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热点

华盛顿 — 从去年9月底中国当局宣布薄熙来被双开，并移交司法之后，薄熙来案怎么审，何时审就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现在十八大早已结束，两会也已经落幕，薄案却仍然没有了结，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

香港 — 广东民主人士近日连续上街举牌，要求释放被当局以“抽逃注册资金”为由刑事拘留的广州民主人士刘远东。这些活动人士先后遭到有关当局的传讯。   截至4月8日，曾积极参与广州街头民主行动的年轻企业家刘远东，因举牌抗议朝鲜“核爆”已被当局关押45天；而北京的袁冬、侯欣、张宝成、马新立4位公民因在西单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已被关押9天。   聂光、赵海通和贾榀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天桥呼吁当局释放刘远东(博讯图片/网友提供) x 聂光、赵海通和贾榀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天桥呼吁当局释放刘远东(博讯图片/网友提供) 星期一，广东民主人士黄文勋、张圣雨、赵海通以及另一位网友，在广州体育中心西地铁站去天河城处，举牌抗议。他们的牌子上写有：“习近平，你敢释放刘远东吗？你敢释放北平四君子吗？你敢停止政治迫害吗？你敢结束独裁专制吗？你敢开放言论自由吗？你敢立即民主宪政吗？”   这4位民主人士举牌抗议的时间不是很长，随后他们把牌子放在地铁站内供行人观看，乘地铁离开，并在地铁里边演讲边把印好的传单发给乘客。   *纷纷遭国保传讯问话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上午拨打黄文勋、张圣雨和赵海通的手机，都无人接听。他们3人目前的情况不明，而他们的朋友估计情况可能不太好。   另外，也在4月8日上午，广州民主人士郭春平和孙德胜到广州天河看守所，各自给刘远东存了100元。随后，他们又在天河看守所门前，举起“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释放刘远东回家！”的牌子，声援刘远东。   郭春平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孙德胜没走出多远，几名广州国保开车从后面追赶上来，没有出具任何证件和手续，将两人抓到车上，强行带到天河区棠下派出所，并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对两人传唤问讯，到晚上7点才放人。   *站出来的人多了社会才有改变*   郭春平表示，刘远东作为企业家，本可以过好日子，但是他坚持倡导民主自由，并付出代价，他们作为公民责无旁贷，要站出来声援。   他说：“每一个社会的先期转型，都是有一部分人先站出来，肯定是要面临一定的风险和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作为我个人来说，因为首先你站出来，才能影响你周围的人。站出来的人多了，这个社会也就有改变了。”   另外，深圳网友聂光、新疆网友赵海通和东莞网友贾榀，4月7号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天桥拉横幅，呼吁当局释放刘远东，停止政治迫害。   聂光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网上看到刘远东的情况，觉得有责任声援他，抗议有关当局对他的政治迫害。   他说：“从网上看到刘远东为中国的民主付出很多，现在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拘留，我觉得有些忿忿不平。我觉得作为公民应当声援一下他，抗议政治迫害。”   东莞网友贾榀星期一便被警方传唤问讯了几个小时，星期二中午又遭问话。记者星期二下午打通他的手机，他告诉记者正在接受警察问话，已经几个小时，不知道什麽时候结束。   在广州从事生物产业的刘远东，今年2月23日与多位民主人士在街头举牌，抗议朝鲜核爆，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罪名为“非法集会和示威游行”。参与举牌的其他人多数也被处以7到15天的行政拘留，不过期满后先后获释。但是，刘远东在行政拘留期满后却被转为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抽逃注册资金罪”。 刘远东被刑拘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不断有人在网上或在街头举牌呼吁释放他。广西南宁的黄雨章和深圳的民主人士余刚3月29日发起声援刘远东、要求当局释放他的签名联署，短短3天就有500多位各界人士签名。 fullrss.net

悉尼 —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说，根据一项重大货币协议，澳元将和人民币直接兑换。这个举动是澳大利亚加强同北京的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的努力之一。   **直接和人民币兑换的第三大货币**   这项货币协议可以降低澳大利亚公司同中国做生意的成本。他们再也不需要把资金兑换成美元，然后再换成人民币。根据这项新的安排，澳大利亚元将在美元和日元之后，成为直接和人民币兑换的第三大货币。   正在上海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说，这个安排将成为未来就业和投资的基石。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虽然原料交易开始放慢，但是，中国对自然资源尤其是铁矿石和煤炭的需求帮助澳大利亚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吉拉德说，澳中之间的货币安排将推动澳大利亚的经济。   她说，“澳大利亚元可以直接兑换成中国货币人民币。世界上只有三种货币可以直接和人民币兑换，前两种是美元和日元。这对澳大利亚非常有利，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大公司，而且有利于想在这里做生意的中小企业。”   **澳两家大银行获人民币业务许可**   澳大利亚两家最大的银行ANZ 和 WESTPAC 已经从中国当局获得直接处理人民币交易业务的许可。   ANZ 是澳大利亚涉足中国市场的最大银行。这家银行的老板史密斯说，这项货币协议使在中国做生意成本低廉，手续简便。   史密斯说：“比方说，在交易文件中，不需要兑换成美元，可以立即锁定汇率，可以签订未来的合同。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麻烦。”   银行业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的努力中，澳元和人民币交易协议的启动是又一个小小的进展。   **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地位上升**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人民币可以和美元相匹敌的话，中国公司减少兑换外汇的成本，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   近几个月来，日本、韩国和沙特的中央银行相继表示，打算把一部分货币储备转换成人民币。 fullrss.net

朝鲜导弹与核项目: 1998年8月: 试射大浦洞-1号火箭，这是朝鲜第一种远程火箭。 1999年9月：在与美国关系有改善的同时，承诺冻结远程导弹试验。 2005年3月：宣布不再暂停导弹试验，理由是美国的“敌对”政策。 2006年7月：试射大浦洞-2号火箭，发射不到一分钟后即失败。 2006年7月15日： 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平壤停止导弹项目。 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2006年10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朝鲜停止导弹及核试验，禁止销售武器。 2009年4月5日：发射远程火箭，落在太平洋。号称成功，但美国说未见卫星进入轨道。 2009年4月13日：联合国谴责朝鲜发射火箭，强化制裁。平壤退出六方核会谈。 2009年5月：第二次地下核试验。 2009年6月：安理会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2012年2月：宣布暂停核及远程导弹项目，以换取美国食品援助。 2012年12月：发射银河-3号火箭并宣布将卫星成功送入轨道。 2013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发射火箭。朝鲜表示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2013年2月12日：第三次地下核试验。 2013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核试验并实施新制裁。 2013年4月2日：朝鲜宣布重启2007年依六方会谈协议而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 韩国方面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天表示，从朝鲜方面早些时候发出的不久就将没有能力保障在平壤的外交官员的安全这一警告中或许可以看出，朝鲜有可能在准备于这个星期进行又一次导弹测试或者是其他的挑衅。   韩国总统朴槿慧的国家安全事务首席顾问 金章洙 表示，朝鲜方面有可能在星期三前后再次试验发射或者从事其他挑衅。平壤早些时候建议各国外交使团最迟在星期三撤离。   韩国这位官员表示，朝鲜真正的目的是要强迫美国和韩国做出外交让步，但是不管朝鲜方面的威胁是口头上的还是实质上的，韩国方面都做好了军事准备。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半岛上的紧张局势似乎在日益升级，韩国最高军事官员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间原订于4月16号举行的会晤，被推迟了。   韩国一位发言人表示，韩国方面担心，朝鲜有可能在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郑承兆 将军出访期间从事军事挑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在于中国的海南岛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上讲话，虽然没有提到朝鲜的名字，但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为一己之私把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与此同时，中国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毅4月6号晚间应约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的时候也表示，反对任何一方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言行，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缅两国目前的状态说明，一个民族的主体想要什么，最后得到的就会是什么，而且不可能只收获花朵不收获荆棘。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缅甸的民主化道路，一开头设定的目标就不同。缅甸的反对派要求的是结束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化，20余年间这个方向性目标一直未曾改变；而由中国政府推动并得到人民积极响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于中共是种危机推进型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摆脱危机并为其专制统治注入新的生机，于人民是要改善生活。最后中共达到了目的，并兑现了邓小平承诺的一半：少数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成为“待富者”。   *“苏联教训”使中共加强构筑专制铁篱* “8888民主运动”之后，危机意识驱使缅甸军政府做了一些渐进的政治改良。次年中国发生的“八九民主运动”，当然也让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但与缅甸军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同，中共政府是加强修补专制铁篱： 一是逐步强化党的控制。在赵紫阳时期已经实施的政企分开，一律退回到“党领导一切”。到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外企、私企纷纷建立了党支部，各级人大一把手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兼任。二是加强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中国成为对互联网监控技术最有“贡献”的国家。三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严控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避免再次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1989年民主运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点，即对西方民主的批判。这一批判在80年代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到强烈抵制后，曾经暂时消停。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官方理论界先是称，“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继而于2005年反对西方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阴谋；再到2011年3月吴邦国公开宣示“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最后演变成习近平坚决“不走西方邪路”的“三个自信”，以及对“文革”、“大跃进”、“反右”的肯定（“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应该说，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源自其道路选择。它最初的改革动力就是为了挽救党的统治。既然经济改革使中共摆脱了毛式“文革”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那么，任何政治改革只会对中共的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构成挑战，只能对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因此，胡温十年期间，既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动摇的时期，也是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的时期。在江朱时期建立的维稳体制得到充分完善，秘密警察、线人制度成为中共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更是成为中共时时念叨的经文。 如果说，缅甸军政府自“8888民主运动”之后，应对危机的措施是逐步为缅甸实行民主化建构制度条件，如多党制、制订宪法、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最后得以“脱军装”的形式安全退出政坛，中共做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除了死守一党专制之外，不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热”帮助中共摆脱国际孤立困境* 迫使缅甸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制裁孤立。但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不仅成功地重返国际社会，还成了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切得益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立刻宣布对华实施经济与军事制裁。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提出，以公开投票方式，实施全球制裁中国。投票结果是213票赞同，23票弃权，2票反对。其中两张反对票中就有巴基斯坦一票。巴基斯坦官方专家称：“我们以昂贵代价换来了与中国的永久友谊，……那是一笔我们之间巨大深厚友谊的财富积累”。讲求实际的日本，当时虽然追随西方七国对北京实施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但到1990年7月11日，就宣布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邓小平不愧为富有统治经验的党魁，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之后，再次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国的发展大计。从此以后，跨国公司相继登陆中国，并自觉承担了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的责任。比如，美国众多跨国公司先是为中国游说“最惠国待遇”；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则视中国需要，随时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实施各种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用订单外交稳住了欧盟，用援助与投资（资源外交）拉拢了非洲及一些拉美国家，用开放市场吸引了全球500家跨国公司中的大部分。这种与各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政府获得的这种极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缅甸都无法相比。我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里，对此有过详细分析：“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企业界的‘政商结合’。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美国、欧盟等国学会了在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共处’”。 国际文化帮闲为中国政府“贡献”了一项“瑰宝”。美国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明的“北京共识”（2004年），成为中国新左派等文化帮闲鼓吹“中国模式”的理论先导，北京一度还梦想向外推出“中国模式”，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外国人预测中国将于2025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时，中共当然以为“红色江山”可以永固，要求其实行断送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难成气候* 1989年的六四运动未能为后来的中国反对运动留下思想遗产、组织及领导人这三种资源。本世纪初开始的维权活动，起点与主诉是维护经济权利，方式是“脱敏化操作”（即不碰政治、六四、法轮功等一切敏感问题），这种以避险为手段的维权方式，最后结果是既未能避险，也限制了活动的高度。其间原因，当然首先与中共的残酷打压有关，更深层次的内部因素则只能留待参与者们自己思考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即以部分“异议者”为主体的合作派、和解派。这些人成员重叠，分兵突进，某一时期的主诉是“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合作对象是数次口头上表达要政治改革并向往普世价值的温家宝总理；另一时期则以“政治和解”为主诉，并称是学习波兰经验。其实，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这几个民主化最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除垢法”，并对共产党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要求社会成员为当年的合作行为忏悔。对这些中欧国家的社会清理过程，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却把它解释成“和解”过程，其提出之时正值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专制高墙垒得越来越结实，民间反抗遭到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之际，反抗者莫说无法集结，就连呻吟（提出控诉）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在这时提出“和解”，并展示子虚乌有的“暴力革命”图景，吓唬全社会而非统治者，无非是要反抗者引颈就戳，这些反常识的知识“异议”者的出现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甚至“精神领袖”，是将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 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