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xf_institute@163.com。

作者： 信力建   看书是我学生时代就养成的爱好，而旅行是我近十几年来的嗜好，中国人讲究知行结合，我践行之的方式是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每年总要忙里偷闲去国外周游几遭，尤其喜欢邀三五知己或七八好友成群，轻装简从，绝不走一般旅行社常设的购物游路线，而是结合大家的探究兴趣和游览地政治历史人文特色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游学考察。故多次同游的“民主小贩”杨恒均美其名曰“流动大学”。 说是“流动大学”，倒也贴切。因为这样的旅行，绝不同于单纯的游山玩水，更是一次次思想的神游，目的地多为充满人文、宗教、政治特质的地区，其沉积的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本一千个人能读出一千种韵味的大部头。一个城市，一座教堂，一个纪念馆，一所公寓，甚至一面国旗，一个雕塑，一幅图画，一块徽章，都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政治面貌和历史陈迹，这其中的学问比教科书里的深厚得多，也真实得多。 而同行者，无不是国内各行业中的翘楚。如袁伟时、秦晖、金雁、张鸣、杨东平等都是国内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等身，其中秦晖金雁夫妇熟知各国历史，更是研究东欧问题的专家。杨恒均、鄢烈山、笑蜀、吴祚来、秋风、余以为、陈有西、徐列、向熹、长平、文建明、周虎城、邓良平、陈诗峰等等，或为文化学者或为时评作家，或为媒体精英，或为知名律师，或为成功的企业家，皆是术业有专攻，眼界开阔博学多识，思想与时俱进。 在途中不仅可以欣赏沿途美景，遍访古迹和现代文明，而且随时坐谈论道，进行学术交流。这些“牛人”肚子里装满了故事和学识，个个口才了得，各有高见，吃个饭的间隙都能举办一场小型的论坛。若是行到某国某处，正是某位学者专家研究的领域，必会毫无悬念地因地制宜就地开课，洋洋洒洒溯古论今，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精彩一课。一路上，彼此间更是谈笑激辩间碰撞出无数思想的火花，妙语连珠，精彩不断，互相受益。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旅途中有如此一群良友为伴，我如获至宝，这样的流动大学，想必国内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交多少学费也不一定能读到的。 而“流动大学”的课程则是要多丰富就有多丰富，从旅途中的建筑、人文艺术、自然风光、民风民俗到该国该地的政经、文史、教育，都是大家谈论的话题，无不是就地取材、充满互动的生动课程。而且同行的各位精英本身都有着丰富的阅历（其中不乏在国外留学或长期居住者），经常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交流，周游列国，友情遍撒。因此在途中常有机会与当地的学者或华人甚至本生本长的居民来个亲切的零距离交流，这样的交流更是比干巴巴的照本宣科要来得有趣得多。 如此有趣的“流动大学”，一定有人问，那么课堂在哪里呢？ 其实，课堂无所不在。 在风景旖旎如画的挪威森林里； 在开往曾经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的汽车上； 在承载着一个民族崇高信仰的哭墙下； 在碧波万顷乘帆昂进的米德湖上； 在冬日俄罗斯冰雪皑皑的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宫前； 在斯坦福大学弥漫书香青春洋溢的校园内； …… 在这所“流动大学”里，每个人既是求知若渴的好学生，着迷地探知所到国家的魅力，如北欧的富裕、美丽和神秘，东欧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前后的变与不变；以色列犹太民族坚忍和强大的秘密；日本让中国人不得不敬佩的地方，等等。同时每个人也是孜孜不倦的好老师，各有所长，并乐于发挥，如秦晖像一本活词典，对欧洲各国的历史典故如数家珍，让导游都没了用武之地。杨恒均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见多识广，人又极活跃，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灵通”。 英国作家G.K.贾斯特顿说：“旅行的目的不在观赏异地风光，而在以观赏异地风光般的心情，重新看待自己的国家。”这话在我们这所特殊的“流动大学”里充分地得以印证。每一次身在国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谈起自己的国家。别国好的东西，会在心中做个比较，或讨论自己的国家如何借鉴。看到别国的经验教训，又忍不住大大地感叹一番，这种“看着别国的风景，操着自己国家的心”的心态，算是一种莫名又复杂的心情。但更多的收获是，迈出国门，一路看一路思考，看得多了，眼睛更明了，更能分清曾经接受的教育中的真真假假，国家政治文化的利与弊。走得多了，人心也宽了，看问题的思维模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所以我特别愿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旅途中的见闻，记录在博文中，或是邀因故未能去的朋友聚会分享，颇有一种众乐乐的愉悦。阅读博客上游记杂评的朋友，虽身不能至，却也可做一次字里行间的同游。 而我更希望的是中国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流动大学”，现在，中国人出行的方式已渐渐多元化，将旅行看成是一种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物欲和玩乐的基点上，相信于己于他人，都会有无限的收获。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高等教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169.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6期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招贴画 到杀人犯的路有多远 萧瀚  一个月前的2月5日和6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台和《纽约邮报》都报道过发生在纽约上城区Bronx的一起婴儿随车被盗案始末，像所有好莱坞大片，结局是令人满意的，车和孩子都在失窃地之外2公里找到了，因为窃贼发现车上的婴儿后，弃车而去并打电话通知了警方车里有婴儿。  一个月后的3月4日，长春的许先生将车停在自己开的超市门口进屋生炉子，他怕2个月大的儿子冻着了（那天长春的气温是-21度到-3度，早晨七点的气温应该至少不会高于零下10度），将儿子留在开着发动机的温暖车厢里，10分钟后，连车带人都不见了，报警，全城搜救2天，噩耗来自自首的嫌犯，婴儿被他掐死埋在雪地里了。  讲述这两个故事并不是要进行“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糟”之类的中国特色比较，因为具体到个人时，人性的邪恶与人性的美好一样不可测度，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天使般的行善者，也有匪夷所思的丧心病狂作恶者——就在我访学期间所住的Elmhurst，据说近来发生了连环凶杀案，这里的地铁每过午夜12点就显得让人害怕，在此过夜的流浪汉们见到陌生人总是瞪着铜铃样大、火灼灼的眼睛。我感兴趣的是除了这两种极端善恶之外，通常的人性该是什么样的，以及普通的人性可能会受到环境什么样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化，这个纽约窃贼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普通的人的普通人性样本。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位纽约窃贼操西班牙语口音，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墨西哥移民——这是目前被美国人认为犯罪率很高的人群，可能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通美国人，警方现在还在追捕他，可能找得到也可能找不到——这恐怕也是这位窃贼自己明白的。他同样明白的是给警方打那个街边的投币电话，会留下犯罪线索，给自己增加被捕获的风险，但是为了不至于伤害婴儿，他车也不要就跑了——因为他无法在车和婴儿之间做一个切割，把婴儿从车里搬出来放在哪里才安全呢？他没有时间多想这个问题，想了也未必有什么办法，那只能宁可不要车了。  这位窃贼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只是想要这辆车，如果他将车开到偏僻的地方将婴儿抛弃或杀死，那么这辆2005大切诺基牌的轿车至少暂时可以稳稳地属于自己。但他也许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没想过，或者也许只是迅速地掠过脑际，甚至仅仅是出于一种直觉：No，我不能伤害这孩子，车，那就算了吧。甚至或者他觉得自己很倒霉，怎么撞上个婴儿，只能换桩生意了。无论如何，他并没有伤害孩子，这是最重要的。这里有着对同类——她看起来还那么小——出于本能的不伤害意识，这种生命之间友好相处的本能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或者多么伟大的东西，那只是人之为人应有的。  回到长春婴儿被害案。由于目前案情尚未全面公开，遵循无罪推定原则，暂不针对具体嫌犯评论。有报道说，嫌犯偷车开出一段距离之后因孩子啼哭而发现不是空车，因为嫌孩子哭闹就杀死他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事情就远比其他任何动机的杀害更让人恐怖——仅仅因为别人很烦就杀了他！  这样的杀害显然不是出于仇恨，也不是出于有目的的预谋，几乎可以等同于无动机犯罪——至少是随机犯罪，它所反映的是人性的某种变态：极度冷漠产生的对生命的无视状态。至少在这件事上，凶手并没有关于人和物、生命和非生命是有差异的常识，这原本该是人的本能，对待生命和非生命——至少不是在餐桌上而是远庖厨时——应有不同的态度，但这个凶手没有，他将婴儿等同于收音机了——关不掉这该死的半导体就砸掉它。  因为冷漠而杀害婴儿肯定是极端情况——它或许需要偷车之类环境条件配合，但对生命的冷漠而导致的残忍在中国却绝不是个案独例，不但不是小概率事件，而且几乎每天都发生在你我他的身边。从某种程度上说，“304杀婴事件”并没有那么特殊，请看：  前段时间河南一大学生向父母要钱不遂而挑断父亲脚筋、活剥母亲头皮，而四川某14岁少年因父亲威胁他再上网就断脚筋而在家人饭里下剧毒，今天《金羊网》报道“村民疑因打麻将输钱行凶致2名婴儿死亡”，今天的《中安在线》报道“儿子出狱后卖宅基地赌博被父亲砍死”，昨天《晶报》报道“6个月女婴遭养母摔打后抽搐近20小时死亡”，昨天《海南特区报》报道“跨海铁路挖出偷拐婴儿大案 16名婴儿获救”……至少平均每天一起这样的报道，是的，我们也许会问，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怎么做到的？  1949年迄今，除了我们经历的历史之外，银幕荧屏上泛滥着无数功颂胜者为王的暴力内战片，“阶级”仇恨的硫磺硝烟味弥漫在广袤浩淼的时空里，十几亿人中不知多少人被硬生生地通过社会和学校生活“教育”成崇拜与仇恨的二极管人。“对战友春天般温暖，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战友要么敌人，亲情不如意识形态重要，友情不如“阶级”立场重要，愛被当作虚伪，善被当作软弱，真被当作愚蠢，美被当作奢华，只有恨才是真诚的，恶才是坚定的，假才是智慧的，丑才是艰苦朴素的。在“镇反”、“土改”、“反右”……之后，直到巅峰的癫疯时代“文革”，将人性的黑暗推向最高潮。当黑暗到达最高潮并且回落之后，势能依然强大，血色的“文革”溶进这片盐碱沼泽地，成为罪恶的酵母，奶粉里能尝到它，大米里能尝到它，鸡蛋里能尝到它，黑奴工里能闻到它，被拐卖的婴幼儿奶香里夹杂着它，就连地下水、空气里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教科书、影视剧，数十年来，作为国家战略的仇恨教育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个国家原有的野蛮力量。  仇恨是需要体力需要热情的，当仇恨休息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冷漠，当意识形态瓦解，仇恨所需要的伪信仰情感偏好作为一种行动的凝聚力消失之后，被取消了真善美愛能力的人们就在沙漠化的生存中，以冷漠为原点，幻化出包括残忍在内的所有生活惨剧。  如果凶手果真是目前媒体报道的这位嫌疑人，仔细看看他的照片，并不觉得他有一张典型的罪犯的脸，那里并没有刻着凶残两字，关键在于，他也许确实并不凶残，他可能是家里的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而令人恐怖的难道不正是这一点吗？他太正常了，而我们也看起来很正常，我在寻思，他会不会是犯罪之后的我们中的某一个，而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不会只是尚未犯罪的许多个他？  2013年3月6日於纽约 附： 我们怎样才能把孩子养大—— 一谈长春杀婴案（http://xhzyt200.blog.163.com/blog/static/21751967420132691851580/） 司法的比例——二谈长春杀婴案（http://opinion.caixin.com/2013-03-07/100498403.html）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You Say What You Like, Because They Like What You Say’ – http://www.medialens.org/index.php/alerts/alert-archive/alerts-2013/731-you-say-what-you-like-because-they-like-what-you-sa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