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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需求助长非法木材贸易

北京——英国一家环保组织在周四发布的 一份报告 中称,中国对红木餐桌座椅、实木地板、胶合板以及打印纸的需求日益加大,助长了木材非法贸易的繁荣,这些贸易中的木材是通过乱砍滥伐而来,加剧了全球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的破坏。 这家名为环境调查机构(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的组织称,中国政府基本上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木材进口商和家具制造商已经从这个价值40亿美元(约合250亿元人民币)的行业中尝到了甜头,它们中有一些是国有企业。这个行业通过非法途径从缅甸、莫桑比克、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执法力度不强、腐败横行的国家获取木材。 报告称:“当前,危害最大的破坏环境的做法包括非法砍伐和盗采木料贸易,它们直接威胁到了世界上一些至关重要的森林。” 分析人士称,尽管部分木材被用于制造供中国出口的木制品,但中国进口的木材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最终流向了中国富裕人士的家中。这些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柚木床、印茄木木地板和红木配饰。 非法采伐的木材数量出现陡增,这类似于中国对象牙、鱼翅和濒危野生动物日益增强的需求。环保人士称,中国对这些物品需求的增强,正在导致全球最宝贵的一些资源逐渐枯竭。该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向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学习。近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行动,禁止进口非法采伐的木材。 该报告引用了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研究。报告称,对热带雨林的非法砍伐是导致非洲和亚洲的伐木工人、林业工人以及环保人士之间暴力冲突加剧的因素之一。根据该报告,去年,东南亚至少有30人在类似的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两名因报道非法木材贸易而被杀的柬埔寨记者。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着的战争,这些伐木组织全副武装,”该环保组织的调查人员费思·多尔蒂(Faith Doherty)称。“在这种罪行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在被问及这份报告中的论断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正在采取行动,以制止非法木材的进口。“我们坚决反对并打击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行为,”他在周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去年,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木材中,大约30%流向了中国,中国由此成为最大的原木进口国。报告称,这些木材价值93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了近30%。 该组织估计,中国进口的木材中,至少10%的木材属非法砍伐,这些木材能装满20万个海运集装箱。该组织还表示,在进口到中国的热带木材中,近一半是由国有企业购买的。 这种需求对缅甸红木森林的危害尤为巨大。调查人员称,伐木工人已经把克钦邦一处长达62英里(约100公里)的山峦和丛林地带砍伐殆尽。克钦邦与中国接壤。 在1990年到2005年之间,缅甸的森林面积总计减少了18%,尽管两国于2006年签署了一项禁止此类贸易的协议,但仍有大量木材被用卡车运往中国。当地社区的一名长者对调查人员说,“缅甸是中国的超市,而克钦邦就是他们的7-11商店(7-Eleven)。” 该环保组织称,只要贸易商为木材支付了关税,与缅甸接壤的中国云南省的政府官员基本上就不会干预非法木材进口。 北京方面对非法木材进口显然很宽容,这和中国国内的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环保组织称,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实行的限制措施,已经有效地制止了对森林的滥砍滥伐。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耗资高达310亿美元的植树计划,在截止2008年的四年间,使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增至20%以上。 然而,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国家林业局一直拒绝采取措施,遏制非法木材进口。 绿色和平(Greenpeace)组织森林项目经理刘兵表示,这种不作为最终将损害中国制造商的利益,特别是到了明年,欧盟将禁止进口使用非法木材的产品。 “如果中国不制定法律,不建立管理木材进口的认证体系,真的会伤及数以万计的小企业,”他说。“作为世界公民,中国有义务打击非法木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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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九四二

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中国河南省约三百万人死于饥荒。 我是1942年河南灾民的后代,却曾经对1942年的灾荒一无所知。1990年,一位朋友打算编一部中国灾难史,想让我回到1942年,帮他把这场灾难写出来,这样,我才第一次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性,那年我32岁。 朋友郑重地告诉我,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可我对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并没有概念。于是,朋友给了我一个参照数,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万人多一点。 对比之下,我马上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于是,我回到了故乡河南,想回到1942年,把当年饿死的三百万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 很快,我发现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把1942年和饿死的三百万人给忘记了,这也是我对1942年那场灾难一无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体失忆之外,我的另一个困惑是,饿死三百万人时,1942年的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难道他们当时就把三百万人给遗忘了吗? 我告别了健忘的乡亲,独自一人回到了1942年,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194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当时,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眼看河南遭受灾荒重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救灾,领导人大概倒生出了另外一种智慧:反败为胜,何不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 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国政府的企图,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就这样,河南成了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我的三百万乡亲,就是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个个饿死了。 我亲身体会到,在一个被自己政府和敌人都遗忘的地方,故事发生得再惨绝人寰,都是容易被人们和历史遗忘的。但这场1942年发生的灾难,又为什么在1990年被我寻到些蛛丝马迹了呢? 这得感谢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当年,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结伴去过一趟河南。他们在河南遇到了天主教洛阳教区的主教美国人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an),梅甘陪着他们在河南走了一遭,目睹了饥荒的惨象。 他们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饿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尸,还找到了人吃人的证据。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把见到的一切告诉了中国政府领袖蒋介石,并把描写河南惨状的文章,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迫使中国政府救灾。但救灾的款项,又让中国政府的各级的官员给贪污了,饿死的人情况持续着。 白修德把当年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写进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和1978年出版的著作《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我借助白修德的著作,把三百万饿死的河南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摆在1942年饥荒幸存者面前,他们的记忆终于转动起来,向我叙述了这三百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真正触使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正是这死难者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遇到同样的惨况,他们一定会愤怒,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要死?是谁把我饿死的? 但是,我的乡亲们并没有愤怒和追问,临死时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并不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老张饿死了,老王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 老张疼醒了,看着老王说:“我还行。”老王端详一下老张:“你不行了。”老张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当”又死了。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幽默?你为什么这么爱遗忘?我问起1942年饥荒时,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饿死人和人吃人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对于饿死人成了家常便饭的民族来说,除了遗忘,怎么面对这个严峻而平常的事实,也是个问题。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次次的灾难使中国人用生命的经验证明,如果用严峻的态度来面对严峻的现实,现实就会变成一块坚硬的铁。于是,用幽默的态度和失忆来面对灾难,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秘诀。 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是1990年的事,距今已有22年了。经过十八年的准备,克服重重困难,导演冯小刚终于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中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演员是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扮演梅甘主教的演员是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像当年的白修德和托马斯·梅甘一样,七十年后,这两位演员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阿德里安·布罗迪曾经拍摄过电影《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和《钢琴家》(The Pianist),恰巧这两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也都在1942年,这次是他第三次回到1942年,我想,在相同的1942年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阿德里安·布罗迪一定比较出了美国人、欧洲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说:记住;中国人在说:遗忘。 蒂姆·罗宾斯来到1942年的中国后,在拍摄现场对我和冯小刚说:他之所以要来出演主教的角色,是因为他看到了剧本中的人性。他说,这是人性最黑暗的电影,也是人性最温暖的电影。我想蒂姆·罗宾斯所说的人性里最温暖的东西,指的是传教士们设立粥场救助饥民的行动,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企图将濒死的饥民送到灾民庇护所的努力,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时那最后一点凄惨的自嘲和幽默。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温故之后的记住,有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接着有了电影《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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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孙立平: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发生 逼迫中国进行改革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映,这个反映的过程就是我们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2012年11月2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财经年会《议题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上如此表示。      孙立平说:      其中有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落实法律对于人大的职责,在党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一个是对于财政预算的进度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内容。第二个对于官员的问责的制度,第三个重大立法和决策的辩论自寻的制度,如果有这三个,我觉得首先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所以,我想这个切入点人大应当说是现在可以用的一个不错的框架,这是第一个问题,切入点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姚洋教授提到是动力的问题,动力究竟从什么地方来?我前几天在广东开会,我听到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叫形势比人强。我觉得中国社会真正将来的动力可能在这儿。前些天美国的裴比新(音译)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我概括成八个字,叫体制未改,生态理念,过去这十年,如果体制有多大的变化吗?没有,但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裴比新把它叫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静悄悄的发生着变化,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裴比新讲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他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他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映,这个反映的过程就是我们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所以,对这个动力,刚才姚洋教授说我是比较悲观的,动力就是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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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王占阳:站在邓小平照片下讲话 习近平传递坚定改革决心

  【侨报记者陆之迅11月30日北京报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王占阳注意到,习近平29日发表讲话时,停留在复兴之路展览中“改革开放”主题阶段,背景是邓小平接见陈景润的照片。他认为,这一举动释放出强烈的坚持和推进改革的信号,传递了习近平及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改革的决心。   王占阳说,如果说十年前胡锦涛将出行首站选在中共执政的起点河北西柏坡,是忠实“革命”传统,那么十年后习近平站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下发表讲话,则是重视“改革”传统,并有强调继承改革传统是当务之急的寓意,这与十八大深化改革的主题内容一致。   王占阳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站在邓小平照片的背景下引用了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诗句,意在说明中共传统中积极、正面的东西是要继承和发扬的,但要拒绝“文革”的错误,要纠左。   王占阳表示,习近平29日畅谈“中国梦”,与其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一脉相承,“均突出了‘振兴中华’的主题,将民族复兴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王占阳观察,讲话中四提“道路”,指出“道路决定命运”。他认为,这体现出习近平高度重视道路、重视客观实际。在当前有人打正旗,走邪路;有人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贪腐之路,走两级分化之路,社会不公之路等情况下,“特别强调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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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 高級警察和房地產富商一起為共產黨倒台乾杯

上海 吴泾镇农民抗强征演 成 万人群体事件。 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貪腐曾經在中國 是 個敏感、無法碰觸 的 話題,但現今中國官媒已可以在社論中正義凜然地對濫用職權和不當得利等行為 大 力撻伐。胡錦濤在 十八大 開幕演說中也 表 達對貪腐問題的重視,甚至公開警告共產黨代表們,假使貪腐問題無法解決,會有亡黨亡國的下場。    共產黨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管是中國國內或是國外皆不應該對胡錦濤的警告感到意外,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表示。貪腐問題現在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致命的弱點。但這個問題並不是最近才開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建國以來,黨的領導人希望根除貪腐的努力不曾少過。   早在 1951 年, 毛 澤東的“ 三 反 ”與“五反”運動即是標榜打擊貪腐。但毛澤東利用這些運動鞏固自己的權力,顯示這些運動本 身 也是腐敗的。自那時起,中國內部反貪腐運動和對官員和商人的控訴就不斷 被 懷疑是某些官員企圖消滅他們的政敵的煙幕。   貪腐和法治缺乏現在是中國 政治 和經濟生活的問題核心。許 多 權力濫用的故事出現在新聞頭條,如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由謀殺、權力和貪婪交織而成的傳奇故事般的醜聞;薄在倒台前被視為是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之一。   除了薄熙來醜聞,政治局常委們也被揭露在石油、電子通信、煙草和公共設施有自身利益。 2010 年維基解密披露,有中國內部消息來源告訴 北京 的美國大使館說:“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已經瓜分了經濟的大餅,創造了一個已經僵硬石化的體制;在其中既得利益者影響政策決定和阻礙改革的同時,領導人們也在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脅。”   更多的報導是官員們 如何 將不當獲利匯至國外或是在中國國內有許多豪宅。還有許許多多慢慢蠶蝕共產黨合法性的一般權力濫用,像是地方官員非法奪取土地、學校老師收取 家 長的紅包以讓小孩可以在寒冷的教室內更接近暖器、或是醫生收取過高的藥費以補貼自己微薄的收入等。   賄賂外包   中國共產黨的貪腐誇張程度連從其中得利的內部人也感到憎厭。《金融時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吉密歐 (Jamil Anderlini) 報導他在北京的夜店遇到一位已退休的資深中國警察和一位富有的房地產商,兩人在乾杯時表示要為共產黨的倒台乾杯。   兩位在現行體制得利的人與吉密歐談話時咒罵貪婪的政府官員。房地產商還表示他為了要應付這些貪婪的官員,他甚至發明了一種特別的方式將賄賂外包。他設計了一些私人的紙牌遊戲讓官員來玩,然後請了一些專業的玩家代表他本人。他讓這些官員以賒帳的方式玩牌,自己則是出現喝幾杯酒玩幾局、委託專業玩家輸大筆的錢給某些官員,然後回家保護自己的肝以及神智。   《華盛頓郵報》認為這則故事最詭異的地方在於這位房地產商將賄賂外包甚至不是為了躲避警察,而是他認為自己親自賄賂太花時間、喝酒太多也對身體有害。   《華盛頓郵報》並接著指出房地產對中國經濟是出名地重要,其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有莫大貢獻。但房地產業的腐敗程度同時也是惡名昭彰。房地產商賺取大量的金錢,共產黨官員則是他們財富的守門人:他們控制許可證、批准或拒絕建設計劃、甚至可以幫忙“移置”住在充滿商機的土地上的家庭。   建立陽光法案   現在共產黨面對許多壓力,他們也許必須採取美國式的“陽光法案”,要求公開官員的收入和資產。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十八大期間的會議中表示他支持公開資產。俞說:“只有建立完備又便於群眾監督的制度,才是管好身邊人的有效途徑。”   前一陣子遭《紐時》爆料家族擁有隱密財產的總理溫家寶在許多人眼中是個親民的改革派。他的支持者相信雖然他即將於明年 3 月退休,他會推行更進一步的資產公開計劃。《博訊》編輯韋石(本名孟維參)則表示,“他想要將他自己從醜聞中拯救出來,作法就是揭發其實有更多人比他更有錢。”   《基督科學箴言報》表示,在現行的中國司法體系下,新官員本應向紀檢機關提交詳列他們額外收入和資產的報告。他們也必須報告他們是否有家族成員擁有外國護照或是移局國外,因為這是一個將不法所得移出中國的手法。   但是中央黨校政法部人權研究室教授、著名反腐專家林哲說,向紀檢機關提交收入報告的官員比例很小,而這些報告也鮮少被仔細看過。林表示“公眾應該知道國家主席賺多少錢,還有政治局委員和他們的家族以及小孩的收入情況。這些報告提交出去了,但是卻被放在保險箱裡、沒有人去檢查。” 人民對貪腐的容忍度漸低     當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的同時,人民對貪腐的容忍度也漸漸降低。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洲研究分會主任、高級研究員易明 (Elizabeth C. Economy) 指出,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貪腐對中國社會的各方各面都造成了負面影響,其影響的後果在政治和社會上都很明顯。許多中國人開始上街抗議,在 2010 年有 18 萬件的抗議事件,這也是有社會動亂紀錄以來最高的一年。不論人們是抗議工廠汙染、非法土地侵占、社會福利不足或其他社會問題,貪腐和法治的缺乏都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貪腐同時也傷害了中國對外的聲譽。知識產權侵犯的盛行、在國外證交所上市的中國企業的假報告、以及向希望簽約和交易的外國人索取賄賂和好處;這些皆使得原本另人讚嘆的中國經濟成長蒙上了陰影。   當反腐專家林哲於 1990 年代開始探討貪腐時,她幾乎無法在中國出版她的著作。但是她現下是中央黨校中著作最常被引用的教授之一。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  今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貪腐是中國人民愈顯憂慮的問題。人們從前會對貪腐問題翻白眼或是取笑,認為貪腐官員是官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現在中國民眾現在開始對這些事情表達關心,反貪腐的網民會在網路上找尋官員照片並揭發他們的不義之財。   楊達才是陝西省安監局長,他在今年被號稱“花總”的一位網民發現他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名錶,有 11 隻錶總價值超過 10 萬美金。廣州市番禺區城管局政委蔡斌被戲稱為“房叔”,因為他被揭露他和他家族成員名下擁有 21 處房產,而他在對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只寫了 2 處。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這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很常見的問題。即使是一個村長也可以成為有錢人;你在這個體制裡層級愈高,可以賺的錢也就愈多。”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警示   共產黨領導者已開始意識到人民漸漸沒有耐心、要求也更多,但同時他們也發覺他們底下的官員已經漸漸不受控制。胡錦濤在十八大的演說中表示在他任內十年社會問題有顯著的增加。他也表示“﹝貪腐﹞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根據《金融時報》,北京一些與政界關係密切的人們之間流傳,即將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的李克強建議他的同僚們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也許人們會希望從這建議中嗅出什麼,中國的學界人士則表示這是一個警告:托克維爾認為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是中產階級讓平民們感到忌妒、貴族更是為他們所厭惡。   一般對大革命的理解是它的起因為大量貧民對生活條件的不滿以及貴族精英“讓他們吃蛋糕”(編按:法國版的“何不食肉糜”)的傲慢以及與現實脫離。但是現在更廣泛接受的理論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無法達到民眾愈來愈高的期待。   新一代領導人的改革   面對民眾愈來愈多的不滿和要求以及法國大革命的警示,習近平與其他高層領導人或許應該開始著手進行更大膽的改革計劃。   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認為如果習近平要推動改革,他只需要看中國的報紙就可得到靈感。十八大開幕前,官報《環球時報》的民調顯示貪腐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因此民眾表示他們支持政治改革,也就是由媒體和人民一起監督政府。在中國極受歡迎的《財新》雜誌發表了 18 項改革建議給十八大,包括司法獨立、地方官員限權以及掃除住房市場的貪腐。   習近平還沒有提出政治改革的願景,但是易明認為根據習過去的發言和行動,即使有政治改革也會是非常有限的。改革或許會包括黨內民主,即讓更多候選人參與選舉,但候選人只會涵括對黨表達忠貞的人。改革還可能包括審議民主,即發展一種讓輿論得以進入政治程序的機制,但政策決定還是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   習近平申請入黨申請了很多次才成功,易明表示也許現在希望他限制黨的權力是有點難為他。但是很難想像有限的改革有能力改變這個以金錢換取權力、權力換取金錢的政治體系、或是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習近平或許沒辦法第一次就做好改革,不過沒關係,已漸漸感到不耐煩的中國人民或許會以行動表示讓他下一次能作更成功的改革。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cfr.org/china/next-chapter-chinas-rise-reforming-corrupt-system/p29469 2.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2/1113/From-taboo-to-hot-topic-China-leadership-talks-about-corrup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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