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中共领袖毛泽东说“每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民主。”今天，包含美国人的联合国部队正在伊拉克、阿富汗执行人道主义任务，那里的专制暴政已被推翻，人民一边欢呼自由，一边推倒并用鞋子敲打独裁者的塑像。我真诚希望中共领导中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和贡献。在此，我很愿意用竞选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分享——我们需要改变！

想要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铺设铁轨就意味着要与房主、环境组织、 对本地发展持反对态度的人以及各种组织之间打上几千场官司。而且，最佳路线上的很多路段都已经被告诉公路覆盖，只有那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才会相信我们会拆除那些高速公路来重建一个铁路系统。     是的我知道——低碳！！环境保护！我们最终不是会谈及这些问题吗？     高铁固然有其好处，然而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比起来的确是不够环保，如此快的速度需要消耗很多的能源。当然也可能会有人反对说尽管不如普通铁路那样环保，但是它有更大的环保价值，那就是它可以使得更多的人选择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从而大大减少了碳排放。     这种说法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前提是火车要能够坐得满。中国当然能够保证火车能够坐满因为他们的城市人口极其庞大而且相互之间考的很近，但是美国并不是这样。     最后，从技术层面来讲，美国的高速铁路与中国的高铁比起来的确相形见绌：颠簸、速度慢而且也看上去也没有那么美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落后的铁路运输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些其他优越之处的代价：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民主的政治体系，而且我们以其他形式诸如房屋，工业设备、道路等形式拥有的基础设施已经足够，我们不需要以建造铁路系统的名义再大兴土木。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比起一个超酷的铁路系统有意义得多。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华盛顿：这里将血流成河    draft    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    天河1号到底意味这什么——中国是超级计算机强国吗？    如果换作克林顿，他会怎么做？

上海，北京等中国的大城市的房子已经是80万到100万的价格了，够工作的人奋斗一辈子，子女的学费，养老，失业等一大堆问

在过去 5 年间，这所大学将海外学生的入学人数增加了 60% 。 “ 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向美国和中国的学生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 虽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研究生院的现象早已有之，但赴美就读本科的中国学生现在却成为美国海外学生中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Education ） 的数据显示， 2008 年至 2009 年，超过 2.6 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读本科，较 8 年前的 8 千人大幅增加。 中国学生不只是在全美知名大学就读，还包括一些区域性高校，州一级高校，甚至还包括一些招收海外学生的社区学院。大多数学生支付了全额交通费用（海外学生没有资格获取政府资助），从而大大减轻了大学的负担 —— 美国大学的捐赠资金及政府拨款因经济衰退而大幅缩水。 中国学生留美热潮是与中国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现的。在中国，越来越多跻身中产阶级的父母积蓄多年，供其独生子女上名校，以期子女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优势。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将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现在，逾 60% 的高中毕业生跨入了大学门槛，而上世纪 80 年代的这一比重仅为 20% 。但大学毕业生激增也让数百万挥舞着文凭的年轻人无法在这个依然严重依赖低薪制造业的国家中找到一份称心的白领工作。 “ 中国人打算投资于一切能带给其优势的事物，拥有一个美国学位当然有助于提升在国内职场的竞争力， ” 国际教育协会 副会长佩吉 · 布卢门撒尔（ Peggy Blumenthal ）说。美国大学提供了一个掌握流利英语，增强现实世界所需技能，在跨国公司或政府机构获得一份人人向往的职位的机会。 汉密尔顿学院大三学生丁英涵和父亲丁大鹏在北京的家附近。他的学业成绩居所在班级之首。 丁英涵（音译）是在一个普通的公寓楼中长大的，母亲是一位销售经理，父亲是北京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公务员（他自己的父亲不识字）。作为 “ 新中国 ” 的孩子，他充分意识到他这一代人拥有父辈们未曾有过的机遇。 他的父母敦促他努力学习，然后出国留学，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信心。一个闷热的八月午后，丁英涵的母亲孟素艳（音译）一边喝茶，一边反思中国的课堂教学。 “ 美国学校重视创造性思维，而中国学校只重视理论知识。因此，中国大学生所学知识脱离现实世界。 ” 丁英涵说： “ 中国的价值观要求我做一位好听众，而西方的价值观要求我做一位优秀的演说者。 ” 戴着一副眼镜的丁英涵天资聪颖，在 北卡罗莱纳州一所公立高中为期一年的学生交流项目刚一结束，他就被 纽约上州的 汉密尔顿学院（ Hamilton College ） 提前录取。这位现已上大三的学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成绩位列班级榜首。今年，他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 攻读工程学 双学位项目。此外， 丁英涵还在 汉密尔顿学院创建了桥牌俱乐部，担任乒乓球队队长，为校报撰写文章，从事化学、物理和经济学课程的助教工作（时薪 8.5 美元）。 大一那年，丁英涵的 高级微积分教授要求他帮助学有困难的同学，他由此获得了第一份助教工作。在使用课本和计算器的间隙， 丁英涵利用这个机会练习英语，并发现了自己跟美国同学的共同点（这些同学之前从未见过中国人）。 在 汉密尔顿学院，他时常惊讶于周围耀眼的财富。他说，一些学生经常乘直升飞机飞赴曼哈顿度周末，开派对时喝的是香槟，而不是啤酒，抽售价 100 美元的香烟。对于一位一年只理几次发（因为对于父母来说， 15 美元的费用是一笔大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然他的父母抱怨称他们无力为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购买医疗保险，但送自己的孩子去地球另一端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付出的事业。 “ 在 25 年前的中国，甚至上大学都是件稀罕事，因此， 英涵现在能在美国读书，的确是个奇迹。 ” 他的父亲丁大鹏说。 “ 今天的世界如此小，只有浸泡于国际背景下拓宽知识，英涵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 ” 他说。 学生共享的宿舍，或许是最能体现文化交流的地方。 当芭芭拉去年夏天得知她在德鲁大学的室友是一位中国学生时，她的妈妈 特别兴奋。 “ 她说， ‘ 他们非常聪明，你要好好向她学习，一定要专注。 ’” 她与李婉蓉共处一室。她们 两人将时髦的扎染挂毯和埃菲尔铁塔海报钉在墙上。 李婉蓉打算在完善英语的同时学习法语，她把两个西班牙语 “ 你好（ hola ） ” 和 “ 好的（ muybien ） ” 粘贴在笔记本电脑的旁边。 “ 婉蓉非常勇敢， ” 芭芭拉说。 “ 令我非常钦佩的是，她一个人横穿世界，学习又如此专注。 ” 尽管如此，之前从未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芭芭拉坦言： “ 确实不一样。我不想撒谎。 ” 她们有不同的朋友圈子，但相处得非常融洽。两位室友相互学习普通话和意大利语，讨论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差异，时常即兴探讨美国 俚语的含义。 在中国上学时，老师对李婉蓉说，当美国孩子长到 18 岁时，父母就让他们搬出家居住。每个礼拜 回到位于斯塔顿岛的家中度周末的芭芭拉纠正了这种误解。 “ 她就像一扇窗户， ” 李婉蓉说。 “ 我可以通过观察她，加深对美国人的了解。 ” 上图：沈新超在位于上海的家中。这位罗格斯大学大三学生发现美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别太多了。齐帆（下图）深有同感。他选择搬出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与几位中国朋友合住在一起。 作为中密歇根大学（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的大一新生，齐帆（音译）逐渐意识到甚至美国人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室友（一位黑人，一位白人）用不同的口音与他交流，社交圈子也大体上与各自的肤色相配。有时，他们会把齐帆从床上拉起来，拖着他参加派对，玩一晚上 啤酒桌球赛 。 此前，齐帆从一位去过中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朋友那里听说过这所学校，一家在中国招募学生的公司也向他吹捧过中密歇根大学。他原本想去英国或德国留学，但他的父母认为掏钱在 “ 第二梯队 ” 国家读书没啥意思，他们打算送他去美国读书， “ 怎么说它也是超级大国。 ” 然而，刚一安顿下来，他对美国的神秘感就逐渐消失。他不喜欢 “ 特别看重饮酒 ” 的校园文化，想去一所靠近纽约金融中心的名校。上大二时，齐帆转入了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 。他说他对这所大学非常满意，时常驾驶刚买的轿车去纽约市游玩，为了避免涉入饮酒文化，他跟其他中国学生合住在校园外。 参加派对是美国大学生必经的入学仪式，但中国的社交活动通常是围绕着桌子来进行：三两密友一起做饭，吃饭，玩游戏。站在一个塞满陌生人，回荡着刺耳喇叭声的房子的乐趣，是中国学生时常无法体会的。 来自天津的弗朗西斯 · 刘是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她现在依然记得上大一时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朋友们开始吸食大麻，随后给了她一个烟卷。 “ 她们说， ‘ 弗朗西斯，来呀， ’” 她翻了翻眼珠说。她拒绝了，但试图融入的压力意味着她不得不熬过许许多多的深夜。 “ 我不想在酒吧里醉醺醺地跟我从未见到过，也绝不愿意再见到的人消磨时间， ” 弗朗西斯 · 刘说。 “ 我已经试过了。大一时每个单周周末我都去参加派对，但我觉得这种场合不适合自己。 ” 她在 拜内克珍本及手稿图书馆找到了庇护所，耶鲁大学这栋用透光云石建成的 立方体建筑收藏了数千件世界上最珍贵的手稿。去年夏天，她在那里当助理，主要工作是把需要的文本送交研究人员。但除了 12 美元时薪，这份工作更让她满意的地方在于，她时常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极为珍贵的手稿 —— 比如伊迪丝 · 华顿（ Edith Wharton ）所著的《纯真时代》（ Age of Innocence ） —— 而且还能尽情浏览 古朴华美的 9 世纪 羊皮纸文献。这段经历使她对崇尚透明和信息公开的西方价值观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 在中国时，我已经习惯了各种保密措施，因此， 18 岁的时候，能够用自己裸露的手指触摸历史的确给了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 她说。 一年后， 弗朗西斯·刘相信，她再也不是当初穿过耶鲁大学哥特式走廊时那个沉默寡言的亚洲书呆子了。现在，她化妆，上课时举手，持有跟其中国朋友迥异的观点。在这些朋友看来， “ 我已经被美国文化腐蚀了，不再是中国人了。 ” 许多在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听到过这类他们说自己很难视而不见的苛刻评语。在耶鲁大学为大一新生开设的文学研讨课（名为 “ 当外国人的体验 ” ）上，徐露伊（音译）开始应对 “ 将我迅速西化，驱使我远离自身文化背景的拉力 ” 。 “ 不知咋的，我被卡在了中间地带，无法对任何一方产生认同感， ” 徐露伊说。这位来自上海的大二学生是班上唯一一名国际学生。她没有忽略自己的 “ 异类身份 ” ，而是深入这门课程，探索身份建构和身份混淆等问题，阅读移民和流亡者撰写的指定读物。当老师要求学生们去某个能够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外国人的地方时，她去参加 读经聚会。 最终让她感觉如家般舒适的地方，是她的宿舍。居住在一栋楼的女生们每隔几周就聚在一起，喝茶，吃饼干，谈论大学生活，解决女孩遭遇的 “ 戏剧性事件 ” 。这类 “ 女性圆桌攀谈是一种非常棒的建立人际关系的体验，也是一个沉思自身经历的好机会。 ” 弗朗西斯 · 刘说。 或许最令中国学生不安的是美国校园内强大的活动家文化 —— 美国年轻人常常在战争、民权和移民等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中国，抗议是非法行为，异议声音亦是被禁止的，在西藏和台湾等敏感问题上，大多数人的观点与政府保持一致。对于自小就接受西方乃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所受苦难之元凶这一宣传思想的中国学生来说，听闻西方人谴责中国或许是件特别痛楚的事情。 来自上海的罗格斯大学大三学生沈新超（音译）之所以选择来美国上大学，是因为 “ 在这里，你可以和教授辩论，而中国大学并不鼓励这种行为， ” 选择专业，而不是考取专业。 “ 在中国，当你走进大学校门第一天，你的发展路径几乎就确定下来了， ” 他说。 但美国的大学生活也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上大一时， 沈新超发现校园生活孤独且疏远。第一学期，由于罗格斯大学大一新生宿舍已经满了，他不得不住在宿舍的起居室内。后来，他跟另一位舍友合住一个房间，这位同学当着他的面指责中国的人权纪录。 “ 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自由，非常残暴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 沈新超说。他现在已经搬出校园，跟几位中国朋友合住在一起。 “ 美国人很友好，但我就是没办法跟他们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 一些中国学生自身也变成了活动家，对西方人指责中国政策的声音给予反驳。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愤怒的中国学生与试图破坏美国火炬接力活动的抗议者对峙。中国学生有时也十分罕见地对校园内亲西藏活动家进行骚扰，并设法阻止所在大学邀请达赖喇嘛来学校演讲。 但一般说来，中国学生很少采取静坐、游行和请愿这类方式。 “ 在中国， 我们绝对不会看到人们在街上游行，所以每当我看到群体集会，总有点心神不定， ” 身穿一件白毛衣的耶鲁大学大一学生李一丹（音译），在校外一间咖啡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了帮助学生实现文化跨越，也为了使它们的机构国际化，美国的高等院校正在构建始于中国，并希望结束于美国校园的教育项目。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Teachers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今年为中国高三学生开办了一个教育项目（在中国，高中最后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复习备考，虽然课程各异）。作为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对象， 28 位学生先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6 个月，尔后， 19 位符合资质的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这一学年。这个项目 帮学生做好美国大学新生入学申请准备 ， 著重 英语学习、 文化薰陶和咨询辅导，包括备考托福和 SAT 考试，浏览美国东北部校园等内容（包括食宿在内的总费用为 4.5 万美元）。 另一个新项目美中通道（ U.S.-Sino Pathway ）旨在让中国高中学生进入 6 所加盟院校之一。 其课程由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University) 设计 ，参与学生先在卡普兰公司（ Kaplan Inc. ）中国分支机构参加换学分课程，然后赴东北大学波士顿校区或 佛蒙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 ）参加夏季桥梁课程，为期一年。 卡普兰公司在中国处理管理，英语培训和招募学生等工作（ 包括食宿在内的总费用为 2.6 万到 2.8 万美元）。 随着众多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寻求 挖掘国内资源，与盈利教育公司的合作逐渐增多。 卡普兰公司在 8 所中国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英国 INTO 教育集团（ 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与 南佛罗里达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展了类似的合作项目。 卡普兰公司在 美国的招生工作因过于激进而饱受批评，该公司表示它 不会在中国使用佣金模式，也不会跟 “ 代理人 ” 进行合作。许多中国人雇佣代理机构办理进入美国大学和签证等事宜。这一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其任意妄为的手段亦随之声名远播（比如，伪造成绩单，作出言过其实的承诺）。 东北大学负责招生管理的资深副校长 菲洛米纳 · 蒙泰拉（ PhilomenaMantella ）表示，美中通道的目标在于帮助中国家庭作出明智的选择，进一步做好赴美生活的准备。 “ 最终，我们是站在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项目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领先我们一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通往美国大学的强劲通道。 ” 她说。 完成这一项目中国部分的学生可以申请去美国加盟院校上大二。其他的加盟院校是， 贝勒大学（ BaylorUniversity ）、圣母大学（ MaristCollege ）、史蒂文斯科技学院（ Stevens Institute ofTechnology ） 和犹他大学（ Universityof Utah ）。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 171 名学生中，有 138 名最终获准攻读学位项目。 9 位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选择参加东北大学另一个项目美国课堂（ American Classroom ），在该校成人教育学院继续完善其英语水平（有几位成功的 投考者最终也进入了学位项目）。 佛蒙特大学跻身加盟院校，是为了提高其国际学生的数量。海外学生在该校本科生的比重还不到 1% 。 去年夏天，在 佛蒙特大学首期夏季桥梁课程期间，为了感受美国文化， 29 位来自中国的本科生跟一群老嬉皮一起参加雷鬼音乐会。他们前往班杰利公司（ Ben & Jerry’s ），与该公司创始人之一 杰里·菲尔德（ Jerry Greenfield ）讨论企业家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话题。此外，他们还与包括 佛蒙特州长和伯灵顿市长在内的民选官员面对面探讨民主体制。 “ 摇滚的历史 ” 是这些学生的选修课之一。在课堂上，学生们一起欣赏猫王、鲍勃·迪伦（ Bob Dylan ）和 大门乐队（ the Doors ）的经典曲目。 在霓虹灯闪烁，摩天大楼林立的上海长大的袁携程（音译）非常渴望去国外读书。他原本计划去一所加拿大大学，直至有一天，他参加了卡普兰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勇（音译）所做的一个报告会。当周勇宣布中国学生不必参加 SAT 和托福考试，也不必上高三时，袁携程 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当时正在上一所国际高中，他说自己离毕业还差 20 个学分。后来，他参加了一个通过后可授予中国学位的结业考试，并被美中通道项目录取。现在， 袁携程已是 佛蒙特大学的大二学生。 赵思惟（音译）采取了相同的路线。“进入这个项目超级容易，来美国读书真的非常容易，”她希望进入 佛蒙特大学的电影与电视专业学习。“我爱这里，”她坦承。但参与该项目的其他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却令她大为惊讶。“他们不会说，无法跟美国人沟通。” 语言是中国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袁携程真希望他当初能多学点美国方言。他在卡普兰中国公司的学分课程包括微积分、化学和美国研究，上课的都是东北大学认可的老师。但仅有一半老师是西方人，而且没有一位是美国人，他说。语法、阅读和听力课的老师都是中国人，“有些老师的英语并不够好，”他说。 到了 佛蒙特大学之后，每当人们微笑着跟他打招呼“你好（ What’s up?

感叹啊，要是读大学时就能读懂这样的文章，我的人生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 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作者：何毓琦 【作者简介】 何毓琦（1934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 生于上海，1949年（15岁）前往香港并在香港完成高中教育。1950年，被麻省理工录取（16岁），并在1953年（19岁）拿到电子工程学位，1955年拿到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在Bendix Aviation工作三年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61年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1965年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2001年受聘清华讲座教授。 【正文】 一、自我介绍 今年（2007年）四月初，科学网请我来开博客。我的中文不好，虽然能听能看，写起来可要差多了，拼音也不会，没有学过简体字, 也不熟悉中文的文字处理软件，所以主要用英文来写。但是，我了解不是每个读者都是科学家或英文通，所以我现在再用中文自我介绍一番，申明我的背景、立场、写博客的宗旨。 我十五岁就离开祖国，成人教育（高三、本科、研究院） 都在国外念。但是小时侯，我也念过四书及古文观止，所以看、讲、听还可以，不过中文写作能力与英语一比，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我差不多每年回中国一次，目睹中国这二十八年的大进步。我想我对于中国的认识同一些西方的中国专家不同，可能更深刻一些。其次，我又亲历所谓的”美国的半世纪”（1950-2000），可以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再次，我容易讲一些你们不便讲的话，外来和尚的经容易听一点。最後，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经验写下来可能对年轻学者有些帮助，让他们可以少走弯路。 这是我写博客的几个初衷。 我还要说明一下我写博客的底线。我说的都是内心实话，我也不预备谈政治。我欢迎反馈，但是我不会同你抬杠和争论，一般情况下我没有时间对每个反馈一一回复。 我的博客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了到些什么？好像二种文章受欢迎： 1. 美国生活感悟。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广播员Alistair Cooke，他是美籍英国人。从 1946年开始到2004年死前二个月，他每周广播15分钟”美国来信”（Letter From America），受全世界听众欢迎。我想模仿他的作风，当然文章不能同他比较，但是志於上者得于中，至少内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 2. 学术教育心得。这是我每年来华和写网文的主要贡献，帮助下一代。我愿意继续写这一类的文章。 最後，我要坦白承认我开始写博客时的一个错误。我说我一个月最多写一次博客，但是受到众网友的支持与欢迎，自己的虚荣心上升，一个月写了十几篇，同时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这对于我的中文程度大有帮助，同时又增加了许多对中国的新认识。 二、哈佛 VS 麻省理工 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度过的。 我从麻省理工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61年起一直在哈佛任教。这两所学校相距不到两英里，学生们可以互相选课，在一所学校学习获得另一学校的学分。在科学技术领域，两所学校开办了很多联合学位方向，研究人员也经常合作。然而，两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方面有诸多差异，很值得对比研究。 麻省理工的规模要大得多，学生人数和课程也多得多，他们努力确保其毕业生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人，肯定拥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独力学习新知识。麻省理工的每门课业都相当繁重，大小考试不断。学生必须在这些考试测验中表现优异才能获得这门课的高分。 我记得1955年离开麻省理工投身企业界的时候，我对电子学和伺服系统的最新进展知道得很多，可以立即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的前沿问题。然而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个麻省理工博士，他派我去学习电子计算机，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麻省理工的训练使我完全能够自学。因此我后来在数字和电子控制方面取得了三项专利，还写出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实际上，1958年我决定重返校园的时候，那家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将我的发明产业化。 相反，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更自由化一些。尽管哈佛学生要读的书也很多，考试测验却很少。常见的情况是，一门课的成绩完全由一篇期末论文或者一次期末考试来决定，甚至连博士资格考试也主要依靠一次三个小时的口头答辩，而不是像麻省理工那样既要通过复杂的书面考试又要通过答辩。（各系有权规定本系的资格考试细节，我这里讲的是总的情况。）简而言之，麻省理工的教学目标是确保每个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哈佛采取了一种更”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某个学生有点小聪明又不太刻苦，只要选那些容易的课程，再找几个不那么严厉的导师，也能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大把自由活动的时间供自己随心所欲地支配。 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又在麻省理工求学多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的做法太古怪了，我经常奇怪某个学生怎么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有时候我甚至质疑某个学生凭什么得到哈佛的博士学位。但是天长日久，我开始改变看法，我开始发现这两种精英培养理念、教育思路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必要之处。麻省理工是批量生产，所以必须保证向社会输出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对学业的种种规定和严格的考试有助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相比之下，哈佛的科学技术学科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目标也不一样。（哈佛的整个应用科学和工程学院只有麻省理工电子工程系三分之一那么大。）哈佛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自由，它不打算同麻省理工竞争，也不打算覆盖所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它领域，到其它系去选课，比方说经济系和哲学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希望它的学生享有独立探索的自由，而不是投机取巧。大致说来，麻省理工设下了较高的产品平均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水平比较均匀，而哈佛也设下了较高的平均标准，但是毕业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有的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可以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孕育的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对比上得到部分验证—-尽管两所学校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另一所的更优越。这两者都为伟大的国家所需要，而且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教育理念，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教育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掌握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因此他们不受政府的教育政策的限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上拥有独立自主权。早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抱怨中国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条条框框太多，而且重数量不重质量。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麻省理工的方法更有效，规章制度不严，就会天下大乱。当这个国家逐渐成熟，开始与世界接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时候，将麻省理工与哈佛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个学校的性质、规模和目标。 三、我是如何获得我的终身职业的 1959年至1960年，我开始在哈佛学习，目标是做一篇有关控制和系统理论的博士论文。哈佛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之所以选择了哈佛做研究生，是受了一本名叫《计算机控制工程》的小册子的诱惑，这本小册子正是由大名鼎鼎的Howard Aiken领导下的哈佛计算机实验室撰写的。（注：Howard Aiken通常被认为是电子计算机之父，1944至1955年之间他建造了Mark系列计算机。但是他关于计算机控制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到50年代后期的时候，他差不多快要退休了，不怎么搞研究了，但是仍然声名显赫。） 我很快发现，哈佛在控制领域做得并不出色，这个领域的一位年轻教授因为没有拿到终身职位，正准备离开哈佛，而另外一位是讲师，刚刚毕业不久，跟哈佛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开设一门反馈控制课程。所以基本上没人能指导我。 绝望中，我开始拼命读当时发表的控制领域文献，碰巧看到一篇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