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

　　艰难的采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他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反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 　　……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克诚、曾山、张鼎丞——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帮”（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帮”，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写给陈云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肖光谈 　　肖光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 　　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璀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 　　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 　　左金祥夫妇谈 　　左金祥是江西人，离休前是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他的夫人章静，早年曾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章静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 　　我跟饶漱石没多久……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 　　我们谈话时，章静也不时插言。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临别时，左金祥说： 　　“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静说： 　　“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 　　刘廷臣谈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 　　……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谈 　　李宝贤当过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 　　李宝贤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凌文英谈 　　凌文英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警卫队长。他说：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 　　林钧堂谈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艾丁谈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2月离开。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拌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20世纪90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陆熙昶谈 　　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他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时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称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两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李振田、姜廉谈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姜廉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他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谈起饶的“反党”，他说：“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菅荣斋谈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他说：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尔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两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因篇幅原因，本刊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在原稿的基础上主要保留被采访者的言论。）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作者为一级文学创作员）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闯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创下近年中国高官在国内寻求外国庇护的纪录，而中国官方未公布王立军被拘捕的详情，反而宣称王立军因健康问题正接受‘休假式的治疗’，如此创新的词汇，一时热爆网络、媒体，未免令人联想到共产党历史上屡屡创新的政治清洗手段。” “如果说，‘双规’是高压式政治清洗，是权力斗争分出胜负之后的手段，‘双规’对象难逃党纪国法之惩处；那么，‘休假式治疗’可能是权力斗争未分胜负时预留后着的政治清洗手段，‘治疗’对象的生死及冲击范围有待揭盅。但是，无论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最终结果如何，以他为重要象征之一的重庆政治模式都已濒临破产。”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伟达的评论称：“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对此次蹊跷事件只发了几行字的短消息，便再无下文，估计如果不是美国国务院对此事发言在先，中国那边可能干脆就‘保密处理’了。公众和外界现在只能就此猜谜语了。” “即使是猜谜语，此事也完全是匪夷所思，因为‘重庆模式’的政治标签是社会主义复兴：英明的领导人为民作主打黑除恶，弘扬红色文化加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等等。资本主义在这里可以是招商引资的对象，但绝对不成政治文化主流，甚至还会被认为是‘敌对势力’。那么怎么忽然间作为打黑的红色领导人之一，却私自投奔到典型资本主义的美国领馆去了呢？”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王立军今次进入并滞留美国领事馆，不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自杀之举，也是对薄熙来以及重庆‘唱红打黑’模式的否定，更是对中华民族正气的致命一击。”“很多网民得悉王立军进入美领事馆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绝对不可能，是有人在造谣抹黑，当传闻被证实后，网民们从淡定变成惊诧，很多人为此精神崩溃，有些人甚至不讳言从此将改变人生观与世界观，相信官场再无好人。”“王立军这个被称作当代民族脊梁的英雄走向末路，这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无论如何，王立军避难风波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信心。王立军以往一直被称为打黑英雄，是正义的化身，当代‘海瑞’，如今却是负面传闻缠身，这让老百姓情何以堪？而且王立军还被视为执政党内的清流人物代表，是老百姓对中共心存希望的支柱，但是如今这根支柱也要倒了，他们今后对执政党怎可能还有信心？”“正如经济学家韩志国直言，王立军事件不是一个孤立个案，它彰显了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缺陷，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 “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事馆事态的性质，是1949年以来副部（省）级官员的首例，此事个中复杂程度，肯定超乎一般想象，不但国人关注，国际也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认为，当局应该本诸以下3点原则处理。（1）事态复杂，或许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厘清，但是当局现阶段应该宣示，只要查清、查明，就会公布案情，向国人和国际交代，以昭大信。（2）王立军即使是‘打黑’英雄，得到群众支持，但是当局处理此案，应该本诸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原则，毋枉毋纵地侦办，让国人和世人看到中国政府依法办事，藉此取信于民。（3）此事可能涉及薄熙来，性质和程度亦有待厘清，基于薄熙来有机会晋身十八大领导层，当局有必要搞清楚事态，使新领导班子予人一个毫无挂虑的实质和形象。”

“ 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 “ 无组织 ” 和 “ 非现代 ” 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 ：“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 ”， 认为 “ 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 ‘ 无所苟 ’ ，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     1905年，14岁的胡适求学于上海澄衷学堂，后来回忆这段生活，他写道：“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也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11962年，71岁的胡适在台北逝世，碑文上刻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2终其一生，胡适与“言论自由”有着不解之缘。胡适有争取言论自由的丰富实践，这从其报刊活动中可窥一斑。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他就曾主编过一份白话的《竞业旬报》；之后又参与创办、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他还形成了独特的言论自由思想，譬如：主张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在那个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都具有强烈的“纠偏”意义。   一、作政论应秉持 “ 敬慎无所苟 ” 的理念   周质平曾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概括为“冷眼与热肠”，认为“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指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他的一点清凉作用。”3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具体到论政实践中，胡适之所以能有“一点清凉作用”，关键在胡适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1 、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提出   “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8年底，《新月》的部分成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组织了一个团体“平社”，拟在《新月》之外另创《平论》杂志，以便“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胡适为此撰写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其中指出：“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4 具体议政方面，“言论自由须负责任”的理念体现为——应发表负责任的议论。1931年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胡适撰文《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当得“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归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5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第1号出版，胡适所撰的《引言》中亦称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6 1933年，胡适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当时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的朋友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对此建议，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倡应以“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作政论：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成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7   2 、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力行   吴相湘为胡适所作的传记中称：自“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提出后，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均 “谨守这一态度如宗教信仰一样坚定”。8其中，胡适尤为突出，蒋廷黻曾回忆道：胡适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两点坚强特性，即“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9 《独立评论》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244期，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对此，毛子水教授的评价为：“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10这些政论的核心关怀是抗日问题和民主问题；其中有关抗日问题的政论更是体现了胡适对“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11 抗战伊始，胡适主张通过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去解决中日问题。针对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社论《对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进行》，6月13日夜，胡适在《论对日外交方针》中写道“我们很钦佩《大公报》肯冒犯全国所谓清议，屡次作平允的、负责任的忠告。我这篇文字不过是引伸他们的社论，作一种很诚恳的共鸣”；然后提出自己的9条意见，希望能“作为国人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一个底子”。121933年11月20日，他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外交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13 同时，胡适认为口号标语式的空言并不能救国，国人惟有自省自责自救才可抵御外侮。 针对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的外交演说，胡适于8月29日夜撰文《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指出：“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141933年3月初，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胡适于3月6日夜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溃退为“摧枯拉朽式的崩溃”。在分析溃败原因之后，尖锐地指出“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藐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装备；不肯拼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他呼吁国人应从“迷梦”中醒来积极自救，“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做三十年的小学生”。15 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让《独立评论》在当时独具特色。1936年，《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时，萧公权称：“独立四年以来的言论，确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在现在世界上和国人中偏激病、顽固病、幼稚病颇为流行的时候，保持理智的公平态度确是一桩颇为难能可贵的事。”16陶希圣也转述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17   二、实现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的具体要求   1932年，胡适回忆：“《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18“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即是如此，虽于1933年正式提出，但其雏形则至少可溯源至1908。是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认为：“苟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此后，胡适多次阐述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要求。   1 、 “ 独立的精神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坚持“独立的精神”。何谓“独立的精神”？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对其的界定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9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指出“现时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具体阐释了“独立”的涵义：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是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20 提倡以此种“独立的精神”议政，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如一位青年读者就认为“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对此，胡适称“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表示“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21在1936年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坦言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22 坚持“独立的精神”虽不合时宜，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谓“负责任”？即：提出一个主张之前，应先“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这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5年“沪汉事件”后，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就此事演讲，他首先即表示：“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而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后在演讲中，他逐一剖析“宣战”、“经济绝交”、“派兵到租界”、“罢工罢市”等流行的激烈主张，指出它们的不负责任之处。以“经济绝交”为例，他分析道：“这四个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贸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也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去批评其主张的原故。”23   2 、 “ 研究的态度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具有“研究的态度”。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提倡“独立的精神”，同时亦强调“研究”。他指出：“例如‘开发西北’是一种时髦的主张，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实，然后研究西北应该如何开发。又如‘建设’是一种最时髦的风气，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设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做计划，计划应该如何整理，如何推行，并且要研究在现时的实际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设事业可做。”24 所谓“研究的态度”，是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一文中，胡适在赞赏蒋氏文章的同时，指出“在一年半的惨痛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论政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他直斥当时《东方杂志》刊登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认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25 提倡“研究的态度”亦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19年在《欢迎我们的兄弟》一文中，胡适赞赏《星期评论》诸位先生能以“研究的态度”撰文难能可贵，因为“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他痛斥当时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诘问“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26是年，《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刊登戴季陶《我的日本观》一文，胡适评道：“我是不懂得日本的，故不配批评他的观察是否正确。但我觉得戴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极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得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27 胡适所提倡的“研究”并不单指“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的结合。他曾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281935年，胡适致信准备去日留学的陈英斌，就指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到益处”。29   3 、 “ 清楚的思想 ”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还应有“清楚的思想”。明白清晰是胡适文章的基本特点。陶希圣曾评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30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会上，周策纵亦以“平情顺理，清流浅丽”八个字概括胡适作品的风格。31 胡适认为：若滥用抽象名词，则思想难以清楚。1933年胡适致信向《独立评论》投稿的孙长元，胡适指出孙的文章有“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的抽象名词”的“时代病”，诸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等。同时，他表示希望“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因为“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32 胡适在提倡作文应有“清楚的思想”方面不遗余力。1935年，他以“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的文章为例，指出“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用同一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个不同的意义”。剖析陶文之后，胡适指出：这种“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是“文字障”、“名词障”，是不可忽视的毛病，因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33这一批评引起陶希圣的不满，胡适致信解释，指出思想笼统流弊甚大，认为“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34 若要真正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和“清晰的思想”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胡适在与陶希圣关于民族文化可否自责的信函来往中，还曾提出一条要求——不能公然提倡自己良心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针对陶希圣所提的“两面标准”——学术上可以自责而教育国民时应当“自吹”，胡适驳道：“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35   三、 “ 敬慎无所苟 ” 理念体现 “ 责任伦理 ”   “责任”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个体的行为因违反罗马法典而必须承受相应处罚；另一方面指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且为此要担负起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层面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但道德层面的内涵则被逐渐湮没。不过，胡适却很强调“责任”的道德内涵，具有强烈的“责任”观，将“责任”作为一种自律性质的伦理准则。因而，他认为“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自觉追求。   1 、自觉追求 “ 责任伦理 ” 的体现   胡适反复强调且尽力践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是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一种体现。“责任伦理”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1919年，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信念伦理”（通常又称“意图伦理”、“心志伦理”、“信仰伦理”等）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 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而这两种准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不是说心志伦理不负责任，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这自然不在话下。不过，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36 可见，“信念伦理”强调人们坚守内心某种抽象的信念；“责任伦理”则强调人们关注行为本身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以动机决定行为的正当性；“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既强调对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手段负责。施路赫特教授曾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对“能为”的评价方式不同，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心志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7 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强调“责任”概念的道德内涵。有论者指出：在韦伯的论述中，“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换言之，即“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原则，它所关注的不是工具理性的“目的—手段”的事实关联，而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当为”，即价值关联。38胡适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之权责”的人士，虽未及韦伯的范畴和深度，但亦包含了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 譬如：1936年4月12日，胡适针对“广田三原则”所作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发表后，引起各方评论。5月4日，胡适撰文《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回应，重申“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强调“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或为一个政府设计，期望自己的主张能十足兑现，不折不扣。……个人的挨骂，被刑罚，被暗杀，只是应负的责任的最小部分。更重要的责任是国家政府因采纳我的主张得着的种种结果，我都得负道德上的责任。自己肯负十足兑现的责任，然后可以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他人的考虑和信从。听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谆谆。‘对牛弹琴’，也许有‘百兽率武’的一天”。39在他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40   2 、自觉追求 “ 责任伦理 ” 的动因   1956年，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胡适指出“敬慎无所苟”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他写道：“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争辩。……但这种激烈的争辩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41这段回忆，体现了对“责任伦理”的自觉追求。笔者认为：这种自觉追求有着双重动因。 在个人层面，是因为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1919年，胡适撰文《不朽——我的宗教》，在剖析传统的“三不朽说”——“立德、立功、立言”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不朽论”主张。概而言之，它是指：“个人的一切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好坏大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该文强调了个人这个“小我”须对社会、人类这个“大我”负责任，即：“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42后在《我的信仰》中，谈及《不朽》一文时，胡适再次就这一问题作了精要的概括，指出“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因此“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43 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坚定，强调“小我”对“大我”的责任。1936年，周作人劝胡适专心“讲学”少“议政”，胡适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事者”，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指出“我相信种瓜可以得瓜，种豆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44在议政方面，他以“负责任的舆论家”这一定位要求自己。1923 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好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45 在群体层面，则是因为当时身处“边缘”的自由知识分子渴望走向社会“中心”。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进入20世纪后，“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因浮动性和边缘化并未完全接替传统的“士”所扮演的社会领导角色，因此在近代中国日益边缘化。46不过，近代社会的转型，在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的作用日益突显，故“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有论者认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47 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在《独立评论》时期，他们提出和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为走向社会“中心”所作的一种努力。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的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丁文江就曾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之际，知识分子并不甘心所处的“边缘”地位，期望走向“中心”，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1931年9月30日，愈平伯建议胡适亲自出马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希望 “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认为“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48在筹办阶段，胡适等给《独立评论》的定位是“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49此后的实践，更表明他们期望“负责任的言论”能给“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一定影响，进而在社会“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当《独立评论》一年之内读者由“七千个”增加到“一万三千个”、“好几期都曾再版”，并且三年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时；胡适说这让他们“‘‘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更相信清茶淡饭也许有可以替代吗啡海洛英的一天”。50 余英时曾指出现代中国的“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会造成不良后果——“在一个已有共识而久已安定的社会中，放言高论尚无大碍，因为这样的社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人民有文化典范可依，也知所抉择。但不幸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51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确是“信念伦理”泛滥而“责任伦理”稀缺，那些往往以崇高名义出现的“信念”更具道德诱惑性。这种状况当今依然存在。因此，胡适在争取言论自由时不忘强调“责任”，在议政实践中提出“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注释： 1 胡适：《四十自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70页 2 毛子水：《胡适传》，见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42页 3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289—P291页， 4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45页 5胡适：《后生可畏》，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96页 6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7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8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225页 9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见 欧阳哲生 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28页 10 毛子水：《胡适传》，见 唐元明 编：《胡适传记三种》，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35页 11胡适抗日政论中的主张相对“低调”。对于这些所谓“负责任”的主张，当时国内各方反应不一；但日本方面对《独立评论》和胡适等人持敌视态度，这或许能说明“低调”中的某些理性价值。时至今日，评论仍有歧异。本文不拟对此进行判断，举例仅是为了显示胡适在“敬慎无所苟”理念上的言行一致。若期望了解当今研究者对此的观点，可参阅：罗福惠、汤黎：《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沈毅：《从〈独立评论〉看胡适抗日时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6）；武菁：《〈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安徽史学》，2001（2）；田海林、马树华，《〈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民国档案》，2000（4）；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江苏社会科学》，1999（1）；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3）等相关论文。 12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8号，1932年7月10日 13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14]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15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16君衡：《独立评论四周年祝辞》，《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7陶希圣：《低调与高调》，《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8胡适：《四十自述》，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3页 19同6 20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21同20 22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81页 23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720—P723页 24同20 25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 26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27胡适：《介绍新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28同26 29胡适：《致陈英斌》，1935年7月24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49—P650页 30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欧阳哲生 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19页 31转引自 陈仪深 著：《〈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事业出版社，1989年版，P240页 32胡适：《致孙长元》，1933年12月13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595页 33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6月2日 34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0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39页 35胡适：《致陶希圣》，1935年6月12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42页 36钱永祥等 译：《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59—P261页 37钱永祥等 译：《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23页 38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社会学研究》，2001（4），P34—P35页 39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第200号，1936年5月10日 40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3年5月17日 41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4页 42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43胡适：《我的信仰》，见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21页 44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 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680页 45胡适：《“胡适先生到底怎样？”》，《努力周报》第36期，1923年1月7日 46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4），P6—P11页 47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P62—P69 48 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P84页 49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1页 50同40 5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P509页   （吴麟：博士，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原文链接： http://203.212.4.51/article.php?id=5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