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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爱国权和正能量 韩国人、爱国权和正能量 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韩国学者金宰贤，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文字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一些未读也不屑于读书的激进分子，迅疾发出了义和团式的怒吼：韩国棒子滚回去！我们这儿不好，你为何还赖着不走？ 他试图充当中韩民众之间的沟通者，低调，和善，他的建议及批评，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内心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当他描述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认错、不诚实、无创造性时，当他羞涩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静静过马路”，“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时，他就彻底得罪了某些中国人。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灌输了一整套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绝对观念——祖国拜物教：国家就是祖国，政府和国家不可分割，实为一体。他们几乎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概念中国，以为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个被视为祖国的玩意儿，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个神圣的玩意儿面前，他们自甘卑贱，谁反对这个既定的神祗，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以为有这个壳自己才成为有尊严的人，他们以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庇护自己的龟壳，尽管他们从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无条件交出了自己的选举权，不想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他们表面上很愿意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却不知道公民为何物。他们无力影响其中的决策，无从认知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们平时在社会里相互伤害，一旦有人诋毁国家和政府，瞬间即可结成一体，向敌人投掷语言匕首和语言炸弹。在他们眼里，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诋毁他甚于诋毁自己的父母。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活着，他们虚拟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因为祖国而抱成一团。 祖国的忌讳就是他们的忌讳，祖国给予的知识是唯一可信的，凡与此不符的，便是异端邪说。 祖国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可以不了解任何敌人的情况，就迸发出刻骨仇恨。他们了解的世界地图是：自己的祖国永远是对的，而且在地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个概念下的蛋，具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所不具有的幸福和荣耀感——“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至于充满卑微和恭顺的忠心句子“祖国因我而骄傲”，只是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语。 不言而喻，一个批评自己“祖国”的人，将会非常孤独，而且常常被人视为叛徒。比如你说中国人什么不好，立马就是一句有力的诘问：你不是中国人吗？ 这是你的“祖国”，他的荣耀被你分享，他的屈辱也得由你分担。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常识。“祖国”是送给你的终身礼物，你没有一丁点轻慢的权力。 中国人不喜欢直接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最好出自自己的朋友之口，这是常识。 当他们不能认可你的动机时，你就注定成为公敌。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大可能被接纳时，最好缄默不语。否则，你的充满爱意的批评，将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 你没有听见体育解说员异常智慧的说法吗：他这个球踢得不是太好，他踢出场地了。在这个句型里，隐含中国式批评的所有秘密：保全别人的面子，用最委婉的修辞，掩饰一个坏的事实，但绝不直接批评你。避免直接交火，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凡是可能发生直接交锋的，一律放在事后和背后。 直接批评适用于一种关系：上下级。上对下，是最理直气壮的关系，可以做河东狮子吼，可以剖心剜肝，而被批评对象无一丝反抗能力。在官场，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官员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在表面的和谐气氛里，隐含着无比的小心和戒备。 还有一些关系，可以充分表达直截了当的批评：比如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公民，官吏对国民。 在常州，朋友带我参观刺绣馆，本应往上的电梯显示朝下，电梯打开时，里面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孩子，朋友说了句：小朋友摁按钮了吧？老太婆立即叫起来：没有！他的数学考一百分，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呢？我的孙子最聪明了，你们不能冤枉人！ 在北京，一位五十岁男出租司机在车上抽烟，当我抑郁质问时，他雷霆大作：你不能对我这样说话！你应该请我掐灭烟。我拉了一天活了，抽支烟有什么问题吗？ 刚上京沪高铁，发现座位上塞满包裹，我问：谁把东西放我座位上了？旁边那位年轻女士无一丝愧疚，而是生气地拿走自己的包，把背对着我。 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发短信要钱时，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你没资格教我如何生活！我虽贫穷但不卑微！ 我当面对人说不的勇气日渐萎缩。在地铁上，一个轻佻的女孩在打闹中失去重心，猛地撞到我身上，“喂，干什么？”刚喊出声，便得到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喊什么？不就撞了一下吗？当我盯着一个发出吐痰音的人时，对方是不屑地回应：直挺挺把浊物吐在前方。当我盯着一个站在身边抽烟的人时，人家照样是猛吸一口，吐出更袅袅的烟圈。 有一报纸编辑告诉我，该报文化把头说：老愚的书不能向读者推荐，因他骨子里不爱我们国家和政府，他的书是有毒的。编辑约人写好的评论《在和风中假寐》的文章，就这样流产了。我的敌人正是这些“爱国贼”，他们垄断了爱国权——我们只能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去爱国，才能被认可，但问题是，我永远不会那样去做。 当善良的韩国人委婉劝告中国人学好时，举国上下发掘“正能量”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徐徐展开，遵从善良本能做事的一些人，被变戏法似地包装成符合官方道德的英雄，那么多良善的人被拔高成神，试图拯救陷入无道德深渊的中国人，真是难为他们了。一个人造英雄辈出的时代又将来临。我隐隐感到恐惧：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一定是畸形的，当上层的腐烂须下层不断的牺牲遮掩时，这一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义和团的气味越来越浓了，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们把持的党报到狂躁不安的民间“爱国义士”，他们不断制造话题，挑起事端，兜售一种无底线的生存法则，专讲歪理。有几个标榜处处为中国前途着想的诡辩文人，旁敲侧击，穿针引线，企图把揭露中国真问题的人和媒体置于死地。政治狂人薄熙来被废黜之后，本追随重庆模式的兴风作浪之辈未见收敛，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他们心里相当清楚，这番政治押宝，胜算的比率并没有多高。 在这样的时刻，韩国人金宰贤真率的直言显然不合时宜。 谁也不能对中国说不，除非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朝鲜。 【作者专栏文集《在和风中假寐》已经出版，敬请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微博为http://weibo.com/ftly。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中小路 实习生 王穆 发自：上海、北京 最后更新：2012-06-14 11:37:56 标签 欧阳坤 世奢会 奢侈品 欧阳坤原本是个从县城里走出来的影视演员，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他的名字也在不断变换。办影视学校时，他成了马力。到了世奢会，他是欧阳坤。而他最新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却是毛欧阳坤。 欧阳坤1999年在电视剧《镜花缘传奇》中扮演武则天之子的剧照。 （南方周末资料图） 34岁的欧阳坤在成为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执行官之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在SOSO百科及欧阳坤在新浪微博认证提供的信息显示，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经济学院获得品牌管理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赴欧洲知名奢侈品管理学院HEC商学院进修奢侈品商业管理专业。百度百科里原本也有类似信息，但近日这一页面已被删除。 一直在质疑世奢会的网友花总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一份网友爆料称，欧阳坤其实叫毛绍坤。循着这一线索，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6月9日在上海采访欧阳坤时发现，他在下榻的酒店登记的身份证名称为毛欧阳坤。南方周末记者此前曾查到毛绍坤曾创办的另一家坤腾影视的工商注册资料，毛绍坤当时登记的身份证号码与毛欧阳坤的身份证号码一模一样。由此来看，欧阳坤、毛欧阳坤、毛绍坤应属同一个人。 毛绍坤的老家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当地一位跟其全家人相熟的机关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毛绍坤1978年出生在原阳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过去是原阳县饲料公司（早已解散）职工，母亲是位家庭妇女，家里还有个妹妹，现在当地生活。打小起，周围亲友都叫他小名“毛坤”。 不过，在公开资料里，欧阳坤自称山东济南人。2012年6月9日，欧阳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一面含糊地表示此举是“考虑保护家人”。 1996年高中毕业后，周围公认的“小帅哥”毛绍坤，考上北京一家挂靠在中央电视台的民办学校北京影视研修学院，《潜伏》里扮演廖三民的演员王毅就出自这所学校，还是毛绍坤的师弟。 “当时很多同学都是看到《中国电视报》上的招生广告，从全国各地赶来报考的。”毛的同学廖小飞说，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的民办艺术院校之一，当时主要是聘请包括濮存昕父亲苏民在内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人艺）等专业单位老一辈演员兼职教课。 毛绍坤就读的表演系是一个三年学制的大专班。在廖小飞印象里，和很多同学一样，大二之后毛绍坤就“出去跑剧组”了。 毛绍坤早年张贴在网络上的一份宣传资料显示，他“参与制作”了几部“都市偶像剧、主旋律剧、惩腐教材剧”，以及多个电视广告。 这其中，南方周末记者唯一考证到的，是当时毛绍坤最得意的作品——香港亚视1999年在内地拍摄的《镜花缘传奇》。 在这部汇聚了汪明荃、曾志伟等诸多香港明星的古装剧里，毛坤出演武则天（汪明荃扮演）的儿子庐陵王李哲。“毛坤”这个名字，还上了片尾大约50人的演员表，在好多集里都有大段的戏份。 尽管只是热播剧里的小配角，但据其家乡人称，“毛绍坤拍电影了”的消息，当时在家乡亲友中广为流传。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皇城根下毫无背景的毛绍坤，积累起一点北京影视文化圈的人脉。 “非法”影视基地校长 但毛绍坤似乎并不满足于三流演员朝不保夕的“北漂”生活。 1999年，也就是毕业次年，毛绍坤就风生水起地办起民办艺术学校来。廖小飞记得，1998年《还珠格格》里，民办艺术学校出身的“小燕子”赵薇爆红之后，全国各地民办艺术学校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涌现，一度非常兴旺。毛绍坤办学就是在这个潮流之下。 在同学们都还在为生存奋斗的时候，毛绍坤办学所需投资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当时同学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毛和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大款”好上了，大家私底下还借此互相揶揄：“你豁得出去么？”廖称，“并不清楚他的私人情况”。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1999年10月，毛绍坤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坤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坤腾影视），在北京远郊门头沟注册成立，注册资金达101万元。 当年的一篇媒体报道称，发布在各大影视期刊上的招生广告，赫然写着一所名为北京“世纪新星”影视培训基地的学校，是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批准成立并与坤腾影视等单位联合创办的，并承诺“保证每位学员都能拍电影和电视剧”、“颁发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结业证及考评国家演员资格证书”等诱人条件。 安徽农村长大的歌手胡小宝，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几十个学生之一。胡小宝从小学习戏曲和武术，爸妈期望他一朝成名，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后非常动心，就借了两万八的学费，带着15岁的胡小宝进京求学。 在市区的招生办公室里，工作人员给他们看了一条校园宣传片，“学校很大，里面连毛主席像都有。”胡小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爸妈满意地交了钱，胡小宝也在表演了几个哭笑动作后被当场宣布录取。 被送到校区后他们才发现，这所学校只是在中国政法大学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住宿、上课都在里面，而宣传片里播放的大学校园，其实是中国政法大学。 南方周末记者在实地查证到，学校租用的只是中国政法大学旁边一家工厂的楼房，只是当时年幼的胡小宝们没有辨清而已。 发现学校不对头后，胡小宝妈妈哭了，她说“孩子我们不读了，我们回去”。但校方表示“不能退钱”，胡小宝就凑合着留下了。 最开始，学校的师资还挺让胡小宝满意的，很多老师都是来自北京人艺，不乏他认识的知名演员。据廖小飞了解，主要都是毛坤自己的老师或通过他们介绍的。 知名演员方青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自己就曾看在一位前辈的面子上，给这所学校的学生上过一次课。 这个时候，毛绍坤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校长“马力”。尽管他很少在学校出现，但胡小宝当时对毛绍坤印象不错——“长得很帅、看起来年轻有为的样子”。 偶尔，毛绍坤也给学生们谈谈表演，还把自己的代表作《镜花缘传奇》播给大家看。有一次，毛绍坤还组织学生去配合当红韩国演唱组合HOT拍摄一条虾条广告，“就是去当群众演员的”，这是学校唯一一次为胡小宝和同学安排拍戏。 这个阶段的毛绍坤，除了开办这个影视基地，看上去颇有些想在影视圈大展拳脚的意思。 2001年时，他就以自己和父亲的名义，专门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名为“坤腾影业”的公司，在北京，同期他还成立了华夏二十一世纪电视艺术发展中心、坤腾世纪电影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 胡小宝对学校的最后印象，是变得越来越“烂”，人艺的老师不来了，自己因为有戏曲和武术功底，也被拉去给下一级同学上课，后来学校索性搬离了政法大学。 在廖小飞的记忆里，毛绍坤还曾经找毕业后兼职担任表演老师的自己去上课，但“只给几百块的工资，不够养家糊口”，廖小飞便拒绝了。这是廖和毛绍坤最后的联系。 忙于在北京市区里跑场唱歌打工的胡小宝，没等读完就离开学校，后来听说“学校发动学生去招生，拉到一个给两千块钱”。廖也记得，当时这类民办艺术学校蜂拥而上，毛绍坤那没有生源。 胡小宝不知道，2002年他的一批师弟师妹们，把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和坤腾影视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学费。此时，学校已办了两届，招收了一百多个学生。 《京华时报》记者杨文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当时从法院知道了这件事情并旁听了案件开庭，当年7月他刊发一篇报道写了这个故事：学生们发现该基地实质是文化艺术人才中心（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赵某，以下属的一个“培训中心”名义，和坤腾影视签订协议，由坤腾影视招生，培训中心从学费中抽头牟利。在法庭上，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对这一事实“没有过多异议”。 学生这方在法庭上抗议说这是“非法办学”，而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这是以前搞的一个“合作培训班”，只短暂存在过一段时间。 坤腾影视的这所“世纪新星”影视培训基地总共只办了两届，最后是如何收场的，不得而知。 廖小飞说，他对毛绍坤的记忆，到这就“断片”了，自此也再无同学知道毛绍坤的近况，毛不再和大家往来，像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胡小宝一度还听同学传闻“毛绍坤被逮了”。 南方周末记者逐一探访了毛绍坤早期这些公司的多处办公地址，因年代久远，已找不到当年马力校长的痕迹。 毛绍坤的影视圈生涯，就此戛然而止。南方周末记者无法追溯到毛绍坤2003年的经历，在这一年，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南方周末记者在网上“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所查询到的毛欧阳坤身份信息。 （南方周末资料图） 更名改姓的奢侈品专家 两年之后，号称“奢侈品营销专家”的欧阳坤在北京闪亮登场。2004年4月，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二十五小时环球顾问有限公司（下称二十五小时公司）”成立，这家公司在其宣传里是“中国境内唯一专业从事奢侈品市场开发研究及顶尖VIP会员整合营销的全球化顾问机构”。 在之后一两年里，这家公司举办了“中国名车豪宅文化节”和“中华2005（贵族）豪宅别墅文化展示会”等活动。不过，这个活动招致建设部信息中心发声明称“被假冒名义”。 从公开资料来看，大约从2005年起，“世界奢侈品协会”这个概念才开始被欧阳坤公开提起，初时是把二十五小时公司，描述为“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理事成员及合作伙伴”。不过，这个协会的概念刚一出现，就被业内人士在网上发文质疑身份。 这一阶段，欧阳坤还尝试涉足模特领域，2004年，他还成立了一家名为“环球时尚精英”的模特培训发展公司，但在公开资料中，南方周末记者查询不到这家公司的任何业务，其注册地址也早已拆迁。 从其后来的经历来看，马艳丽等名模和欧阳坤往来甚密，多次为世奢会的活动“站台”，世奢会提供给合作伙伴的资料里，称马艳丽等都是其“资源”。 曾获CCTV模特电视大赛冠军的王玉，2006年还成为了欧阳坤注册的世奢会香港公司股东。从公开资料来看，王玉刚出道时曾获得过上述名车豪宅文化节最佳车模的奖项。 2006年后，欧阳坤逐渐淡化了二十五小时公司身份，主要以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首代的身份，四处参与展会活动。 在他博客张贴的文章里，自己早先的经历被描述为在香港、新加坡和法国的留学经历。当南方周末记者当面问起这些留学经历时，他却矢口否认，“是别人乱写的”。 原世奢会员工张帆称，欧阳坤不会英语，有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由翻译协助完成。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欧阳坤用英语说起世界奢侈品协会名称时，发音很不利索。 张帆说，“过去的经历是欧阳坤绝对不能碰触的雷区，谁都不知道，也不能问。”而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欧阳坤在工作中很喜欢“角色扮演”，他时常会以公司法务、公关等各种身份对外交涉，最夸张的一次是，公司寻找组织活动的公关公司时，他还假扮另一家公关公司的人员来压价。 “过去的事情不想提。”欧阳坤反复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他所能自述的经历，最早只是“代理游艇”，但又拒绝说出游艇的品牌名称。 但不经意间，他也会感叹“如果我改行，早发财了”。显然，如果一朝成名，演员是个能让年轻人暴富的行当。但记者追问“不干奢侈品干什么时”，他含糊带过。 如今，面对花总等网友的质疑，欧阳坤显得很委屈，他几次把自己和业务模式颇为相似的胡润作比较，抗议说：“胡润给中国企业家排名，因为他是洋人，大家相信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给世界奢侈品牌排名，大家就说我是骗子。”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根据欧阳坤博客公布过的诸如大学客座教授、部委协会顾问、慈善家、杰出青年乃至爱心先生等八个头衔逐一求证获知，只有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特邀顾问属实。但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个头衔是欧阳坤去参加学校一个研讨会时发的象征性证书，之后再没联系。后来听说他“有问题”，就把他名字从网站拿下来了。 在家乡原阳县，这个自我包装得华丽耀眼的欧阳坤，在周围亲友口中，仍是“在北京开广告公司”的毛坤。他们并不知道，在匿名欧阳坤几年之后，毛坤已经把身份证上的名字改为了“毛欧阳坤”。 2012年6月13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欧阳坤，问及他为何频繁改名时，他表示，改名是风水大师让他改的。接着，他又补充说：这很正常，很多演员都不用真名。 上一页 1 下一页 网络编辑: 小碧 责任编辑: 顾策 相关新闻 廉价“世奢会” 一家来路不明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在中国社会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几年来，它华丽而笨… 新饿狼传说：奢侈品公司们的中国算盘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没有谁会对此视而不见；国际奢侈品巨头和本土奢侈品电子… 盯上国人钱包的奢侈品 “到香港扫货买几件奢侈品，out了，不如买奢侈股才能真正从持有变为拥有。”全球奢侈品…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資料照片）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对中国目前政局的看法，以及涉及的关键问题。 葛特曼阅历丰富，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在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武器控制。做过新闻调查记者和公关高级顾问，并在中国经商多年。 葛特曼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共陷入非常难处理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六•四”镇压，之后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步一步，中共的丑事在堆积，越来越难以剥离。由中共采取措施平反很难。 “我认为他们不会平反，而是通过找几个替罪羊：王立军、薄熙来，不一定周永康，然后把事情永久封存。可能也会把江泽民推出来，说他晚年犯了错误，反正他快死了。主要目的是把中共从现在发生的血腥中剥离。” 加拿大的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撰写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 葛特曼表示，他对“活摘器官”事件有自己的查证。他手中的数据是六万五千名法轮功人员被害，当然还有不知其数的维族人、西藏人、基督徒。 “这 么高的数字表明，有军队医院高层的配合。中国是一个监控很严的国家，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被监视着，但中共党员肯定是被监视的，尤其在军队和军队的医院，中央 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很多事情会被证实。而且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这件事一直牵涉到高层，中共中央。周永康和薄熙来都牵涉其中。我不相信政治局常委们不知 道。我相信他们每个人，包括温家宝都知道。但是温家宝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个反人类的罪行，已经超越中国事务了。共产党非常难处理。” 葛特曼说，如果这次中共领导人换届的过程中失去控制，更多的信息会浮出水面。现在还很难说，中共内斗谁占上风，周永康看样子还在位，前一阵子看他好像要下台。现在看他至少可以坚持到换届。当然这一切也可能都是做秀，为了家族的形象，大家都坐在桌边微笑。 “我们知道，那些替周永康说话的退休高官在受到调查。这个信号对他来说不妙。” 他同时提到，尽管可口可乐和肯德基在中国赚钱，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对中国有什么帮助。美国布什总统当政时，维护了中国一些基督徒的权益。而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布什总统的“辛德勒名单”保护伞就消失了。家庭教会成员再次被打压，初期对法轮功的打压也落在他们身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六四」本身是一道時代的分界線，它加速了一代人從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來爭民主的公民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承認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共，那麼經此之後，更多人意識到自由要靠自己來爭取。 文/蔣亶文 二十三年前，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剛一停息、血跡還未被完全掩蓋的時候，任何基於良知做出的判斷，都已經分清了罪與非罪、義與不義，並且堅信官方對事件的定性早晚會被推翻。於是，問題就出來了，即由誰來推翻官方的定論？ 很多人都曾寄望於由官方平反「六四」，希望當局能以懺悔之心釐清事實真相，重新審視當年的決策，檢討對民眾的傷害，同時追究有罪者的責任，這樣的呼籲二十三年來可謂從未停止過。 平反，從詞義上說是指「對過去的冤假錯案以及不準確的認識評價做出正確的修改，以還歷史一個真實的面目，還當事人一個公正的評價」。然而，二十三年來，關於「六四」是一場「反革命暴亂」還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官方和民間的評述仍然涇渭分明，前者的固守與後者的堅持，使這場漫長的對峙迄今看不到結束的時候。 這些年，通過民間的不懈努力，「六四」真相已然大白於天下，「六四」的精神也不斷地在更大範圍內得以傳承。而為了昭示真相，多少人又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且不說飽受喪子之痛的「天安門母親」們都已垂垂老矣，當年的莘莘學子如今又何嘗不已人過中年，大家共同的心願就是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告慰死難者的英靈。 難道民意真能撼動官方？遺憾的是，除了看到權力的傲慢和繼續作惡之外，我們看不到其他。二十三來，當局一方面竭力遮蔽歷史的真相，試圖抹掉與之相關的任何痕跡，另一方面持續地對揭露真相的受難者、知情人施以殘酷的打壓，不斷製造出新的恐懼和禁忌。 而這些還只是表像，透過當局的種種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執政理念雖經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卻與二十三年前依然一致，那就是不惜任何代價維護其統治地位，穩定壓倒一切也就為一切惡行找到了堂皇的理由，繼而在這個口號下，任何異己的思想、言論都被視為有罪，肆意的監禁乃至酷刑和同樣難以知其真相的死亡何曾在這二十三年裏有過中斷？基於這樣的現實來談「六四」的平反，在我看來就只能說是一種註定破滅的幻想。 所有的幻想當然出自美好的願望。如果說二十三年前的槍聲給我們帶來了一次幻滅，那麼此後這些年裡我們每個人心裏或多或少又升起過某些新的希望。比如，我們以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中國路徑必然走向市場化與民主化，以為標榜了依法治國就能讓權力受到最起碼的約束，以為國家把保護人權寫進了憲法就會使自由和尊嚴免受踐踏。 但我們迎來的結果卻總是與我們的願望背道而馳，觸目所及處是權貴資本主宰了市場資源的配置，公權力繼續肆無忌憚地凌駕於法律之上，對人權的漠視和敵意也依然是我們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依靠暴力維持穩定更是成了執政者思維與行動的慣性，當年「六四」一代人試圖奮力改變的種種不公，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近年來，官方在提及「六四」的措辭上屢屢降調，從「暴亂」到「風波」直至目前常用的看似中性的「事件」，很容易造成一種假像，讓人誤以為當局的逐步退讓是為最終的平反製造出空間。確如很多分析指出的那樣，如果當局啟動「政改」，平反「六四」無疑是其應行的第一步。通過平反「六四」，中共至少可以像擺脫「文革」那樣再放下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給死者以告慰，給生者以交待，化解仇恨與積怨，賦予社會公平和正義，進而也有了自上而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 但是，這個願景必須以當局果真實施政改為前提，這個前提事實上卻又並不存在，因為以一黨專政為制度改革天花板的政改本身就是個偽命題，熱衷於猜想執政黨內改革的力量和保守的力量如何博弈，難免又會陷於希望與幻滅之間的徒勞往返。 其實，有沒有官方的平反，都不影響人們如何看待「六四」，更不可能改變這一事件對一代人的影響。於我這個歲數的人來說，「六四」的血腥是被銘刻在了青春的記憶中，並和以後的人生軌跡相伴相隨的，也可以說正是從二十三年前的那一刻起，和現行體制的相融與背離成為一代人無從回避的選擇，是在恐懼下噤聲或是在利誘下與權力共舞，還是堅守自己的主張並付諸於一步步的踐行，都因「六四」分出了各自的走向。 同樣，「六四」本身也是一道時代的分界線，它加速了一代人從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來爭民主的公民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承認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共，那麼經此之後，更多人意識到自由要靠自己來爭取。由此可見「六四」的槍聲不是終止了一個時代，而是開啟了一個時代，成為當代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起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四」無需當局平反，人民已經作出了結論。作為承載著「六四」記憶的一代人，「六四」不單是一段刻骨銘心的 經歷，更是各自命運中無可更改的一部分，無論官方是否平反「六四」，我們都不可能重走一遍已經走過的人生，也不可能重設對未來社會的目標，所以官方的定論並不影響民間已有的判斷和正在進行的努力。這就回到了最初的問題，推翻官方定論的不是其自我糾錯，而是公民意識對官方意志的替代。 （作者係上海學者）

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对苹果如此痴迷？ 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对苹果如此痴迷？ 中国消费者渴求外国品牌，对苹果产品尤其痴狂。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爱苹果？ ——信海光（媒体人、互联网观察人士、专栏作家） 1月13日，苹果在中国发布了其最新智能手机iPhone 4S。大量消费者在北京三里屯苹果旗舰店外彻夜排队等候。当天早晨，该店没有按时开门营业，不久后苹果正式宣布iPhone 4S将暂时不在北京和上海的零售店里进行销售。顾客们愤怒了，有些人甚至朝这家店扔鸡蛋。 苹果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员工的安全。聚集在该店门外的数百人中包括了很多黄牛党，他们雇佣了大批务工人员和学生为其排队。由于iPhone在中国备受欢迎，黄牛党每倒卖一台新iPhone就能获利500元（约合80美元）左右。他们组织严密，有的在手臂上缠着红带子，有的则戴着黄帽子。不同的黄牛党之间爆发了冲突，警方不得不介入。为了确保安全和控制局势，苹果决定暂停新iPhone的所有销售。 为什么中国人对苹果如此痴迷？有些人把中国消费者称为“苹果教徒”，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是教主。虽然这种比喻并不十分恰当，但却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消费者对苹果产品的某种不理性。每次发售新产品时，苹果总能在中国掀起一股热潮，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实际上，在世界各地苹果店外排队等候的许多买家都是来自中国。其实新产品稍后就会在中国发售，但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这种极端痴迷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苹果成功的营销策略，也就是故意限制对中国的供应量，以便吊起消费者的胃口。这与苹果在世界其他地方采用的营销策略没有什么不同，但中国消费者为什么特别疯狂呢？大批黄牛党专门倒卖苹果产品并从中牟利，而中国消费者非常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事实引发了这种疑问。 在我看来，有很多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沉迷于对奢侈品的渴望和崇拜，仿佛被洗脑了一样。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上对路易威登、宾利、卡地亚和爱马仕等奢侈品最虔诚的崇拜者。在世界各地，他们不只为苹果产品排队，还为其他的奢侈品排队。比如在2009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英国市场上1/3的奢侈品和法国市场上60%的奢侈品。 至于苹果，大量的中国普通消费者显然把iPhone视为奢侈品，虽然5000元（约合800美元）的售价能否被称为奢侈品还存在争议。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iPhone是最不昂贵的、又可以使他们更近距离地体验上流社会生活的商品，而且在满足虚荣心方面性价比最高。 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每个年代总是会有一些年轻人爱慕虚荣，痴迷时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苹果粉丝或者“苹果拜物教徒”，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不考虑享乐主义或者社会价值取向扭曲等概念，苹果拜物教徒并不比崇拜上帝或其他偶像更低等。“拜物主义”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这个信仰已经大部分缺失的社会里，人们集体地转变成了苹果信徒。   双语阅读： Why Are Chinese Consumers Crazy For Apple?   译  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