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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口才堪比西方政客 中国会发生剧变 (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29日 转载 )          来源：朝鲜日报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在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饱受赞誉，中国人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期望他成为邓小平之后再未出现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朝鲜日报》11月28日刊发评论文章《习近平的口才》，称习近平11月15日就职演讲“本是西方领导人发表演讲时惯用的内容。”并称“每当有文采的领导人掌权时，中国都会发生剧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员在上海等地被残杀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在被称为“八七会议”的此次会议上，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发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着名言论。他是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人中最优秀的演说家。“妇女能顶半边天”、“农村包围城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邓小平虽然不像毛泽东那么有文采，但也能简单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黑猫白猫”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并以此为武器突破重重阻挠带领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他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使澳门、香港回归中国。          在地广人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想把自己的意愿准确传达给底层行政单位和人民并非易事。中国政治家尽量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现实。邓小平之后中国再未出现这样的政治家。但好在还有一位前总理朱�基留下了较为经典的语录。朱�基1998年在反腐倡廉会议上表示：“我这里准备了 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在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饱受赞誉。这是他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后第一次发表讲话，但他并未像前任领导人那样打官腔。他表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本是西方领导人发表演讲时惯用的内容。习还就腐败问题对中共官员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人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期望他成为邓小平之后再未出现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习近平就任之前就展示了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的说话风格。习近平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对抨击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国家痛斥道：“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中央党校2010年举行春季学期开学典礼时，习近平仅用“长、空、假”三个字就指出了党内文件和演讲存在的问题。每当有文采的领导人掌权时，中国都会发生剧变。习近平的言论如此吸引全球关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本文来源：朝鲜日报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0191972238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本文已刊发于2012年11月29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图片来源：人民网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封建王朝的崩塌几乎都与官僚机构对农民的压榨有关：日渐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对百姓横征暴敛，最终激起人民的反抗。 不管是否通晓中国历史，习惯性唱衰中国的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部门已经大到成为人民的负担。然而，密歇根大学的洪源远教授的研究却发现，中国公共部门职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实际上比国际水平要低上近三分之一，而公共部门扩张的背后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现象。 洪源远认为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公共部门的“误会”来源于概念上的缺陷。中国的公共部门由哪些组织构成？公务员的概念能否涵盖所有在公共部门任职的人员？军人和国企职工名义上也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他们算不算公共部门的一部分？为了相对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公共部门，洪源远在研究中把党组织、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统统归于“公共”一类，而军队和国企则不包含在内。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公务员”无法代指所有在中国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员——首先，公务员在中国是新生的概念。西方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运行公务员制度，而中国在2006年才出台《公务员法》。其次，西方的政党与公务员系统相互独立，而中国的公务员则大量存在于党组织和政府组织中。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事制度中存在着两种编制：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拥有行政编制的大都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由政府财政负担薪酬。事业单位虽然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指导下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多数事业单位的雇员只有事业编制，不属于公务员系统，而且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提供报酬。 编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公共部门的大小。机关单位的编制由隶属中央政府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决定，而事业单位的编制则相对自由和灵活。洪源远在研究中详细阐释了两种编制的共存所造成的一些“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普遍存在着超编的现象。由于一个机构的编制是经过严格规定的，并且与该机构所获得的财政资源挂钩，许多西方观察者将超编与腐败联系起来。洪源远的调查表明，虽然公共机构中确实存在领导无视编制限制而将“关系户”塞进“队伍”的现象，但“关系户”不是超编发生的唯一原因。 “超编”发生的真实逻辑是：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老百姓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而编制系统并没有赶上中国发展的速度。因此，诸如医院、学校等直接对人民提供服务的单位不得不突破编制的限制，雇用编外人员满足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自90年代以来实行了一系列“缩编”改革，而且还不时要求地方政府安置转业军人。编制减少，待安置人员增多，而原有的人员还来不及裁撤，致使中国地方政府普遍有超编的“体验”。 第二，除了超编，中国公共领域还存在着“借编”、“混编”和“捆编”的现象。“借编”往往发生在地位相对高的机构和次级机构之间。洪源远在一次采访中发现，某地的组织部因为编制已满无法纳新，所以向环保局借人。借编过程中，被借调的人员的工资还由原单位承担。“混编”一般指享有事业编制却在机关工作的人员。他们不是公务员，无法享受与公务员相同的待遇，却做着与公务员几乎相同的工作。“捆编”指某人同时享有行政和事业编制，并且可能同时从两个单位领取薪酬。近年来，由于政府意识到捆编的不合理性，捆编现象正在消失的过程中。 虽然中国特有的编制系统给公共领域抹上了浓重的中国特色，但中国的公共部门并不比其他国家的臃肿。根据洪源远的计算，在中国公共领域工作的人员从1960年的1100万上升到2005年的4700万，占总人口的3.7%，低于4.7%的国际平均值。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公共部门确实在扩张当中。1960年公共领域的工作人员只占总人口的1.7%，但即使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该比例在2005年也达到了3.7%。洪源远发现公共领域的“扩招”大都是在事业单位发生的。相对于机关单位，事业单位编制更灵活，因而更有能力吸收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领导的关系户以及被编制改革淘汰出机关单位的人员。同时，中国省一级的公共部门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而乡镇级的部门扩张迅速。洪源远判断，这一趋势显示中国越来越依靠基层公共部门为社会提供服务。 洪源远的研究证明，相对于人口，中国的公共部门还没有膨胀到国际均值，而且客观评价它需要对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充分的认识。即便如此，必须承认：中国的公共部门还是在迅速扩张中。洪源远所依赖的数据统计只更新到2005年，而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公共部门。中国的公共部门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它是否能有效应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经济变化？这一切问题，还有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Yuen Yuen Ang (2012). Counting Cadres: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ize of China’s Public Employ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pp 676-696

连日来，广州阴雨绵绵、寒风阵阵。天河区东奥学校初中部却有近10间教室的门窗“不翼而飞”，学生们只好吹着寒风上课。校方表示，学校近日装修，教室门窗最迟在两天后可安装完毕，学生在寒冷的条件下上课也算是一种“挫折教育”。 点此 观看视频 有学生告诉记者，上课时不但有风刮进教室，还有雨飘进教室，“好冷好难受！坐在窗边的同学甚至连课本都被雨打湿了，不知道几时才可以结束这种落魄的状态？”也有学生坦承，自己很不想来学校受冻，但不来上课就跟不上其他同学的步伐，所以一直很纠结。 有家长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东奥学校初中部的整栋教学楼都在搞装修，许多教室没有安装门窗，“学生在里面上课，被冻得直流鼻涕。”另有家长心疼地表示，自己的儿子就在三楼上课，“儿子说最近几天一进教室就特别难受，一阵阵寒风就像一把把尖刀刺向他，万一儿子感染了风寒怎么办？” 谭校长表示，此前校方已经通知每个班的班主任在课堂上叮嘱学生多穿衣服，校方理解家长的担心，但换个角度想想，或许抗寒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挫折教育。 来源：羊城晚报

       一团又一团的火焰在雪域升起，一个又一个生命在壮烈燃烧。 接连发生藏人自焚悲剧，中国官方加紧镇压行动，国际社会几乎束手无策，华文媒体遮遮掩掩，西文媒体已经见怪不怪。在此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势下，中国的海外民运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经民主中国阵线的提议，全球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协调会在北美时间 11月17日和24日接连召开了两次网络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提出，全球中国民运携手努力，与藏族兄弟姐妹们一道，在世界范围内发起强大舆论压力，促使联合国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派出独立调查团，前往藏区调查自焚真相，迫使中共放弃在藏区的暴力镇压，尊重西藏人民的人权，立即与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谈判，最终实现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西藏人民真正的民族自治。        相继出席了这两次网络会议的民运和人权组织代表有，公民力量杨建利，民阵代表盛雪、潘晴、边大卫、王进忠、刘轩等，民联代表薛伟等，民联阵代表黄奔，民主党联总代表汪岷，加拿大人权网络代表高升、乐群，香港民促会代表陈钊，社民党代表刘因全，《北京之春》代表扎西顿珠，加拿大人权活动人士、国际法学者李天明，绿党代表李东澄，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代表陈用林、张小刚，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的代表洛桑旺堆、潘永忠，以及亚太人权基金会的代表，达赖喇嘛驻纽约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驻瑞士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驻堪培拉华人联络官达珍，藏人学者丹增以及其他藏族同胞多玛、东赛等。        17日的会议委托张小刚等人组成起草小组，起草了《致各国议员、政府首脑、人权组织、各国主要媒体、欧盟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呼吁书》。《呼吁书》起草后在一周的时间里，发给各组织几经修改，并在24日的会议上获得通过。 同时还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Michael Stainton先生和澳洲妇女为西藏的 Kerry Wright 女士的参与下，由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主席 Michael Craig 先生修改润色了英文翻译稿。《呼吁书》 促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已经在西藏发生的78起自焚，并造成64人死亡的人类惨剧， 希望国际社会积极介入，防止此类悲剧继续发生。《呼吁书》吁请各国议会、政府以及传媒派遣独立调查团进入事发的藏区，进行藏人自焚的真相调查，并把真相公诸于世；同时吁请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对藏族同胞的人权迫害，确保藏族同胞的信仰和文化得到保护和尊重。        在24日的会议上，刚刚从达兰萨拉出席国际援藏组织大会赶回来的杨建利，介绍了此次大会的概况。杨建利说，大会通过了“叙利亚机制”，所谓叙利亚机制，也就是因为在联合国由于中共和俄国的阻挠而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由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之外的介入叙利亚国内冲突，支持叙利亚国内政治反对力量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谴责和制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的暴力镇压。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必将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杨建利介绍说，出席该次会议的华人都与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进行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对西藏人民的政治诉求表示 理解和支持。双方的共识是，中国的民主化是解决西藏人民追求高度自治的前提， 在中国民主化的架构下，西藏所存在的问题必将迎刃而解。杨建利认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诉求，必须全球化，持续化。在该次大会上，杨建利作了题为《真相必叫我们得自由》的演讲。杨建利认为，西藏人民的苦难的根源之一就是中共向全世界掩盖了西藏人民苦难的真相，全世界都无从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情况，因此没有给以西藏人民以理解和支持。达赖喇嘛说：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真相就是我 们唯一的武器。所以现在就要发动一场真相之战。这是战胜邪恶最强大的武器。我 们要向西方各国政府讲真相，向全世界人民讲真相。只有在真相面前，中共的所有 谎言才被戳穿。杨建利承诺，他要以全身心投入真相之战。 主持会议的盛雪说，汉藏人民追求自由、人权、民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首先要尽快结束中共独裁专制统治，汉藏人民才能获得尊严和自由，也才有机会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和民主是汉藏人民共同的福祉。盛雪提议，刚刚通过《呼吁书》不但要翻译成英文稿，还需要翻译成藏文、日文、德文等其它文字，以最大限度的传播和推动这一行动。盛雪表示，在全世界征集联署的同时，一边在各国推动《呼吁书》提出的诉求。盛雪还特别强调，在中国大陆推动个人和民间维权组织的联署，可以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活动本身就是一次介绍西藏真相，进行民主教育和人权理念的普及。        《公民议报》的主编张晓刚认为，有藏族同胞提出，此次藏人自焚事件世界舆论反应冷淡，以及海外民运对这件事情需要加强宣传的问题，提出一定要有适当的方式让各国社会行动起来。他建议，可以把对《呼吁书》的宣传和推广，与藏人学者丹增提出的行动方案结合起来推动，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城市开展接力、成立由世界名流组成的藏人自焚应急小组，以便及时向全世界的政界和舆论进行通报和游说，以及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终止中共的席位，等等。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让主流社会都能知道藏人持续自焚事件，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的同时，游说各民主国家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介入西藏问题。 在张晓刚发言之后，居住在多伦多的西藏同胞多玛女士，做了简短发言。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她主张西藏独立，她说，西藏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人民追求独立天经地义，她相信，总有一天西藏人民会实现独立。 洛桑尼玛感谢汉族民主人士对西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海外民运组织在西藏同胞自焚事件中积极采取救助行动，其中讲真相非常重要，介绍西藏人民的人权灾难非常必要。目前中共正在造谣说海外藏人操纵藏人自焚，说达赖喇嘛鼓励自焚，因此我们一定要让国际社会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以争取各国议员和政府对西藏的支持。他说，发动世界范围的联名联署十分好，但是要持续推广，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西方社会的冷淡，说明宣传的力度不够，说明中共的谎言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于藏人自焚事件，要从整个中国人权的大范围的视角着手，要强调汉藏人权是一样的，要互相支持。汉族人民在支持藏族争取人权的同时，也是在争取自己的人权。 贡噶扎西谈了自己对参加两次会议的感想。他说：这两次会议，说明了西藏人民的苦难得到了汉族朋友的理解和同情，这叫我很感动。我对将来中国民主化之后西藏问题的解决充满信心。我认为，汉藏人民一样受到中共专制统治压迫，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所以汉藏人民的追求是一致的。他感到，西藏人民的所有追求和苦难，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理解同情固然重要，但是和汉族人民站出来理解支持的效果不一样。因为西藏人民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汉族朋友，没有汉族朋友的理解和同情乃至支持，西藏人民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所以说，汉族朋友对我们的理解支持来得更重要，更宝贵。在汉族朋友的帮助之下，西方社会才能加深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感谢汉族的朋友。达珍希望汉族朋友多写文章，告诉汉人更多的真相， 戳穿中共的谎言。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扎西顿珠，刘因全，潘永忠，李天明等人。 杨建利在补充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他说：西藏人的自焚事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问，在人类历史上，这么持续，这么惨烈的自焚惨剧吗？我们应该责无旁贷的记录下人类这悲惨的一页，责无旁贷的告诉世人真相，责无旁贷的制止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杨建利总结了六点建议：第一，建议西藏流亡政府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定期向新闻传媒发布流亡政府以及藏区情势；第二，开展讲真相，不仅藏族人民要讲，凡是理解和同情藏族人民的汉族同胞都要讲；第三，要求所在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本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员像骆家辉那样深入藏区了解实情；第四，促请联合国以及欧盟的人权组织关注西藏自焚事件；第五，促请各国政府建立西藏问题的反应机制；第六，在美国明年的新国会上任之时，推动相关法案，针对藏人自焚，西藏人权现状恶化阻止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国。杨建利还提议，在今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当天，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接力绝食抗议。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