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对温柔一刀网友诋毁贵大杨绍政教授和众律师的答复 贵州大学 杨绍政         如果温柔一刀网友就是小河法院的法律工作者，说这样的话，让我感觉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乱七八糟的鸟人”，素质极低。       请问律师别有用心，有证据吗？律师闹庭，有合理合法的理由吗？如果律师闹的是法院的违法行为，那么事件的真正责任方就是法院，而不是律师。如果律师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我在履行我作为一个公民关心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您却指责我和律师沆瀣一气，那么您这样的诋毁我认为是对我的表扬。 从您的话语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正义，更明白一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诋毁一个正义和有良知的人，真实的情况一定是所诋毁的反面。       庭审现场的确不是菜市场，是神圣和庄严的，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代表着一个社会盛行的是讲道理、讲逻辑、讲常识和讲文明，而不是讲力气大、讲胡说八道、讲旁门左道和阴谋诡计。       正因为如此，只要是社会公民，就都有权利和资格到庭审现场来见证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的理性和文明，法律的尊严和庄重。公民有旁听的权利，当然也有遵守庭审现场秩序的义务和责任。非公民，除非特殊情况，理应被拒绝进入。公民旁听，确有不遵守庭审现场秩序的，法警可以依据相关庭审现场有关秩序的法规维持秩序，情节严重的旁听者可以被强制离开庭审现场。您对社会公众的指责是污蔑，更不是随意剥夺社会公众法庭旁听权的理由。       您的发言中如此低下的认知能力、素质和对社会公众的蔑称表明如果您是一个法律工作者，那么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国社会很多公众对法律、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公平正义没有信心了。 好好警醒吧，不要再无知了，更不要再无耻了，为了包括您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及其子孙后代的尊严。任何一个社会都经不起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折腾和摧残。 2012年6月12日晚上20：50 写于贵阳家中         附件： 温柔一刀 2012-06-1219:16:30：一看就知道又是和几个小河案中别有用心的闹庭律师沆瀣一气的帮手！是不是你这个教授不出名，也想借机闹出名一下？什么叫公开旁听，是指这个案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不公开的审判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当事申请不公开的案件，所以可以公开审判及旁听，但法院不是菜园门，庭审有庭审的制度及规定，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鸟人都能来听的，试想一下，上面在开庭，下面人声吵杂，乌烟瘴气，娃娃哭，孩子闹，起哄，叫骂，什么背兜，叫花，疯子，SB一窝蜂的都跑进来，这还叫庄严的法庭吗？庭审还能正常有序的进行吗？知道吗？  

  无锡:土地财政破产又一个实证!传闻停发工资，只发放生活费是土地财政破产?是当地拆迁任务很重,区和镇政府工作人员除正常工作外，还要领受一项特殊任务–协助拆迁，并将其与个人工资绩效挂钩，“部分公务员可能暂时没有完成拆迁任务，所以工资迟发”? 网传无锡部分地区财政破产停发工资 因拆迁进展不顺 2012年06月12日 01:45 来源： 中国证券网   “我们现在真可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6月11日下午，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招商办的一位陆姓工作人员，以这样开玩笑的方式，向本报记者回应了网上关于当地停发机关人员工资的传闻。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份无锡太湖城管理委员会和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联名发布的《致全体机关人员的一封公开信》。称由于承担了“艰巨而繁重的拆迁建设任务”，且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决定从6月开始所有机关人员暂停发工资，只发放生活费，等相关项目拆迁签约全部结束，再视情恢复工资发放。     公开信落款时间是6月5日，不过，11日下午，华庄街道办财政所人士则否认了停发的传闻，其对本报回应说“没有这回事”，并表示当地机关人员工资仍在按规按时正常发放，街道的年度财务平衡也“没有问题”。     然而，华庄街道的“十二五”规划也坦承“城市进程加快的背后，财力负担不轻”，事实上，无锡太湖城的财政负担严重的现象或许只是部分地方政府财政窘境的一个小小缩影。 部分地方财力透支     前述陆姓人士表示，近几年当地拆迁任务很重，每个机关工作人员都有任务分工，此次暂时停发工资，可能是为了“让老百姓体会到我们也有难处”。   一位接近滨湖区政府的当地人士证实，无锡一些区和镇政府工作人员除正常工作外，还要领受一项特殊任务–协助拆迁，并将其与个人工资绩效挂钩，“部分公务员可能暂时没有完成拆迁任务，所以工资迟发”。 近年来，无锡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变化较大，但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尤其是前几年包括地铁在内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地方政府的财力。 以地铁为例，1号线尚未建好，2号线又要开工，3、4号线也在规划之中，这需要巨额资金，“仅市政维护(如绿化)，每天都耗资很大”，当地知情人士说。 土地则是无锡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次发布公告的单位之一华庄街道也随着无锡的“城市南进”战略，从传统乡镇变为太湖新城新的核心区。       但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业调控日趋严厉，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开始捉襟见肘。         去年11月20日，就有无锡市民致电本报称，“听说无锡市政府没钱了，地铁停建一个多月，公务员工资都是拆借的。”     本报记者曾将此短信转发给时任无锡市委书记的毛小平，他当即回信否认：“毫无依据，一切正常。”不久，毛又连续给记者发来两条短信：“方便时考察一下吧。目前经济层面的情况     上面的判断过于乐观，要作更困难的准备。”“现在的情况不是政府缺钱，而是企业缺资金缺市场缺信心。”     如今，毛小平已退出无锡政治舞台，但当地财政饥渴现象并未本质上加以改变。 新兴产业收益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不少人会问，为何无锡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此发达，还这么依赖土地财政？     事实上，尽管无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达，但呈现粗放型增长特征，而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引领当地经济增长转型的明星项目“530计划”耗资巨大，但带来的直接税收则尚待时日观察。     2006年，当地出台了“530计划”，要在5年内引进不少于30名领军型海外留学归国创业人才。     时任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在去年底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无锡不走科技创新创业、新型战略性产业引领的路，没有其它的路可走。”     尽管无锡政府层面从上到下都认同该计划，但“530计划”需要不菲的财政的投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本报获得的核心数据显示，5年来无锡对“530计划”的财政支出已达十多亿。其中，无锡市本级财政累计拨付创业启动资金6.8亿元，市(县)区财政累计拨付创业启动资金2.45亿元。市创投集团累计提供 风险投资 1.58亿元，市(县)区创投公司提供风险投资1.84亿元。     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新兴产业还在培育期，给当地政府带来的经济收益较小，而当地政府却需要投入大量前期资金。     上海某园区一位负责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530计划”是拿未来20年的财政投资出来的繁荣景象，是一种对未来的不负责任。   “现在土地卖不掉，即使有人要，也卖不出好价钱。无锡传统产业的转型还没有开花结果，新兴产业尚在投入期，没法为财政挑大梁，政府口袋干瘪也在情理之中。”无锡一位企业高管对本报记者说。     显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长期培育才能最终给当地带来大量可持续的税收，常州前任市委书记范燕青，在2007年底接受本报专访时就表示，科技创新是“慢活”，要趁早抓，要长期抓。

原文地址： [转发]教育病 作者： 大漠孤烟 两会三人行之七:中国教育病(实录) 主持人曹景行 ：《两会三人行》，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咱们谈教育。谈教育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加上我，我们今天都可能以大学老师的身份来谈（笑）。介绍一下，贺卫方教授，是北京 大学的，应该是法学院教授，今天我们不谈法学，谈教育，实际上依法治国，什么都要法（笑）这个教育也应该有法。 贺卫方 ：对。 主持人曹景行 ：周孝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周孝正 ：人民教师周孝正（笑） 主持人曹景行 ：今天我也把自己也放到人民教师，我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笑） 贺卫方 ：访问教授。 主持人曹景行 ：是访问学者，我自己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但是我在大学里呆了三年，我们今天谈谈教育。这次开两会，实际上教育的问题也不断地成为热点，当然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去年谈的比较多的是“读不起书”这个题目，今年你感觉到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贺卫方 ：这阵子发生一些事情，前一段媒体议论比较多的是评估，本科生教育评估在全国范围开展，这个事也是全国高教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另外就是一些花絮性的事情，像样板戏进课堂，也是教育部主导的一个行为，也在政协会议上受到一位政协委员的质疑。包括最近还有一个13级大学教师评比，我不知道周老师你们人大是不是也在开展这个，确定这个级别？我们那儿已经在搞了。 主持人曹景行 ：13级是怎么回事？ 周孝正 ：不是很清楚。 主持人曹景行 ：你们已经在搞了？ 贺卫方 ：我们已经搞了，都填了表了。据说为了让教师的管理更加符合一种科学化，然后教师要有一个等级化，每隔两年或者三年重新评价一次，从一级到十三级，一级到四级是正教授，五级是几级。我自己也搞不懂这个，非常复杂的序列。 主持人曹景行 ：谁来评？ 贺卫方 ：他们通常有一个比较宽泛的规则，这个规则比方说对文科来说，周老师我们这种专业，可能就不可能有1级的，因为1级只有院士才符合，我们最高就是2级。有这么一个规则，然后再加各个高校自己来去确定特定的老师的级别。 主持人曹景行 ：这次两会当中，当然没有谈到整个教育体制，因为去年就非常强烈，关于教育体制的收费很贵。 贺卫方 ：这是属于公平问题。 贺卫方：我感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 主持人曹景行 ：还有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等等，还是很多。今年至少我觉得还是比较热门，比如说吉林那边还得回应，就是大学欠这么多债的问题，那个东西他们强调自己没有乱花钱。教育还是很敏感的问题，很热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谈，特别是从我们的网友关心的焦点来谈，我觉得是有许多问题，能不能够抓住当中的一些大家最关切的问题？现在到底教育，您觉得如果要谈教育问题，现在的病症最主要在什么地方？ 贺卫方 ：我不知道周老师，我个人觉得我们在高校里边工作的人，可能感觉最强烈的问题是“ 大学如何更加有一种办学方面的自主性 ” 的问题，“教授治校”的问题，当然这跟我们本身是学者有一定关系。社会公众关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比方说高校收费问题，最近似乎也是一个很热点的问题，学费是否能够降低问题，也包括教育本身的公平问题，比方说学校有一些不同的省份之间，分配名额过程中间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都市区的考生？ 主持人曹景行 ：对。 贺卫方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周孝正：素质教育并没有解决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 主持人曹景行 ：因为像清华大学校长他也谈过，统一高考分数线不现实，但是有一位宁夏的网友，说北京的高考分数为什么比很多地方都低？是因为北京的教育条件都比西部都艰苦吗？还是北京的师资力量比那些地方都差？这个大家都很关切，尤其现在还涉及到一个所谓“高考移民”的问题，高考的公平性到底怎么体现？ 周孝正 ：我们一直说1977年8月8号，就是邓小平做了一个决策，叫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高考作为一种分配稀缺资源的办法。相对于别的领域，比如提干，比如分房，比如评职称，比如分房子等等，还是公平的，因为什么呢？它毕竟说你是一个穷孩子，要权力没有权力，要声望没有声望，要财富没有财富，但是你脑子好使，你就可以参加“公开报名、择优录取”的高考。高考里头作弊算刑事犯罪，所以他们老有一个糊涂概念，叫高分低能，这句话绝对是糊涂的，因为什么叫高分？因为每年由教育部出面，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把他们相对的封闭，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他们一般来讲都得有一、二十年以上的教学经验，他们按照教育大纲按照一百多个知识点出一份卷子，你参加这个考试，得一个高分，就是“高分”。什么叫“低能”？你有没有一套评价能力的体系？你根本连那个标准都没有，你拿一个有（标准）的和一个没有（标准）的比，这叫混淆视听。如果“高分低能”是一种规律，那就是谁分低要谁。所以教育界这种混乱的思维，一直到现在还说叫素质教育。你四个同龄人里头只有一个能接高等教育，我们那时候也就一百万，现在已经五百多万了，毛入学率25%，四分之一，四个人都想接受高等教育，这无可非议，什么办法？抓阄，推荐，然后考。所以说考是相当公平的，老有人说我们要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大家都搞了，但是分配稀缺资源办法还是没解决，所以就得评价谁的素质教育搞的好，这又成应试了，比如怎么评价？弹钢琴，画画，如果说这是素质，大家就教，最后还得说谁的素质高，谁的素质低。所以这些糊涂观点，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他们完全没有说到本质，本质就是“不患寡，患不公正”，原来叫“不患寡，患不均”，表达得不够准确。 主持人曹景行 ：但如果是统一标准的话，我不说北京，我说上海 ，上海的可能入学率一下掉了30%。 周孝正 ：所以咱们组织一下叫过渡期，如果我们全国一个标准，我们有过渡期，比如说上海五年，北京五年，五年以后如果你还不这么公平，那就是我们北京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就比你们高的多了。 主持人曹景行 ：但是北京有一个大学好像去年就提出了。 贺卫方 ：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来按照人口分配，比方说河南将近一个亿，山东将近一个亿，他们相对名额要分配更多一些，按照人口比例来分配。他说我是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政法大学，所以他这样一个分配当时也引起很大的关注。同时，据说北京市的某些人也觉得不大好，因为这对于北京市的人来说造成了利益上的损害，而你中国政法大学毕竟在许多方面要依赖北京市。 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高考制度，即便说全国统一，不分配名额，现在这样的高考制度其实也有它的不合理的地方。我想我们三位都是高考恢复的受益者，我们都是高考（恢复）以后上大学的，我是78级的。 周孝正 ：我是77级。 主持人曹景行 ：我也是78级。 贺卫方：教育领域中计划经济的痕迹比任何其他领域都重 贺卫方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不知道现在命运怎么样，但是30年这个时间，已经够我们回头再总结一下，同时要改革一下。在我看来，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新型的高考制度，当然我不是研究教育学的，请周老师批评。就是说是否能够设计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考试，但是这个门槛不是特别高，通常人都可以过的去，比如80%左右的考生都可以过去，过完了以后各个高校分别招生，分别自己命题，从已经过了第一关的人中间再欢迎你来报考。有些人会报考比如说人民大学，有人会报考北京大学，有人报考复旦大学，有的人这三个大学都报，各个学校之间考试的时间错开，以便增加学生的可选择的机会。他可以考五次，可以考五个学校，因为我们现在太不公平了，比方说你高考那天正好感冒了，你就歇菜了，一辈子可能都耽误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两天时间，这三天时间，你必须要保持非常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不公平。我们如果比方说有分五期考试，不同的学校安排在不同的档期，然后他们今天这次考砸了，一个礼拜以后还可以再考，可能将来会拿到五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再选择我到复旦还是到人大，还是到北大，可以做选择。我觉得这种考试可能既尊重了大学的自主性，同时也保证了，每个人的考试的发挥，能够更好的去选拔人才。 主持人曹景行 ：有一个很荒唐，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某一个省有一个文科第一名，当时北大和清华都要抢他，结果后来清华没有这个省的文科指标，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事很奇怪，你这个学校就不能到那个省去招你要的学生。 贺卫方 ：对，所以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一些遗迹，我觉得在 教育领域中间计划经济的痕迹比任何其他的领域都要重 。 周孝正 ：它改革最滞后。 贺卫方 ：包括课程设置，包括评估，包括像样板戏剧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指令我们做这个事情？甚至现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部有一个意向，准备全国统一，现在几个专业已经是全国统一命题了，历史学、教育学，还有心理学，几个专业已经是全国统一了。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高教法》，您刚才谈到法律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自主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脑子里边基本上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思维。 周孝正：大学里强化“官本位”是方向性的错误 主持人曹景行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学生的角度。我还碰到过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夏天有一个，我在广东那边有一个学生，他告诉我，他录取了中山大学，他不去，他再多读一年，为了考清华北大，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中山大学不去，这样的一种状态怎么会形成的？ 周孝正 ：其实我觉得人各有志，他要愿意的话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像考试实际上可以变成一个，我们用一个教育评价体系来代替。因为教育评价体系包括比如说书面考试，他也包括面试，包括情景考试，模拟考试，都属于教育评价体系。这实际上应该公司化，考试公司，一年四季都可以考，你要有兴趣你就来，考试公司是相对他那个考试的教材，也继承了一定的人类基础文明成果，你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至于说你上哪个大学你自己来。大学也应该是规范化，比如北大你要想上北大，告诉你，你需要什么条件，自己看看具不具备，具备你就来，要是根本就不具备，别瞎耽误功夫，不能打一 枪 换一个地方，像北大也得相对稳定，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在变化的，但没那么快。你必须先得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就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完了你再创造。你进门槛的时候告诉你你这个文明成果，你继没继承？没继承你继承去。我赞成这个。现在高中就分文理科，荒唐，大学本科都不能分。发达国家本科是法学的，到了研究生才分，这叫“通识教育”。到了研究生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兴趣了，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所谓研究生的专业。大学本科学专业非常荒唐。比如我给社会学系上课，我说你们知道我们社会学是讲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社会学恢复的很短，谁知道社会学讲什么的？所以说很盲目，我觉得这些都是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像行政化也是这样，都急，什么都是急，那个“急”后头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房子多少平方米，冬天取暖给你报销多少平方米，你得了病了，你药的报销品种，级别越高报销的越好。有一个人说“找不着快乐去找真理”，应该怎么说呢？学术界是找着真理就有快乐，商界赚了钱就有快乐，当官的有了权就乐，各个领域的乐不一样，你把大学也往商业上去，急后面就是钱。他就得想，我得发论文，我得在一级杂志上发论文，一级杂志是有限的，一年发行的论文的量是有限的，可是跟那些想晋升的人不匹配，那怎么办呢？那就恶性竞争，非常荒唐，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我们在大学里边又来一个强化“官本位”，我觉得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主持人曹景行 ：这里有一个网友的话，标题很严重，叫“教育走投无路”。他说“中国教育一是地位不正，教育和其他部门不应是并列关系，而是母子关系，因为没有教育就没有其他智力支撑和发展；二是尊重不够，名义上是尊师重教，实际上社会地位最差，一个高级中学教师月薪只有千八百块，还不如小时工；三是没有注重师范教育，原先是最好的上师范，现在是考不上的，最差的才上师范，教师的素质越来越差，导致教育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结果就是走投无路。这个说法对不对？ 周孝正 ：教师的分化和社会分化一样，两极分化。 贺卫方 ：对。 主持人曹景行 ：大学也这样？ 周孝正 ：当然，大学里边也有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知道有没有，估计北大有，千万富翁不用打问号。 贺卫方 ：我觉得总体这样的评价肯定稍微有一点夸大了，不是每个地方的高级教师都是一千多块收入，比如北京这些重点高中的老师，他的收入绝对不是这样的数字，同时大学教师差距也很大。但是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这样一个风气现在是不是下降了？我自己感觉，还是比八十年代还是好一些。 主持人曹景行 ：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权威性，或者在社会上形象的破坏，倒不是他的收入低，而是可能因为他的收入发展当中，教师本身赚钱，这个之间的关系摆的怎么样？ 周孝正 ：教师确实两极分化。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大家觉得学校有点像“学店”。 周孝正 ：现在教授、博导都叫“老板”，他们去弄研究课题和经费，弄完了让研究生干，所以学生现在管他们不叫老师，叫老板。 主持人曹景行 ：这是在大学，在中学、小学靠辅导赚钱，靠编教材赚钱，甚至靠卖辅导教材拿回扣。教育的商业化或者产业化这个过程当中，对教师形象本身的破坏，我觉得可能比他说的不重视教育更严重。 贺卫方：应该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大学出现 贺卫方 ：我想最大的问题，咱们国家的高教体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制。一方面我们所有的大学都是国立大学，这最基本的经费应该是靠国家拨款的，但是拨款占多少能够支撑我们的运行？我们要创收，我们要办班，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化缘。国家不能够支撑这所大学，然后高收费，有些项目就高收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教育体制是非常根本的问题。今后我们能否允许私立大学，允许不同的所有制，企业是可以的，但是大学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有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大学分分流，有一些大学可以私立，现在私立大学根本没有办法和国立大学平等竞争，像吉利大学，他们很多权利是没有的，为什么不能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国家教育部官员最喜欢说的话，我们是一个穷国家，要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但实际上我们能否让这个国家中间那些富人们，能够有机会来更多地把他们的钱投入到教育领域，办一些好的私立大学，同时跟国立大学竞争？既减轻了国家支撑大学的负担，同时也能提高教育的竞争和它的品质。这些东西到现在根本没有，我们说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说我们老觉得教育领域中间是改革最滞后，最麻烦，就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没有任何起色。 主持人曹景行 ：我自己呆的这几年当中，我看比如北京的好多大学，我感觉大学本身还是一个大学，但是有点象公司，又有点像衙门，这三种剥离不开来的感觉是很奇特的。而且刚才周老师讲的，前几年大家两会都听到很多，今年反而讲的少了。是不是大家觉得讲的没用？ 周孝正 ：心理疲劳。你要老讲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别人听着也觉得没意思，包括刚才您说的最后不行就贷款，贷款不行就欠好几个亿，最后不行就卖地吧。 主持人曹景行 ：最后国土资源部说不许卖（笑） 周孝正 ：不许卖就变相的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说闹的整个学校关系，没有改革更没有理顺，而且现在就业都成了问题。因为一扩招，一就业，没有了，一就业我们叫做学历比较高的，年纪比较轻的，就就业不了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就业问题还不是农村，就是这些城市的人。 贺卫方：解决“教育病”首先应该改变观念 主持人曹景行 ：原来是下岗工人，现在转成是年轻人。但是总有很多因素，好像纠缠在一起，那个扣解不开，而且越扣越紧。教育的事情，我今年看不出教育可以从哪个角度着手，你说别的行业，可能大家还有许多比如层次不同，教育部的官员是领导学校的，应该是更明白的人，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办，这个扣从哪儿解？ 贺卫方 ：我觉得首先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可能需要改变。比方说过分的把教育视为一种特别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提“解放思想”，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光说解放思想，但是我发现写解放思想文章的人自己的思想都没解放。教育这个领域中间你如何真正把思想解放一些？比方说大学的教学内容方面，如何真正能够恢复到大学本来面目？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老贺，还是应该把孩子送到香港 读书，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孩子应该在国内大学读书，读完书以后再到国外。他说人家虽然是三年学制，但是人家学的都是干货，我们学的是“湿货”，水分太大。多元化的大学体制，我们中国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起日本，我自己觉得简直可以说是要好的多。我们有非常好的法学，像东吴大学法学院，多么好的法学院，我们有像清华大学，在49年以前它的文科非常优秀，清华国学院都代表着这个国家最高的水准的。但是那样的一种竞争格局，蔡元培为聘请一个好的教授，为了聘请陈独秀，三到前门那个小旅店聘请这样一个人，去了以后说陈先生还在睡觉，蔡先生说不要打扰他，我在下面等他一会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去聘请一个学者，因为不聘请最优秀的学者，这个大学就会在竞争格局中垮掉，校长有这个责任心。我们现在的校长有多少人真正为一个大学的发展有这样的责任心呢？ 周孝正 ：大学高度官僚化。在改革初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 “近亲繁殖”，现在你看看近亲繁殖更加严重，他要留他自己的研究生，你为什么留自己的啊？应该任人唯贤，他说首先任人唯贤的前提就是任人唯亲，不亲怎么知道贤？我带了我的学生我才知道他贤，别人我不知道。所以说大学的衙门化，官僚化，或者说功利化非常厉害。你说年轻的这些老师，你问他们想什么呢？他们不像咱们，咱们多多少少还有点理想，你问他们有吗？惨不忍睹。他们非常实际，我说你们要追求金钱就下海，办企业当企业家，你们要追求权力，你们就考公务员，进官场，你在大学就要追求真理，这是最关键的事。他不能错了位，他到大学来追求官，追求钱，所以你看我们那些教授，所谓当时这边教着课不好好教，外边弄钱去，弄出几百万、几千万，他的精神素质以及他的人格，他怎么能为人师表？我们叫做身教重于言教，所以这些学生一看，我们这些教授都是明星教授，他们有一些大学把一些不入流的人都弄成教授，比如像某某主持人，估计那个水平初中毕业有限，教授。明星就是明星，你有价值，你一出场费，你那广告，但是你怎么能到大学当教授呢？基辛格当了国务卿了，类似于中国总理，当完了还想回去，回不去，人家哈佛大学说了，我们教授有尊严，不是你想回来就回来。所以说中国这些东西都是错位的事情，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改革就是一个常识，我们叫理顺。 洛阳网友 ：中国教育怎么了？是病了吗？是。但病根不在教育本身，而是在体制。教师们不懂教育吗？否，是体制让教师的灵魂扭曲了，竞争机制的引入让教育彻底变了味。老师们把教学当成一种谋生手段，评职称，涨工资才是关键，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一种事业去经营？校长、局长有的为了保住官职，这种体制谈什么素质教育，不是一句空话吗？ 主持人曹景行 ：有道理吗？ 贺卫方：我不承认现在教师的良知都泯灭了 贺卫方 ：有道理。我觉得这个 大学不是一个学术的平台，它像是官场、商场、战场、赌场，好多种地方的一个合一，唯独学术的东西现在变的非常非常稀薄 。但是体制跟人还是有一种互动，或者有一种关联，我自己接触这么多的同行，我觉得大家内心里边还是有一种不安，还是有一种觉得不对，这样有问题。但是究竟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我不承认现在教师的良知都泯灭掉了，我觉得大家还是想推动这种改变，但是体制的能量还是过大，以至于我们现在你自己浑身都想使劲，但是就找不到一个使劲的地方。 我在两、三年前，我不再招收硕士生，当时引发了一些关注。我觉得有一种想去抗争一下，因为为什么大学招生，硕士生招生变的像本科生招生，考的科目非常非常多，我自己特别的注重的，比如我招法律史专业，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学生是那种特别偏好历史的，特别偏好比较文化的，在这方面积累多的人他在可能某些方面，比如经济法，他可能就会非常不喜欢。我觉得过去那种考试办法是历史这方面的权重特别大，然后他能够发挥的特别好，但现在蜻蜓点水，考12门课，2张卷子，非常复杂，都是一些小题，都是一些背诵题，我特别不满意，想抗争一下。但是即便我们所有法学院的同事都觉得这种制度不好，但是改不了，据说这是教育部的意向，说应该逐渐推广这样一种考试的方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抗拒这种制度？我拒绝招生了，我当时想，如果要是所有的教师都不招了，他可能就会着急，就会出问题，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个别人做一个抗争，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归于平静，这样一种事情就会推而广之。是不是社会中间一切恶的东西都靠这种方式？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不是许多行业，比如政府他采取一些措施，都要做一些比如开个听证会，听取大家意见，该涨的涨，该降的降，该改的改。在教育方面您刚才说的这些做法，比如考试要这样的做法，检查要这样的做法，这是怎么样产生的体制？我因为在大学时间不长，也不需要参加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比如说考核的体制，你像考试的体制，考研究生的做法，这样的题是经过大家讨论，然后比如说集中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些脑子，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还是别的一种渠道出现的做法？ 贺卫方 ：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趋势，是教育部的那样一种对大学控制的意向变的越来越强烈。另外有时候有一些举措也做一些所谓的专家论证，但是通过这次比如样板戏进入中小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也说他们请了专家，我们一看报纸上报道，有一位叫吴江的中国经济院的院长，他说这绝对是我们做了很认真的论证，如何如何，但是另外一方面，梅葆玖先生和其他一些政协委员说，这个根本没有，我们的意见不是这样的，我们坚决反对。关键是说你请了什么样的专家论证，不能说论证完了以后向我们公布就行了，论证的过程要让我们看到，要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去参与到过程之中，然后大家去争论，为什么15首曲子里边有9首样板戏，到底这个比重合理不合理？你说这是为了继承传统京剧，这是传统京剧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拍拍脑门在这个地方说，我们看不到过程，我们没有机会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 周孝正 ：这就相当于一句话“逢听必涨”，什么意思呢？听证会开了，只要一开肯定涨，听证会什么人呢？他找的，你要是不按照他的说法，他下回不找你。 贺卫方 ：而且据说有些听证会头一天要彩排，就是头一天出席的专家要先把自己要发表的意见先发表一下，要审查一下有没有出格的。 周孝正 ：所以这种都等于作假了，一个学校弄虚作假，学生也明白，你们作假，老师也明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了。我们就说大学它不应该衙门化，这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你是教育家，你当校长，你是官员，你当部长，就这么简单。 贺卫方 ：有的和尚都分级，灵隐寺的住持是厅局级。 周孝正 ：它还是一些等级，所以说和大学的精神都是背道而驰的。不管前年开会，还是去年，还是今年开会其实都存在。 周孝正：分级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 主持人曹景行 ：您觉得这次大学教师要分13级也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吗？官本位的考虑？ 贺卫方 ：我觉得这次为什么会出台这些措施，我不知道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学教师其实是以知识为自己的生活基础，追求的目标，以真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一个职业。以真理为目标的话你还分什么奖？大家都是在共同开掘某些知识金矿的过程之中。这样一个职业，我们不是说待遇不可以有差别，但是通常我发现其他国家一些大学，大致上教授也就是两个层次，一个叫大学教授，这是很有尊严的，地位很高的，名片上也印个大学教授，但是其他的就是院系聘的教授，但是教授大概就是分这两个层次，收入差距并不大。 主持人曹景行 ：或者有一些教授当终身教授，地位就比较高了。 贺卫方 ：对，他是一个终身制的，大概就是这个层次，层次很少，让大家有一种平等感，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一种分级？分到13级了，我记得我研究法官制度他们才分到12级，我们比法官这个级分的还复杂。另外一个，我觉得两、三年要重新评一次，你知道这个评的过程中间会有一些，大家心里边说不出来的，冲突，打啊，有些真的是拍桌子，他就周期性的让你学者互相打，你打了以后外边的心思就不管了，就在里边耗，内耗，我自己觉得特别悲凉。但是只要上边拍拍脑袋定下来，你就要搞。我想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教学多么好，李敖先生到北大的时候倡导北大精神，它一定要保持一种自治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学校没有了抗争精神，不可能去抗争。真是低眉顺眼的，什么事情都是搞吧，那就搞，你内部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他都觉得你给我找麻烦。我们好好听教育部的，教育部以后会给我们很多钱，给我们很多资源，太可怕了。 主持人曹景行 ：所以对于大学老师分13级，今天有一万四千多网民有投票，反对的四成四，支持的有三分之一。我想他们支持三分之一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不知道具体他们的支持原因是什么，但是你说社会上都分，为什么大学教师不分，法官也能分。 周孝正 ：他们觉得分级比较实际，不分级比较理想，但是不实际，凡是得到手的贼没有逮着的在逃犯，人家说实际。 贺卫方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大学这个事物在中国还是相对晚进了一百多年，比起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已经快要过一千年校庆了，我觉得这种体制在中国的生存有一个生存环境，是否有足够的历史传统支撑。我觉得西方的这样一种大学产生之初，大学教师的声望、地位，他宗教和世俗权利中间获取的能力，一种非常高的社会的公信力，都是可以说让后来的大学，已经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大学是独立的，大学是不搞级别的，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评价标准，跟官员是不一样的，官场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学百年的历史，然后其中还战乱，各个方面，运动不断，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什么叫一个大学教师？包括我刚才说法官，法官这种职业在中国也是相对比较晚些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职业有一个社会的想象，比如我们想象法官是像包拯那样的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跨入到真正的现代社会。教师我们也有一个想象，我们还是想象过去科举制度下的模式，这样的话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大学教师分级，这一点都不奇怪。他们觉得哪个行业不要分级，没级还不乱套了，过去还说大锅饭，你知道大锅饭是一个很贬义词，所以他就容易跟那些东西发生勾连。 周孝正 ：你像我们国家的院士，或者是学部委员，他们怎么定的呢？就是经济上正部级待遇，政治上副部级待遇，就是说这些“级”无孔不入，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我们问学生，你们毕业以后要干吗，公务员，你们什么理想呢？我们这辈子“确保局级，力争副部”。所以我说我们年轻的这些老师留在学校当了教授，想当老师或者以后当教授，你说他有什么理想？很实际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很实际。因为咱们是所谓运动的一代，咱还搞过运动，咱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呢，现在都是要房子，要的职称，职称后边就是赤裸裸的钱，我投入多少，产出多少，都是商人，现在连结婚都是，说我娶一个，他嫁我，我们俩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我入多少股，你入多少股，我有多少效益，你有多少效益，完全没有情感，完全没有所谓的感性的东西，或者叫非理性的，都是高度理性。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的青年教师他们的处境，跟我们大锅饭的时候…… 周孝正 ：我们那时候就受到出身的影响，那是所谓的政治歧视，现在政治歧视没有了，但是有别的了，有所谓的钱了。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的这种情况下面产生的，你用现在的方式管理教育，你不能说恢复到蔡元培那个时期的方式，也不行。 周孝正 ：还没赶上呢，不是恢复的问题，还没赶上蔡元培呢。 贺卫方 ：我觉得大学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鼓励大家，把学问做好，如果大学教师在做学问过程中间总是三心二意，总是觉得我不当个官，做个老师，太窝囊，这个很可怕，没有认真做学问的人。大学搞校庆的时候，你看主席台上清一色的官员，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鼓励人们崇尚“官本位”的文化，我觉得这个特别不正当。 周孝正 ：我到发达国家去过一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人家那个校友是犯了法的，被所谓判上重罪的，人家都写上，说这是咱们校友。咱们不是，按照级别来，而且级别他要不行，就撤掉，这个影响其实非常恶劣，其实校友是很平等的，不管你多大官，咱们都是同学。 主持人曹景行 ：校友的排列可以看出学校本身追求的什么。如果是学校主要对大学学位，教学生，就这两块，还有什么？现在我们一些做法，比如教学评估，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做学问，教学生？ 因为现在这里又是一个网民的投票，一万四千多网民当中，比较有趣，也有四成的人支持教学评估，有四成不到五成的人反对，看来教学评估也有它的道理？ 贺卫方 ：我觉得调查的时候要有一个更细致的调查，比如你了解评估过程中间的问题吗？你是否参与到了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如果做这样一个调查的话可能会更细致地去说，参与的人怎么评价，参与的人反对的比例占了80%。 主持人曹景行 ：我们不说网友，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大学老师里边，会有怎么样的比例？ 贺卫方 ：我认为反对比例会高的多。 周孝正 ：评估我们也不反对，大学评估的机制是互相制约的，还有说你凭什么评估我？你的水平比我还低，你怎么评估我呢？总得把它说清楚，所以我们并不反对评估。比如发达国家据说一个重点大学出现一个教授的空缺，得七个教授推荐，不许是一个国家的，不许是一个大学的，你要想在全世界贿赂七个大学的也不容易。咱们国家就是弄其皮毛，只要一评估就出笑话。比如字，刚性，你得发表20万个印刷符号，在公开出版社，好，20万个印刷符号我就找出版社，我说我给你钱，你给我发，三千册我就拉家去，我有两本送评估去，其他的我拉回家销毁，你想抓我剽窃？我没有，我有出版号，能查出来，有样书，有送的那几本，你想想。所以说因为评估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这个人心都坏了，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叫防君子不防小人。 贺卫方 ：其实有一个指标就可以评价这个评估问题，就是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校评估没过的，全部都过了，评估干吗？ 周孝正 ：全过等于全不过。但是你说人家都这么干，你不这么干不行，所以我们有一句难听的话，叫逼良为娼。 贺卫方 ：对，老师在课堂上说，同学们，我们要做诚实的人，一下课，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去造假，教育部的人不是不知道，但是明明知道，就是要这么做。 主持人曹景行 ：今年有一点，我觉得教育问题尽管没有像前几届那么集中，特别对学费这些问题那么集中，但是今年关于样板戏这一类教育方面的争议还是火头蛮大，大家关注蛮多，今天好像还跟那些委员，好像还把那个官员请去，大家一起在记者面前，有一些记者也在现场，都交换意见。然后我想在明天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会出面领军的这样一个记者会上，一定会对教育政策，媒体也会提很多问题，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讨论的气氛，这是很重要的。我对这点，有这个气氛我觉得就是乐观的。实际上这几年教育方面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有许多不如人意的，但是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的够多了。可能在我看来，许多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也许不是我们谈几次就能够马上见效的，但是还得不断地谈下去，对不对？ 周孝正 ：对，那当然。 主持人曹景行 ：那今天的《两会三人行》我们就谈到这儿，明天两会继续开，我们还是三人行，继续行，再见。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2012年06月11日 11:42:4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大有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不仅通常被认定为“右翼”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倡导自由主义，而且执政党内也出现了回归“新民主主义”的声音，民间的温和左翼学者则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学术思想的繁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标志着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改善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也昭示着正统意识形态垄断的终结和社会大变局的开始。不论这些学说是“对”还是“错”、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它们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它们的存在和发声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明证。   　　然而，良性的社会变革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共识作为基础的。即便在观念高度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依然存在超越左右分野而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底线共识，如共和、民主、法治、分权、平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许多人误解自由社会就是绝对自由、莫衷一是，其实这样的社会是无法持续有序生存的。一个没有底线共识的社会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虽然看上去自由浪漫，但是这样的“自由”意味着社会失序，因而必然只是昙花一现。事实上，在没有相互尊重、公平竞争等底线原则维持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往往蜕变为学者们攀附巴结权贵的竞争，学术话语很快蜕变为权力话语，最后和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或清末民初的各种思潮一样，统统为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国家权力消灭、征服或同化。   　　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大变革前夜的中国尤其需要寻找底线共识。其实，只要仔细梳理不同学说的理性脉络，不难发现这种共识是存在的。无论是“左”还是“右”，也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社会中温和理性成分的最大公约数。本文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论证两者的共同本质是宪政民主。事实上，两者都存在各自的表述缺陷，而宪政民主更为恰当准确地表达了两者的基本诉求。     　　 二、新民主主义“新”在何处   　　 　　最近，执政党内发出一种声音，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 [1] 这种学说原本是从苏联移植过来，在中国经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改造后获得“本土化”。 张文木先生认为，新民主主义包括革命、建设、政治实践等不同阶段和方面，在内容上不仅包容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有所超越。从中共领导人及其媒体在1940年代的阐述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还涵盖了新闻自由、议会选举乃至军队国家化等主张。然而，这些主张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民主理论范围。新民主主义论者强调民主之“新”，但是究竟“新”在哪里？“新”是不是就等于“好”？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说清楚。   　　在“回到”新民主主义之前，首先要看看“新民主主义”的主要阐释者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传统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的（“旧”）民主主义（如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之“新”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上。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特殊在什么地方？特殊在“中国国情”。事实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旧”。毛泽东几乎发明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其革命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必须基本相同，也就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要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依靠社会中占多数并有革命觉悟的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因为强大的工人阶级应运而生，但是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和中国的中世纪生产力显然不符合这一基本条件，尽管俄国或许比中国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在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就决定了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中国革命只能采取不同形式并建立不同形态的国家。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2]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不彻底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或“初级阶段”）。它基本上体现为1949年《共同纲领》前言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共同纲领》第3条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但是不仅没有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所有制，而且还宣布“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总之，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尚未稳固期间，执政党可以宽容的社会各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统治权。   　　应该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定性显然是不准确的。民国之后，除了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外，中国整体上并不受制于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控制，“殖民”从何谈起？在此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目的在于从道义上孤立国民党及其经济支柱——大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并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1949年夺取政权后，政局尚不稳定，国民党刚刚退居台湾，“光复”大陆的野心未死，其在国内的残余势力也频频企图颠覆新政权。在这种格局下，仍然有必要团结那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力量以巩固局势。更何况革命时期就已经对这些阶级做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妥协姿态，革命也是依靠他们的支持才可能取得胜利，不能一成功就翻脸不认人，至少在短时间内还有必要维持原先的承诺。等到大局已定，执政党自认为没有必要再和任何“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合作，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甚至连农民也没几年就失去了“打土豪”分来的土地，成为“人民公社”的农奴。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是联合社会多数、取得革命胜利并维持政权巩固的斗争策略，在此不妨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版”。   　　在改革三十年后，这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对中国是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现行宪法及其前身1954年宪法在意识形态上继承了《共同纲领》的基本脉络。宪法第1条规定了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年修宪在宪法序言中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9年修宪明确宣布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宪法第6条中加入“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修宪更是将“三个代表”加入宪法序言，要求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从而变相否定了国家的阶级性；第33条则加入“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表明不分阶级、“成分”乃至政治见解的普遍人权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规定虽然未能落到实处，但是足以表明中国社会的共识已经超越了原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现在再“回到”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策略，已经没有什么“新”意，甚至是一种历史倒退。   　　当然，“新民主主义”概念未必限于毛泽东的理解，而可以根据当时的中共舆论获得一种扩充的意义。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只不过这些在他看来不够“新”而已。他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再看看其他领导人的言论，也都是极其自由民主的。譬如刘少奇在1940年代的讲话中驳斥“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3] 董必武则明确反对党政合一，主张党政分离：“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4]   　　与此相比，当时中共控制下的媒体舆论甚至更为激进。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5]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6] “让我们……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7] 可想而知，在一党独裁、贪腐横行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言论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它们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其实，也正是其所表达的打破一党专制、建设民主宪政的理念才赋予共产革命以合法性，并赢得众多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不可否认，和作为斗争策略的“新民主主义”不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对于当今中国仍有重要意义，因而如果要“回到新民主主义”，就必须回到它的“宪政版”。在革命成功之前，宪政一直是中共宣传的目标。尤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策略，共产党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宪法权利。因此，宪政确实是“新民主主义”一以贯之的题中之义。问题在于，这个“宪政版”基本上就是经典的自由民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在其控制下的媒体，他们表达的诉求无非是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取消独裁专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真正的“人民的宪法”。其实这些东西在现行宪法里都有，因而只要认真施行宪法，也就回到了一直没有实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   　　既然如此，与其笼统提倡“新民主主义”这个很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的口号，不如直截了当地打出宪政民主的旗号，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意义不在于它的“新”，而在于它表达了自由与民主的宪政理想；我们今天真正想要的与其说是某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简单、朴素而货真价实的民主，哪怕这种民主很“旧”。事实上，没有任何前缀的“民主主义”比“新民主主义”更加简单明了，对当今中国也更有意义，只是民主和宪政尚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尤其在一个以前常常把“人民民主专政”挂在嘴上的国家，“民主主义”很容易沦为极权势力玩弄概念、操纵国家、奴役人民的工具。没有宪政，民主也会变质，因而在当下中国实行民主，还不能没有“宪政”这个前缀。换言之，只有宪政下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好东西”。 [8]     　　 三、“宪政社会主义”的困惑与出路   　　 　　和执政党内的有限理论创新相比，中国民间的思想更为活跃。已故的谢韬先生曾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解释为西欧式社会民主，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施暴力统治，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近年来，以胡星斗、华炳啸等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则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尝试用“宪政”重新诠释和界定“社会主义”。他们提出“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主张，希望把宪政中的自由主义（“右”）和社会主义中的平等主义和集权主义（“左”）结合在一起，在现体制下形成一种可控民主。华炳啸指出，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目标是超越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宪政制度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新路。 [9] 按此设想，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固有的平等主义理念，包括普遍平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普遍公正、普遍幸福，又用自由宪政主义约束了社会主义内生的政府集权倾向，尤其是有助于克服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顽症。 [10] 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倡者仍然保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战略共识”），但是坚持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是“宪政”的。   　　这个设想听上去很完美，我也赞成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于“宪政”的，而非“集权”的，更不是“国家”的。问题在于，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不仅容易引起概念混淆，而且似乎新意不多。首先，“宪政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一般宪政民主相比，它的独特之处何在？这些问题尚待解释清楚。宪政社会主义的倡议者希望“超越自由主义”，但是他们诉求张似乎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说通过经典的自由主义就基本上能够实现。譬如华炳啸将其定义为“以公民社会为主义，依宪治国即以宪政民主为国本”，其特征是“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以共和治理为原则、以宪政民主为保障、以共同富裕为条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奋斗目标的共同体社会。” [11] 然而，“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显然是相关而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假如公民社会、依宪治国、宪政民主、共同富裕就是宪政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美国也完全符合这种标准，因为联邦宪法不止一处规定了公民选举权，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等各种言论自由，第十四修正案则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更是开创了司法审查先例，国会、总统及各级政府行为都受到法院的合宪性审查。因此，按照这种定义，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北欧等社会民主国家更不用说了。和它们在本质上相似，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平等价值优先，尤其是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保障优先”，如果有差别的话仅在于左右程度不同而已。事实上，所有的宪政国家都必然以公平、正义、平等为立国原则，因而也都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概念界定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由于实行民主制度，宪政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比较高，但是“社会福利”不等于“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人会把美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将北欧国家定性为“社会主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仍然是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主导，只不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税收杠杆等手段进行相对全面的市场干预和财富再分配而已，因而至多只能说这些手段取得了和社会主义殊途同归的效果。然而，因此而将它们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言过其实。再说，假如当前所有宪政发达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就显得多余了吗？   　　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恰恰对这个概念淡而化之、一带而过，只是笼统提到“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社会所有制”是否就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如何实现所有制的社会化？如何防止政府在公有制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或滥用公权？这些才是必须回答的真问题，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却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至少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其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实质性的公有制（譬如土地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很容易造成政府集权（甚至极权）；名曰“公有”，实为无人所有，最后一概蜕变为政府乃至官员个人所有。因此，“宪政”和“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只是定义了前缀“宪政”，而没有充分展开主语“社会主义”。一旦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放进定义来，绝大多数宪政国家确实是“不合格”的，但是这也恰恰凸显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在矛盾。   　　在本质上，宪政是一个法律学和政治学概念，社会主义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两者绑定在一起，正如市场经济未必和私有制绑定在一起一样。宪政就是宪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宪政。如果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宪政必然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特色，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人为强调，否则很容易造成教条主义和话语混淆。既然有“宪政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应该有“宪政资本主义”乃至“宪政封建主义”，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发达（即“宪政”）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宪政社会主义”，由此是否可以推断“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化到“社会主义”，尽管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假如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本来颇有意义的学理探讨将淹没在当今美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口水仗之中。这些只能说明，无论什么主义，问题的根本在于有没有宪政，而不是那个主义。   　　不可否认，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下，“宪政社会主义”或许有助于将宪政引入中国政治实践，但是这个好处也伴随着一个显然的弊端，那就是把好不容易已经基本解决了的“姓社姓资”问题又人为带回来，并徒然引发不必要的非议和争议。早先，邓小平的“猫论”已淡化了“主义”问题，九二南巡终结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尽管宪法中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仍然带有“社会主义”的前缀。虽然宪政社会主义论者的初衷是“给社会主义戴上宪政的紧箍咒，强调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并力图澄清“宪政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宪政”之间的区别，但是一般人恐怕很难分清两种高度相似的话语，也很难不将这种话语中的“宪政”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产生宪政究竟“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议。   　　以上分析基本上适用于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谢先生在文章最后明确指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2] 换言之，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主义的手段。如果采用暴力的强制手段，那么再好的“主义”也会异化；如果用和平的民主的手段，那么民主本身就足以取得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   　　总之，宪政强调民主、分权和资源的公平分配，因而施行宪政民主必然和社会主义强调的平等不谋而合，但是这并不足以将“宪政”、“民主”和“社会主义”绑定在一起。事实上，宪政民主完全可以实现“宪政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公平、自由、平等、共同富裕等政治与社会诉求，因而“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也就显得有点累赘。既然如此，不如直截了当换为“宪政民主”。有了宪政民主，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也带上了显著的“社会主义”特色；没有宪政民主，则几乎不论什么版本的“社会主义”最后都会蜕变为赤裸裸的垄断资本主义。     　　 四、代结论——宪政民主是中国最大公约数   　　 　　本文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两种左翼理论的基本脉络，旨在说明宪政民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有任何值得今天回归的“新”处，即在于宪政的话，而“宪政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均富等价值目标则只能是践行民主的自然结果。没有民主，社会平等必然是一个可欲不可求的梦想；没有宪政，任何招牌的“民主”都必然堕落为专制独裁。中国未来改革所追求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而就是宪政民主。假如改革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进行，那么确实有必要将其纳入宪政轨道，但是在执政党自己都对改革“姓社姓资”没有兴趣的时代，把宪政和一个意识形态符号捆绑在一起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既然“新民主主义”之“新”不足以清晰表达其内在的宪政诉求，“宪政社会主义”又没有必要地陷于“姓社姓资”之争，而未能充分彰显民主制度的社会功能，那么对于两者来说，“宪政民主”似乎都是更为确切达意的表述。   　　宪政民主不仅表达了中国左翼的政治诉求，而且也有效回应了自由主义右翼对“大民主”的指控，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温和右翼的政治诉求。鉴于民主容易受到操控并流变为暴民政治，右翼学者提倡自由主义宪政，而忌谈民主。但是如果民主处于分权制衡、权利保障、司法审查等宪政机制控制之下，右翼对民主的恐惧和排斥就失去了正当理由；否则，如果一味崇尚自由、拒斥民主，那么这样的“自由”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依附独裁政治的个人特权。在这个意义上，宪政与民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制度保障，宪政民主既防范了左翼的极权扩张，又制约了右翼的精英独裁倾向。   　　作为理智温和的左右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平台，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当然，各派仍然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概念、理论、诉求，但是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宪政民主作为自己坚守的底线。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只能造成词不达意、表述不清乃至目的不明，最后背离“曲线救国”的初衷。既然宪政民主早在其执政前就是中共公开表达的追求，执政数十年后反而避讳这个追求是极不正常的。对于执政党当初的承诺，中国民间社会需要做的是提醒并要求兑现之，而不是和它一样遗忘之，更不是帮助它隐晦之。     　　转载请注明原文来源张千帆：“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61-65页。     　　     　　 [1] 参见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领导者》2011年第10期，第91-92页。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 1940年2月20日。   　　 [3]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4]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5] 《解放日报》 1941年10月28日。   　　 [6] 《新华日报》 1945年9月27日社论。   　　 [7] 《新华日报》 1947年2月22日。   　　 [8] 参见周舵：“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上）”，《领导者》2011年第10期，第84-90页。   　　 [9] 参见其《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0] 同上。   　　 [11] 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义”，具体而言是“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为权力载体，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己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同上。   　　 [12]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上一篇： 舌尖上的“两个中国”不矛盾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