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

有感于官员批媒体

有感于官员批媒体 刚才看到一段封疆大吏谈媒体:“充分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多宣传道德模范。”“多报道好人有好报,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去放大社会的阴暗面和丑陋面。给人民群众造成做好事不得好报,做好事引火烧身的错觉。”还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的社会风气也是讴歌出来的!” 看罢,哑然失笑。 第一,谁都不要自以为是去为社会“导向”。“导向”也不是媒体功能,媒体承载了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承载监督公权的职责,只要不涉及隐私、不涉及对私权的侵犯,有闻必录,揭露公权滥用,尽可能为公众提供资讯,是媒体天职;媒体提供了资讯,选择、判断,是公众的事。 第二,丑陋、阴暗面,报不报道都客观存在,报道了引起警觉和反思,不报,在表面平静下蔓延发酵。中国社会的阴暗、丑陋面是被媒体放大了,还是媒体没尽责,遮遮掩掩,需要先作事实判断。不能权力说放大就是放大了。 第三,“好事不得好报,做好事引火烧身”,在我国不是错觉而是现实的一个绝非可以忽略的面相。媒体没有本事造成这面相,但政治、法律运作方式有本事有力量造成它,别的不说,一个乌龙判决就足以对人的善意、社会良俗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第四,“社会风气”跟“孩子”没有可比性。好孩子也许可以夸出来,但好的社会风气从来就不是讴歌出来的。不良风气、特别是对全社会产生弥散性败坏作用的腐败,不揭露、批判,结果姑息养奸。 中国媒体生存环境扭曲,履行媒体职责的空间太小,傍权傍钱,罔顾职责、献媚瞎说的空间很大。反方向指责和干预,进一步收缩媒体履行职责空间。这可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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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 也说特供食品的罪与罚

也说特供食品的罪与罚 肖雪慧 最近有两个关于食品安全的消息相对应。一是遇害记者李翔生前最后一条微博提到的地沟油以及凤凰台一干媒体提到地沟油加工地布满摄像头等情况;二是微博上的一张北京海关蔬菜特供基地照片,从照片看得出,这个铁栅栏围起来的蔬菜基地也是戒备森严,根据数月前南周报道,这地方一直有保安执勤。地沟油加工地点和特供基地在保密上如出一辙,但产品去向却是官民分殊:地沟油改头换面后流入市场、最终流入平民餐桌,而质优价低的绿色蔬菜专供权力机构享用。   图1:好气派的北京海关蔬菜基地     图2,北京海关蔬菜基地里的大棚:达六英尺的围栏后面种植各种有机蔬菜。周围农民说:“普通人是进不去的。” 图3,据11月12日人民网披露:不少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图4,这东西制作后就流入平民餐桌了 图5,地沟油原料 流入平民餐桌的,地沟油只是不胜枚举的问题食材中的一种,米、面、蔬、果、肉、蛋、奶等等日常食材,已经很难说哪样能够放心。特供食品当然也不止蔬菜,但凡“进口”无一不“特”;建特供基地的也绝不止北京海关,特供也非近年才有。但近一二十年间,问题食品跟特供食品成为相反相衬的一对,颇为刺眼。这无疑拨动了社会最敏感神经,讨论特供现象已不可避免。不久前傅蔚冈的《特供食品的罪与罚》一文,提出特供食品已经发展出新模式:由过去自建基地发展到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利用职权“垄断了那些本该在市场上流通的优质农副产品”。 生态环境好的浙江遂昌县山区农产品就属于被多个权力部门垄断之地。新华社记者调查时,遂昌县农业部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一些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保障食品安全,会派人到山清水秀少污染、欠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要求直接为机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品。一些部门手中掌握各种名目的资金,资金给谁、给多给少,上级部门有决定权。如果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部门可以通过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让其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等方式实现变相“补偿”,而部门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 资金项目决定权、变相“补偿”、“低价质优”、“长期供应”……几个关键词明确无误的告诉人们,权力部门在动用权力资源谋本部门之私。在这一点上,此前自建基地的老模式跟现在新模式一个本质。 所以,要说特供食品的罪与罚,罪,多且重。以权谋私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大忌,即使传统政治下也不被允许。负有保障公众食品安全的政府搞特供,无论社会上揭露出多么严重、多么恶心的食品问题,不管毒米毒菜毒肉毒油怎么肆虐民间,享受特供而远离问题食品的人是不会有切肤之感的,最近论者提到的百年前西奥多·罗斯福看《屠宰场》一书所揭露问题时禁不住口中食物呕吐出来的那种反应,他们也是决不会有的。在对官员缺乏有效监管、问责有名无实、民众被排斥于官员升迁沉浮过程之外的现有体制下,吃特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公众食品缺乏监管动力。结果是食品安全上的官民两重天。从这里,人们最为直观地看到公权变异,发现民众天价养了巨量机构和人员,却不仅要忍受其懈怠基本职责而导致的食品安全无保障,还要为这些机构的特权埋单。人们很清楚,无论建特供基地雇人种菜种粮食还是以“补贴”之类手法垄断优质食品,增加的成本一定不是绿色食品享受者自掏腰包,而肯定是增加纳税人供养权力机构的成本。在全社会苦于食品安全的情况下,权力部门利用公共资源让自己的食品安全了,既是在开辟、扩大特权,还在逃避监管责任之外制造社会不公。 至于罚,傅蔚冈先生说“特供食品和普通食品一起沦陷,这才是特供食品的最大危害” 。但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输港、输日、输欧美食品以及供应频繁举办“盛世活动”的食品质量,都证明监管部门有能力做到食品安全。据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去年11月6日披露,中国食品出口合格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99.8%以上,远高于我国进口食品的合格率。两日后,有评论指出:我国内销食品的不合格率是出口食品的32倍!今年5月中旬支树平局长接受港媒采访时又宣布,去年供港76万批次食品,合格率达99.996%;今年第一季度供港的23万批次食品,合格率再升到99.999%。这个说法得到港方证实:内地供港食品多年来未发现质量安全问题,供港蔬菜已连续15年未发生“毒菜”事件。而香港市场90%的蔬菜和大部分肉类、禽蛋都由内地提供。据最新一期南周(2011-9-22)《“供港蔬菜”真相》一文:自2007年4月1日以来,供港蔬菜生产必须基地化,土壤、空气、水检测符合要求,给予备案号,才能进行,不合要求不得供港。基地还要求建档案,生产记录保留两年供查;重重关卡保安全。这一整套体系可以追溯每批蔬菜每个环节。出现问题, 可以无误的追究责任人。    图6, 供港食品多年来未检出问题。图为宁夏一供港蔬菜基地。新华社发 供港,输日、输欧美食品和举办赛事、盛会的食品安全有保障,这透露了我国食品监管内外有别、大陆与香港有别。权力部门自己的特供食品,精心程度决不会逊于供港、出口食品。现有权力状态下,他们有充分的动力和权力资源能确保自身食品安全。动力和权力资源用在别处,相应的就是公众食品安全监管上的懈怠、渎职,这就有了我国食品安全上令民众无比苦涩的现状:官民有别。从这个视角看,说问题食品是特供食品的派生现象,也不为过。 食品安全,人人挂心,这上面有自利心,也是人的天性,权力部门的官员不例外。但第一,自利不得损人;第二,对权力部门来说,私人的自利行为不得通过滥用公共资源来实现,有法度的正常社会,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杜绝这种情况,堵死二者之间通道。寻求特供,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权力无疆导致的非正常情况。 寻求特供这一非正常现象,惩罚终究会到,但不是吃特供者的特供变得不安全了,而是使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公信力再急速下滑!是促使民众发出根本性质疑:还能继续当这冤大头吗?!   2011-9-25 全文刊于9-26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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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两会说钱

主题词:两会说钱    一.两会花销知多少?       去年政协会议花费5900万 : 3月2日 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赵启正被美国记者问及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赵启正 被问住 : “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 两天后答复: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据了解,会议费用包括了会议期间委员、工作人员及各项会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花费。 ——记者问的是每年两会,得到的答复是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而且只是会议 直接支出部份,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支持会议的开支 和 其它社会成本。 比如 安保费 、 环京护城河造成的经济损失 、 委员往返专机 ……     如图:这个费用肯定不包括在内   即便只算会议直接开支,2237个委员,平均每人2万6千以上,数目也巨大。一人几天会议的直接耗费跟我国去年人均年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比?   所以,当云南地震、日本地震发生,网上呼吁 : “代表们,人民喊你们捐款了!!!”从3/3~3/14日共12天,全国人大代表2981人,政协委员2237人,共5218人。他们的吃、住、行和办公经费都由中国纳税人负担。代表们既然代表人民自己投票,就应该代表人民自己捐款!建议每个代表向中国-日本遭受地震灾难的灾区各捐款10000元人民币!爱无国界!生命至上!      二.政府之富,富甲天下      分税制事权、财权极端不平衡之下,地方政府卖地财政、跑部钱进      全国人大代表、清远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周海波: 财力严重失调,地方政府卖地筹钱      周海波说:《预算报告》可以看到,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42470.52亿元,占总财政收入的51%多,地方本级收入40610亿元,占48.9%.  “ 中央财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财政 ,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 中央本级支出15972.89亿元,占本级收入比例的37.6% ,而 地方本级支出73602亿元,占地方本级收入的181% ,缺口由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这也让地方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成为支撑地方本级支出的重要部分,财权集中在中央,而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等任务都落在地方政府肩上,政府的财力和事权已严重失调,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和人民赋予的重担,不得不依靠出卖土地和负债来筹集资金。据统计去年全国卖地收入达2.9万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制度安排让地方“跑部钱进” 。 按照目前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中央 虽然 会按比例返还地方 ,但 “这些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的资金,很多是通过部委来执行,结果就变成了部委掌握了大量的财权,让一些地方时常跑北京跑部委跑钱,而这也要花大量的钱”。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 贺优琳        贺优琳 : “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虽然有转移支付,有一些补贴,但再次分配过程中不尽公平、合理,甚至浪费、滋生腐败,人情关系‘跑部钱进’、增加成本、层层截留”。         三.出钱的太没钱、花钱的太有钱      如图:全 国政协副主席、 前审计长 李金华   李金华: 有些事不能太讲排场 不能太争世界第一 “ 我到一个县看过,一个县搞一个体育馆花了8个亿。类似问题可能不在少数。 ” “ 有些事情不能太讲排场,不能太争世界第一。 ” “ 我们搞了那么多运动会,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有些活动放烟火就花多少钱,有这个必要吗?南非搞世界杯也没花多少钱,我看效果也很好。 ” “ 外国来宾看到中国部分城市超前的体育设施建筑,甚至难以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来中国想援助的,看到这些现象后认为 ‘ 中国根本不是发展中国家,要对世界做贡献,要中国给援助 ’” 。 李金华 说: 中国政府花钱最容易,给老百姓增加点补贴难得很      “政府、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浪费尤其严重,有些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我们8万亿财政收入节省出10%,拿出8000亿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给中低收入家庭增加点收入和物价补贴,那效果就不一样。 现在要是增加点补贴难得很,为什么有些钱就花得那么容易呢?” “有时我们邀请国外政府人员来中国,他们就回复来不了,因为是预算不够。我们中国只要有指标,有钱没钱都能出国。” 他希望政府能拿出更多的钱,让老百姓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济实惠。          如图: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 : 参与调研的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居民收入水平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的价格,却高出美国很多,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投资。 同为报告起草人的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也指出 : 2001-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 4.91748 万亿,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 64766.91 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的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 2001 年至 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 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 – 6.2% 。 ——啊,真实净资产收益为负数!           老百姓钱不够 政府突击花钱   如图:蒋洪委员盼财政公开盼白了头   如图: 蔡继明委员        蒋洪:现在不少老百姓买房买不起,看病养老都需要钱,可钱不够。另一方面,政府花钱好像钱层出不穷,有的还要想着法子花。      蔡继明:得突击花钱,年底前必须花出去。           贺优琳痛陈民艰,“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发展建设宁可慢几年,也要使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四.公车消费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 : 公车 仅三分之一用于公事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经达到了 200 多万辆, 还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的配车 ,这些公务车辆每年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 1500 亿 -2000 亿元,每年车辆购置费增长率都在 20% 以上。         公车使用奢侈浪费、资源利用率低、行政成本高、公车私用突出、货币补贴被当福利…… 他说, 据统计,每辆公务车年消费额平均为 8 万 -10 万 。 社会轿车每一万公里的运输成本是 0.82 万元,而机关公务轿车则高达 3 万元以上,运行成本是社会轿车的三倍多。而在使用效率上,公务车辆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 办公事的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了三分之一,此外司机私用占去了三分之一。一些地区和单位不按照规定配备公车,耗资超编超标购车,他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超编配车率达到了 50% 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甚至出现了一人配备两台专车的现象。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 杨光成: 公务员下乡需要 25万元以上的车 他说:云南94%是山地,交通非常不便,大山里应该配好车,这样才能保障安全。公务员下乡坐25万元以内的车,那不现实。 ——杨厅长荣获南都报“ 忧官哥” 称号。据南都, 杨厅长的发言让众多网民不解:官员进山,路不好就要配好车,“乡下人要到城里办事,派好车接不?”说到保障官员行路安全,网民的建议还是值得听取的,比如骑驴、抬轿子,或者干脆走路算了。 我建议,配直升机得了!     五.税与费  赋税沉重: 政协委员 蔡继明: 现在要从过多依靠投资转向靠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拉动经济。很明显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我们期待:第一,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当中,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二,要减少个体工商户的税收负担。      政协委员 蒋洪: 企业,“三险一金”也是政府管理。统计显示,这部分有的相当于工资的 40% ,也有说是 40% 以上,还不包括各种各样所得税、流转税等。从这个意义上判断,中国人负担肯定过重。     个税起征点(或免征额)之争:       蔡继明:最初起征点是 800 块钱,当时平均工资才 40 块钱,起征点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 20 倍,纳税的是很高 ( 收入 ) 的阶层。 现在起征点是 2000 块钱,还达不到平均工资水平。不可能再达到过去的 20 倍标准,但至少 2 倍总可以。      如图: 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公司董事长甘连舫 甘连舫 : “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国家这么富,老百姓囊中羞涩” “ 我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建议,应该说是呐喊:为什么这部分人纳税这么高? ”       “ 稿费、加班费、福利,都不应包括在内,这方面 ( 征税 ) 应该免除。因为这是工资之外额外的劳动,劳动法规定是 8 小时工作制,他去加班了,额外取得的报酬是要成本的。 ”   我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建议,应该说是呐喊:为什么这部分人纳税这么高?赚 3000 元,还要纳几百元钱税,这几百元钱对我来说无所谓,对他来说就是煤气罐的钱。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陈万志 : 消费税和企业增值税分别占营业税的23.5%和28.8%,都摊到商品价格上,“很多国内生产的商品,到国外买便宜得多”。 他 说,真正构成低收入家庭生活负担的不是个税,而是增值税、消费税。  ——这种税是隐形税,每个家庭消费就在纳税,但纳税的事实和纳税人身份却被遮蔽了。       如图:崔永元 崔永元提议个税不应该 “ 一刀切 ”。 他说 : 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征他税也许合适,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千就不应该收税,他是在玩命,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      针对民间、学界和不少两会代委提出 个税 要 考虑赡养系数、按家庭征收 。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 操作上有困难。就家族信息的掌握情况来看,目前在一些地方掌握的翔实程度是不够的。    —— “操作有困难”,你信吗?谁发了不受权力待见的言论,跨省拿人,那可是精准得很。对拆迁钉子户搞株连,对付拆迁血案、校园飙车致死人命的家属,连远亲都摸得清。 而且, 关键还不在 起征点(或说免征额) ,而在于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身份和权利被遮蔽以及“为什么交税”,“税款怎么使用”这样的根本问题不清不楚,税收实际上往往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更糟的是用于对付纳税人,维稳经费逐年增高甚至超国防经费,对纳税人来说,是悲剧。   费重如山: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 黄细花 : “拉货不超载肯定会亏本”      黄细花 向 全国人大会议 递交了 一份 “关于降低公路收费标准的建议” 。 建议 写到: “全世界建有收费公路的国家和地区有 20 多个,建有收费公路 14 万公里,约有 10 万公里在我国;我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 9 倍,公路运输成本中 20% 是各种路上收费,公路收费、过桥费名目繁多”。“山西大同市的交管部门曾做过一次试验,用红岩牌 16 吨的载重汽车按照规定装载,从大同运往天津, 一路上这辆车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但到达天津后这辆货车还是亏损了 3200 多元 ”。 她得出结论 : 原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收费公路,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垄断和牟利的工具……收费公路林立正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有网友笑言,“大同到天津才 400 多公里,就亏 3200 元,广州到北京 2000 多公里,那得亏多少?”        黄细花“拉货不超载不违规亏损 3200 ”的内容在网上曝出,司机反应热烈。一位 司机叫苦: 650 公里高速大客车缴 1024 元路费 。 一辆从福建诏安开到浙江汾水关的核载 32 人的大型客车,经过了 650 公里高速路,过路费竟高达 1024 元!平均每公里收费约为 1.58 元。司机金仁杰叫苦连天。      ——过路费,只是多如牛毛的费中一种!      六. 财政公开、独立预算      李金华 : “ 公务人员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你在用钱的时候必须是非常节省的,应该是穷政府,现在我们很多政府很富裕,花钱大手大脚。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         关键领域要推进政务公开      李金华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政务公开。 “ 原来我搞审计的知道,比如财政预算公开发展还是很快,但真正要想在一些关键领域实行政务公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以外的重大决策,比如问题比较多的投资领域,一些关键的岗位上,比如政府采购,基本建设的招投标,这些地方的政务公开还有待完善。 ”     “ 除了财政预算以外,还有一些钱在财政预算以外不受监督。 ” 李金 华告诉记者,比如通过小金库等其他渠道,而土地出让金有的已经纳入预算了,还有些城市没有纳入预算。        “ 很多问题涉及到体制和制度的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不容忌讳的事情,但恐怕还有个过程。比如说,如何控制权力、如何监督权力、如何深化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和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重要的环节加强权力的监督。 ”      李金华说的问题, 重庆 的 黄奇帆 代表、香港刘梦熊委员提供了佐证 :      黄奇帆: 一些国企在汽车产业上“高歌猛进”,一些国企老总已经疯了,昏了头。“这样的企业到处布点,如果他们是我管的话,我一分钱都不让他动……我有心理预感,这些企业会把过去20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本,在5年里付之东流,将来全部坏账,你信不信?”  他还说: 国企对坏账累积的民营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救活了这些金融结构。然而“一个银行的资产,90%多是老百姓和企业的存款,资本金只占8%到10%,一旦倒闭,国家只损失一点,而社会资产就会蒙受巨大损失,容易引起社会振荡。”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刘梦熊;按国际金融交易惯例,购买债券、股票的中介有佣金可收,中国投入 “ 两房 ” 债券数额惊人,其佣金也惊人。这些佣金真正流向如何?有没有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早 前, 他曾怒斥:“ 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 3763 亿美元美国 ‘ 两房 ’ 公司债券。现在 ‘ 两房 ’ 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                如图: 全国政协委员秦晓 秦晓表示:“ 要通过资本市场和社保,把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 。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做更多应该做的事,比如住房、教育、医疗。政府,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去经营国企。”应该破除公有制、国企是执政党基础的错误观念,执政党基础首先是老百姓的拥护,然后就有正当性的税收 ——不过, 吴委员长 用 一连串“不搞” ,回应了包括 秦晓 在内的种种诉求。 如图: 全国政协委员 王大成        王大成 : 建议 借鉴美国, 设立独立预算局        美国 “ 在总统下设专门机构,叫做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通俗点说就是预算局,直接对总统负责,有国会审查并通过,再由财政部负责任税收和预算的执行。总的来说就是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分离,整个预算的全过程分别由预算局编制、财政部执行、国会批准和监督 ”      如果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放在一个部门,就好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执行,权力过于集中,很难说这是科学的。美国的预算是世界公认比较科学合理的,我认为我们不妨借鉴和学习。不要因为它是美国的,我们就排斥。        我建议成立国家预算局,既不要放在财政部,也不要放在发改委,而是直接对总理负责。 美国在行政制度设计方面,决策、执行、监督的做法,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实际予以借鉴。我去考察了十多个国家,目前就只有美国的预算制度比较科学,这是国际上公认的。       ——财政公开、独立预算都是必须的,可是,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财政公开、独立预算,都只是忽悠。 如图: 全国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副校长 张承芬   张承芬 向人大提交议案,要求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力争从源头上斩断腐败产生的条件。      “腐败情况触目惊心,腐败官员让人痛心。”提起公共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张承芬委员就不断摇头叹气,“目前 国家绝大部分财政和公共资源实际上被全国不到 10% 的人操控和掌握,仅为 30% 的人享有和利用。 ” “只要有利益,没有不去捞的! ” 她 举例,“一个地方的爱卫会利用采购鼠药之机就受贿 30 多万元,就连专门与死人打交道的殡仪行业也成了腐败热门”。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黄泽民 : 作为金融领域的专家,他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方面的漏洞感到忧心。“外汇储备没管好对我们中国来讲是大事件,国内的就业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内外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根子就在外汇储备没管好。” 他 指出,在中国,政府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掌握资源的权力如果没有人监督,就容易猖狂。 黄泽民建议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就要监督官员。“你监督他,他就把你当回事,你不监督他,他就越来越牛,就会糊弄你。 ” ——黄委员说得是:权力无监督,就容易猖狂。就越来越牛,就糊弄你。可问题是,没有制度保障,官员升迁沉浮的最终决定权不能掌握在民众手中,你说监督就能监督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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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堑不长一智——我看柯蓝煤矿枪击事件

吃一堑不长一智——我看柯蓝煤矿枪击事件 肖雪慧 一. 引发枪击事件的劳资纠纷非常中国化 半个月前,赞比亚柯蓝煤矿发生中方主管枪击矿工事件。事件发生缘由,国内耳熟能详:劳动条件恶劣、缺乏安全保障、工资待遇低、欠薪。     赞比亚柯蓝煤矿 这家位于赞比亚南部的中资煤矿,是一个家族企业,几兄弟经营,管理方多是亲戚。从2003年开始在此经营。 用工制度和管理方式在国内很盛行 ,国内矿山、建筑业尤其通行这一套:雇“临时工”,干一天活给一天工资,没有福利,不发劳保用品 …… 是地道的 中国模式。 可是,赞比亚有完善的劳动法。据《 新世纪 》 周刊 10月26日报道, 赞比亚劳动法规定: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住房,或支付住房补贴 ,其标准为基本工资的30%; 雇员有权得到7万克瓦查(约合90元人民币)的午餐补贴 ,除非雇主提供足够免费饭食; 雇员工作岗位与他的住处半径超过了3公里时,将得到8万克瓦查(约合100元人民币)的交通补贴 ,除非雇主提供交通工具; 在雇员生病时对其提供诊疗和药品,必要时提供到医疗单位的交通工具;雇主还需要为雇员缴纳养老基金;雇员每周工作时间不应该超过48小时,超过部分按小时工资标准的1.5倍付薪,公共假日或是周日工作,可得到双倍薪水 。 去年薪酬标准是1.5万克瓦查(约合20元人民币)/日,今年增加到2万克瓦查(约合26元人民币)/日 。 但柯蓝煤矿漠视赞比亚劳动法,只雇佣“临时工”,按日计酬以逃避法定节假日的工资付出;不提供劳动法规定的种种福利和安全保障 …… 不仅漠视劳动法,还 把 国内劳资双方不对等态势下不少企业的横劲 在这里使了出来 。 于是,多年来柯蓝煤矿工人跟这家企业矛盾不断,冲突多有发生,但企业无视工人诉求。据矿区翻译说,中方管理人员一直认为“不发劳保用品不会死人,生产环境差点不至于死人,不加薪,少吃一点也饿不死人,稍微打一打又打不死人。矛盾就这样越积越多。” 10月15日这天,200多名矿工示威抗议欠薪和恶劣工作条件,中方态度蛮横,双方冲突升级,两位中方主管突然开枪打伤12名工人,其中两名重伤。17日, 警方逮捕了两名开枪的中方主管,表示将控以“谋杀未遂”罪。警方检察长卡博德对媒体强调,“ 口供已录,没有人可以凌驾到法律之上。 ”  这是一场劳资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而这样的劳资纠纷,也是非常的中国化,它是前述用工、管理模式的派生现象 ,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西方国家那种劳资纠纷,那些国家,工人拥有强大博弈力量,不是忽悠可以摆平的,资方更不敢诉诸暴力。 二.拒绝从事件中学习,必会重蹈覆辙 事件发生后,当地和国际上一片哗然,但国内媒体低调反应,即使报道也语焉不详,更多媒体干脆不提。四天之后,外交部发言人才就此作了一个叫人听不明白的表态,称, 一家民营中资公司与当地工人发生劳资纠纷,中方管理人员在冲突中 “ 误伤 ” 了几名赞方工人。      “误伤”一说,让人一头雾水。而据昨日傍晚播出的“风云对话”,阮次山说,冲突中,两名中方主管突然 开枪,不是“朝天”,而是朝人群。他还透露,枪击者使用的是AK-47机关枪。 媒体对事件的整体回避和那位发言人的“误伤”表态,透露了一种掩盖意图。 然而,引发事件的缘由在国内广泛存在,不断导致恶性事件。就在柯蓝煤矿枪击事件发生的 4天前,都江堰市发生民工讨薪被砍杀事件。工人讨薪,对方一个电话招来几个手持尺多长刀的黑衣人,见人就捅,造成一死几伤。事后是数百警察、武警半夜抢尸、殴打正在举行祭奠的死者家属。后来有关方面通报,不是抢尸,是保护证据;还表示欠薪问题已解决。但工人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无论赞比亚中方主管枪击事件还是国内同类事件,都是在劳资纠纷问题上不应发生的恶性事件。发生这样的事件,不仅劳资双方都是输家,还产生很多难以预料的负效应,只有最愚顽者才会拒绝从中吸取教训。 吸取教训,必须正视冲突根源。而根源是什么,其实人们心知肚明。只要继续维持现有的劳资双方不对等关系格局,就注定了不仅冲突难以避免,源源不断演化出恶性事件,也几乎是必然的。 不善于学习是可悲的,出了事,反向吸收教训,比如近日接连几次矿难,干脆隐匿消息,更可悲。一味隐匿、遮盖的结果,是问题和矛盾的积累,恶性事件将随时从不可预知处发生。 三.“风云对话”透露的信息 前面提到傍晚播出的风云对话,是阮次山就枪击事件及对中赞关系的影响采访赞比亚副总统孔达。关于枪击事件,信息很有限。不过,谈及两国合作前景时,有些内容耐人寻味。 赞比亚是非洲最穷国家之一,经济上对矿产依赖很大。金融危机发生后,铜矿从每吨八千美元降到两千美元,很多西方投资者撤离了。 对此,阮次山说,“中国拔刀相助,接管了铜矿。”“拔刀相助”之不靠谱,犹如他在菲律宾人质事件上的种种说法。倒是赞比亚副总统孔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很实在。孔达表示,赞比亚是原料出口国,中资开采,对两国来说,是互惠互利。 孔达副总统表示看好中国经济。而他说的“看好”原因,恐怕令正受着低薪和物价节节攀升双重夹击的中国民众五味杂陈—— 他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有钱借给美国”,不少其他西方国家也向中国借钱 。 这真是, 藏富于官,炫富于外,再有万亿美元借与富国家 !而劳工低廉工资,被欠是常态,欠薪大户,多为政府部门。他们的博弈力量,甚至没法跟国人心目中最穷非洲国家的工人相比,除了自己的身体,几乎再没别的。近年来,讨薪引发的事件,大概仅次于政府强拆、城管对付小贩这两大冲突源。 如此病态格局,这里之外,哪里有?! 2010-11-1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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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疫苗事件图文拾零

疫苗问题,跟毒奶粉一样,事关儿童安全,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人们有权要求真相。

  

    3月25日晚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终于播出就山西疫苗事件对王克勤、陈涛安的采访
   

   
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文。文章揭露曝山西疫苗存在高温暴露、官商合谋垄断疫苗市场等问题,近百名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病前不久,均接种过疫苗。

  
 报道表明,从2006年到2009年3月前,山西人民接种了质量可疑的高温暴露疫苗。

   
一个挂名“卫生部企业”旗号的“北京华卫公司”空降山西,全部托管了山西全省疫苗的供应管理权,此项事关3500万山西人民生命健康的权利,本应属于山西省疾控中心,却交到在山西进行垄断经营疫苗的华卫公司手里。据记者调查以及卫生部相关部门证实,“华卫公司”根本不是什么山西方面说的什么“卫生部企业”,而是一家编造资格、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个人公司,并且该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中没有经营疫苗的资格。

   
此前,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曾公开为这家没有疫苗经营资格的空壳公司打包票,说是“卫生部的公司,专门搞疫苗配送的大公司”、“这家公司是大企业,是非常靠谱的大公司,它经营能让山西人民和山西的儿童受益。因此我们做出选择,把山西的疫苗都托管给它。”(据王克勤披露,这些话有李书凯的原话录音资料)

   
该公司在山西控制了疫苗的管理、配送及经营达一年零九个月,到2007年10月15日突然消失。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在2009年12月以53岁的年龄提前退休,一家三口游居澳大利亚至今未归。

 

   
山西省卫生厅当日做出回应,表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基本不实”。——下结论倒很块,未经调查,居然当日就可以作出“报道基本不实”的结论,轻易否定王克勤历经7个月走访当事人而写出的调查报告!

 

   
3月18日,针对山西卫生部门上述说法,《中国经济时报》3月18日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记者调查,并表示对王克勤报道涉及的全部事实承担法律责任,期望有关方面正视问题。

 

   



   
3月19日下午,一位怀疑自己孩子受到问题疫苗伤害的家长来到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欲起诉位于迎泽区的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明确告知“不立案”。而早在去年1月,另一位来自山西吕梁的家长向同一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法院至今既不立案,也不驳回;去年8月,7位家长还来到法院门前击鼓“要求立案”,但也没有任何效果。(易文龙是受害孩子家长)

 

   3月20日16时30分许,山西省卫生厅大门前人山人海。山西6名受害孩子家长来到山西省卫生厅门前反映有关疫苗的情况,患者家长靳伟才在准备进入卫生厅大门时,被卫生厅保安推倒在地。16时50分许,6名受害孩子家长被允许进入卫生厅10楼会议室。负责接待受害孩子家长和媒体的是山西省卫生厅应急办公室主任冯志。他说:“卫生厅的相关领导正在赶往这里的途中。”



   
直至18时许,“正赶往卫生厅途中”的相关领导依然没有到来,6名受害孩子家长无奈离开会议室跪在卫生厅大门前继续等候。

 

   
陈涛安: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信息科科长。军人出身,曾当过侦察兵,是全国第一套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者。他最早发现和举报疫苗问题

   
注意这些疫苗标签:山西独创了公益标签与商业标签(华卫公司)连为一体的疫苗标签。



   
在陈涛安带领下,记者在疾控中心拍摄了当时给疫苗贴标签的地方。——中国经营报李学宾
   

 

   
3月20日中午12时57分,陈涛安的手机上出现了一条短信,短信发自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发信人称:“不要猜测我是谁,我们老板叫我联系你跟你讲清楚,疫苗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如果你不管这事了,我们老板会事后给你五万块感谢费。

   七分钟后,13时04分收第二条短信:“如果你执意要管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不要以为现在是名人就有用,事情一过你还是普通人一个,希望你好好考虑,另外不要试图知道我是谁我也是受人之托”。

   
当天,陈涛安的妻子在家中收到恐吓电话,内容大致类似。“打电话的人是本地口音。”

 

受害孩子王小儿的父亲王明亮



   
陈涛安收到短信不久,王明亮、易文龙、宋天娇等家长的手机上也收到了类似的恐吓短信。发信人称:“不要猜测我是谁,我们老板叫我联系你,是跟你讲清楚,疫苗的事情你不要再闹了,如果你不闹这事了,我们老板会事后给你十万块钱,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个银行卡号或者事后再跟你联系。”

  
第二条短信:“如果你执意要闹,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你的地址我已经记下来了,不要以为闹大事就有用,事情一过你还是普通人一个,我们老板也不是普通人,真要搞你,你就是告到哪都没用,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另外不要试图知道我是谁,我也是受人之托。”

   
这些短信都来自同一个手机号码:15156752184,归属地是安徽阜阳。

王明亮即回复短信:“你要拿就拿我两条腿!拿一条,我还能跑北京。”

 
  (农民王明亮唯一的儿子王小儿于2007年11月24日出生,孩子满月后不久,2008年1月2日下午,柳林县柳林镇青龙村卫生所医生杨桂兰来到王明亮一家居住的平房里,为孩子接种了乙肝疫苗。接种疫苗一周后开始抽搐。求医数月,未能挽救孩子生命。而他的妻子作剖腹产子的同时,做了绝育手术。

   

    


    
3-22下午4点半:山西省政府就疫苗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

   
办公厅副秘书长巨宪华,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波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调查核实结果。证实:北京华卫时代公司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承认:按照协议,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应缴50万元风险抵押金,栗文元违规将其中的27万元购买小轿车个人使用。——仅仅是程序问题?仅仅是栗文元违规购车的27万元的问题

   
副秘书长巨宪华表示:山西省的疫苗监管是严格的,疫苗质量是有保障的,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放心地为孩子接种疫苗。

   
发布会上,官员们被记者问得言语混乱、满头大汗,有官员呵斥记者问题太多耽误时间。新闻发布会记者自由提问仅持续十分钟,就草草收场。



   
这也许是某网友讽刺新闻发布会的杰作吧?
 

   

   
据3月24日《钱江晚报》报道,专家调查组统一口径:山西省卫生厅从疾控中心及当地多家医院抽调人马组成专家调查组,事前“统一思想,统一口径”

 

   
在曾经抢救过儿子的医院门前的王明安  

   
3-24日:山西省警方已派人赴京打听和“接”举报人。傍晚,王克勤的几位律师朋友一起护送王小儿的父亲王明亮到王克勤家。山西方面,派出所所长翟武平已于当晚18时15分从太原乘坐HU7371赴京,并于19时20分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81d50100i8sk.html

   
——多少学得文明了一点,跨省抓人改跨省“接”人了!

 

   
3-26
四川手机报:【要闻】针对近年我国媒体报道的多起疫苗“接种事件”,卫生部昨日表示,我国上市疫苗总体上是安全的,接种疫苗后反应异常不可避免,不是疫苗质量和实施差错造成,各方均无过错。因此,对受种者可予以一定经济补偿,但是不赔偿。(四川手机报0325早报版)

   
——疫苗问题,卫生部本身也涉嫌,嫌疑人自己出来宣布没问题,太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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