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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本文旨在呼吁各界关注中国人口的演进。“新新人口论”的提法，绝非耸人听闻，而是要引起对人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关注。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这个变化，19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显现，1990年代在世界范围里“坐实”，在2002年的联合国人口报告得到“官方”的认定：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从2.1下降到了1.85。人口规模不只是关系到经济的持续成长，而且是人类文明一切活动的“宿命”（destiny），社会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逻辑。 　　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数。除了抵补父母的2，这多出的0.1是为了补偿孩子未到生育年龄夭亡的损失；在发展中地区，为了补偿较高的婴孩夭折率这个数大约在0.33；而在人类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直至二十世纪，这个数还在4以上。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规模就趋于缩小；一旦降到1.8以下，规模的萎缩就难以逆转了。虽然妇女把育龄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会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但女性的生育倾向——TFR的决定因素形成后，要改变是很艰难的事，先进国家的经验如此昭示我们。随之而来一系列的重大变更，构成政策的严峻挑战，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这个新变化对于其他国家是新人口规律，在中国却不得不多加一个“新”字，因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场大辩论对其后的人口政策有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还欠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弥漫，又有冷战的急迫压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达“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中国国情也同样适用。马尔萨斯总结的“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手”的生产仅能维持“口”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增加必会被饥馑、瘟疫、灾难、战争悲惨地平衡掉。人类社会组织经济生产的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惨与牲畜无异。直到1790年前后欧美国家的物质生产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的增长。此前的2500年里，世界的人均生产增加了才一倍而已，以后的220年里则突飞猛进，美国的人均生产提高了却有四十倍之多。 　　当时中国贫弱，积累低，技术创新基础差，无法迅速把民众的“消费的口”转换成“生产的手”，更谈不上“创新的脑”。这种约束之下，人口首先是个拖累，必须有计划地加以节制。但直到目前，人们在检讨这段历史时还在“炒冷饭”，似乎马先生当年争辩的人口政策所以遭到杯葛，在于它的“新”。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要提请大家注意，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已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我们若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人口政策，尤其是一胎化的限制，难免又重蹈当年的覆辙。 　　除了人们固有的心理惰性，以及政策（成功）实施而来的惯性之外，人口变化本身的滞缓，也是不容易看清人口规律的主要原因。好比你每天看冰川的头，无论在海螺沟还是阿拉斯加，完全观察不到变化；过了三十年再去看，它们可能退缩了好几公里。为了增加一些感性的体认，你不妨在脑子里描绘这样一个模型：画两根平行的垂直线，形成一个“时间通道”；在通道里把每个年龄的人群画成一行小人形，每个小人形代表一百万人，比如，71岁的人有两千八百万，就居中画成28个小人形的一行，同龄5岁的两千一百万就是21个小人形的一行，如此等等，把1380个小人形安排就绪后的形态，立即使你对中国人口（13.8亿）的年龄结构一目了然。然后再把15-64岁、低于15岁、高于64岁这三个区间浓淡不同地标示出来，你就很清楚劳动者和他们需要抚养的人口的比例关系是怎样的。而且很简单就可以动态化，把时间通道连同有三个年龄区域往下拖就行了，整个人口大军像似在时间通道里列队向上走，去年n岁的人今年准是n+1岁。加上新生儿的一行，做些调整，你就不难再现过去几个世纪前后、甚至整个历史发生过的人口变迁。 　　理想的年龄结构当然是纺锤图形，干活的人居多，两头需抚养的人少。不过这持续不了多久，新出生的孩子如果维持在低水平，图形转眼就会蜕变成为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不过在历史上这还确实没发生过。我们不妨把0-100岁（过100的当做百岁）的那一百行的人看做一个同时活着的生命池，注意点放在每年流入池子的新生儿和流出的死亡人数。1750年前流经生命池子的是“稳流”，许多新生命，或流产或夭折过不了门槛，成年后流出又很快，或战乱或饥馑活不到天年。1750年后英国率先的产业革命给人类提供了生机，于是大量的新生命开始汹涌流入。年轻的马尔萨斯洞察到了这个趋势，在他的小册子（1784年发表，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晚了三十几年）里描绘出来，连同他人类的超生现象终将被“悲惨地抵消掉”的悲观预测，成为后世所谓的“马氏人口定律”。其后的世界发展印证了马氏定律，长达二百余年，人口的流入湍急（当时全球妇女的TFR在6.0以上），流出滞缓，生命池犹若尼罗河般的泛滥。 　　今天这一切已全然改变，而且正在走向反面。这段发展史在中国有着浓缩的极为戏剧性的表现：1949-79的30年里，中国人口大涨了4.2亿；1980-2010的30年里，我们的人口比“应该的”少增加了4亿。 　　引起生命池里湍流激荡的原因是什么？论辩很多说法不一，但毫无疑问，人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严重变化。世界人口增长在锐减中，其间并没有世界范围的战乱、灾变、饥荒和瘟疫，不要说马尔萨斯不曾预见、马寅初未能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想到。一言以蔽之，这个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许多伟大成果造就的。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突破，给人类的发展拓展出宽广的生存空间。其中医药进展的成就尤其辉煌，不但大为降低了婴孩的夭折率，而且令老人活得越长越健康。这反应在过去两个世纪人口的膨胀上面： 　　2011年10月人类总数首次突破70亿，中国人占了19%。全球人口1800年初才攀升到了10亿，中国人约占其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增加到15亿（+50%）；1950年又增加了60%，中国人占了25亿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后的50年里更大涨140%，2000年达到了60亿。若是增长一如既往，210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200亿，威胁到资源穷尽和环境崩溃。 　　但始料未及的是，过去四十年来生命池的流入量缩减得更厉害，人口的增长率竟“悄悄地”从2.1%减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总人口应当在100亿附近。究其关键的因素，首推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程度越高，她们生育的倾向就越低，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的趋势正相反对。妇女的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提升的结果之一，是她们的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常见，即使结了婚她们也不愿意多养孩子。这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 　　以TFR来度量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55年在巴西是6.1，在中国是5.6；到了2010年分别下降到了1.8和1.7，而在这个期间巴西并没有推行过严格的计划生育。通常以为生育意愿低只是欧美妇女的问题，在东北亚地区目前这个矛盾更突出。例如，2010年韩国妇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台湾的TFR则下降到了惊人的0.9，在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是最低的。大陆的不少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据上海市计生委主任谢丽玲报告，上海市的TFR在几年前就下降到0.9以下了。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降为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还高达7，2006年惊人地降为1.9，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了。 　　经济统计分析发现，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2000美元，TFR就开始下跌，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TFR低于2.1的国家接近80个（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轫地，TFR从5减至2用了130年，而南韩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 　　必须认识到，人类对环境及自身而来的挑战的响应，本无所谓绝对的“错”与“对”，而必须把握合理的“度”，过犹不及！让我们下期接着讨论。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孙涤系列经济评论《拒绝短痛》之五，FT中文网今后会陆续推出后续）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