雨雪整齐列队，认真听各界代表进行发言。代表发言时，再次重申了这次发射的是卫星，而不是有些国家所说的导弹。 从照片上来看，金日成广场和天安门广场的相似度在90%以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三十年前的北京呢。这么大的庆祝场面，全世界估计除了中国，再也找不出别的国家能和朝鲜媲美了。至少，美帝、南韩和日本是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庆祝的。看来，朝鲜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宇宙第一强国了，朝鲜民族的伟大复兴，相信也早就达到62%了吧。

周日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第一次主持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也是外界得以一窥新领导班子具体改革举措的一个时机。 自一个月前上任以来，习李新领导班子以高调喊出改革和反腐两个口号给外界“新政”的积极正面形象。但从目前媒体报道来看，会议除了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等宏大政治原则之外，并未向外界透露出更为具体的不同于以往的改革思路，比如如何进一步放开行政审批权、如何限制权力对市场的干扰。 “改革到底改的是什么？现在不好做判断。因为他（习近平）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内容，”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关键是看新一届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政府的权力。 李凡认为，习上台以来作出的一系列高姿态，以及释放的两个主要信号——改革和反腐，显示出他希望和前任有一个“切割”，以藉此获得老百姓的信任。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改革裹步不前，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严重缺乏信任感。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在胡锦涛任内已经非常明显，但上届政府并无太多作为，致使压力进一步加剧。习李上台感觉到这一巨大社会压力，也是不改不行。 问题是，民众对改革的期待只高不低，且越来越明确地指向政治改革。但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下，真正的政治或者民主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的启动。“原因就是路径依赖，”李凡说。因为国家垄断控制着一切，如果没有社会压力，基本不会有改革动力。“让权，哪个国家机关愿意给老百姓让？所以到现在为止连政府信息公开都做不到。” 现实是，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尚未在政府与私营经济之间发育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所需的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仍受到各种限制。这些组织和团体艰难地生存于政府权力的夹缝中，也导致中国人公民意识普遍淡薄。 而在私营经济领域，由于行政垄断和国企垄断，私营企业也一直发育不良、步步维艰。私营企业家们认为，虽然中央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明确，政策清晰，但一系列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导致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依然很高，生存空间狭小，处境堪忧。 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和私营经济发育不良，使得倒逼政府改革的力量弱小。虽然改革呼声高涨、民间情绪激烈，但是这些呼声和情绪始终处于分散状态，不能形成有组织、有系统的谈判力量，难以在政治博弈中令政府在行政放权、市场放开等方面作出实质性让步。 这也造成中国的改革一直沿袭着自上而下的路径。这种路径的特色在于，如果上层开明，则政治开明，改革得以推进；反之，则权力集中，吏治腐败，改革迟滞甚至倒退。 进一步看，由于更多依赖于政府自我改革，而又缺乏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作为支撑，中国的改革始终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在很多方面，改革很容易被人为打断，甚至使改革走向异化和对立面。比如，发改委、国资委，以及三大石油公司、国家电网等央企都是改革的产物，但最终引向的是行政权力更加集中、市场竞争更加不公平。原因之一就在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总利于改革者自己，而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发育不良又导致政府之外的改革矫正力量几乎不存在。 在李凡看来，国家和社会要结合，社会有压力，国家才会放，社会没压力，国家不会放。因此一定要加强社会力量。 可以想象，未来，习近平施政的每一步都可能面临诸多政治派系和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但整个社会希望尽快看到更具体的行动。如果政治改革难以立即启动，那么，从经济改革入手，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政府放权、针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开放，以及进一步的国企改革等，都将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