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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人罗素说过：民主政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如果一个国家，民众既不能真的去选领导人，在台上的人又不让人骂，这个国家肯定没有民主。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就是民众有骂掌权者的权利，掌权者有容忍被骂的义务。那些还没有上台的政治家，也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 民主政治的有两个要件：一是公民参予，二是权力的监督。公民的参与也包括对权力的监督。言论自由既是参与的工具，也是监督的工具。言论自由是一种参与权，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流弊也需要言论自由来监督。要表达政见，要对当权者提出批评，要充分交流，都离不开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将即刻停止运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社会能够实现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连最基本的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如何实现平等的享有民主权利？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言论自由是指的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也称表达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用符号和象征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像、音乐、音像等形式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且，要行使言论自由需要有有公开发表见解、观点、立场、思想的途径与媒介，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的。 民主社会是由自治、自立的公民构成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关系，它们的深层根源是个体对自身的拥有权和自主权，从而享有对自己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支配权。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体的独立与自主，以及对自身的支配，就是不完整的。因此，言论自由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言论自由与言论是否正确没有相关性。言论自由的前提不是要确保所有的言论都是正确的。既然言论是自由的，这也意味着，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人人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政府不得禁止。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下，并不是有能力说出真理的人才有言论自由。诚如作家丁林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 民主社会既是商品的自由市场，也是观念的自由市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商品，也可以自由地出售的自己的观念。如果每个人有经商的自由，那就应该包括办报刊书局、办电台电视台、办网站的自由，而这方面的自由须臾不能离开言论自由。在市场化的社会，言论自由也是赚钱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才有自由去消费到充裕的观念、舆论和思想。 民主政治下言论的自由市场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它能相对挤压（不是取缔）那些虚假的、不负责的、庸俗的、恶意的言论，而尽量不必动用权力去干预言论自由。公民作为消费者会自己做出选择。民主政治允许批评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言论。因为一旦禁止这样言论，民主政治反而自身受到更大的伤害。宽容批评，是民主政治相对于其他政体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 言论自由还是其他诸多的自由与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条件，没有祷告的自由，就没有宗教信言自由，没有公共场所发表政见的自由，也就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甚至，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选举的自由。沉默的，不发表政见的竞选就是不是竞选，没有竞选，就没有竞争的选举。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意义上的选举。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派。不让反对派与反对党自由表达政见，选民如何知道他们是反对党？所以，离开了言论自由，甚至没有民主政治下的两党制、多党制，因为政党制度不过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治。 当然任何自由都不是免于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承担责任的自由是放肆。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也是与特定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都有普遍权利。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行使言论自由时有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名誉、尊重公认的道德标准，不得煽动使用暴力、鼓吹战争，不得煽动仇恨与歧视，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例如，不得在满座的剧场高呼：“剧场失火了！” 在民主政治下，民众的言论和一切行为不是为配合统治者统治国家服务。而是相反，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国家也应当每个人充分自由发挥与言论相关的种种潜能创造条件。言论自由，事关公民的潜能与快乐，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对权力的制约，事关政治的参与与朝野的交流，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因此，民主政治对言论自由权以维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所以，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护。 本文来源《凯迪网络》 ——白衬衫

德克萨斯州某市一小学的墙上、门上，处处都写着斯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七个好习惯”的标语，这个小学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试图让学生接触被中国经理人慢慢熟悉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如“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优先”、“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等。连学校里的道路，都分别以这七个好习惯命名。开学第一天，孩子带回来的作业，就是告知家长学习这七个好习惯是学生的任务之一。 送完孩子回到家，翻看微博，看到网上有一则关于中国减负的评论。评论者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她（他）痛心疾首地表示，基础教育的扎实正是中国的长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长处，去效仿美国？文中对美国人数学水平之差竭尽嘲笑之能事。 这个心态，我过去也曾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这么志满意得地判断一个教育体系的好歹。我也感到，不能到了其他国家之后，见了些世面，便感觉真理在握，可居高临下地对国内的探索和改革品头品足，似乎他们都需要我们这些出来过的人指点迷津。殊不知特定的改变，不过是身处其中的人试图回应特定的需求。比如中国现在儿童负担确实过重，你怎能用两三点钟放学的美国学生被老师“加负”的做法去比呢？脱离了这种背景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谦卑非常重要。一些号称被掌握的规律和走向，只是短期的，更多是钟摆之间的来回摆动。我的一个教授曾说过：“如果你活得够久的话，你会发现只有轮回，没有规律。”大家不过是在避免走向极端的过程中来回摇摆，寻求最佳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就好比《生活的艺术》里，林语堂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恬淡闲适，在如今浮躁的中国很难看到，倒更像是在描述很多小镇上的美国人。在特定的时期，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弊病，便有意无意朝着别一个方向去走，上山的上山，下山的下山，说不定我们会在某处相逢。美国如今增加标准化测试、增加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这些做法，和中国增加素质教育给应试教育减负的做法貌似背道而驰，其实其共同之处，是大家都在寻求适当平衡。 在这样的寻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一时间所使用的评价标准非常不同。比如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人不会算算术这个弱点，不仅外国人嘲笑，美国人自己也自嘲。可是大家忽略的是，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当众演讲，以至于成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上了台就口若悬河。他们从小用“高效能人员的七个好习惯”之类的品格或者习惯教育来培养孩子，而同样的话题，中国三四十岁的经理们在企业管理培训的课堂上，试图用一两天的时间来学。到底谁会真正把这些好习惯根深蒂固地刻进脑子里？答案不言而喻。我们在哪方面花时间花心思，就必然在哪方面出色。问题恰恰在这里，到底应该怎样评估我们的课程设计，分辨出什么是孩子真正所需？ 如果这么思考的话，我发现一些狭隘的衡量是靠不住的。大家的长处根本都不一样。例如，美国人的阅读教学极其发达。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幼儿园期间，突然一下出现了“大跃进”般的进步，从刚认识几个字母，到突然会捧着书自己读了。这个飞跃是如何实现的？除了英文作为字母文字自身的优势之外，和教学心理学的应用也有关系。比如在幼儿园和一年级阶段，我孩子带回来的“作业”，上面老师只让孩子写，不去修改错误的拼写。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小孩子这时候更需要鼓励。在拼写这些方面容错，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创意和潜能。如果每写错一个字都被修理一顿，孩子的学习心理将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带着畏惧心理去识字读书，效果也大打折扣。很多孩子的厌学心理，是被老师训出来被家长骂出来的。 当我们说起美国基础教育如何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比较的方法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两种教育体系，衡量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我们在讨论“基础”或曰“基本功”的时候，我们是拿自己们的长处，比如背算术口诀表的能力，去作狭隘的衡量。我们并没有对全部培养的知识、能力、态度，分门别类，逐一对照衡量，从而作出更为合理的分辨。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不能拿桔子和苹果比。 如果分项比拼的话，我发现美国人的基础教育过硬的地方真是很多。如上所述，在阅读的起点教学上，美国中小学生远超过了中国中小学生。不仅阅读上手美国更快一些，在各个年级的阅读教学上，中国小学生也严重营养不良——过于依靠教材教辅材料。在我们为要不要继续学鲁迅篇章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的小学生正抱着一部部的厚书（包括各种名著）在啃。学校严格要求每天晚上花20分钟读闲书，暑假期间，家长提着袋子从公共图书馆借大量图书回家给孩子看。中国小学教材内容很幼稚，小猫钓鱼之类内容不少，好像孩子心智上无法长大，以至于到了八九岁，还只能吃智力上的婴儿米粉。中国学生在应试的压力下，阅读被学校被商家被家长围剿,读书甚少，见识狭隘，让人担忧。 我经常听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嘲笑美国人地理历史常识差。2008年，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Georgia)的时候，美国佐治亚州（也叫Georgia）的人说：“是从佛罗里达打过来的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些说法以自嘲的居多。不信你让两国孩子评价一下国际国内大事试试看？ 当然，美国学生知识上（更准确地说，是“知道”）的欠缺或许实有其事。但是这里的关键，还是教学思维大相迳庭。美国学校重视“高端思维能力”，轻视死记硬背的知识。同样学历史，美国学校会让学生去角色扮演，模拟猪湾事件中古巴和美国关键人物和部门的选择，由此顺道学到国会和总统的关系、决策的过程等。他们会让学生去“重演”当年白人在印第安人地界上跑马圈地的历史。这样的学习可能在知识点上强调得不多，但是很能锻炼孩子研究、演示等方面的能力，和不盲从权威说法的好习惯。这一切也都应该是未来工作和学习的“基本功”，千万不可轻视。而这样的作业丝毫不容易。小孩从小要学会独立做研究，或者去主动调用身边各种资源，过去常说美国中小学有多简单的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只不过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回到“减负”这个话题上说，我担心我们对于“减负”的讨论，只是在原有学习项目不变的情况下，大家讨论在量上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让孩子学什么，而不仅仅是学多还是学少。美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强调的是“高端思维能力”，如问题的解决和决策、创新、批判性思维、分析、评估等，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应该适当“增负”，给学生多一些挑战。这些方面，一样是未来需要的“基础”。一二十年后，当孩子们都走上职场、组建家庭之后，恐怕跑马圈地运动发生于哪一年，雇主不在乎，配偶也不在乎。而能否双赢沟通，能否分清优先顺序，能否站在他人角度去沟通，这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基本功。 南桥，曾做过多年文学翻译，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关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转换和借鉴，著有教育文集《知识不是力量》、《及格主义》等。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共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会推出怎样的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二（27日）宣布，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 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次将是20年来中共召开最晚的一届三中全会，而这次是十年一次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换届后的三中全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外界猜测，中共高层内部可能在薄熙来事件上仍然有争执，需要等完全达成对薄熙来处理的统一意见之后，才会召开三中全会 。 薄熙来与经济下滑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炜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这是上届政府遗留下的问题，已经拖了很长时间，如果在三中全会之前不做出决定性的处理，很难对外交待。 但张炜指出，还有另一个重大因素可能是推迟本次三中会议举行的原因，那就是相比前两届政府，习近平和李克强面临更复杂的经济下滑局面，而他们尚未作好在全会上向外公布应对方法的充分准备。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在最高领导人换届的年头，一中全会是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二中全会是推出国家的最高领导，三中全会则是真正给新领导人举旗和打纲领的重要机会。 而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不佳，尤其在前几个月，相继出现银行资金短缺、经济增长放缓等不利消息，刚上台的习近平政府必须拿出一个能说服全党上下的基本对策，在三中全会上公布。 习近平必须在如何处理薄熙来问题上与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达成统一，还必须就经济下滑做出能让共产党和老百姓基本满意的对策，所以需要较长时间作准备，因此推迟了开会时间。 制度反腐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次三中全会的议程说得很笼统，称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令人感觉其中包括了国内外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 早些时候中共党内著名学者俞可平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预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动更大胆的改革。 张炜认为，在三中全会上，总理李克强会拿出一个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很像样的纲领，比如减少政府的权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农业的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 但是对于人们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目前看来，新领导人能走多远还是个很大的问号，更可能的是，政治改革将只停留在反腐问题上，最多走到所谓的“制度反腐”这一步。 张炜指出，“制度反腐”的伸缩余地非常大，既不会完全让司法独立处置，也不会让媒体独立监督，反腐仍然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但习近平会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拿到三中全会上公布。 明确强硬态度 习近平初上任时，把深圳作为他第一个访问的地区，曾引起人们对他很可能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猜测和期望，但是很快他就大踏步向后退。 他先是提出“前30年与后30年不可分割，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前30年”；之后又通过内部文件提出“七不讲”和16条；现在则加紧对宣传部门和网络等政治舆论的控制，尤其是反对提倡西方民主和普世价值。 习近平前后不一致的态度，给了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一个不定向的感觉，因此张炜认为，在本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政府将拿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性意见的文件，表达当局加强政治控制的强硬态度。 因为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希望学习新加坡模式，在中国树立威权式领导人物，以此来整顿执政党的作风，平息老百姓越来越严重的不满，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撰写：嵇伟 责编：李莉）

文载《南都周刊》2013年第31期 摄政王的决断使满怀期待的梁启超从失望到绝望。此后，梁启超和他的铁杆抛弃幻想，走上了排满革命，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朝廷，批判摄政王。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 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梁启超是比较坚定的改良主义者。甲午战后的改革呼吁，胶州湾事变后的政治活动，以及他在《时务报》、湖南时务学堂的言论，无论如何激进，都只是一个“体制内”改良主义者。他期待执政当局早点警醒“自改革”，而不是等待“山中之民”起而革命。 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梁启超是直接参与者，他虽然未必知道事件真相，但他在随后的流亡生涯中依然很清楚，只能支持清政府，没有办法与革命党合流，因为一旦清政府觉醒了，政府主导的改良，毕竟是历史发展正途，对社会破坏小。而革命，推倒重来，是洪水猛兽，是国家灾难。所以，梁启超可以与革命党中许多人保持个人友谊，但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政治手段，合伙推翻清廷。 1901年，在义和团战争影响下，因国际大势压迫，“自改革”终于被梁启超等来了。流亡途中的慈禧太后幡然醒悟，宣布新政，重回维新，认同梁启超一直倡导的危机意识。 对新政，梁启超期待很高。他希望清廷以此为起点，学习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国家体制。对于随后的预备立宪，梁启超更是竭尽全力，力所能及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国能因清廷此番觉醒彻底避免“政治革命”。因此，他调动一切关系，联络上层亲贵大员，组织立宪团体，促进中国和平转型。 当此时，梁启超依然是清廷通缉的政治犯，但由于清廷宣布政治变革，预备立宪，因而清廷内部许多大员并没有因为梁启超身份敏感而疏远，而是尽量利用梁启超的政治智慧。 对于清廷大员的征询，梁启超耐心交流，不厌其烦，倾其所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戴鸿慈甚至因此与梁启超成为不挂名的师生。溥伦、载沣、载泽、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体制内开明大员，也与梁启超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互动。到了1908年初，梁启超俨然有“体制内”的感觉，欣然要求他的同志不计往日恩怨，参加廷试，进入体制。 预备立宪与海外政治流亡者取得了政治信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这些政治流亡者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还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清廷预备立宪感召下，无不跃跃欲试，只要没有命案在身，没有遭到清政府通缉追捕的人，在1906年之后两年，想方设法返回国内，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在这个时候，清廷如顺手宣布不计前嫌，大赦天下，可以相信，即便孙中山等极少数革命者可能还会继续坚持，但绝大多数流亡者一定会响应号召，重回体制，共襄盛举。 然而，清廷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和动力。慈禧太后可能还在为1898年那场未遂的政变生气，光绪帝对孙中山不时扔下的炸弹心有余悸，充满怨怼。因而不论是康梁，还是孙中山，只能眼见着自己的队伍日趋缩小，大批革命党人、保皇党人被朝廷分化出来，回归体制，而他们却只能在海外继续随风飘摇，不知所至。 在这种情形下，梁启超依然初心未改，以各种方式帮助清政府走向宪政，防堵革命。机会终于来了。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梁启超相信接班的摄政王一定会调整政策，赦免党人，扩大统治基础，寻求整个国家的和解，以全力推进预备立宪，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梁启超一方面致信摄政王献计献策，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关系促动摄政王重申十年前旧案，为他们这些“戊戌党人”平反昭雪。 很显然，梁启超在慈禧太后、光绪帝时代，只是期望朝廷废止通缉令，让他们赎回自由身，现在情形不一样了，皇太后、皇上都不在了，他的要求也在加码，除了自由，还要平反。 实事求是说，摄政王没有让机会白费。他在接手后，重新审理了十年前旧案，对于能平反的，并没有犹豫彷徨，如对冤死的杨锐给予适当抚恤，以慰生者。惟独对于康梁，尽管朝野各界不断向摄政王施压，但摄政王坚决不给平反。 摄政王的决断使满怀期待的梁启超从失望到绝望。此后，梁启超和他的铁杆抛弃幻想，走上了排满革命，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朝廷，批判摄政王。梁启超那支常带感情的笔不再为改良辩护，反而成了革命的最强音。 推荐 0

大陸官方經濟數據可靠與否，在過去的GDP高增長歲月沒多少人理會，因為商政界一般認為，有錢賺就好，幾個數字的 零頭不準確，沒有問題，更而且，數據偏「好」，有利於營造景氣，誠非壞事。不過，自從GDP增幅放緩以來，這方面的疑問開始受到商界關注；畢竟，是七還是 六個百分點的增長，差了一成半，若有其他不利因素相舛忤，實足以影響利潤和投資。 此外，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大陸經濟數據信心也比較 高，大名鼎鼎如普林斯頓的鄒至莊，亦認為研究者可以安心使用；他在自己的量化分析裏，經常大量應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但是，最近，連學界也開始懷疑大 陸數據、擔心造假。上周四，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副教授包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 ） 在《社會科學研究網絡》（SSRN） 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數據有多爛？〉的論文討論稿，指出大陸多年來發表的官方數據嚴重失誤，各種數字自相矛盾，用以計算基準數據的關鍵參數偏離現實，有些甚至到了明目張膽（「blatant」）的地步，筆者看了嚇一跳【註】。 兩個基本經濟概念 今天介紹並討論包氏文章要旨。先解釋一下兩個基本經濟概念，有這方面知識的讀者，可以略過跟着的兩段文字。 大家知道，量度某地某年經濟總體表現的最通用尺碼就是實質GDP，但實質GDP無法直接觀察，基本上只能以名義GDP（即以當年市場價格算得的生產總值）除以全年通脹率得出。名義GDP由商界層層上報累計得出；假定此總數完全準確，則實質GDP有多可靠，便視乎通脹率有多「硬淨」；把通脹率低估一成（或分十年每年低估1巴仙），之後算出來的實質GDP就「增加」百分之十。 通脹率本身是一個簡單數字，以一個數字反映千百萬種商品（物品及服務）在 一整年中的各自價格變化，卻非易事。一般做法是把商品橫向分類，每一小類當中，按商品的當年價格變化及消費比重算出加權平均，作為這個商品小類的通脹率； 小類集結成中類、中類集結成大類……，如此不斷橫向集結，最後得出的加權平均數，就是通脹率。 包氏研究大陸實質GDP之時，沿用國統局給出 的名義GDP，只着眼找出其通脹率所含誤差。結果發現，單是十年來通脹率所包含的累積錯誤，便足以把現時的實質GDP數字高估8至12%，約相當於一萬億 人仔。如果作全面的誤差評估，特別是如果還查找地方機構層層上報各地名義產值時加進去的「水分」的話，上述實質GDP數字的8至12%高估，不過是誤差的 下限。 討論大陸官方通脹率可靠性之時，包氏特別選擇房地產價格與租金及所用的若干加權參數為切入點，因為住房消費通常是國民總消費中的最大 項，而國統局這方面的處理手法最為離譜。何以見得呢？大家可以看看該局給出用以計算2000年到2011年期間通脹率的有關數據和所用參數，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逆乎常識的結論： 一、城市樓價升幅 大陸的名義住房價格指數（即租金、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指數，而不是屋價指數），十一年之間的升幅十分溫和；農村平均年升1.76%，城市平均年升0.53%，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似有若無。 這就奇怪了。三十年來，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往各線城市遷移，供求關係令城市住房租金緊張之極，「蝸居」成為熱門話題，但國統局的有關數據、特別是城市範圍數據卻十分溫和，與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巨大。 二、農村屋價升幅 尤甚者，上述數據與國統局另一組數據明顯衝突。2000年到2011年間，農村屋價累積升幅為249%，這與同期間農村住房價格指數累積升幅的19%比，差距驚人，後者低得令人生疑。這還罷了，城市的住房價格指數在那十一年之中的累積升幅是更低的5.99%；那麽，同期間，城市的屋價累積升幅又是多少呢？ 包氏指出，國統局沒有給出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某些年發放過，但數據溫和得嚴重不符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感覺，多方指摘之下曾中止發放），而發放過的官方數據的確不像話。例如，這些數據顯示，上海市2006年到2011年的屋價，年均增幅是1%。不過，同期間上房指數的年均增幅，則高達15%；又例如，深圳市屋價 年均增幅是0.04%……。 三、城鄉人口比例 國統局數據還顯示，全國範圍內的租金升幅儘管溫和，卻比自住物業 的「影子租金」升幅快了一半，而租住物業集中在城市，農村則99%是自住物業。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既是城、鄉升幅的按人口加權平均，那麽，如果大陸城市化程 度愈高，總體住房價格升幅便愈溫和（姑且勿論這個反常）。大家知道，十年來，大陸城鄉人口比例，約從四六變成五五，現在是城市人口多一點點。不過，國統局 在計算2000年至2011年期間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時，所用城鄉人口比例由頭到尾是八比二！ 大陸當然沒有八成人口住在城市裏，但國統局隨意使用八二之比這個參數，好處是可以算出一個比較低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最終弄出一個較低的通脹率。對此，包氏用了一個形容詞「egregious」 （駭人聽聞）。 四、食品價格升幅 如果進一步根據國統局的做法，以34%為加權把食品價格升幅算進總體通脹率，則食品價格漲幅已經解釋了總體通脹率的99%。亦即是說，住房價格變化對大陸通脹的影響接近零。包氏說，任何對大陸實況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結論！ 五、消費物價和住房價格累積增幅 如果直接比較期間的消費物價累積增幅（30.2%）與住房價格累積增幅（8.1%），得出的結論就更驚人：期間的實質住房價格跌了17%（108.1╱130.2 = 83%）！ GDP應下調一萬億 由 於國統局算出的通脹率根本難以置信，包氏遂利用第三者住房價格數據，以及比較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等參數，重新算出2000年至2011年間的累積通脹率， 然後拿國統局的名義GDP除以此累積通脹率，得出2011年的實質GDP（ppp）的比較可信數值，比國統局公報的低了8至12%；用來估算今年的實質 GDP的話，則國統局的預估值應該向下「微調」一萬億人仔，才比較合理……。然而，這只不過是全面檢視、修正國統局實質GDP數字的一個起點。 包氏認為，一個國家的統計局如此捏造基準經濟數據，必然出於某種政治權宜。這個說法，國人不難理解。站在中共立場看，當政府幾乎失去了經濟以外的所有管治威 信，而經濟動力也因為內外主客觀因素交困而逐漸減弱之時，按政治需要捏造、篡改關鍵經濟數字是僅餘的幾個維護一黨專政地位的辦法之一，比起對內暴力維穩、 對外用武等其他辦法，各方面的成本都低得多，無疑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選擇。 大陸經濟發展動力逐漸減弱，論者對此已有相當廣泛共識。前中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過去十年經濟持續高增長，靠的是土地、人口、WTO三大紅利，但如今三者的優勢已幾乎消失殆盡。筆者認為，大陸當年享受的發展紅利，不止於劉氏提的那三個。 革開放之初，大陸起碼還有「香港紅利」和「國際援助紅利」。時至今日，香港紅利已經消失，香港反倒在某些方面變成大陸一些高官、評論家、學者等心目中的厭惡對象和負累，而港人對大陸的善意，例如通過高額救災捐款表達的心意，亦同時逐步流失。關於這些，香港人都很清楚，不必筆者多說；國際援助方面，則或者可以補上一筆（國際經援從來都不是單方面有利於受援國，但這不是本文要點）。 各種紅利漸次耗盡 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獲得多個發達國家、國際組織（如世銀）的實質支持，當中包括美、英、德、加、法、日等，其中以日本的援助金額最大，約佔所有外援的四成；援助內容 一般包括低息或無息貸款、技術援助、人才培訓等。援助金額，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例如日本自1979年起至2009年的二十年裏，提供了總值三萬六千多億 日圓（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大陸那種百廢待興、但缺資金、技術與人才（即是缺乏一切增長要素）的年代，得外國援助乃是久旱逢甘露。 國人現在多視日本援助為侵華賠償的一個形式、視西方援助為霸佔大陸市場的一個部署，因此難以明白當年外國援助乃一種非常及時的發展紅利。 不過，大陸經濟已非昔日可比，發達國近年也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正陸續提出或已經削減對大陸的經援。零八京奧之後，各國援助急遽減少。該年，日本停止對大陸有 償援助（低息貸款），只保留較小額的無償援助和若干技術支援；2009年的日援總值，已跌至區區六十五億日圓（六千三百萬美元）。2011年5月，英國完 全停止對大陸援助。其他一些國家亦已作出類似決定。 國際組織方面的援助，最大來源是世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世銀予大陸經援總額約為五百二十億美元。去年，大陸首度變成世銀的淨還款者。 從有限資料估算，大陸三十多年總共獲得的經援總值約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視乎不同時期的滙率，此數字大概相當於一萬億人仔，約為今年大陸實質GDP估算值的一 成，可謂不大，卻相當於1980年大陸生產總值（ppp）的四倍，不可謂小。金額之外，從外援當中得到的技術知識和眼界，無異同樣重要。 外援紅利，和香港紅利一樣，今天可說也基本上消失。在發展歷程而言，這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紅利都消失，大陸今後經濟高速發展靠什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大陸都搖搖欲墜，唯靠GDP這根柱子支撐場面。當這根柱子也鬆動了，發放一些「山寨」數據頂一頂，有助緩衝一下，長遠於事無補。 《信報》特約評論員 相关日志 2013/08/18 — 比弥天大谎更不靠谱的中国统计 2013/08/18 — “人造增长”，中央操纵GDP数据 2013/08/18 — 中央操纵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虚增 2013/08/07 — 比烂我们在行！中国被指借恒天然事件重建国产奶粉信心 2013/07/25 — “公知污名化”，无人能有豁免权 2013/07/19 — 陕西神木群体事件原因:民间借贷危机及官员变动 2013/07/10 — 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数据越发不可信 2013/06/22 — 赋理：钱荒当下 政府请不要再三缄其口 2013/06/14 — 倪伟峰:斯诺登警钟为谁而鸣？ 2013/06/14 — 牛泪:刘志军必须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