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信力建 | 信孚要闻(7.15)——党员素质高,待遇好

作者: 信力建   1.广东中山市一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设立“党员专区”,有企业称,党员毕业生比普通大学生素质更高,责任心更强。这几年来,他们招了不少党员毕业生,绝大部分表现出色,都能安心留在企业发展。今后,他们还将把招聘党员毕业生作为广纳后备人才的重要举措。此次招聘会上,该公司一下子拿出了10个储备工程师、2个人事专业岗位,并明确要求优先招录党员毕业生,很多岗位就直接表明学生党员优先,而且同一岗位,党员待遇大约要高出300元/月。 2.叶匡政:中国五项社会保险的法定缴费之和,已达工资水平的40%,有些地区接近50%。这是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保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这样的社保机制,简直成了压榨民脂民膏的机器。而延迟退休,无非是想延长压榨时间! 3.调查发现, 89%的人认为单独工作时效率更高,但只有29%倾向于远程工作。63%的人表示,在办公室最常见的干扰因素是“大声吵闹的同事”。大约40%的人表示,假如同事能不再走过来闲聊,他们就能完成更多地工作。但有38%的人宁可“做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比如选择增加工作量、坐在一个吃东西声音很响的人旁边,或是更远的上班路程,也不愿意坐在老板边上。” 4.湖南高院介绍曾成杰案审判和执行死刑情况,称曾集资诈骗8.29亿,引发多起群体事件和恶性案件,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判处死刑;今年6月14日最高法核准,本月12日执行死刑,当日长沙中院曾贴布告,因无曾子女电话故刑后寄通知书给其女婿。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微博中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 5.美国50个州里有23个废除死刑,有些州对死刑是备而不用。对于保留死刑的州,尊重死刑犯的临终告别权是由来已久的。死刑犯一般允许与亲属、朋友和律师通电话,也允许其亲属、朋友定期探视。在接到处决某个死刑犯人的命令后,死刑犯被从普通牢房转移到死刑犯房,在那里可以与家人度过最后的十二个小时。近亲属、罪犯律师及获得监狱局同意的其他人可与死刑犯见面,并与死刑犯共进最后一顿告别餐。有时死刑犯甚至可以与配偶临终同居。 6. 7月14日,福建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等多部门就加快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城镇低保户等八类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家庭拥有小车,在校期间校外租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等八类学生不得办理贷款。 7.一些游客表示,到冀宝斋博物馆去主要是冲着3A景区的牌子和里面的藏品。河北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验收看了看,冀宝斋博物馆有体量、有规模,硬件设施、软件服务、交通、游客接待能力等达到标准了,我们就给挂上了国家3A级景区的牌子。我们的打分评定不涉及里面的东西鉴定,摆放东西的真假,旅游部门管不了。” 8.7月15日上午,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唐慧胜诉。法庭判决: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共计人民币2941元,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未获得支持。 9.调查发现:我国80%的癌症患者确诊时即属于中晚期。90%的早期癌症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但等到中晚期出现了疼痛等状况时才开始察觉,这时就医,多数患者已失去了治愈的机会。而癌症发展到晚期,5年生存率极低,晚期肺癌一般存活期只有1年,肝癌晚期出现黄疸和腹水存活期为1至3个月。 10.李某因涉嫌轮奸被公诉后,其家人怀疑该女子是陪酒员。李某称,案发当晚,李某身边并非只有涉案5人,离开酒吧及到达酒店后,女孩没反抗且“醉酒”状态不明显。李家人认为这么多人能在场证明,酒店有监控,要求做无罪辩护。 11.2012年英军现役与退伍军人自杀人数远超于在阿富汗阵亡士兵的数字。BBC电视时事栏目《广角镜》发现,去年共有21名服役士兵和29名退伍军人自杀,总数达50人,而同期在阿富汗死亡的英军将士共有44人,其中40人在执行任务时阵亡。 12.面对“地震遗址不见踪影,至少几亿人民币打了水漂”的质疑,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称,“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及遗址保护工程,总投资为4.7亿元,工程包括一座地震纪念馆、一个地震遗址保护区和曲山镇灾后重建的集镇任家坪。而真正用于北川老县城保护的资金未超过1亿元,主要用于修建拦沙坝、导流堤,经受住了暴雨引发的洪水考验,尽管遗址浸泡在洪水中,但建筑并未全部被淹没,震损建筑也未垮塌。 13.7月13日,韩亚航空空难涉事的浙江江山中学游学团搭航班踏上了回家的路。媒体称,江山中学为游学与中介公司合作已有7年,江山中学2013年为期半个月夏令营的费用为29300元。带队的老师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而旅游已被层层转包,到美国校园仅是参观。而相关旅行社给予的答复是:“难以联系到教授、学生见面交流”。 14.槟榔是砒霜同级致癌物,最易诱发口腔癌。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把槟榔列入“黑名单”,和烟酒、砒霜等同列为一级致癌物。专家称:“口腔癌有60%左右的患者都和吃槟榔有关。”槟榔致癌原因有两个:第一,槟榔里的化学物质经咀嚼后,形成亚硝基,是致癌的化合物。其次,槟榔较硬,咀嚼时易对口腔黏膜造成机械创伤。印度是世界槟榔消耗最大国,口腔癌发病率居世界第一。 15.昨天,有关“我国人民币存款突破百万亿”、“中国人均存款77623元”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专家指出,人民币存款的统计口径既包括个人存款,也包括企事业单位存款和财政性存款等,计算人均存款不能简单地用人民币存款总额除以中国人口总数。而根据测算,以全国人口总数13.5亿计算,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人均存款为32719元。数据显示,我国的储蓄率高达52%,就大国经济而言这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而从储蓄动机来看,用于养老占了很大比例。 16.近年来,报考公务员成为了最受高校毕业生欢迎的选择。CEIC数据库的统计表明,2003年到2012年期间,报考公务员的高校毕业生比例从4.1%上升到了14.1%。2013年又有112万高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来争夺20839个公务员岗位,其成功率只有1.87%。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国企领域。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许多挑剔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宁可失业也不去做那些待遇与自己预期不符或者是被认为“低贱”的工作。 17.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21-25岁之间的青年失业率逐渐上升。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失业率仅为4.2%,初中及高中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失业率则约为8%,大学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者失业率则进一步攀升,达到 16.4%,是小学教育水平人群的4倍。而美国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7.6%。但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失业率降到了只有6%。 18.季卫东:我们就可以看到,强调中国梦的时候,必须注意两个层面。第一,它是不是和个人梦联系在一起,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合法权益,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每一个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很好的协调,这是调整的问题。这种协调需要把利益诉求能够表达出来,能够形成一个公共决定,就公共事务做出一个公共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恰好可以看到前面涉及到的是自由,后面涉及到的是民主,这两者加起来就是中国未来的法律秩序基本形态。在我看来,中国梦最后要落实到民主与法治上来。 19.盛洪:法院判决书和浙江高级法院发言人的讲话之所以错误百出,不顾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并不是因为法官们的素质太低,而是由于我国目前实际实行的司法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在这一制度中,法院只是一个前台摆设,法院判决只是在前台的表演,真正的判决早已由政法委规定好了。所以,为了执行政法委的政治目标,法官只能不顾判决书的法理是否通顺,逻辑是否严谨,才会出现遗笑后世的荒唐判决书。而政法委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机构干预司法,才是我们法院不能独立判案的真正原因。 20.吴敬琏:在我看来,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去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和“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我担心,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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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8)——黑白之间的困惑

作者: 信力建   1.张鸣《黑白之间的困惑》: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个国际通例。但是,这个在别的国家视为常识的事情,在中国却一直悬在半空,落不到地上。坊间对此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法就是,90%以上的官员不同意财产公开。显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能落地,最大限度地恶化了官民关系,强化了有关民间“无官不贪”的推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8xk.html 2.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我见过一个地方官员,问我江豚好不好吃,我当时很无语……我没办法跟他交流,就说不好吃,结果他的话让我觉得崩溃——'不好吃干嘛要保护?” 3. 7月5日晚,广西梧州市藤县第三医院再现中国版“飞越疯人院”,报道称42名精神病患者使用暴力逃离医院。院方受访央视时说,主要策划逃脱的6到7名“重症精神病患者”,都是当地警方送来的。网友质疑:一群重症疯子何以策划逃跑?他们如何说服超过八成疯子并绕过正常的医护人员?其中有无被精神病?这里隐藏了多少悲剧与罪恶? 4.今日上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控受贿、滥用职权案将在北京市二中院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志军的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刘志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5.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一些地方的干部出现“三负责三不负责”的脱离群众现象,即对上面的领导很负责,而对下面的群众不那么负责;对富豪商人前来投资等很负责,对平民百姓办事不那么负责;对宣传鼓动工作很负责,对行动上贯彻落实却不那么负责。 6.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天发表“2013年言论自由年报”,称过去一年是香港新闻自由糟糕的一年。报告说,特首梁振英上任后的头11个月,有182次用书面声明代替完整记者会,比上屆政府同期多出8倍,而政府官员到基层访问,也更多采用“联合采访”方式,使得记者无法就迫切议题提问。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7月2日出台了《关于群众主动上交管制刀具、危爆物品、涉恐涉暴宣传品及举报相关线索奖励办法》。办法规定,对民众主动上交爆炸物品的,雷管每枚奖励10元,炸药每公斤奖励10元,黑火药、烟火剂每公斤奖励10元,震源弹、手榴弹、地雷每枚奖励100元。主动上交非生产生活用途大刀等管制刀具和涉恐涉暴宣传品的,参照市场价予以奖励。 8.广东河源市文昌经济适用房被市政府称为“民生大事”,建成后能提供583套住房。但这些经适房只面向河源市市直单位的住房困难职工,普通市民并无资格申请。这些经适房几乎都是3房1厅的大户型单位,但60平方米内的价格却比周边楼盘低近一半。 9.日前,在广州市科协举办的科普大讲坛上,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有“奶业大炮”之称的王丁棉就“乳制品安全”展开讲座,解释了对洋奶粉反垄断调查的原因。他同时透露,由于供应紧张,“广州市区的牛奶品牌,没有一家能够100%全都用新鲜牛奶去做。” 10.网店售”回心转意符” 一月卖70万元,该符据称”用于刚分手或对方爱情日渐冷淡疏远者,夫妻恋人已分开一段时间者”,售价300元,30天卖出2339件。另有”堕胎赎罪符””男女关系符””婆媳和睦符”等。店员称”灵符”据各人生辰八字制作,大师开光,无效不退款,重新再制符。 11.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拉美三国表示愿意为“棱镜门”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提供庇护,但尚未收到斯诺登的回复。但是,BBC报道称,即使这三个国家接受斯诺登的申请,斯诺登想成功到达那里也不容易。欧洲领空禁止通过任何涉嫌搭载斯诺登的飞机。 12.【学习时报刊登胡耀邦关于支持揭露康生的讲话】1977年9月3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作了支持揭露康生的讲话;同年12月2日,又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作了关于以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的讲话。胡耀邦的这两次讲话,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文献。 13.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今天上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开幕。通商中国主席蔡天宝致开幕辞。联合早报网报道,蔡天宝说,本届论坛主题为“换届新动向转型新挑战”,将关注习李施政方针、中国经济转型与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关系等重要课题。 1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职务犯罪侦查班”被人们俗称为”反腐硕士班”。经过3年的学习,他们毕业了,约半数考进了检察院。很多网友对他们未来的反腐工作抱有极大的期待。“反腐硕士班”毕业的李传文却说:请不要夸大我们的作用。 15.英国科学家日前对1000年后人类可能进化成的“新模样”进行了大胆预测,由于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应用日广,生活环境改变,人类将拥有更高的个头、更小的大脑、更大的眼睛、更少的牙齿、更长的手臂和更多的皱纹,千年之后的人类看起来非但没有变得更加英俊,反而看起来像“怪人”! 16.广西防城港自2012年6月以来,共查获7起涉凤爪食品案件,总涉案金额达2000多万元。民警发现其中一些原材料(鸡爪)包装袋上印制的包装日期竟然是三四十年前,其中“资历”最老的鸡爪,包装日期显示封存于1967年。而这些原材料仍在销售。 [email protected]盛洪:我不赞成死刑,但在有死刑的我国说司法公正,就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审判是明显的偏袒。去年同样在中国,一个借给别人钱的女孩却被判了死刑。这样不公正的裁决可能会对那些偶然掌握了行政权力的群体有利,却对执政党产生巨大损害。它因不能提供公正司法而遭到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email protected]杜光1928:“中国梦”近来在报刊上越吹越邪乎了,有人甚至把它的源头追溯到《山海经》里的夸父、刑天、精卫、女娲,真是异想天开。目前整党的四大对象,第一个就是形式主义。“中国梦”的大宣传、大鼓吹正是形式主义的最新表现。一面表示要批判形式主义,同时却又大搞形式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email protected]俞敏洪:任何人都会追求名利,这是没有问题的,追求名利也是社会的推动力,但是一个社会只认名和利,就是一个大问题。成功的本质不能说是名和利,名和利只是成功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国把它扩大成全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都在说明,精英层就是有钱有权的人,精英层不停宣示拥有这一切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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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盛洪:利率改革装样子,发改委是个负数

  《东方财经》:时隔三年半,央行两度降息,联系到今年2月份和5月份央行两次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是否意味着持续三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就此告一段落?   盛洪:可以有这样大致的判断。货币供给量的高速增长已不再持续,而这种变化严格来讲主要并不是由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因为还存在另一个货币供给渠道——国际收支。就平均而言,贸易顺差总体在明显地逐步减少,2月份甚至还出现了贸易逆差。贸易顺差的减少将对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贸易顺差是否会持续减少,现在看来大致是,因为美国的市场在不断地萎缩,当然其萎缩的速度是缓慢的。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这些方面来看,暂时停止货币紧缩政策应该是大的调整方向。   《东方财经》:未来是否有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空间?   盛洪:我一贯认为存准率、利率的调整要看国际贸易顺差的情况。国际贸易容易出现波动,一会儿逆差,一会儿顺差。但总体而言,将呈下降趋势,同时,还要看它的速度。如果下降速度很快,就要大刀阔斧地去做。目前看,央行不宜动作过快,还需静观其变。假如国际贸易顺差持续往下走,就相当于国际货币供给往下走,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考虑进一步的降息。   同时,还应考虑到财政政策,在这方面还是动作太大。中央政府现在太过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手段,尤其是财政政策中的刺激政策,动不动就推行扩张计划,就是找理由多花钱。而真正到了要紧缩的时候,财政政策又紧缩不下来。所以,财政政策也需要更平稳一些,不要开口就是4万亿、2万亿,这对于由此产生的通胀是很难化解的。   《东方财经》:有关人士称此次降息为新颖的降息模式,即所谓的不对称降息,并解读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试图在利率去管制及顾及中资银行消化信贷损失与盈利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盛洪:所谓新颖,只是对中国而言。对于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并不新颖。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实行计划经济模式,银行业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然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保持同等幅度的调整,保持固定的利差不变,一年期的利差大致保持在3.06%左右。在银行业较为成熟的国家,利差一般保持在1.5%、甚至是以下。而中国的利差是1.5%的两倍,八十万亿的存款银行将少支付上万亿的利息。从国际经验看,这种模式是反常的,它是为保证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而存在。   此次调整为存贷款利率同时下调,与过去不同的是,放宽了浮动区间,特别是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可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1倍。商业银行就在给定的10%浮动空间里进行竞争。小银行会充分利用这一浮动空间去争夺市场,但小银行囿于规模小、网点少等原因,对大银行威胁不大,所以主要还是大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目前,商业银行纷纷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五大行则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3.5%不变,无疑,后者将面临存款价格竞争压力。银行之间开始出现竞争,结果就是利差缩窄。   我对此评价不是很高,这样的改变并不具备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含义。表面上看,央行放宽了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至少原来是不能上浮的,但实际上,由于存在竞争,上浮到顶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底线。降息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现在降至3.25%,五大行上浮至3.5%(保持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变),五大行固守着3.5%的旧有底线。而事实上,基准利率的1.1倍,就变成了新的利率底线。   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和记者都对银行高利润提出质疑。央行放宽浮动空间,即是迫于舆论做出的应景之举。所以,只要不完全放开利率浮动就不是利率市场化,银行间互相竞争,什么利率合适应由自己作出决定。现在仍然是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限和下限。   《东方财经》:央行的这次降息,还规定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在利率双轨制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似乎意义不大。   盛洪:目前贷款供不应求,商业银行没有理由会对贷款利率做出下调。而在商业银行之外,民间金融的贷款利率数倍于银行贷款利率(受管制的贷款利率)。民间金融利率甚高,是因为国有垄断银行占用了过多的货币作为贷款资源。所以说,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很让人怀疑是国有垄断银行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全国人民的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贷款利率无需下浮,五大行的利差根本没有改变,保持3.5%的存款利率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在我看来,存贷款利率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利益集团自己决定的。   《东方财经》:根据各方信息的汇总,可以认为今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启动四万亿的2008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GDP8.1%增长数据似乎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实体经济的现状。尽管中国民企的困境,不全然都是融资困难的原因,那么,目前贷款利率的下调幅度是否足够?   盛洪:利率只是表面现象,核心还是金融体制问题。央行目前规定的利率无法真实地反映全部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的状况。中国的银行业不是充分竞争的银行体系,存在进入管制,大量有志于从事银行业的企业家无法进入。这实际上是若干寡头垄断的行业,所以,银行服务供给存在巨大缺陷,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货币的基础上,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有效的货币供给相对就少。金融体制如果要更有效率,就会有一个货币乘数,通过它的借贷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又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反之,基础货币没有推动生产活动,只是变成简单的购买力的话,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一方面,在获得贷款能力上,大量的民企相对于国企是没有优势的,大量的贷款资源都给了国有垄断企业。有些民企虽然资质很好,但不具备所有制的优越地位,就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资源。于是,只能跑到银行体系之外,寻求规模相对较小的民间金融。由于大量的贷款资源被国有垄断银行把持,剩下的货币资源就更为稀缺。而在剩下的货币市场中,其均衡的贷款利率就会远远高于央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所以民企面对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国企,它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东方财经》:此次降息打开了一个降息通道,缩窄了逆差空间,对于主要依靠利差盈利的中国银行业来讲意味着什么?是否会触及银行业的运营模式的改变?对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将起何作用?   盛洪:目前谈结束中国银行业靠利差盈利的时代为时尚早,因为还没有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某种程度上,浮动上限10%的3.575%的才是真正的基准存款利率,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估计五大行不久也会上浮到顶。只是在名义上缩窄了利差空间,实际上根本没有。某种程度上,央行此次扩大利率浮动区间,还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一项精确的设计,既为垄断银行赢得了利率市场化的声誉,同时却丝毫未损害它们的垄断利益,根本谈不上改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触及中国银行业的运营模式的改变,促进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竞争,对于这些,作用也极为有限。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利率市场化是否可以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究竟还要让公众等多长时间?中国自1978开始改革,动作之大,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到了95年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也就十几年的事情。而现在所谓的改革,连隔靴搔痒都谈不上,不知道要磨蹭到哪天去。这些年这样的假改革太多了,就是借着改革之名行不改革之实。利率市场化必须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要在哪一年完全完成。在我看来,利率市场化明天就可以放开,一旦真正放开,那就会触及国有垄断利益的利益,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这些所谓的改革,都是利益集团精心设计的,他们根本不想改。   《东方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5月,CPI平均同比上涨3.5%,5月份CPI更是创了23个月以来的新低,涨幅回落到了3%,联系到各大商业银行都将央行规定的10%的存款利率上浮空间用尽,是否可以理解为保持多年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   盛洪:可以这么理解。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或者很低,显然是不对的。刚才已经说到,我国的货币政策不是真正的货币政策,是国有垄断银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从国有垄断银行的利益出发,以盘剥广大储户和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也无法肯定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局面就此发生改变,也有可能再回去。目前,实际存款利率即使为正,也不值得庆幸,因为正常的实际利率应该比现在要高。   《东方财经》:有观点认为这一轮银根放松将对业已回落的通胀形成新的压力以及产生新的房地产的泡沫(已有商业银行放出消息,首套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可降低至基准利率的0.7倍;而5月份70城市房价跌幅继续收窄,部分开发商则开始“理性提价”),对此,您怎么看?   盛洪:降息、放松银根对货币供给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对货币供给影响更大的还是国际贸易顺差。如果国际贸易顺差继续缩窄,实际货币供给并不会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货币供给主要出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来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国际收支,主要是国际贸易,这些年,国际贸易对货币供给作用巨大。2007年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太大。2010年已属于金融危机,其中也有一段时间国际贸易顺差很大,最高达到一个月400多亿美元,现在平均起来能有100亿美元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非常反常。从中期来看,国际贸易顺差会逐步减少,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供给增量不会像过去那么大,那么,通胀压力将会减小。   产生房地产泡沫也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货币供给量过多,像2007年和2010年都是由于国际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的;其二是与这些年政府不太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相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倾向于短期见效,且对其政策效果缺乏自信,所以,政府一般的做法就是用力过猛,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变动过快。2009、2010年期间,政府曾出台鼓励买房的政策,房贷优惠,有人甚至打出“买房爱国”口号,当时的力度非常之大。没有几个月泡沫就出来了,紧接着又出台另一个政策。这些年,政府像堂吉诃德一样,总是在奋斗,一会儿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台力度还很猛;一会儿又感觉泡沫过大、通货膨胀压力过大,赶紧实行紧缩政策。要知道,今天的泡沫就是昨天刺激过度的结果,而明天的萧条就是今天紧缩过度的结果。而政府奋斗的对象其实都是自己上一个政策的结果。所以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温和的、平缓的、渐进的,而不是好走极端、用力过猛的。   《东方财经》:在决策者近期频繁强调“稳增长”之后,5月底,国家发改委核准了一批重大钢铁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久拖未决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除了钢铁投资,有迹象显示,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审批核准也在加速放行。在5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切实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同时,最近发改委有人称给房地产松绑是救市的第二张牌。对于GDP之上的地方政府而言,近期到发改委申请项目的数量也是剧增。,据此有人认为新的四万亿又来了,那么您认为我们这一轮的投资刺激与我们2008年的一轮有何异同?   盛洪:整体上看,政府的行为方式没有太大改观。政府整天在忙着处理它自己创造的问题,如之前的紧缩力度过大而造成了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等诸多问题,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刺激计划。政府欲显示自己的政绩并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是政府及时挽救了行将崩溃的经济。而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理解它的政绩应是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越来越缓和,这才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天天做各种动作,因为今天的扩张性政策就是明天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理由。   另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可能都有自己的利益驱动。政府喜欢财政政策而不喜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够相对地多花钱,财政政策从来不运用于紧缩。如果是在紧缩期,政府会说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或者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而从来不说是从紧的财政政策。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背后是有利益集团在花钱,才会出现市长有冲着批文磕头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非常糟糕的。   更进一步说,中央政府就不应该直接控制投资。投资决策愈分散,就愈不可能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中央政府一旦决定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劲批项目,就愈有可能犯大错误。如果投资分散到各省或各市,由地方政府来做出投资决策,那么,节奏就会完全不一样,时间上就会分散,越分散就越不会形成系统性错误。如果由企业家去做投资的话,就会更分散,就有可能互相抵消,出现系统性的偏差的概率就更小了。所以,由中央政府来批准投资的做法,大可不必,他们哪儿比地方政府、企业家更高明呢?事实上,中央政府是通过审批项目来抓权力,看得见的是冲批文磕头,看不见的是在那儿进贡呢,这确实容易滋生腐败。   中央政府不能急急忙忙地做这样的决策,越是急急忙忙批项目,由政府来推进项目,效率一般就越低。这些项目有可能是造成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上一轮膨胀的时候也是搞了一大堆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项目,花了钱但没有生产出产品,导致的结果就是债权债务不能兑现,最后就会出现紧缩,从而出现危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东方财经》:上一轮的四万亿是由政府主导投资的,而这两年政府的财政比较紧张,那么这一轮的投资刺激主要来自于哪里?   盛洪:其实,上一次的钱也不全是由中央政府投资的,四万亿只是一个概念,严格分析来讲,中央政府只出了一点一几万亿,再乘以3的投资乘数,才得出是四万亿。上一次主要不是由中央政府出钱,而是来自银行贷款。在2010年贷出了10万亿,因为那一年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顺差流入银行,银行就有钱贷出去,由此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贸易的顺差,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减小,银行业没有那么多贷款资源,银行房贷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对投资市场也将形成约束。所以,在目前国际收支顺差减小的背景下,就有可能不会像上次那样掀起那么大的高潮。   《东方财经》:发改委人称小国务院,发改委的审批权限是否过大,是否助长了“跑部钱进”现象,并成为改革的阻力之一?   盛洪:这个体制本就应该逐渐改掉的,他们批准的一些项目,很多都是各城市的发展项目,最清楚的还是各城市自己。而且中央政府和发改委也没必要去投这些钱。各城市的投资应该出自各城市自己,除非有很多跨区域的项目,比如像高铁之类的,而高铁的这样的项目恰恰是需要极其慎重的。现在像高铁就是投资过多了。铁道部最近又获得银行授信两万亿。这样做是不对的,高铁在中国相对而言还是为高收入阶层服务的,不是给一般老百姓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么大规模上高铁是有问题的。   《东方财经》:如何看待发改委是改革的阻力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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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政府不能当商人

来源: 中评网 洪盛(资料图片) 人物对话: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 盛洪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动力   新闻事件: 今年以来,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和回落,这在向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甚。一方面,过度倚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在出口下滑、内销乏力交困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种种迹象显示,支撑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低成本、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正在为高成本、低增长的现状所取代。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究竟在何方?   对话主角: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先生   入选理由: 盛洪先生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于1993年与几位经济学界同仁创办了天则经济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 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他还注重介绍和翻 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他为普及经济学所做出的努力与其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难分伯仲,其文章字时行间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 情。   香港商报记者  李颖   城市化需与市场需求吻合   香港商报: 今年是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一方面,外需疲弱导致出口增速放滑,订单下滑; 另一方面,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类固定资产投资亦在减少及放缓;与此同时,百姓收入增长有限情况下,国内消费增长依然乏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多年形成的依 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中国经济靠什么完成既定的增长目标?   盛洪: 中国进出口的顺差未来趋势就是要逐年减少,因为金融危机以后,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美国需求增长不太可能持续,正在逐步萎缩。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城市化率才50%左右,要达到80%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空间。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因为城市需要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盖房子等,可以说,没有任何产品的投资会有城市化投资这么大。所以中国其实是有很好的条件的。关键是现在要非常明确地看到,我们靠进出口顺差、靠外需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转向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主要是消费,首先就是对城市的消费。转移到这个方面来,其实我们还有着非常强劲的投资需求和增长动力。   香港商报: 我们注意到,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由于缺少产业的支撑,一些城市仅有一个空架子,沦为空城、死城,如何避免出现这种状况?   盛洪: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大的缺陷,在于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不是为 了真正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有其内在的需求的,本身就能创造财富。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产生大量的需求,这就自动带来很多产业。这些产业主要不是工业产业, 而主要是服务业。但是不要轻视服务业,它也是提供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如果城市化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话,这样一个大市场的存在,就会对某些产品有巨大的需求, 就应该带来在附近建立制造产业的需求,如果是走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城市化的话,上述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看到的问题实际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它不明白 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市场的需求是部分重合的。比如说在传统城 市的附近再建新城,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进行城市扩张,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好地方。鄂尔多斯的问题在于扩张得太超前,但也不能完全否 定鄂尔多斯扩张模式,也许再过很多年才能确定成功与否。因为这些地方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而且那些地方也逐渐变成人口稠密的地方。   在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产业发展更多依赖于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政府最重要的是要把软硬环境做好,吸引企业家进来。企业家对产业的选择比政府的选择要好,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我相信,产业是不缺的。   产业发展要由市场主导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一路调研发现,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发展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意识强烈。并且各省及主要城市间新兴产业规划多有雷同,同质化竞争明显,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盛洪: 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时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很有可能由于政府对此不敏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把潜在的有发展前途的产业给屏蔽掉了,淘汰掉了。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规定必须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地方政府更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乔布斯来了,可能就被赶走了,因为他衣衫不整,身上还有异味。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前也曾到过深圳,但当时深圳却没人理会这个长着一幅娃娃面孔、身材瘦小的杭州人。   很多有创意的大企业都是从市场中产生,都是从小生意做起来的,政府很难判断哪些是未来会成功的企业。实际上谁都没有能力判断,只有市场才能判断。因此一个良好的市场制度至关重要。乔布斯不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是风险投资在市场中进行判断然后投资支持的。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广东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江浙等“强政府、强市场”两种模式的对比,优劣?前者主张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不过多干涉,后者政府的引导和服务意识比较强,即“政府”与“市场”两手都要抓。对此您有何评介?   盛洪: 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参与。比如市场常常缺少长远眼光,一些超前的公共设施因此缺乏规划,比较凌乱,这时政府要做些规划,来引导城市化过程。但这种规划是灵活的、有弹性的。要在大框架上引导,不能拘泥于设定的模型;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最后要由市场来决定。如美国华尔街当初并不是金融一条街,纽约证券交 易所原来是咖啡馆。政府的产业规划不是刚性的、绝对的,而是要根据实际产业来进行调整。还有一些大规模的超前投资,作为私人企业来说没有这么大实力,或者 相当长时间不能获得收益,如地铁,特别是在新兴城市中。这就需要政府来做。城市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也是需要一个门槛,这时政府可以 提供一些政策来聚集产业和人气。政府应该用一种辅助性手段,但切记不要去主导市场。还有一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机构,叫做非营利性非政府机构,是行业协 会或提供技术标准等的产业联盟等。有些不必须由政府做的事情,大量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可以承担此类事务。即使是非营利性事情,由社会组织承担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   平抑房价须放开小产权房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楼市调控下,各地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均出现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 况,成交价微跌。开发商资金链非常紧张,对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造成较大冲击。请问目前内地楼市的拐点是否到来?有开发商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的楼市调控政 策只盯着开发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如土地招拍挂制度,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等。您如何评介现有的政府楼市调控政策?   盛洪: 楼市调控的背景就是不合理的。楼市调控的前提是楼价太高,上涨速度过快。为什么楼价上涨太快,是因为有一大批的房屋供给被政府排除在市场供给之外,就是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通过政策把小产权房排除在市场供给之外,目的是为了维持国有土地部门对土地的垄断,可以高价卖地。   据国土资源部估算,2007年全国的“小产权”房共约66亿平方米。如果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能住下2.2亿人。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口的37%;如果考虑到“小产权”房多是低收入的迁徙工人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居住,人均面积较低,比如20平方米,则可住下3.3亿人;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口的56%。几乎可以完全解决全国城市的住房问题。如果废止对小产权房的错误政策,这些房子就会正常涌入房产市场,一方面会抬高“小产权”房的价格,但在另一方面则会显著抑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   现在都采取把城中村拆掉、补偿、迁出的做法,这还是不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使然。不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再以高价出售。这就抬高了地价,成为楼价高企的根源。   保障房也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政府认为楼价太贵,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要盖保障房。但其实小产权房都比保障房便宜,根本就不需要盖保障房,只要放开小产权房就能解决问题了。结果是保障房大多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真正的中低收入阶层是买不到也买不起的。整个楼市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以前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如果保护小产权房的合法权益,楼价自然就得到平抑。   地方债相对安全,关键在理顺机制   香港商报: 您是否认同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危机的说法?对于地方债务您有何看法?   盛洪: 地方债从现行制度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可以举债的,但是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需要更多的钱,所 以各地采取变通办法,成立城市投资发展公司,城投公司成为地方政府一个融资平台。正是因为城投拐了一个弯,所以地方债就变得非常模糊。严格来讲,地方债要 经过当地人大批准,但通过城投,地方债就从当地人大和民众视野中消失了,缺乏监督。从制度上来说,地方债要理顺机制,从法律上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借债,透明 公开,能够被监督到,这样其实更安全。   当下地方债总体上都与城市发展有关,而且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抵押品,就是土地。总体来讲,中国是一个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的价值是逐渐升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相对安全的,因为它们背后是土地。中国地方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当城市化完成了,假如土地没了,再有地方债时,管理不善,不能从制度上去有效监督,就可能导致地方债问题。   政府宜改征地为收税   香港商报: 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是否让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十分依赖的一个根源?   盛洪: 可以这么讲,也可以不这么讲。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让农村集体与开发商达成一个价格去卖地,政府可以对土地交易征税,土地增值税税率在30%~60%,总体上比政府直接卖地收入高多了。而且,政府直接卖地有一个很不好的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间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很自然地就会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去压低土地价格。这导致了对农村利益的侵夺,由强拆导致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群众不满情绪高涨。   政府征税是天经地义的,改由征收土地增值税来获得的收益,比政府征地卖地还要多,而且合法合理,避免很多负面影响。   当下最重要两大改革: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   香港商报: 我们在温州调研发现,当地部分人士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没有多少突破性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待?   盛洪: 政府在推进金融改革上“口惠而实不至”,显示最高决策层改革的决心和执行力很不够,更多表现为政治作秀。   香港商报: 您认为目前中国最值得期待的改革是什么?   盛洪: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改革实际上就是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国企要不断地从营利性领域退出。你不从营 利性领域退出,就意味着国企要与民企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公平的竞争,凡是营利性的事情就应该由市场和民营企业来做;有些公共性质的领域,市场失灵的领 域,可以由国企来做。凡营利性领域,国企都该退出。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变成商人的话,市场上就很难有公正可言。政府要是进入市场当商人,本来是法官,如何公 正裁决与他人的纠纷?土地改革的要点,也是政府要退出市场,政府不要进入土地市场,政府只能就土地交易征税。否则如何保证公平交易?不可能平等谈判。这两个改革都是一个逻辑,就是政府不能当商人,不能同时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但现在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无论在国企还是土地问题上都是如此。 2012-7-18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盛洪:政府不能当商人 文章链接: http://www.ccglim.com/19413.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 时事评论 . 标签: 商人 , 政府 , 洪盛 相关文章: 2012 年 7 月 8 日 — 张维迎:自由的安全 (1) 2012 年 6 月 1 日 — 政府改文风未必就要卖萌耍酷 (0) 2012 年 4 月 25 日 — 知识精英的溃败 (0) 2012 年 3 月 1 日 — 中国继续改革需要有魄力 (0) 2012 年 1 月 25 日 — 白宫依然在使用Windows XP (0) 2011 年 12 月 6 日 — 【纽约时报】那些没有政府的城市 (0) 2011 年 11 月 5 日 — “北京精神”不是靠政府发布的 (0) 2011 年 10 月 20 日 — 缅甸样本:一个专制政府的急转身 (0) 2011 年 5 月 23 日 — 爱国是需要智商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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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盛洪:盐铁论——二千年前“国进民退”大辩论

   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令人惊奇的盐铁大辩论   台湾大学的陈昭瑛教授是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为传承徐先生的学说,今年举办了一个专门的研讨会。她邀我参会,为此寄来一本徐先生的书———《两汉思想史》,期待我写一篇关于徐先生评论《盐铁论》的文章。最后文章写成,题为《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不想办理到台湾的手续之复杂却超出我的想象,最后没有成行。   不过,陈教授的邀请还是促使我通读了一遍《盐铁论》。使我感叹的是,这样一部千古文献,却一直束之高阁。第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这个关于是否要废止朝廷对盐铁酒专卖的会议记录,能够如此细致完整地经历两千多年保存下来,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记录中甚至还包含了论者的语气和表情。第二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辩论双方的一方是握有重权的“御史大夫”,另一方是民间的“贤良文学”,却能就一个正在实施着的重要制度进行辩论,这在今天也难以想象。第三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尽管论辩双方的主张相当对立,但自始至终都不失风度,既没有人让对方“住口”,也没有人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在理屈词穷之时,也只是“默然不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客客气气,其中也少不了讥讽和机智的反唇相讥。最令我赞赏的是,当御史大夫讥“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时,后者当即反讥“文学窃周公之服,有司窃周公之位”。这场辩论不仅有思想的交锋,还显得分外生动。实际上,即使是在激烈的辩论中,双方还是给后人留下不少千古名句。   然而,最为令人称奇的,还是这个两千多年前辩论的主题竟与今天的一场争论极为相像。这就是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在汉武帝时期,因进击匈奴的需要,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后来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对超出反击匈奴范围的过度的军事征伐有所悔悟,转为更为和平的政策。但直到汉昭帝时期,仍没有取消的盐铁专卖制度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才导致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这就是在辩论“国”要不要退的问题。而在今天,在计划经济时期为重工业奠定基础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逐渐退出,但在近几年又不退反进,大举进入竞争性产业领域,引起了社会上的争论。    主张盐铁专卖和主张“国进”的相似理由   盐铁会议时,为盐铁专卖辩护的人说那是为了筹集抵御匈奴的军费,而反对盐铁专卖的人则强调儒家的经典原则–“不与民争利”。今天为“国进民退”辩护的人说国企的发展是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反对的人则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坚持说政府及国有企业只应在公共物品领域或准公共物品领域活动。这就是我后来所谓的“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之争。我的结论是,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政府尊重经济自由和轻徭薄赋的结果,是经济繁荣和政府税收总额的增长;再加上低税率作为“仁政”的一种表现形式会激起民众的认同,以及施及天下的仁政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和睦,会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只有在短期的紧急情况下,在税外征集资源才被认为是合理且合法的。而且一旦危机过去,就应取消。   主张盐铁专卖和主张“国进”的人都暗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经营是为了给国家财政作出额外的贡献,以弥补国防费用之不足。其实这是一个最为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汉代的财政数据,但北宋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的变法也是要在税外挖掘一些财政资源,以对抗西复和辽国,结果除了直接与变法相关的部分有所收入外,田赋和商税都比变法前有所减少;并使经济发展不能持续,铸就了最终导致北宋灭亡的大错。今天的例子就更清楚了。据国家统计局,自1994年起,中央级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向国家财政贡献一分钱,反而让国家承担了3680亿元的亏损。不仅如此,许多国有企业无偿占用了大量国有土地,这些土地如果出租的话,每年会给国家至少带来1.4万亿的地租。更不用说它们在无偿或者低价使用国家的其它公共资源,如以每吨30元的代价开采本应交纳10%矿区使用费(约300~400元)的石油;其它自然资源的情况也类似。因此可以说,中央国企不仅没有为国家战略提供增量,反而是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   反过来说,我国这些年即使是战略产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于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国防资源的筹集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税收。就拿《盐铁论》时期就很重要的铁来说,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调“以钢为纲”,并且经历了“大炼钢铁”阶段,直到1977年钢年产量仍仅为2374万吨。但在改革开放的31年里,我国钢产量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达到年产6亿吨的水平。这其中有一半是民营企业生产的。2009年,钢铁产业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总额仅是国有企业的1/3,但实现的利润总额却是后者的11 .6倍。由此推算,仅民营企业交纳的所得税额就是国有企业利润的3倍。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入从主要依赖国有企业利润转变为主要依赖税收,在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4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国防开支也得到了充足的保证,但也不过占财政支出的6.9%(2007年)。根本无需另开财源。    政府获得公共物品资源的宪政原则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是在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支持下召开的。据《汉书》记载,到了“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很快废止了政府对酒业的垄断,并部分取消了盐铁专卖。然而,盐铁会议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更为清晰地重申和强调了儒家有关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这句话的意思可用《大学》中的话更为精炼地表达,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在这里,前一个“利”字与后一个“利”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一个“利”是指一般的商业利益,而后一个“利”则是指政府与社会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义”则是指公正与正义,在今天可具体指提供公共物品,首先包括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和公正裁决。“以义为利”的意思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自然可以收取合理的适当的税收,也可以保证社会和自己的长远利益。总体而言,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   这一宪政原则不仅是说,以适当的税率收税足以支撑包括国防开支在内的财政支出,甚至收税能比经营一般性商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如同前述钢铁业的例子一样;它还包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即税收的形式是一种对所有人和所有企业都公平的形式,而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则是要与其他人竞争,这就会产生不公平。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盐铁专卖”与“国进”的危害   贤良文学们在反驳御史大夫时经常举的例子是秦朝。他们当然不知道,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个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其实秦朝和隋朝的例子说明,一个坏的治理往往有一个好的理由。秦朝和隋朝当时都在修建一个对中国有着重大作用并且造福于后世的工程,长城和大运河。秦隋统治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为此征用了过多的民众和资源,包括征税和劳役。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只是被“好的理由”蛊惑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因政府直接介入市场而获利。在贤良文学眼中,这就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垄断集团。桑弘羊本是“洛阳贾人之子”,实行盐铁专卖后,“尽管天下盐铁”。这些人“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夸张了“好的理由”,却有着巨大的利益刚性,所以在汉武帝改弦更张以后,仍然要维持盐铁专卖。   也许桑弘羊们在设立盐铁专卖之初还是真诚的,当时对匈奴的大规模进击也可能暂时超出了财政能力。然而一旦获得了垄断之利,他们就不愿再放弃。在这时,他们变成了一个与汉王朝有着不同利益的自觉的利益集团。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因而改革初期的任务是放权让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难题则是如何安置下岗职工,所以才会出台那个国有企业暂不上交利润的文件。然而从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国有企业无偿占用的国有自然资源因稀缺程度的上升而价格大涨,一是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它们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包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国有企业在冗员很多的情况下,其管理层和职工的工资和非货币福利大幅度增长。   当然,并不是国企管理层个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制度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扩张冲动。国有企业既然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的手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市场竞争,一种是利用公权力改变产权边界、利益边界和市场规则。相对于市场竞争,他们在利用公权力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政府官员同属一个群体,处于同一个晋升系列,经常交叉任职。例如某部的部级官员约有一半曾在国企任过职。这些官员对国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容易接受国企管理层进行“院内活动”时的游说。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国企管理层这样做并不违法;反而会受到本企业或本集团员工的称赞和爱戴。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实际上的“行政立法”,即行政部门通过一纸条例决定着本该由立法机关决定的重大事项;即使是立法,草案也多出自行政部门;这自然导致对垄断国企管理层的倾斜。   由于国有企业并不是生存于真空之中,与其利益边界接壤的是消费者的利益、竞争者的利益和国家(即全体人民)的利益,因而利用公权力追求国企管理层的利益就必然要损害其它三方的利益。国企追求消费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就会在定价、付款和纠纷解决中相对于消费者占有优势,从而严重损害后者的利益;设立、维护和扩张垄断权,就必然会排斥其竞争者;并且可以将垄断力量延伸到产业的上下游,以直接排斥竞争者。然而,国企越界最为严重的地方,还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夺。由于要经过较多委托代理环节,对国家产权和资源利益的维护就变得缺乏效率;又由于这种属于公共事务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国企对国家利益的侵夺不像对消费者和竞争者的侵害那样受舆论关注,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所以问题就愈加严重,才会出现上述14年不交利润、以及不交地租等资源租金而少有人知的情形。   也正是国企管理层对国家利益的侵夺,才是问题的要害。14年不交利润和租金,这部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和自然资源稀缺性带来的租金,已经被他们看作是“既得利益”了。用这些属于全国人民的钱,他们使自己员工的工资水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给管理层自己发放高额奖金(如2003年上半年中石化管理层分红12亿元),借工作的名义进行奢侈的消费(如陈同海每月120万元和中石化价值156万元的吊灯),甚至肆意挥霍(如一研究指出,对澳门赌场99个大陆客的统计中,国企高管占19人,出纳占9人)和私下侵吞(如陈同海贪污近2亿元),长期享有的巨额利益使得这个集团从自在走向了自觉。垄断国企管理层已经变成了一个其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的利益集团。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就更加主动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公权力,包括设立、维护和扩张人为的垄断权,如38号文件僭越法律创立的石油垄断权;提高垄断程度,如电信寡头违反《反垄断法》而实施的合并;侵夺稀缺资源的开发权,如山西省政府强行收回小煤矿的采矿权;以及直接吞并民营企业,如山钢吞并日钢等等;推动着“国进民退”。   然而,在钱财上大占便宜还不是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打着“国”的旗号做着损害“国”的事情,造成对国家的双重损害。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汉昭帝在盐铁会议之后废止榷酒制度和部分取消盐铁专卖的举措,历来受到高度评价。班固说,“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这一重大转折,挽救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命运。正如司马光所说,因汉武帝晚而改过和顾托得人,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官进民退”,则关乎共和国的命运。只有通过体制改革逐渐限制、压缩和消除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免于被个别利益集团蛀空之厄运。更进一步,如果要保证这个社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重建有关政府和国企的宪政框架,让它们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中活动,永远遵奉那个光照千古的伟大原则: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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