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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那时，我主要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有一个作业天天都有，那就是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要天天写，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也就是一般先把书中内容梗概写一下，再写几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书法直逼英文狂草，极难辨认）总是问题一大堆。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类似中国家长会，但谈学生情况都是一对一面谈），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老爸事后说，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实就是无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那种每天都需要你用创意去完成作业的生活在回国之后中断了。先是我发现在美国我一天登陆无数次、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不开的维基百科网上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令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维基百科，我将怎样面对今后的作业。我曾听老爸在和别人聊天时说，回国后不长时间，他遇到了一个已经当了部长的北大校友，问他，该怎么向一个孩子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封锁维基百科网？ 大概就是在这次谈话过后不久，维基解封了。这件事，肯定与我老爸的牢骚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也敢肯定，那个与负责此事有关的“校友”，在决定解封维基时，不会投反对票。谢谢您啦，那位伯伯！ 维基解封了。但我发现维基也用不着了。因为我每天的作业都是有“标答”的，根本不用劳维基的大驾。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你记住某些“别人”希望“教化”你的几点结论性教条。对这样的阅读，我从来也不勉强，宁可在此失分。 在主动“失分”方面，还有更生猛的同学。进入初中三年级，中考的压力日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初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老爸文章中说被新泽西一所中学录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为题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乐生活。当然，在老师进行讲评的时候，他可没从他这个另类创意中得到什么快乐。 我们的考题中，也有看似需要“创意”的题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试中，一个题目需要“谈谈你的看法”。在试卷讲评时，老师“爱怜”地对在这个题目上汪洋恣肆却没得分的同学说：“孩子，你真的以为要你谈什么看法呀？！”在同学们心领神会的暗笑中，这些将来几乎肯定都会进入中国重点大学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给“标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我知道，如果要回答“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要对政策和人物作出“谈谈你的看法”的评价时，那是需要一定资格的。但 是，试想，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断发表看法的人，和一个进入外交部门才知道外交为何物的人，在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哪一个更有可能把握得恰当一些？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 作者为北京四中学生，即将升入高三

美國前駐北京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18日表示，中國大陸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人「可能是更難搞的世代」，施政時會更有信心，但民族主義情緒也可能轉強。 洪博培18日應台北論壇邀請，以「2012年美國的挑戰與機會」為題演講，提出中國大陸是影響世界的元素之一。洪博培去年卸任北京大使、投入美國總統共和黨初選，他說與大陸第五代領導人不熟，但推斷他們「會跟鄧小平很不一樣」。 洪博培表示，第四代領導人經歷過1960年代「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某種程度較謙卑，不希望中國重蹈覆轍」。 然而過去30年來，大陸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8%至9%，「第五代領導人見到中國的強大、美國的式微，可能是更難搞的世代」。他們的民族主義會更高漲，對自己的看法更有信心。 曾在離開北京的告別演說中抨擊大陸人權的洪博培憂心，習近平、李克強等人接班，將面臨大陸內部鎮壓愈來愈多、經濟上更採民族主義，以及在國際社會是否更霸道等三個問題。 洪博培認為，大陸在世界舞台上剛嶄露頭角，還沒完全準備好，做為世界領導者要有承擔。 他表示，中美關係從雙邊變成全球性的關係，美國要用價值觀影響大陸，「不要害怕宣揚我們的基本價值，捍衛自由民主人權」，與大陸的關係會成為未來美國的挑戰之一。 媒體問，中華民國政府應改善與大陸關係或者放慢腳步？洪博培說，兩岸和平發展讓區域更穩定，「全世界對兩岸關係的改善，都很感激」。他說，往前或許有些不確定性，但一定要走下去，但不能失去方向。 他說，兩岸關係趨穩是一件「大家都獲利」的事，兩岸接觸更多，困難也更多，但應持續往前走，創造兩岸和平與繁榮；同時，兩岸包括人員、文化、教育等頻繁互動，對大陸的民主化會有幫助，也會為雙方帶來更大的利益。 世界新聞網記者雷光涵台北18日電

北京——去年10月，一大群重量级人物来到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中的五星酒店里，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一场宴会。出席者包括毛泽东的继任者之子，担任中国军方二号人物近三十年的将领之女，中国候任国家主席同父异母的姐姐，出席的还有其他许多重要人物。 出席这场宴会的章立凡说，“只需要数一数来了多少辆豪华车，还有这些车的车牌号数字有多小就行了。” Alfred Jin/Reuters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他的继任者副主席习近平。后者的政治观点仍然鲜为人知。 不过，举行这次聚会原因更令人惊讶。在中国开国元老的子女中，这是一个倾向于深化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小圈子。他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讨论中国共产党 的下一代领导人需要采取怎样的新路线。中共领导人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按计划将于今年进行。这样的聚会也不是第一次，许多人在去年8月就曾碰面，并还会在明 年2月再次会面。 这几次私人集会明确地显示出，就连精英阶层的一些人，也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规划的方向心存忧虑。对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来说，这些集会能让他们心怀 希望，认为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即未来中国应当赋予公民更多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并努力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这两点也是现行体制长期以来为 人诟病的问题。 然而问题是，尽管这个政治改革派的小圈子正在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但在内部却存在分歧，无法就“改革”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更遑论如何达成改 革目标。对实现他们的诉求至关重要的根本转变，即司法体系脱离共产党控制，以及举行真正遵守规则、真的有不同候选人可选的选举，即使在最偏激的成员看来都 只是个遥远的梦想，最乐观的情况也只能是未来改革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此外，政治风向也对改革派不利。今年春天，公开支持民粹主义方针，与党内高层的路线相左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倒台。薄熙来倒台的事件引人瞩目，也明确 地显示挑战现状的危险。此外，官方针对薄熙来事件的缄默，也说明高层惧怕一旦党内领导层团结的表象对外出现裂痕，就会导致党的权力瓦解。 因此，在这里几乎没有人以为党会在不远的将来，自愿改头换面。即使对于有意愿讨论深化改革的党内高层，包括被称为“太子党”的党内高层第二代，保护这一阶层的特权也符合自身的利益。 曾在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比较一下现在和1989年，在89年，改革派占上风。”当时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得到 了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支持，但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二十年后，改革派的力量削弱了。现在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如果他们触及别人的利益，就会被排 挤出局。” 对章立凡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中国崛起的一大困局：这个摒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专制政权，似乎没有能力实施那些可以延长自身存续时间的政治改革。 就像许多美国人抱怨该国两党巨大的党派分歧让政府动弹不得一样，推动改革的中国人士也会扼腕叹息，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自身利益，动弹 不得。如果将权力退还给更大范围的公众，党内主导力量，包括富有且权力巨大的精英阶层、财力雄厚而广具影响力的国有工业企业、及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都不 会受益。 许多认为自己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人认为，变革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然而他们表示，改革发生的唯一原因是迫于社会动荡的压力。按这种观点，因为不平等、 腐败、污染，以及其他社会顽疾不断加重而产生的不满，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变革，要么是社会变得更民主，要么激烈地回归极权主义体制。 一个首要的担忧是，除非改革得到悉心的筹划和执行，否则中国就可能会再一次爆发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动荡，进而使中国倒退数十年。 今年的一次采访中，中国共产党一份主要党报的编辑在保持匿名的情况下表示，“官僚们仍然没有这种危机感。他们以为自己能继续应付下去。”或许他们的 确能，至少能应付一段时间。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党让数亿人民摆脱了贫穷、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这提供了保持现状的基础。 但精英阶层紧紧掌握着对政治的控制权，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拥有基本上不受制约的权威，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学者表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 2005年已经翻了一番，而政府从2006年起就不再公开发布群体性事件总数了。群体性事件是官方对公民表达不满的方式给出的宽泛定义，其中包括公民自发 的抗议行动。 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说，“我们承认取得的成就，但却担忧该怎样延续这些成就。” “这块蛋糕非常大，是全球第二大蛋糕。可是蛋糕却分得极不公平，”杨继绳又说，“这是制度性问题。如果制度不变，就一直都会不公平。” 有些领导人也有同样的担忧。在今年三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党内唯一声言拥护系统性改革的领导人温家宝总理警告说，不对领导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话，“文革”有可能重现 。在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和培训未来领导人的党校中，政治改革是经常辩论的话题。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不管是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对现状不满。流行的看法是，变革即将来临，但问题是如何变革。不是来自于最高领导层，就是来自于基层。” 批评人士对胡锦涛主席执政十年间的停滞不前多有抱怨，他们还指出，温家宝只是半心半意地推进改革。他们称，党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解决民众的疾苦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构建一个繁复的安全机制来压制这些不满。 胡锦涛对放松共产党控制的小心尝试仅限于对“党内民主”的呼吁，也就是在制定政策和选择高级官员的时候，给予低级别的党员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即使是这种权力微调，也少有证据表明其得到了严肃的对待。 从今年秋季开始的权力移交过程中，新一代领导人将接替胡锦涛，并取代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务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共产党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新一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倾向尚不明朗。 习近平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也是指定的胡锦涛接班人。他的政治观点尚不得而知。尽管在分析人士听来，他在几次演讲和会议中闪现的一些简单迹象，有着比较进步的倾向。 其他一些有望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也略微显示出了对改革的支持。这些人包括，预计将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党内重要权力机关中组部的部长李源潮以及可能成为常委会中唯一女性委员的刘延东。 党内研究机构的前官员周志兴，如今是媒体高管，谈到下届常委时，他说，“我很乐观。我认为这些人对中国的现状有很深的理解。他们知道，人民的诉求中包含政治改革。”周志兴运营的网站“共识网”，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舞台。 周志兴和其他许多人都说，如果想要发生和平的改革，就必须从共产党内开始；“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表明，领导层不会容忍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很多人都谈到了台湾式变革。1996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通过直接选举和平让权，帮助孕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 但是，改革派在其他事情上都难达成一致：中国应当寻求的到底是西式民主，还是一种开放式的一党专政，抑或全新的政治体制？ 民粹主义者想把党再造为反映早期毛氏理想的制度，将无数政府财富重新分配给人民。农业经济学家兼新闻记者张木生领导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他 提倡在一党统治的基础上加入制衡机制，同时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这种想法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是，大部分现任领导人都对毛氏风格的民粹主义表示了不屑。 而且，该运动最主要的信徒大概就是薄熙来，但他因为丑闻在今年春天倒台了。 另一个党内阵营希望开放内部竞争，放弃领导层整齐划一的外部形象，允许不同派系将各自的执政理念呈现给更多的党员进行选择。他们称，长期如此，将孕 育出共产主义框架下的竞争性党派，也就是某种一党民主制。然而，对于过度痴迷于维稳的中国领导层，这种允许权力层顶端产生分裂的想法似乎相当地滑稽可笑。 事实是，改革派甚至不能就他们的动机达成一致。知识分子与维权人士将政治开放当做一种信条。而许多“红二代”，也就是建国将领的子女，则为怒火所驱使。他们对胡锦涛领导下中国的转变非常不满。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们认为，团派将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牺牲的国家毁掉了。”团派，指的是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共青团。 尽管如此，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章立凡说，“我们欢迎‘红二代’，不管动机如何，他们对改革至少是有兴趣的，这就是好的。” 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巨大鸿沟使得一些呼吁改革的人士质疑，他们参与的更像是辩论协会，而非真正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吃着面条坐而论道，而“红二代”则在豪华酒店里的盛宴上交流心得。 《炎黄春秋》的编辑杨继绳语带讽刺，“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现如今，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Sharon LaFraniere和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的报道有贡献，Mia Li对本文的研究有贡献。 翻译：汤乃愚 相关日志 2012/07/02 —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2011/03/14 — 辛子陵:当代中国真相与危机 2012/07/19 — 博讯:太子党刘源将进军委，不会重演军人干政 2012/07/15 — 《開放》黨內要求政改呼聲再起 2012/07/14 — 林辉:任弼时曾任延安的鸦片专员 2012/07/13 — 是历史选择了我 2012/07/12 — 张鸣:改革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三大隐忧 2012/07/12 — 《金融时报》中国的精英家庭 2012/07/11 — 港媒：大批中共权贵策划弃“船”而逃 2012/07/10 — 邓聿文:什邡事件凸显中共法宝失效

美国前任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周二(7月17日)说，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改变是必然，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未来二到四年内也许可看到中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