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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官腔叫人厌烦，而打官腔者则更面目可憎、令人讨厌。从一个人的语言和说话方式得出关于他的印象，并且对他产生信任感或不信任感，这在修辞学里叫“形象效应”（ethos）。民众从政治人物的话语风格来推测他的个性或映证自己对他的印象，中外皆为常见。精明的政治人物大多善于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随时调整语言策略，以取得民众的好感。 奥巴马就是一个例子。今年9月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爱立姆（H. Samy Alim）和斯密瑟曼(Geneva Smitherman)的《奥巴马的英语》（Obama’s English）一文，介绍奥巴马如何善于灵活运用语言风格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讲话，连共和党人都称赞为“富有艺术性”。参议院领袖里德(Harry Reid)说，奥巴马说话“不带黑人口音，除非他有意如此”。YouTube上有一个视频，是2009年奥巴马就职前几天到华盛顿一家餐馆用餐的情景，一位黑人出纳员在给他找零钱的时候，奥巴马笑着对她说，“Nah， we straight.”  Nah是“不用了”（no）的意思，“westraight”这两个字中间没有动词“are”,“straight”是“好啦”（O.K., fine, all right）。从用词到句法，这三个字都是典型的黑人英语，与说话者和听话人的身份都很相符，非常亲民。如果是白人对黑人这么说话，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非常糟糕。 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公共形象（public persona）就要逊色不少。爱林姆和斯密瑟曼写道，罗姆尼说话的样子“便是他公共形象的话语版本”，平板而不灵活。而且，罗姆尼说话“木纳、单调、语调缺少变化……笑起来也很勉强”。在南方竞选时他也想用南方口音的“y’all”(you all,“你们大家”)来亲近听众，但大家觉得他学得笨拙别扭，听上去就是假假的。 在美国，政治人物的口才有好差之分，公关技艺也有优劣之别，但他们都得放下身段，与公众或选民平等相待，都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容纳民众进入公共政治程序的民主话语，也就是说，都必须随时准备回应民众的询问、质疑、批评，耐心向他们解释，与他们互动。民主话语与其他性质的政治话语一样，它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性的（用来营造可亲近或值得信任的形象），而且更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领导者与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与后面这层民主政治性相比，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竞选语言技能高下只是次要的差别。 人们常说，人如其言，这个说法虽有些道理，但并不完全确实，因为“言”所营造的只是一个“形象”（persona），未必就是真实的自我（person）。营造或虚构人物形象是一种常用的文学手法（戏剧独白产生的就是这种效果），在公共政治中也同样是常见的手段。在公共表述时，说话人如果能语言生动、逻辑清晰、立场客观、语气平和而不激烈、细心顾及听众的感受，就能营造一个知情达理、谨慎干练、幽默从容的好形象，被看作是一个品质优秀，值得信任的好人。 通过话语形成的个人形象有两种可能。第一，好的形象是一个真实的个人。第二，好的形象可能与真实的个人并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一种取信于听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ethos时说，“在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或者意见相当分歧时,……我们更相信,也更容易相信好人(一方的说法)。”换句话说，越是在需要说服别人的紧要关头,就越会觉到信誉和形象的重要。谁名声好，形象佳，谁就比较能够成功地言说，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时不时会响起“反对党八股”的声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普遍讨厌官话，官话脱不了假大空之嫌，令说官话者形象蒙羞，不受人信任，无法成功言说。然而，假大空的八股套语，其要害不仅在于空洞乏味、装腔作势的说话方式、语汇和风格，而且更在于说话者的高高在上和他们对听众的傲慢与无视。这种官话语言本身就是威权政治的产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秩序和现状。 八股官腔是一种威权式的话，无论如何改良或乔装打扮，都是一种官老爷语言，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理性说服语言是不同的。官老爷语言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官老爷语言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官老爷语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官老爷语言和民主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不同，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官老爷语言唯我独尊的地方，一定存在着不容民主话语的胁迫性制度。 经过改良的八股官腔有时可以添加一些新的成分或变化，但如果不能以民主话语代替官老爷话语，改良的成功顶多只是暂时的，因为成功的改良很快就会被机械地模仿和重复，成为一种新的成套和八股。官腔是一种体制性的话语，它虽然看起来是从某些个人的嘴里说出，但代表或代言的却是体制、制度、机构的意志，改良官腔必然失败，这是由官话的结构性僵化所注定了的。废止八股官腔不只是废止一种语言，而是废止一种威权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用以代替陈旧官腔的不应该是改良的官腔，而应该是民主的话语。 （专栏约稿，请勿转载） [详细]

【另一面】外国人无权参政议政 导语： 前日，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因卷入合同纠纷却无法与法院取得联系，疑似已不是中国国籍，却保留了“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资格，遭到众多学者与网友的质疑。“外国人代表人民”在世界诸多国家均不存在，即便是移民的参政议政权都有严格限制，然而由于中国现行相关制度并不完善，网友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参政权是国家主权赋予公民的权利 参政权作为国家对公民政治权利与政治自由的保障，主要是建立在国家主权之上的 按照国际通行的概念，参政权不仅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在内的狭义概念，还包括考试、担任公职等广义的概念。通常说来，是指公民依法参与国家生活的自由度，因而参政权一般被称为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现代国家对于“参政议政权”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于世界上众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而言，由主权概念所延伸出来的国籍概念，也因之而有所变动。国家之间领土范围改变或疆界模糊化，血缘开始变得复杂而国籍问题不能再单以血缘与地域为基础。而殖民国家的瓦解，更使得多重国籍问题成为一个许国国家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谁是本国人？谁又是外国人？已经不再是能截然分开。 基于历史因素的公民参政权的转变，也是以“社会结构”与“国家利益”的考量的核心 在殖民母国与独立新国家之间，其人民就会存有同时要面对两个国籍或要选择国籍的问题，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开放外国移民参政权的主要原因。而社会结构与国家利益的考量常常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以英国为例，由54个会员国组成的英联邦的所有人民，在英国仍可享有政治参与权，因为英国1918年议会通过《人民代表选举法》即规定：英国国王的臣民都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如爱尔兰共和国独立后，其国民在英国仍享有选举权，而英国人在爱尔兰共和国里，也一样享有政治参与权。严格来说，这些独立国家的人民对英国而言也并不算是真正的“外国人”。 国外仅有部分国家赋予移民参政权  联合国192国中仅65国赋予移民一定的“参政议政权”，极少数国家允许移民担任公职 以欧洲的经验来说，对移民“参政议政权”，即“公民权”的赋予，均是根据历史经验、文化性格、以及具体的经济与社会情形来做出不同的选择，并不存在普世的标准。以德国为例，德国的移民者可能长期在德国工作，可能可以享受某些社会给付权，但却不能享有公民权；相较而言，法国针对外国移民的态度虽然比德国较为开放，比较愿意给予外国移民公民权，但却也同时强调外国人的“融入义务”；而荷兰作为一个以贸易与商业立国的海港国家，尽管依照国家规定是以财产作为移民赋权的基准，荷兰的某些大城很早就赋予移民公民权，包括选举权。 但是世界多数国家对于移民赋权都持保守态度。根据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于2011年9月发布的 《各国移民参政权之比较研究》 中统计的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联合国192个国家中，有65个国家赋予外国移民一定的参政权。其中，欧洲44个联合国会员国家中，仅有芬兰、英国、葡萄牙和瑞典对特定国家开放国家级别的选举，而在亚洲，仅有以色列、香港和韩国对所有国家移民开放地方级别的选举。 即便对移民“参政议政权”较为开放的国家，在政府高层官员的任职上都决不让步 除此以外，对于国内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连仅有的对移民“参政议政权”开放的国家，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根据现行美国宪法第2条第1项的规定，美国总统候选人必须满足“在美国本土出生、至少年满三十五岁、在美国至少已居住十四年以上”这三个条件，因而，即便美国著名的外交家、战略家亨利-基辛格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最终也未能成为美国总统侯选人。然而，事实也同样证明，这位来自德国的移民拥有在美国进行政治活动的足够的自由，即所谓的“参政议政权”，可对于总统的竞选却并不能如愿。 2008年，香港因特首曾荫权行政任命的副局长拥有外国护照问题而沸沸扬扬，舆论认为这些高官们不应拥有双重国籍。而台湾的现行法律也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人不能担任政府公职，且公务员一定等级以上的人必须是单一中国籍，除此以外，在台湾“不具国籍之外国移民，不得行使任何参政权利；取得国籍之外国移民，除被选举权及特定服公职权受限制外，其余参政权如选举权、公民投票权或应考试服公职权等均不受限制，与原生国民相同，外国移民一经取得我国国籍，即得享有并行使之。”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居民普遍不具有“参政议政权”；日本曾爆发千人集会反对相关提案 通常，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获得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居民与公民在所有国享受的权利大致相同。以澳大利亚为例，部分公民可以普遍享受的权利，新到的永久居民则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方能享受。而永久居民与公民最大的不同，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选举权，二是被选举权，三是参军，四是被选为陪审团成员。 早在1988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长尾一紘就发表题为《以选举权为中心的外国人人权》论文，提出“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参政权利”，并提倡“外国人参政法案”的出台，按照该法案，日本将赋予92万常住外国人参与地方政权的权利，其中包括近14万中国人。最终，该法案因“如果在日中国人获得参政权，就存在这部分人按照中国意志颠覆日本的可能”等因素，遭到本国国民的一致反对。 中国拒绝双重国籍 制度执行两重天 中国本不承认双重国籍，可一手护照一手户口的“双重国籍”状态却并不少见 所谓双重国籍，就是一个人“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公民权或国民身份，也指一个人形式上同时被允许合法持有两本或两本以上、不同国家的护照。全世界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士、德国、荷兰和爱尔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印度、越南、菲律宾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70多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承认或“默许”双重国际的存在。 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但同时，由于国籍法同时规定退出中国国籍亦需要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十一条：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丧失中国国籍。）在取得外国国籍后，并不报告，拥有的中国居民身份证还保留着，户口也没有注销的情况大量存在。201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金硕仁曾提出：“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无效户籍，但在中国户籍管理机关继续显示为有效户籍，人为造成‘双重国籍’。” 人大代表仅要求拥有“中国国籍”，其余皆无限制，包括同时拥有外国“绿卡”的华侨 而依照《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只要拥有中国国籍的任何民族、种族的人，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中自然包括已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权的华侨。 对于人大代表而言，依据“各级人大代表在开会和闭会期间，均享有一定的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职权，人大代表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人大代表在依法履行职责时，不得退出中国国籍。也就是说，理论上并不存在当选人大代表后再加入他国国籍的情况。 政协委员国籍没有具体规定，不排除有些拿着“绿卡”的政协委员的情况 相较而言，不管是国籍，还是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对政协委员并未作出这方面的规定，其对人员构成的规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 早在2008年，曾担任第九届与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巩俐入籍新加坡，全国政协新闻部门当时即对媒体表示，“虽然章程中并没有涉及国籍的条例，但政协委员一般都是中国公民。”而2012年两会其间，针对“外籍政协委员”的讨论，中国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则称：“根据他的调查，一些身陷外国国籍传闻的名字有的不是政协委员，有的没有外国国籍。到现在我没发现，除非他做得大家不知道。政协委员，外籍是不行的。” 结语： 对“外国人”参政议政权设置严格的、符合国家历史与现实的条件限制，不仅是对国家利益的保护，更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是真正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出品：网易另一面，编辑：沈燕妮） [详细]

在网民印象里，方舟子、吴法天、司马南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都是互联网红人，各有故事，各有传奇，各有色彩，但立场一致。在新浪微博，他们一直敌我分明，互相温暖，互相励志，互相抬轿，抱团迎敌。 对习惯掀起舆论高潮的公众人物来说，低调无声，无异于自废武功。方舟子、吴法天和司马南都不是甘于寂寞的庸常之辈。司马南因为在薄熙来事件的变色龙做派，人格近乎破产，网友掩鼻而过。方舟子离开了新浪微博，转战搜狐，打假没有新鲜事，公众曝光度少了。吴法天约架之后，也乏善可陈。 前几天，方舟子和吴法天因为“倒韩大旗”之争，割袍断义，重新吸引网友眼球了。方舟子和吴法天，想不到也翻脸。官场翻脸如翻书，统一战线的战友翻脸，也如翻书吗？ 吴法天发帖“倒韩”，引发方舟子不满。方舟子在搜狐微博向吴法天接连发难，转发粉丝原创帖《我为什么批吴法天》，满纸文革语言，历数罪状，加了一个让吴法天认为是“低级抹黑”的评语：“吴大旗从来就不是‘倒韩派’，他想被肃反也得有资格啊。” 吴法天为此耿耿于怀，心怀屈子般忧愤，发表了洋洋五千言《关于“大旗”事件的澄清》。一是解释，没有抢了方舟子的“倒韩派”旗手。旗手倒韩，劳苦功高，怎能投机摘桃？二是喊冤，方舟子批判吴法天是投机分子，曾经对韩寒“肉麻吹捧”，“人品有问题”、“不止是手贱”，扣上“吴大旗”、“吴存瑞”帽子。“这种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居然还自诩对事不对人”，这还是友军吗？三是辩驳，吴法天说“韩三篇情商很高，把那些伪公知玩得团团转”，陈述“韩寒当时对方舟子的问题都做了回应，回应很真诚，双方可以更多地良性互动。这根本算不得挺韩！”四是摆功，“在打假之路上，一直打酱油”，斩获大叠打假战绩。五是愤慨，痛斥方舟子“把十个月前的帖子放出来断章取义说我挺韩的时候，我震惊了。他何以能不动声色地隐忍到现在来算帐？”六是明志，“没有挺过韩也没有粉过方，始终是作为独立的思考者而存在。”七是爆料。看起来是一个圈子的家长里短。最后，吴法天愤愤不平，这不是要“批斗搞臭”我吗？ 曾经的亲密战友，而今唇红齿白，口诛笔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民主教材。方、吴言语交恶，不时蹦出“肃反”、“打倒”、“批斗搞臭”、“大旗”、“倒某某某”、“敌我”之类强悍、凶狠的用语，字里行间所呈现和折射的，是与现代公民文化格格不入的封建专制思想遗毒，是文革专政思维的残余。 其一，权斗文化，扑面而来。中国千年封建权斗文化，延续至今，发展成“统一战线”。“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官场厚黑学，成为权斗文化的智慧结晶。权斗文化，使人性之恶不断膨胀和激化，摧残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与善意，而且诡计多端，防不胜防。权斗文化是一种极端自私、残酷的相残文化。 “最亲密的战友，往往是最危险的敌人”。在中国历代权斗中，案例不胜枚举。在权斗文化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崇尚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在打假斗士方舟子和法律学者吴法天的交恶中，再次验证权斗文化的翻脸无情。在尔虞我诈的权斗文化中，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会从背后捅你致命一刀。 其二，圈子文化，挥之不去。以家国天下为文化精髓的中国人，圈子文化根深蒂固。一出国，先找同胞；一出门，先找老乡；一当官，先找队伍；一上微博，先找同道。圈子文化，本无褒贬。民主国家也有圈子，他们的圈子遵循规则和法律，中国的圈子遵循潜规则和老大。当官过分圈子化，就容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走腐朽的老路；公众人物过分圈子化，就容易唯我独尊，只要立场，不要真理，只要热捧，不要理性，走专制的邪路。伴随圈子而立的，是山头文化。以前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如今是有权有钱有势就是爷，而网络上，敢颠覆，敢引爆，语言越暴力越煽动，好像就越有精神领袖范。加冕或自我加冕为领袖和旗手的，似乎就登上了网络神坛，不得质疑、不敬和冒犯。其实，当一个斗士成为旗手、封山为王的时候，马克思那句“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就开始应验了。 对公众而言，方舟子努力以证据质疑韩寒代笔，弘扬一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值得支持和赞赏。至于“倒韩旗手”插在谁家屋顶，公众不会有太多兴趣。中国社会的道德评价传统，一直崇尚建功立业而又淡泊名利者。 其三、抹黑文化，变异开花。抹黑是权斗文化的分支。之所以强调，是因为方舟子和吴法天的红白翻脸，都演绎在舆论场。我尊敬方舟子的科学精神，也尊敬吴法天的法治理念。但我不苟同他们的习惯性网络用词，把自由派故意说成“柿油派”，把公共知识分子恶意称为“伪公知”。我也写过《公共知识分子是时代胭脂》，直言：“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炉，源自思想解放的南方报系。虽在一定时期，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的追寻、推崇、升华和固守，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媒体炒作，是一种圈子文化的变异，捆绑着名利，难以超脱升华，更难以肩负中华文化复兴的重任。”但一直尊重所有自诩或加冕的“公知”。各抒己见，不意味着有权给异见者戴帽子。 现代人穷究真相，探索真知，追求真理，应该本着平等、自由、尊重、友善、包容的民主原则。学会尊重对手，首先尊重对手的人格和人权。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但道不同，不能就视为“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抹黑、搞臭、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那是文革令人毛骨悚然的专政，是法西斯手段。文革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堪往事，还不够吗？在抹黑文化中，谁能洁身自好呢？吴法天如今不是尝到了被抹黑，被“批斗搞臭”的滋味了吗？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昨天前人做的事，就是让我们唏嘘长叹的历史。今天我们做的事，就是让后人评头论足的历史。前尘往事成云烟。一时荣耀，不是恒星。是恒星，就有永恒的热量和光芒。现代人的热量和光芒，来自人道，来自创造力，来自科学精神和民主素养。历史不会走回头路，总是一直向前，一直向善。（文/ 郎遥远 ） PS:对于方舟子这位打假斗士无需累赘，大家都非常了解， 媒体调查“你最想轰下台名人” 中高居榜首。其中更有villiva这位忠诚的@方舟子的粉丝制作了 方舟子十戒 引大家捧腹。相较而言，吴法天的名气远没有方舟子大，大家可以看看南方周末写的 吴法天是怎样炼成的？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