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6月11日，李庄在自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 　　2011年12月12日，李庄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这里还有该院的信访接待室，是法院系统的上访通道之一。在北京的冬日阳光中，李庄父子穿过挂着各地牌照的警车，来到大厅提出立案请求。他此次申请的事项有二，一是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二是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在递交上述申诉后，李庄被要求出示该案判决书的原件。由于这份原件在其出狱时被监狱没收，申诉因此暂停。 　　次日，李庄正式在北京东城区法院状告《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要求对方道歉并索赔0.5元。这个案子，李庄找到的代理律师，一个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另外一个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上面算是李庄主动出击，但也不排除被动进入“第三季”的可能性。在李庄出狱前，重庆市公安局原李庄专案组又到监狱找他。专案组称，“第三季有没有，完全看你出狱后的表现”。李庄获知，因被李庄在庭上指说“出尔反尔、作风糜烂、吸毒”，第二季中的举报人徐丽军以诽谤罪在重庆市公安局控告了李庄并获立案调查。 　　人们看到，李庄之所以被卷入时代政治漩涡，既有大背景下的政治环境，亦与他本人行事风格有关。自称“愿为中国法治马前卒”的他，在生活中性格直率，表演欲强；身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他重视取证，常和公检法机关发生冲突。这样一个不合规的刑事辩护律师，案发并非偶然。 　　李庄事件对中国司法界的影响深远而且复杂，也完全改变了李庄本人的命运。出狱后，他进入了中国著名自由派学者的圈子；他的儿子也通过司法考试，立志成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继承他的事业。今年过完五十岁生日的他，人生被这段经历截成了两半。 　　提讯 　　李庄自陈，548天刑期内，“里面的人”对他都非常客气，包括干警和在押服刑人员（已决犯）。 　　2009年12月12日（被捕）至2010年2月9日（第一季二审宣判日），李庄住的是有5张单人床的特殊监室，他在中间，自己一张床，监室里另外有6个已决犯人，两人一组三班倒，轮流值班，这六人轮流睡另外那四张床。李庄认为，这六个人是经过精挑细选来监视他的。 　　2010年2月9日被判处1年零6个月刑期后，李庄被押送至重庆市南川监狱，正在办理入监手续时，押送干警接到上级命令，又将他押回看守所。 　　原来的专案组见面后说了四句话：“李庄啊，成也是你的嘴，败也是你的嘴，祸从口出呀；你的一句话，害的我们年也过不好（当年2月14日是春节）；外省市举报你还有其他犯罪，我们已经立案，你还不能走；你说你宣判时说那些话干嘛啊？”李庄回问：“我的说话能引发外省市的犯罪吗？！” 　　李庄被转到了走廊尽头那间文强曾住的监室，依次向外，为李庄专门设置了三个临时机构，24小时值班的值班室／医务室和特警小分队。 　　提讯有六名特警在两边跟着他从监室到提讯室，一边三个，李庄对此非常反感：“如果再这么跟着，我就躺倒，你们抬我过去算了。”在他的强烈抗议下，以后的提讯取消了特警跟随。 　　文强执行死刑以后，看守所对其原来的监室进行了装修，增加了液晶电视，空调、地毯、电磁感应洗手盆、淋浴器、软包豪华坐便，墙壁也是软包的。此外，还专门配备了电磁炉和电饭锅以改善李庄的伙食。每天两次为他测血压、心跳，医务室配备了氧气包，特警室预备了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怕脾气不好的李庄“想不开”。 　　在看守所，李庄经常吵着要见家属、见律师，结果都没有如愿，反而，那些网上下载下来骂他的文章让他看后，弄得他心烦意乱。 　　每个月的5日、15日，是已决犯会见亲属的日子，也是李庄情绪低落的日子。李庄后来感慨到：“每当看到他们会见完亲属，我都非常羡慕，自由的日期在他们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确，而对于我，则是遥遥无期。” 　　第一季宣判后，专案组几个月没找他，直到5月底才第一次提讯他，密集连审了4天，前三天不做笔录，只是貌似不着边际的瞎聊，让他再说说龚案的代理经过。第四天，专案组给他做了笔录但还是不告诉他“漏罪”是什么。 　　这次提讯之后，又是几个月不理他，第二次提讯到了10月底，又密集连审了5天。 　　在看守所期间，干警们对他都很客气，他和他们相处得不错。2009年11月底重庆市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避开重庆市第二看守所第105监舍的监控摄像头自杀。为此，看守所有两个值班干警被检察院逮捕，罪名是涉嫌玩忽职守。李庄通过干警给他们支招：“玩忽职守罪必须是严重违反法定职守。巡视干警值班时没有及时监看摄像头，违反的是看守所内部的岗位责任制，中国很多看守所还没有摄像头呢。违规、违法、犯罪是不同的概念。”后来，这两个干警被免予起诉。 　　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狱，干警们家中有法律问题，不少找他来咨询。 　　世家 　　李庄服刑期间能和公安干警相处得不错，不仅得益于他的特殊身份，还得益于其家庭背景。他的语汇具有鲜明的公安特色，也对公安的职业特点非常熟悉。 　　第二季庭审期间，在阴雨连绵的重庆，李庄在北京铁路系统做警察的二哥说，“我们家大都在政法线上”。李庄的父亲是“老革命”，解放后先后辗转济南、天津、石家庄、北京，除“文革”期间被打倒外，他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直到从法院离休。 　　李庄兄弟姐妹的各自家庭以及他们的第三代，很多都在各地的公检法系统。这样的环境，使得他知己知彼。“家人大都搞政法，他们怎么工作，什么思路，我从小就接触这些，知道从哪容易突破。很多同行可能没有这些先天优势吧，不了解业内的特点，或者说弱点，不知道如何着手。” 　　他的家族只有李庄一个人是从事律师职业的。在成为专职执业律师之前，李庄先后在铁路系统从事安全、法律等工作。 　　这里，他从事最长的就是货运事故的处理。“事故一发生，大家都要受到事故的牵连，查不出事故原因不放过；找不出事故责任者不放过；订不出今后整改措施不放过。”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李庄逐渐成为一个极具鲜明性格特征的律师，有人说他是“刺头”，有人说他是“害群之马”，有人说他是“优秀律师”。不管怎么说，李庄是一个不太常规的律师，很多在诉讼中与李庄分庭抗礼过的人，对他的感触尤为深刻。 　　孟玲谈起李庄，说他“虽然性格偏激了点，但作为一个律师是很敬业的，有时他为了核实一份重要的证据，上午从北京飞来上海，出机场直接去看守所会见孟英，会见结束后又马上飞回”。 　　妻子李艳芳对李庄的评价“他太耿直，爱较真儿”，在代理龚刚模案之前，李庄的这个特点已经非常显著，或有意或无意，面对侦查机关种种不合法的“惯例”，他总是以这样耿直的脾气“维权”，这样的工作风格，是导致他常常被请去“喝茶”的原因。 　　李庄认为自己是个偏执狂。“敢于取证、认真取证的律师，在中国确实不多见，因为风险太大”。当问及他为什么这样无所顾忌的去取证，李庄认为性格占了很大因素。“我从小就好奇，任何事情都想弄个明白，想穷尽一切未知的东西。”李庄不无调侃的说“医学上认为这是偏执性格，是一种病，发展的严重是需要吃药的。” 　　但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设防的人。“我在看守所里边说：虽然我这么大，经历过这么多事，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小学生都可以把我骗倒。但是，只能骗我一次，而且一旦我知道我被骗了，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说我不是君子，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骗了我很多。” 　　铁证 　　到第二季审判时，李庄偏执而且急于表达性格仍然没有改变，在庭上，他多次打断公诉人发言，给对方“上课”，告诫公诉人怎样应用法条，还不断告诉法官应当如何驾驭法庭审判。 　　事实上，李庄那天为了抑制自己暴躁的性格，还在自己的手上写了“克制”两个字，可是庭审中仍不能有效克制情绪，多次导致法庭休庭。他说，那一年多的时间在看守所，他只能看到或听到人家从网上下载的骂他的文章和消息，外界支持他的声音，一点儿也得不到，对他是“高度封闭，绝对保密”，以致情绪非常不好。 　　4月22日，江北法院裁定准许检方撤诉时，旁观听席上的李庄亲属们惊喜之余，百感交集。经法院许可，他们前往临时羁押室看望李庄，儿子李亚童扑上去紧紧地拥抱着爸爸，李艳芳在一旁失声痛哭，在场的多名司法警察也随之流泪；亲属们和李庄告别后，穿过法庭准备离开法院时，很多人、包括好几个法官在空荡荡的法庭里等着他们，目送他们走远。 　　对于李庄第二季检方的撤诉，李庄第一季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认为是法制的胜利，是体制内法律人坚守的成果。但在李庄看来，根基在于“证据”。他说：“如果没有录像备份，如果我儿子没有从家中找出当年那份录音，你觉得后果会是什么样呢？” 　　第二季检方撤诉的理由是：“辩护方当庭举示的新证据，与公诉方所举示的证据存在矛盾，导致认定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据存在疑点。” 　　其中一份关键证据，即李庄之子李亚童从家中电脑取得的一份徐丽军的录音。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警方早在第二季开庭之前就从上海徐汇法院调取了徐丽军这份2005年的录音。当年李庄代理孟英案中，早已向徐汇法院提交过的，但在第二季控方指控的证据中，并未体现这份证据。而这份录音在辩护中发挥了大作用。 　　事实上，对证据的重视，是李庄个人执业最大的特色，这也是他敢于和公权力机关“呛声”的底气。在他过去的执业生涯中，动辄在一个案件中取证数十份，这在中国刑辩律师界绝无仅有。在朱立岩案中，他提交了55份证据；王向宁案，提交了71份证据，孟英案，仅申请证人出庭就达23名之多，提交49份证据。 　　在李庄看来，如果李庄代理李庄案，他会用自己的一套战术，归根结底还是取证。他说，“我要代理李庄案，我还是会在取证上下功夫的，千方百计取证，让证据说话，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份（证据），可以胜过一百张嘴的作用。” 　　取证对于一个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中国，很多律师基本不取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在李庄看来，“其他律师不敢取证、不愿取证进一步导致不会取证。愈不会就愈不敢，愈不敢就愈不愿，艺高才能人胆大，总是不练怎么可能磨练出来呢。” 　　当然，这和中国刑事诉法制度有莫大关系，包括取证难在内的“三难”问题（其他“两难”是阅卷难、会见难），一直困扰着中国律师。勇于取证的律师，往往会落入刑法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2010年，李庄“第一季”时，他便倒在了306条之下。 　　被捕 　　2009年6月，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涉黑被捕。其兄龚刚华托朋友来京找李庄，要他代理龚刚摸案子。 　　李庄说，龚家开始只谈及一把枪和高利贷的事，到重庆后才发现案情重大，认为龚家欺骗了他，他曾想推掉这个案子，后来是龚刚华的苦苦哀求，使他动了恻隐之心。“他在咖啡厅包厢里跪下来求我接这个案子，救他弟弟一命。”事后龚刚华在法庭质证时，不承认下跪之说，这让李庄“非常伤心”——“在法庭上，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当然，李庄并不是在做慈善，康达律师事务所和龚家订立的合同金额确实高达150万，——龚名下企业法律问题颇多，另有近亿元债权需清收，亦需专家论证。 　　2009年12月2日，李庄飞赴重庆，在与一中院法官做庭前交流时，他提出：开庭前需要做法医鉴定，对龚刚模的伤情进行确认；证据目录有2200套证据，120本卷宗，律师没有看到；不同被告人的口供笔录有惊人的相似，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一样；要求不被监视下的会见等等。他还告知法院：将要采用在辽宁朱立岩案时用到的辩护方式。 　　数年前，李庄为辽阳“民营企业家”朱立岩辩护时，搜集了55份证据，4次打断公诉人发问，最终拂袖而去导致法庭不得不休庭。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在中国刑事案件中极为少见，却是李庄的“资本”。 　　三次会见龚刚模，李庄都和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中一次会见，他用手指着监视他们会见的警察，逐个问龚，“是他打你了吗？是他吗！”当龚刚模面对其中一个警察不敢吭声时，李庄大声呵斥这位警察：“你出去，第一，你不该监视监听，第二，你已经涉嫌刑讯逼供了。” 　　事后，他不无懊恼地说：“不该把诉讼策略和方向提前泄露，这等于把人家逼到了绝路，必须把你拿下，否则龚案怎么开庭啊”。 　　2009年12月9日，正在天津为另外一件案件出差的李庄接到司法部官员的电话，希望他退出龚刚模案，理由是重庆方面觉得他太“嚣张，有诱供行为，“录像为证”。 　　12月11日，李庄赶回北京，当即向康达律师事务所汇报代理工作细节。当日下午，正在开会的李庄突然接到重庆来电：“龚刚模在看守所情绪不稳，你能不能过来帮助做做工作”。 　　李庄当即回应：“我14日上午、15下午在最高院开庭，最迟我15日末班飞机赶过去，到时你们可以抓我，没关系”。 　　可是对方很急，催促李庄尽快赴渝，李庄又向对方建议道：“要不然我让助理先过去安慰一下龚刚模？” 　　“那就算了吧”。 　　对方挂断电话之后，李庄向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说：“他们已经等不及了，要诱捕我，如果我真的犯了罪，今天就算正式投案吧”。傅洋笑了笑，不置可否。 　　12月12日上午，康达所为此再次召开管委会，决定凡是涉及重庆案的律师全部撤出。康达所当即将决议逐级报告了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律师主管机构。 　　与此同时，李庄也将该决议告诉龚刚模案的审判长——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 　　“但退出之后，你要对人家当事人负责呀。庭，随时要开，没律师怎么行，要尽快告诉人家，帮当事人选择其他律师”。这样，李庄没有听从他人的劝阻——像同行朱明勇律师那样，出去躲一阵儿。午饭后，他开车奔龚妻程琪治病的肿瘤医院。 　　进入病房后，李庄将退出的消息告知病危中的程琪。正在此时，门被突然打开，进来七、八名警察将李庄团团围住。 　　按照后来公诉方公布的材料，此前两天，龚刚模是在看守所检举揭发李庄教唆其编造刑讯逼供的伪证。 　　在重庆江北机场，迎接李庄的是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飞机悬梯下面，李庄看到上百名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挎着微型冲锋枪的特警，他对王立军说，我真的不值得重庆动用这么大规模的司法力量，这要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啊。王立军对周围的警察说，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懂法的人，一定要依法办案。 　　“认罪” 　　对于第一季二审时的突然“认罪”，李庄如今谈及时依然神秘兮兮。他确实写了含有六段内容的《悔罪书》，“被逼认罪缓刑”藏头诗的破解一度令舆论兴奋。而载有准确文字的李庄手写体《悔罪书》存于重庆公检法各机关，重庆官方对此避而不答。 　　一方面，李庄认为认罪是不得已之举。“抓我当天，专案组的一位领导就对我明说了‘抓你是大三长（公检法）开会定的，你就是零口供，我也要把你送进监狱，不送你进去，我警察就不干了。当时是指天发誓。” 　　另一方面，李庄认为自己的认罪中“暗藏玄机”。当问起“认罪”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时，李庄说：“当时考虑了，声誉肯定会受损害，但是，让我再次选择的话，如果出现相同的政治背景，相同的法制环境，我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这样更激烈，更壮观，既然大家把它看做是连续剧，这样不是更有跌宕起伏感吗，个人声誉？那是小事，把一个神秘的法律事件当众解剖，让大家用眼睛看到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否则，大家不会看到二审开庭，也不会看到经过训练的证人当庭出丑。我仍然坚信我在离开法庭时说的最后那句话。” 　　“最后那句话”，指的是一季一审宣判那天，李庄在迈出法庭门口时，冲着旁听席上他的亲属大喊了一声：“时间会让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 　　尽管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辩诉交易的结果，但李庄认为自己这是“诈降”。他说：“既然大家都不按套路出牌，我为什么还要按套路出牌呢，索性各打各的牌吧。” 　　服刑 　　2011年4月22日李庄案“第二季”漏罪被撤诉，此时，他已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度过了14个多月。 　　距刑满还有47天，李庄很想在看守所服余刑，因为对环境和人员都比较熟悉了。当问为什么还要转往南川监狱，他说：“外界对第二季的管辖争议这么大，不送监狱怎么行啊，服刑地管辖，要充分证明我的服刑地在重庆，舆情需要啊”。 　　4月24下午，由六辆车组成的车队押解李庄去南川监狱。车上，看守所将李庄亲人这14个月来写的几十封家信，第一次交给他，此刻，李庄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信啊，他说：“十几个月，看守所只让我看到一封家信，内容就是找大师看过，说我是命中注定，不要怨天尤人”。 　　到南川监狱后，李庄重新办理了入监手续，包括新入狱的体检，各项随身物品逐项登记，发放监服备品等。在新犯集训监区，其他的犯人要训练三个月，每天队列训练，走正步。监狱方面没让李庄训练。 　　入监不久，监狱方面在李庄所在监室的二楼，专门腾出一间教室，供他在里面“改造”，——改造的内容就是看书：有历史、政治、佛教、诗词、国学等很多李庄喜欢的书，在教室的一头专门设了一台兵乓球案子。看书累了就打一会乒乓球。有时候下雨，外面的新犯不能训练，李庄还给他们讲课。 　　狱方还在他的监室安排了一位具有主任医师资格的犯人随时检查李庄的身体健康，每天早晚测两次血压和脉搏。 　　第二季被起诉后，他从自身的案件中觉得刑诉法中有很多漏洞，或者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刑诉法221条关于“漏罪”的规定，本身即有漏洞，因为没有检察院接受移交后的实施细则。再比如，律师法与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的冲突、侦查地审判地如何更为适宜、外地服刑人员如何转狱的问题等，刑诉法都没有具体的说明，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刑诉法中的若干“漏洞”》转交给监狱。 　　如同离开看守所一样，出狱时，李庄写的日记、诗歌、论文等一概不许带出，全部留在了监狱。 　　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李庄都是干警们不敢得罪的对象，对他优待有加。别的犯人每个月只有300元的购物额度，但他却不受限制，走绿色通道。到出狱时，他被抓时携带的1万5千多元基本用罄。 　　在看守所和监狱，与他同监室的其他犯人，一开始未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李庄案外界的社会影响，李庄与他们难免有所冲突。在李庄看来，这些人都是卧底、监视他的，每天把他的一言一行向上汇报，因此他对他们也不甚客气。甚至对他们动过手。 　　到南川监狱里的第一天，他发现，掌勺分饭的舍长最后一个给他分饭。那顿饭吃的是黄豆炖鸡，最后给他留了个鸡头。李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有吭声。第二天上午学习时，因李庄不守规矩抽烟，并且在“扒门”“扒窗”（在门口、窗口张望），舍长又当面向干部举报他。半夜，因这个舍长值班时走路发出声响，李庄抓住对方的脖领子大喝：“你是不是找死啊”？从此以后，那舍长对李庄毕恭毕敬，吃饭时第一个给他盛饭，“先让老李吃”。 　　出狱 　　6月11日凌晨3点，李庄就被狱警叫醒了。此前，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他的家属、同事、朋友们也提前一天飞往重庆。 　　在飞机上，妻子李艳芳心事重重。狱方曾与她和家人协商了多种让李庄避开媒体“静悄悄”出狱的方案，但直到登机前，具体采用哪一种出狱方案，监狱方面始终对李庄家人保密。 　　6月初，监狱领导打电话给李艳芳，说自己将在六月中旬去北京开会，能不能“顺便”把李庄送到北京。李艳芳考虑到安全等风险不可控的问题，没有同意。 　　之后，狱方又提出，他们会在机场迎接来接李庄出狱的家属，且只能是李庄的妻儿，即李艳芳和李亚童二人，不得有其他人，一切食宿都由监狱方面安排，这一切都是“为了李庄的安全考虑”。 　　6月10上午10点多，李庄妻儿刚一落地重庆机场，监狱便来车将两人接走，到机场附近的宾馆住下。同机抵达的其他亲朋好友和媒体则秘密地住到了另外的酒店。李亚童曾提出，希望能去南川接人，但对方婉拒，理由仍是为了安全。 　　李亚童曾一再询问回程航班时刻，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机票都给你们买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具体航班。”直到7点多登机前，李亚童以家人接机不便为由，才问出航班的起飞时间是7点40分。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之前，警方与机场方面就李庄乘机回京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保密，避免李庄家人尤其是李庄在登机前与媒体碰面，6月11日2时许，就有提前来的便衣赶到机场，布置周围警戒。 　　未来 　　对李庄来讲，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李亚童突然成熟了起来，“进去之前，我觉得他完全是个孩子。现在和他谈话，发现他的思想观念、对法律、对人生的认识真是判若两人。我的磨难，锻炼了他。” 　　李亚童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生，2009年底，他正在家中复习准备报考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李庄事发，使他不得不放弃考研，提前承担了家中顶梁柱的责任。 　　父亲出来后，他报名了今年的司法考试，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密集训练。“这里荒凉得和南川（监狱）一样”，他在电话里说。成绩出来后，他以高分通过了这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测试。 　　出狱后，李庄的朋友圈大大拓展。因这一案件，他交往的圈子，从过去的司法界，拓展到知识界，贺卫方、于建嵘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经常和这些学者聚会，他的社交圈子被扩大，个人的气质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律师，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应邀请，李庄开通了实名微博和博客，他为自己撰写的个人说明是：“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在微博上，他也正在努力谈论司法改革等公共话题。 　　陈有西曾邀请他担任其律所的北京分所主管，湖南律师杨金柱也曾计划和他一起开办一家律师学院。他说，自己也考虑注册一家公司，做法律文化顾问管理一类的业务。“你觉得大道这名字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道。

　　1843年乡试，洪秀全又一次落第了。悲愤之下，洪秀才赋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方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今天有学者考证：这首诗是伪作，是太平天国成立之后，御用文人为了美化天王的代笔之作。这个结论是可信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初衷，没有一丝反政府的倾向，是写不出这类反诗的。 　　武侠影片《剑雨》里的情节：一个强大的江湖组织，在神秘教主的带领下，为了争夺一本武功秘笈展开血腥杀戮。教主要武功秘笈做什么?不是要练成绝世神功，不是要称霸天下，不是要拯救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世界人民——而是因为，教主自幼入宫做了太监，而据说练成这种神功，就能使他的被割掉的小鸡鸡重新长出来。 　　英明神武的气魄、远大的革命志向、伟大的天国理想都是后来强加给洪秀全的。创立“拜上帝教”，洪秀全的本意是，其一：洪秀全本人信基督教，但他要求受洗入教却被拒绝了，索性自己开宗立教;其二：吸收一些会员，招引一点会费，混口饭吃。事实上，如果洪秀全等人稍有卓识远见，太平天国的结局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洪秀全等人在广东传教，效果很不好。于是转道去了广西。在广西的紫荆山区，洪的助手冯云山结识了一群贫苦的烧炭工，这些人长期在深山中劳作，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拜上帝教”的教义在这里找到了知音，贫苦的烧炭工人纷纷入教。再经他们的口口相传，“拜上帝教”的神迹不断流播，附近乡村的农民开始入教。到1847年，会众达到两千多人。这时的洪秀才，是可以称之为洪教主了。而洪教主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变成洪天王。 　　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当时的大清政府。 　　广西山区的民风骠悍，不过官风更骠悍。1847年冯云山被捕。罪名是谋反。当然，如果交点钱出来的话，罪名就不成立。“拜上帝教”辛苦募集的一点会费就这样被政府搜刮去了。接着，清政府强令“拜上帝教”解散，对传教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清政府为什么要和“拜上帝教”过不去?一个腐败政府最大的特征，就是害怕民众的团结。只要有任何一种能把民众聚集起来的东西，他们是一定要予以消灭的。 “拜上帝教” 走投无路，终于揭竿而起。 　　1851年1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有五六千人，约两千多人参加了起义。 　　(一) 　　“金田起义”之后，“拜上帝教”与官兵在桂平、象县、武宣一带几度交战，获得全胜，军威大振。3月，占领武宣东乡。这时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自知已经“骑虎难下”(杨秀清语)，索性开国建制，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诞生了。洪秀全自称天王，军队称太平军。同年9月，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在这里，洪秀全分封诸王，史称“永安封王”。 　　洪秀全所封的东、西、南、北各王是什么含义呢?天王的《封五王诏》说的很明白：杨秀清封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 “管制西方各国”;冯云山为南王， “管制南方各国” ;韦昌辉为北王，“管制北方各国”。 　　今天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学家，只称赞它是一场伟大的国内革命，这对洪秀全等人有所贬抑了。因为从天王的封王诏书可以看出，它旨在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哪! 　　此时，大清国政府军约一万五千多人已经包围了永安。城内，太平军的兵力只有不到三千人。所封的诸王中，冯云山29岁，杨秀清28岁，而翼王石达开，刚满20岁—— 　　本来是一场闹剧，只是当这闹剧演的大了，就成了正剧。而闹剧变正剧的最大的幕后推手，正是当时的清政府。鸦片战争的失败如果可以归咎为武器装备上的差距，那么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面对装备武器更差的农民军，大清的政府军同样不中用。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清朝政府军一触即溃。自此，太平军转战数省，力量如滚雪球般壮大，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隔着160年的岁月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如果当时太平天国的主旋律是荒唐的话，那么大清国的主旋律，则是腐败。太平天国与大清国的这一场战争，我们不妨套用相声里的一个台词，称之为“荒唐战腐败”。而事实证明，腐败是不堪一击的。 　　(二) 　　太平军永安突围之后，洪天王带出了一支铁血的军队，还带出一整套天国政治纲领，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是： 　　(一) 平均分配土地。将全国土地按年亩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级9等。上上田亩产为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为400斤。然后好田、次田互相搭配，按照每家人口的多少、年龄的大小进行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二)农副业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原则。《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为一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称作“两”，管理农民进行生产。“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率为之，农隙治事”。每年收获后，“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皆“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凡鳏寡孤独废疾者，亦由国库供养。力图借此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三)建立兵农合一的军政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户需出一人为兵，每5人为一伍，设伍长一人;5个伍为一两，设两司马一人;4个两为一卒，设卒长一人;5个卒为一旅，设旅帅一人;5个旅为一师，设师帅一人;5个师为一军，设军帅一人。“通军人数，共13 156人。”这些伍卒，亦农亦兵，“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 　　另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司法、职官、文教等方面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同时，天国号召：“男呼兄弟，女呼姊妹，不别尊卑，不分贵贱”。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样的理想社会，让我们在百多年后看来仍旧热血沸腾。它在当时的太平天国内部会激起怎样的狂热信仰，是不难想象的。 　　今天有人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水平最高的农民运动。这个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水平不是“最高”，但也已经是“相当的高”了。它不但有了运动的理念，还把这理念纲领化、制度化。这就无疑是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制定者，南王冯云山，广西山区的一名小学教师。 　　然而，《天朝田亩制度》是存在着漏洞的。一个制度越是理想化，它的漏洞就越是明显。《天朝田亩制度》最大的漏洞是，把“国有制”等同于“公有制”，而“国”是谁的呢?是天王的。从后来形势的发展来看，太平天国就是用最纯粹的公有制理想，造就了最严重的权力私欲。 　　太平军永安突围之后，转战数省，先后攻克全州、彬州、汉阳，翌年攻克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三月，攻克南京。这时的太平天国，兵力已经达到50多万，战船千艘，到达了它的鼎盛时期。 　　(三) 　　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它从始至终，却沾惹着宗教运动的某些特质。而洪秀全所创立的这个宗教，更近似于民间迷信活动的神坛、道场，这就使太平天国的主旋律，不可避免的陷入荒唐境地。 　　今天人们说起太平军的“杀妖”，往往只想到的是杀“清妖”。事实上，太平军所谓的妖，不但满人是妖，而且商人是妖，读书人是妖，到后来，“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称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凡是细皮白肉的就是妖。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把家中供奉发孔子牌位撤掉，代之以上帝的牌位。洪秀全做了天王之后，下令捣毁孔庙和其他神庙，并下严令禁书焚书。 　　有人用一首打油诗记录当时禁书的盛况：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 　　后世的史家有认为：焚书禁书的旨令出自杨秀清等人，因为杨、萧等人是文盲。事实上，一个半瓶子醋的读书人做了领袖，更容易仇视文化和文明。这样的指令，更有可能是洪的授意。 　　荒唐总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力与血腥。太平天国的暴虐，更是威胁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这为它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1853年，就在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湖南的一间僻静的书房里，有两个人做了一番彻夜长谈。最终，他们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胡林翼，曾国藩。 　　试想，如果当时的曾、左、李、胡这样一群干才若是追随了太平天国，大清王朝可以提前50年宣布退休了。 　　(四) 　　定都南京，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全盛日，也是一个转折点。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后，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西征，派兵战据安庆、九江、芜湖以及镇江和扬州，获得一个稳固的战略防线。二是北伐——这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这时清朝在中原的兵力极为薄弱，如果太平军挥师北伐，爱心觉罗皇族只有到关外放羊。可惜的是，太平天国只派出了区区两千人的部队，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北伐。就是这两千人的队伍，一路打到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两万多人的大军，“京畿振动”。但终因孤军深入，补给不力而覆灭。 　　今天我们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它是在最恰当的时机，由一群最不恰当的人，以最不恰当的方式，发动的一场荒唐的运动。只要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稍具远见，太平天国就成功了。 　　洪秀全等天国领袖进了南京，立刻被这六朝古都，金粉繁华之地迷得晕头转向，再也迈不开步了。他们开始修建比咸丰帝更豪华的皇宫，比爱新觉罗皇族更奢华的王宫，在南京城里大肆选妃纳妾，开始过起富贵生活了。革命的理想由群众去追求，革命的果实，领袖先要享用了。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如果洪、杨等人安心扎在金银脂粉堆里做他们的富贵安乐王，太平天国也不一定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的那么快。 　　太平天国定都之后，天国领袖们迎来了一个更大的诱惑：权力。极端化的理想铸造了极端的权力，而这极端的权力诱惑，是一个常人所难以抗拒的。 　　中国历史上，伟大领袖与非伟大领袖的区别在哪里? 　　伟大领袖总是在政权巩固之后才屠杀战友和功臣，譬如刘邦，譬如朱元璋。非伟大领袖在政权巩固之前就屠杀战友和功臣，譬如李自成;譬如， 　　洪秀全。 　　1856年，天京事变，洪秀全假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同时杀死杨的部属两万多人。然后杀韦昌辉和秦日纲，逼走石达开。至此，洪的开国亲密战友已尽数除去，只剩下洪秀全一人唱独角戏。太平天国未能摆脱极圈制度千古不变的权力游戏法则，只不过，这一时刻来得早了一点。 　　(五) 　　权力舞台上的争斗结束，独角戏已经拉开大幕，这回可以进行正常的建设了吧。 　　不忙。在极权体制走上正常的建设轨道之前，有一项任务是一定要先完成的。这任务叫做：腐败。 　　回顾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段历史，总的感觉是，运动发展的太快、太顺利了。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获得了对清政府压倒性的优势。快的另一面是，许多本该胜利之后才出现的问题，都已经提前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太快不一定是好事。 　　本来，天京事变之后，虽然太平天国赖以成长的一个神话破灭了，但并不能因此葬送天国的基业。神话破灭了，那就开始经营人话。事实上，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采纳陈玉成等人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政治变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李秀成攻克苏州、杭州，大大解决了太平天国的财政困局。这两地是大清国当时的纺织工业基地，此消彼长，形势一度对太平天国非常有利。虽然在军事上依然被动，但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义士豪杰，满清政府也为自己制造了足够多的叛逆力量，只要天国依照一个健康的模式走下去，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关键时刻，洪秀全又一次向历史展示了非伟大领袖的特质。这个太平天国的缔造者，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才能都很差，但是搞权术、搞腐败却是有一套的。洪秀全独揽大权后，大肆在自己的亲族中封王。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先后分封的王竟达2700多个。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如果养一个王每年需用四千两白银，那么光是养活这些“王”，就需要上千万两白银的财政支出。需知，当时整个大清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600万两白银。 　　在这样的封王背景下，天国的官场迅速走向混乱。官员的任命提拔，据洪仁玕回忆：“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而天国的高级官员究竟有多少呢?答：无法统计! 　　太平天国用短短十几年时间，走完了清政府200多年的腐败之路，并且，后来居上。于是，19世纪中叶的这一场“荒唐战腐败”的闹剧，演变成“(荒唐+腐败)战腐败”。胜利的太平，终于偏向了清政府一边。 　　(六)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并很快的进入了权力中枢。应该说，到这时，太平天国才拥有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洪仁玕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他是中国最早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想者，比康有为等人早了40多年。他的《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民主、法制和工业化建设的一系列构想。只是，正如康梁等人的变法不可能在昏暗的慈禧朝廷里推行，洪仁玕的改革构想也不可能在同样昏暗的洪氏小朝廷成功。 　　洪仁玕的改革没有获得成果，但他却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件很坏的事——主持编撰天国历史。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编撰，都难免会有一些粉饰逢迎。但就基本的历史事件来说，大多还是可信的。但是，当天国的革命史由革命者自己来编写的时候，却发挥了超乎想象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引起了后世史家延棉不断的争执和争论。我们前文提到的“天王诗”，就极有可能是洪仁玕的大作。 　　1864年10月，洪仁玕与洪天王的儿子——幼天王在江西被俘，慷慨就义。太平天国不缺少慷慨赴义的勇士，不缺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只是，当英雄的鲜血最终涂抹出一幕闹剧的时候，尤显悲怆。 　　洪仁玕的诗写的不错。他的一首七律，颇见功底：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