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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郑州一农民工在立交桥下躺20多天后死亡，此事引起关注，很多人将关注的目光从个人转向了整个露宿农民工群：露宿桥下的多是打零工的农民工，出来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好的学习生活条件。有些农民工不愿面对镜头，称怕被报道后“孩子看见，心里难过”。 这些农民工早已安然露宿生活，不觉严寒酷暑之苦。与同伴的死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相比，他们则显得相当平静，迫于生活，似乎已无暇关注同伴太多。立交桥下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这些农民工每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去“揽活”，如果没找到活，就会躺在这里，每天将近有一百人要在这里过夜。 点此 观看视频 相关： 愿他走好

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胡释之： 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总量超过日本，全球第二，按理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国家，给人无限希望的一个国家，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富人纷纷移民，弃船而去。这怎么解释呢？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法治，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让人没有安全感。 江平： 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你想一个县长说的话，到底他说的话大，还是法律大？人们通常会说当然法律大，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县里，这个县长说的话可能比宪法还要大。 胡释之： 从官员的直观来讲，谁都想人治，谁不想自己说了算，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束手束脚的？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些人其实是短视的。一个人治的领导，虽然享受着各种特权，但也存在很大隐患。在位的时候，你可以超越法律，但是你下台的时候，同样也就没有法律来保护你了，就要承受没有法治的危害。张维迎有一句话就说，有特权的人没人权。所以有远见的领导，还真得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把法治建立好，主动把自己捆绑起来，把自己关到笼子里。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 再说一点，李剑阁说他前段时间在政协开会，好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根本不信“旧36条”和“新36条”里说要放开垄断行业，因为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进去了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有去无回。这就是一个权力的悖论。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江平： 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政府如何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现在许多的问题是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一些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你经常多变。要是政府能够在一件事情上，纠正过去的偏差，老百姓就有了一个相信你的希望了。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但是没有人纠正。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纠正过来，民营企业就有了信心了。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律师制度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能够拿李庄这个案件为契机，能够把他的冤案给改变过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真正在律师里面建立你的公信力。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如果你过去做错的都不改，老百姓怎么会对你将来有信心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就能够起到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 胡释之： 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给人以信心，给人吃定心丸。你不能老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了，没人信，你只有受一次惩罚，大家才会相信你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干了。 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是错误的 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 江平： 上周我参加博源基金会的论坛，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讲得很尖锐，他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领导只给你任务，不管你手段。他讲了税收的例子。当地的经济情况已经很差了，但是税收的任务并没有减。他去问税务局长，那你怎么办？税务局长说那我只有完成任务，上面跟我说了，目标是不变的，至于怎么来收，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逼着执法的人采取违法的手段来完成任务，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危险的。 胡释之： 现在是执法的人最不讲规则，以非法的方式去执法，不按规矩来，那肯定就会出现这种不和谐。所以要化解冲突，或者说维护稳定，最终出路还是要建立一种法治，使大家都在一个透明规则里行事。说到这个税，前一阵讨论预算法修订时也讨论得很激烈。按理说，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收老百姓的钱，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但我们反倒成了是财政部来主导修订，成了一个部门立法，成了扩展权力的一个工具，这就很成问题。这也是法治建设的一条歪路，好多时候成了行政部门立法，把行政命令变成法律，法律成了政府扩权的一个工具，而不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工具。 江平： 这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中国的公权是庞大的，私权是相当弱小的。历史上，私权在中国向来没有地位，不像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始终就是尊重私权的，而我们始终就没有。私权在公权的面前是极其弱小的，一点都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今天实际上也仍然处在私权不发达公权庞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更有意地来保护私权，而让公权受到限制。现在法律有一些改善，比如拆迁条例里面对于私权的维护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越往基层，这个方面做得就越差，到了基层应该说仍然是政府想拆就拆，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 税收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个是错误的。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作为纳税人，有权利来决定这些税收怎么用，这个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你看看我们现在，不用说老百姓，就是人大代表，在预算的支配方面，他的决定权，他的知情权都是很差的，还是税务部门一说就算了。 我们看西方国家，议会很大的权力就是决定税收，决定财政预算怎么来支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追加了一部分的钱，突破了预算，都要经过议会来讨论研究，来确定。而我们现在，一个财政部长用笔一批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预算。《宪法》规定这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把这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门，这是很可怕的。 胡释之： 人大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行政部门独大。我想以后不能再由部门来提出立法，现在好多部委都有专门负责立法的司局，这个是不可以有的，都得收编到人大。你部门去提议立的法，肯定就是维护你小部门利益的法，绝对不可能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法。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 rights被翻译成权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 江平：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 胡释之： 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包括你说拆迁，好多时候就是这个人家，他家里人会武功，或者是意志更坚定一些，他跟政府博弈的收益就会更大一些，补偿就会更多一些，演变成公权、私权的争斗，而不是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私权守自己的本分。 江平：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第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我的财产受你的侵犯了，或者受到某个公司的侵犯了，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告到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来给我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法院的立案还是很难，立案还要找各种的证据，有些私人对私人的侵犯不受理。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他说这是市政府的命令啊，我法院怎么能够去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法院没有权力把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给撤销啊。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胡释之： 宪法名义上是最高法，法上之法，但在中国可能大家最不怕的就是宪法，因为我们没有违宪审查。建国六十几年了，最高法院也成立六十几年了，没查过一起违宪案件，违反宪法之后可以不受惩罚，那还谁遵守宪法？所以怎么把宪法司法化，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江平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来源： 凤凰财经 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1204/7385927.s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0432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核心提示：今年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140万人，人数创造了历史新高，是十年前的20倍。公务员的特权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是”金饭碗”。但是真实的中国官场却更像一杯毒酒，官场小说给我们描述的官场远不是光鲜亮丽的，而是充满了腐败、贪婪与残忍。 原文： The civil servant’s novel 作者：C.S.M. 北京 日期：2012/12/02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140万人，人数创造了历史新高，是十年前的20倍。公务员的特权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是”金饭碗”。但是真实的中国官场却更像一杯毒酒——国内一位最畅销作家如是说。他的小说揭示了中国政客自私的腐败、贪婪以及残忍的政治活动。 王晓方对于中国政治家来说并不陌生。在90年代后期，他是马向东的私人秘书，马向东当时是沈阳——东北一座大都市——的副市长。在一件震惊全国的丑闻中，马向东被发现通过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而敛聚了3150万元，大多数钱在澳门赌博输了。当时他被执行死刑。 超过一百名政府官员卷进这则丑闻。王晓方在三年的调查后证明没有不当行为。”当马向东接到执行通知时，我非常震惊，坐下来一口气写了一万字，”上周，王晓方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年届四十的他从公共生活中退休，开始了全职写作。现在，他已经有13部署名著作，他的第一部英译小说刚刚被企鹅出版社出版：《公务员笔记》。 王晓方是写”官场小说”（officialdom fiction）最著名的作家。这种小说类型只有中国才有，它描述了共产党不透明的内部运转机制。 官场小说一方面为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揭示丑闻，另一方面为有野心的官员提供指导，建议他们要牢记不要收受贿赂。它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在于令统治精英又爱又恨。王晓方的小说已经卖出百万本。 他对官场生活的描述远远不是光鲜的。公务员每天都沉溺于派系斗争，疏通晋升渠道，为他们自己和家人搜刮私人财富。小说中一位官员在升官途中感到绝望，于是他在他上司的命令下每天喝一杯尿，他上司相信尿液中含有神奇的药物。这个片段折射了中国的政治系统如何令公务员们堕落。王晓方说，”尿比喻的是政府的文化垃圾，比如说官阶。”他一边解释一边激动地挥舞手指。 王晓方非同寻常地敢于描写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当然，他也没能免于审查。没有出版商敢出版他最近的一本书，《油画》，这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政府请愿者最后在国家监狱里”消失”了。为了软化内容，他像许多中国作家一样使用了荒诞主义的文学手法。在《公务员笔记》这本书中，办公设备也参与到政治辩论中。然而，即便运用了荒诞主义，书中人物也富于真实性。特别是书中一位叫彭国良的副市长，一位具有古希腊悲剧色彩的人物，在贪污受贿和赌博的漩涡中不幸落马。他为自己误入歧途而付出了生命。在彭国良落马后，他的私人秘书成为了一位小说家，并且将他的第一部小说取名为《公务员笔记》。 写这样的丑闻都遇到很多困难，更不必说自传了。王晓方在沈阳已经受到威胁。国营的当地媒体指责他对官员生活的描写是不切实际和完全负面的。王晓方却不这么认为，中国的政治，包括薄熙来丑闻，不止一次地证明了他对于贪婪和腐败的描述具有先见之明，而不是夸大之词。在一个绝大多数贪官喜欢去炫耀的场所，王晓方曾看到薄熙来赌博。很少有人能拒绝赌博的诱惑。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生死游戏。 中国现任主席胡锦涛在上个月的党代会上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甚至将亡党亡国。这并无新意，党已经说了很多年。王晓方说，”政治改革还只是一个口号。”他认为唯一能压制腐败的途径就是对现今体制来一场彻底变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都会不断告诫那些急于进入官场的成千上百位年轻人三思而后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看病记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詹涓 2012年12月06日 我的爸爸，笑声爽朗，身体健壮，与人为善，从不吸烟。2009年9月2日，他在常规体检中发现肺部占位，随后确诊得的是肺癌，经过两次开胸手术、9次化疗、20次全脑放疗，他在2011年2月10日去世。去世的第二天，是他喜欢的外孙女、我的女儿一岁生日。 爸爸得病后，我们就发现走在了一条充满歧路的小道上，每走一步都要面临艰难的选择：该不该手术？该不该化疗？该不该看中医？……而到了最后，则是该不该现在就放弃？该不该赶紧回老家？该不该送入临终关怀医院？这条路越走越窄，直至无路可走，虽然深知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但仍然满心愧疚。 爸爸在2011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不久，发现脑部出现肿瘤多处转移时，我们遍查资料，得知他的情况，中位生存期只有六个月，便已经开始接受了爸爸即将离开我们的事实，然而陪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历程，仍是无比艰难。作为在北京寄居、毫无根基的“草民”，我们全家都充满了无力感。 第一关，是为爸爸进行后续治疗时的护理关。接受了全部疗程的化疗和放疗出院后，主治医院给爸爸开了很多补益类的药物，需要在社区医院每天输液。我对社区医院原本充满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以为护士能上门进行输液服务，能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护理。结果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社区医院可以输液，但需要先在上级医院输一次，证明没有药物反应，同时需要有院方盖章为证。因为一个章盖错，我妈妈便跑了两次医院。搞定了手续后，我们得知只能自己上门去输液：这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社区医院离我们家只有不到500米距离，而且没有上下楼梯，不需要过马路，但爸爸此时因为脑部肿瘤压迫已经不良于行，正常人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走歇歇，走上半个小时，每去输一次液，就要元气大伤一次。后来我们改成用轮椅推爸爸去输液，路上颠簸，同样痛苦。我们也想过请旁边民办小诊所的护士上门输液，但对方一听爸爸得的是这么重的病，立刻就退避三舍，因为怕输液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差错。 第二关，是止痛关，也是最让爸爸和我们一家人感到痛心的问题。《纽约时报》上曾有一篇文章 《癌症病人的夺命疼痛》 ，看这篇文章时我大哭不止，因为文章开头因癌症而去世的老人的女儿，活脱脱就是我自己。爸爸在后来常常说，只要一天24小时，有一两分钟不痛，他就会觉得舒服极了。他形容自己从臀部到双下肢，始终是像刀割、像火烧、像放进绞肉机那样的疼痛，也因为痛，爸爸失去了食欲，急速消瘦下去。而面对这样的疼痛我们竟然束手无策。 在完成了手术、化疗、放疗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爸爸似乎没有主治大夫了，所有医生都认为自己的这部分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还很不错。也确实如此，爸爸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病灶完全被切除；放化疗后转移灶也一度有明显缩小，但问题是，后续的止吐、止痛，我们找不到跟进治疗的医生了。我们原本计划看给爸爸手术的外科主任，但这位医生人气太高，提前一个月也不一定能挂上专家号，临时请她加号吧，看她一上午看完50个病人还要给我们“加塞儿”，也确实于心不忍。于是只能相应地去看疼痛门诊和肿瘤内科。爸爸此时十分虚弱，从我们家到医院，直线距离六公里，但遇上堵车和交通管制就要一个小时，爸爸躺在车上痛得反复呕吐，去了一次医院后，再也无法继续，只能由家属代看。患者没有到场，加上担心对止痛剂上瘾以及药物副作用，医生虽然开出了止痛药，但强度和剂量都不够，对爸爸来说于事无补。 我们只能四处找药。通过互联网，我们发现原来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许多病人只能被迫通过非常规渠道来找止痛剂，一些病人去世后，家属则会把未用完的药无偿捐赠给其他病友，通过这些渠道，我们好歹找到了一些较为有效的止痛剂，短暂地缓解了爸爸的痛苦。 最后一关，是临终关怀关。到了2010年的12月，爸爸已经丧失了斗志和生命力。原先躺在床上，他尚能对着笔记本电脑打打在线麻将，或者听听收音机，而此时，他整天被疼痛和剧烈的恶心感折磨，不仅连饭吃不下去，连药丸也吞不了了，对诸事都失去了兴趣。他看过《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中於梨华的小说《彼岸》，对文中主人公在患癌后选择吞药自尽的情节印象深刻，也几次跟我们表示，想要“死得有尊严点”。在慌乱中我们意识到，爸爸已经接近油尽灯枯，药物对他不再有作用，现在我们不能进行无谓的积极治疗，必须要想办法让爸爸尽量舒服地离开了。 我们希望爸爸能在家里走完最后一段路，起码每天听到小外孙女的声音，看到家人的脸，也会让他觉得安心些，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允许这么做。首先是我们所能弄到的止痛药，此时已经不起作用，而如果用阿片类药物，就必须要去医院。其次是爸爸由于持续无法进餐，此时已表现出恶病质，严重贫血、衰竭、双下肢浮肿，只有医院能为他提供营养支持。加上爸爸下肢渐渐失去感觉，无法正常排尿，需要用导尿管，不去医院的话，在家里再精心护理，也难免会出现感染，而感染对爸爸会有致命危险。于是我们想到要找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提供这方面的医疗帮助之余，或许还能带来些精神方面的慰藉。但很快我们发现北京的临终关怀医院极少，比如李嘉诚捐资建立、专门服务于末期癌症患者的“宁养院”，在全国有32家分院，但北京偏偏没有，有限的几家条件也很差。我们联系到了一家，订好了病床，临去时才得知这家医院没有暖气，只得作罢。 那么，去医院呢？三甲医院显然是住不进去的，我们咨询了给爸爸开刀的那家医院，对方明确表示不接诊终末期患者。我们想过要“占床”，去急诊室住下来然后就不走了，但这种“耍赖”的方式，我们一家人实在做不来，而且那家知名医院的急诊室有如战地医院，病者云集，对爸爸的休养也不利。打电话问了北京数家三甲医院，得到的回答全都一样。当时我们一家人的心情，可以用心如刀绞来形容。在爸爸走后，我在微博上看到上海一位高中教师向市委书记俞正声发了一封公开信，谈的是同样的问题：他的父亲也是因为癌症终末期，几次入院但都被迫要把床位让给危急患者——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会因俞正声的正面回复而有所改善吗？ 一些相熟的医生建议我们去二级医院或单位附属医院，这类医院床位多，不挑病人。但爸爸属于异地医保，而地方医保政策规定在外地住院，只能住三级以上，否则发生的费用完全不能报销。好在经过多方联系，朝阳区一家三级医院同意收治。我要感谢这家医院和内科病房的医生们，爸爸在这家医院住了一个月零一周时间，这肯定影响了医院病房的轮转率，恐怕也会影响主治医生的考核，但医生们爽快地接收了爸爸，并且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尽可能给了爸爸一个温暖、安静的环境，尽可能满足了爸爸的止痛需要，与我们商定了不做创伤性抢救的临终方案，而在我与妈妈痛哭时，年轻的女大夫递过来的一包纸巾，更是让我们感动至今。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爸爸生病以来，我们遇到的医生，都专业、尽职、温暖，糟糕的是对于终末期病人，社会给予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实在是太少了。有一定行政级别的病人，当然可以躺在干部病房里，对后续的治疗不需操心；而对于绝大多数平民患者呢？他们不仅要遭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操心超额的医疗费用增加家人负担（我们自付的医疗费达到了近20万元），最后则要面对四处求治无门的窘境。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病人似乎只被当作了无法挽救的疾病，而他们对于各自的家庭来说，却是想要拼尽一切力气来挽救和安慰的亲人。 在我心目中，一个合适的临终关怀，是要让家庭与医院结合在一起、从身体到精神上给予病人安慰。病人在家中“宁养”，身处熟悉而亲切的环境；而医院则配合进行姑息治疗，定期上门，给予病人应有的止痛和营养支持，适时调整止痛方案，让病人尽量舒适、无痛、尽量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 但这个目标离我们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