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当记者问及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否让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好转，安德烈肯定地说绝对没有。他说，“和谐世界”意味着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终结，所以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威胁，并不断遭到诋毁。安德烈说，“和谐世界”意味着每个国家有权进行自决，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将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西方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它意味着不会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式的悲剧上演，不再有利比亚行动或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企图，没有受西方压迫的政变或结构性调整，它更意味着尊重和包容，这是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统治者”们最不能接受的。 　　（全文）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董菁）11日，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撰写的文章《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在中国媒体被编译刊发后，引起了广大反响。10月11日，安德烈就这篇文章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安德烈对中国如何应对西方无休止的指责和攻击给了自己的回答。 　　西方在世界对中国使用“潜规则” 　　西方用金钱收买各地意见领袖 　　在记者提出“反华”言论为何在西方占有如此大的市场时，安德烈介绍称，西方媒体和学术界都受过“专业训练”。在碰到“盟友”——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时，他们一贯是默不做声。而对中国、委内瑞拉、古巴和玻利维亚，西方媒体每天都充斥着批评这些国家的声音。西方记者们写的直接批评中国的文章不仅在区域内，甚至在全世界都十分流行。除了媒体遵守“规则”，英国或美国媒体、学校及机构还定期给某些非洲记者提供“培训”，提供免费旅行、大笔津贴以及其他类型的赞助，记者们则要以反华报道作为回报。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腐败行为，但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国家同样发生。 　　中国日行一善难敌西方“脏水” 　　在谈到西方媒体的宣传攻势对当地读者的影响时，安德烈说，影响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他曾在萨摩亚和肯尼亚遇到修建道路的中国工人，他们都坚信只要做了好事，就算远隔重洋也会赢得当地国家人民的支持。他们确实做到了，但却是暂时的。不久西方的媒体就来了，重复那一套宣传策略，一笔抹杀了中国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好事，如战胜疟疾、修建学校等，最终都被人们遗忘，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国需要资源”、“中国人向赞比亚矿工开枪”这样的内容。 　　中国的和谐理念令西方变本加厉 　　“和谐世界”理念触及西方逆鳞 　　当记者问及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否让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好转，安德烈肯定地说绝对没有。他说，“和谐世界”意味着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终结，所以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威胁，并不断遭到诋毁。安德烈说，“和谐世界”意味着每个国家有权进行自决，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将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西方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它意味着不会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式的悲剧上演，不再有利比亚行动或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企图，没有受西方压迫的政变或结构性调整，它更意味着尊重和包容，这是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统治者”们最不能接受的。 　　中国力量让西方如鲠在喉 　　安德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非常灵活的体制。因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抗衡西方对世界政治经济“独霸”的国家。尽管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都付出了努力，但是他们的实力较弱。巴西和南美国家持观望态度。俄罗斯似乎也没有下定决心。因此中国就成为唯一的可能和希望，进而成为西方的心头恨。中国做的好事越多，批评来得更猛。 　　中国不示弱才能赢得西方尊重 　　中国注重公共外交非常必要 　　在谈到中国如何赢得世界理解时，安德烈指出，中国现在注重公共外交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应用各种方法让世界人民熟悉中国的思想、文化及梦想。 　　他建议，中国应充分利用媒体资源，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要开办文化中心，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古都和乡村，让全世界的孩子们为中国的神话故事着迷。他在澳大利亚看见孔子学院定期提供免费的中国戏剧表演、当代艺术作品展和园艺与景观展览等。现在，澳大利亚的人越来越了解中国、尊重中国。 　　注重民生应成为中国最好的“名片” 　　安德烈指出，目前为止，中国并没能很好地展示自己。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宣传灌输，相信中国只对商业感兴趣，让部分人富了起来。加拿大籍知识分子娜欧米·克莱因在《震荡定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声称，中国加入了西方野蛮的商业体制，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观点比直白的反华言论危害更大，因为她是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受人指使。因此，中国应该更多关注像娜欧米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他们本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要说服这些人，必须证明中国所作的努力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尤其是贫穷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将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因此，中国应强调社会议程。尽管国家还不富裕，但中国政府应加大投入建造社会保障房、完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公布改善医疗和教育条件的计划，如果目标是实现免费医疗和教育就更好了。这些计划和努力将会使得中国在世界更受欢迎。 　　中国回击西方的利器在于有据、坚定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如西方，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对此，安德烈表示，在面对西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应当用证据说话，用数字、统计资料以及事实等回应。西方指责中国践踏人权，中国可以列举西方在多次战争、政变以及其他恶劣行径中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数据，举出美国在比基尼环礁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利用穷人做实验、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等事例进行反击。总之，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印刷媒体，中国的声音应当更加坚定和尖锐。 　　他表示，权力才是西方人最看重的。在西方，妥协和退让是不会赢得尊重的。中国人强调有理有据，但是有理并不会打动西方人。在他们眼里，调停和解等战略通常被认为是弱点而不是优势。因此，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坚定，要有决心并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立场，尤其是坚定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赢得西方的理解和尊重。 　　安德烈·弗尔切克简介： 　　安德烈·弗尔切克，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ofNo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WesternTerror:FromPotosito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人民网对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的采访实录 　　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一年前在Znet上发表并被西班牙《起义报》转引的评论《西方完善攻击中国的技术》，近日被国内媒体翻译转载，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反响。11日，人民网记者就该文专访了费尔切克。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您写这篇文章花费了多长时间搜集材料？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您希望通过这篇文章传递什么信息？ 　　费尔切克：写这篇文章是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文章取材于我在北美、南美、大洋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文章想为读者们敲响警钟，警惕西方式宣传手段的渗透，并告诉读者这些宣传方式是如何奏效及其目的。记者：请问这篇文章发表后您收到了什么反映？你不担心被西方媒体认为“亲华”吗？ 　　他们随便叫我什么都行，我不担心被打上“亲华”的标记。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生活，我在这里感到非常舒适。 　　这篇文章的确引起了各种热议，大多都是积极的。不过必须承认也有人“拍砖”，就像当初我写给卡斯特罗的公开信在网上刊登后。 　　记者：您在文中说，“反华已经成为获得科研贷款或在新闻界向上爬的最佳途径之一”。请问，为什么反华论调在西方如此流行？是什么人在纵容或推动这种趋势？您这个观点有依据吗？ 　　费尔切克：我不会点名道姓指责谁。但回想一下冷战期间，许多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他们并不是单纯地爱好俄国文学和音乐，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这些原因现在已经不言自明了。西方学术界和媒体行业这几十年来并不独立，背后总有政治博弈和考量。就拿西方和印度尼西亚来说，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1965年政变之后，印尼政权开始亲西方，完全迎合西方政治和经济利益，于是赢得了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积极认可。日复一日，越来越多资源被掠夺，反倒越被西方美化为“民主”和“包容”的国度。 　　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在碰到我们的“盟友”——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时，他们一贯是默不做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中国、委内瑞拉、古巴和玻利维亚，西方报纸、杂志、电视以及大学每天都充斥着批评这些国家的声音。记者们写的直接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不仅是在区域内，甚至是在全世界都十分流行。 　　简而言之，英国或美国媒体、学校及机构会定期给某些非洲记者“培训”，提供免费旅行、大笔津贴、以及其他类型的赞助。非洲的记者月薪不足100美元，对此肯定欣然接受，作为回报他们只需要写一些反华的报道。这已经是一种腐败行为。但却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在肯尼亚、赞比亚和乌干达，他们都是中国的伙伴。 　　在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在马来西亚，你不能批评达赖喇嘛，就算是和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说达赖喇嘛的不好，尤其是一些民间组织或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否则立马就会失去赞助费。在东南亚，非政府组织就像按摩椅一样，你把钱投进去，它让你舒服十分钟，没钱就没辙了，而这钱就来自西方。艺术家们只要不谈论社会问题，不抨击西方在东南亚的政策，不支持中国，就会得到大量赞助和津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恶。当然，东南亚的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不会因为撰写抨击中国的文章而直接得到报酬，但给钱的西方和得到好处的记者已经达成某种共识，记者知道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是西方喜欢的。只是这其中的猫腻很难解释清楚。我刚完成一部短篇小说《奥罗拉》，就是关于上述问题的，而且很详细，希望它能被译成中文。 　　记者：您所了解的西方普通民众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有多大？他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 　　费尔切克：影响很大，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受到的影响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这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我在萨摩亚和肯尼亚遇到那些修建政府大楼和道路的中国工人，他们是那样的简单、友好、没有戒心。他们认为只要做好事，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学校、医院等，就算远隔重洋也会赢得这些落后国家人民的支持。他们确实做到了，但却是暂时的，不久西方的媒体又来了，重复西方那一套宣传策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中国做的好事抹黑。 　　我在大洋洲也看到了这一切，这让我很伤心也很生气。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我的纪实性小说《大洋洲》，如果能有中文版的更好，因为这本书描述了西方在大洋洲的新殖民主义策略，还涉及刚刚我们讨论的问题。在大洋洲，西方的宣传及其影响非常明显。有一次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因为将车道由右行改为左行而引发了反政府示威活动。忽然，四个男人举着横幅出现，横幅写道“中国，你不能让我们靠左行驶”。我上去问是谁给他们报酬让他们举这样的横幅。“你知道中国和你们一样也是靠右行驶的吗？”我问道。当中一个人忽然发疯似地开始尖叫“中国是邪恶的国家，他们靠左行驶，于是要我们也像他们一样。”直到游行结束，这几个人继续举着横幅向前，当然这横幅不是出自他们之手。 　　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好事，战胜疟疾、考古、修建学校等，但这些都被人们遗忘。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国需要资源”、“中国愿意和非洲的独裁者们合作”、“中国人向赞比亚矿工开枪”这样的内容。但人们可能有所不知，西方国家抢掠资源、束缚人性、甚至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使得纳米比亚的赫雷罗族全部消亡。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刚果有600万平民被杀害。而现在，为了西方的经济利益，最恐怖的内战在刚果延续，已造成600-1000万人丧生。而中国在赞比亚的个案竟被西方媒体无限放大。还有什么比西方的罪恶更深重，他们在非洲建立集中营、贩卖奴隶，肆意推翻民选政府。这很荒唐但却奏效。几百年来，西方一直不断完善他们的宣传技巧。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西方社会怎样看待？在您看来，这些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费尔切克：肯定不是。必须清楚的是，西方从不讲道理，也没安好心。正如过去几个世纪那样，西方唯一感兴趣的是掠夺资源和控制全球。看看20世纪以来世界地图的变迁，就可以明白我说的。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是帝国最大的威胁，因为西方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和谐世界”意味着每个国家有权进行自决，坚持自己的道路，有权将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西方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欧洲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二战后曾说，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欲望是病态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是这样的。 　　“和谐世界”意味着西方控制世界和掠夺资源的终结，所以它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危险，并遭到不断诋毁。“和谐”理念意味着不会再有伊拉克和阿富汗式的悲剧上演，不再有利比亚行动或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企图，没有受西方压迫的政变或结构性调整，它更意味着尊重和包容，这对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统治者”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需要理解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抗衡西方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独霸”。当然还有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但是实力相对弱一些。巴西和南方可能持观望态度。俄罗斯似乎也没有下定决心，况且还很难定义俄罗斯的体制。所以中国就成为唯一的可能也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中国成为西方的心头恨，也是西方打击的对象。中国做的好事越多，批评来得更猛。 　　记者：中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还推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对此您如何评价？ 　　费尔切克：这些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是前进的唯一方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着非常灵活的体制。中国应当用各种方法让全世界的人民熟悉它的思想、计划以及梦想。 　　中国应当大力发扬艺术和哲学思想，通过电视或其它媒体让人们了解中国的古都和乡村。让全世界的孩子们为中国的神话故事、龙的传说以及奇妙的虚构生物而着迷。还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在全世界开办一些文化中心。这些方法都会有巨大的效果。譬如我在澳大利亚曾看见中国在悉尼开办的孔子学院定期提供免费的中国戏剧表演，当代艺术作品展和中国园艺与景观展览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城市居民现在越来越了解中国，尊重中国，相反欧洲依然漠视中国文化。 　　记者：目前在国际传媒市场上仍然是西方媒体掌握更大话语权，中国应该怎样改变这种局面以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中国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费尔切克：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有一些扩大，这是进步。比如《中国日报》推出在全亚洲发行的重要周刊（《中国日报》亚洲版），我有幸参与其中。周刊帮助亚洲国家理解中国，同时加强同一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的周刊计划未来或将在非洲发行，我也希望我在非洲的时候能帮得上忙。 　　坦白说，中国需要做的还很多。可以参考“今日俄罗斯”的做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BBC和半岛电视台转为“今日俄罗斯”的粉丝。甚至人们会在网上观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取代了地方的电台和节目。人们对西方媒体的幻想已经破灭，“今日俄罗斯”就像是一个不一样的频道，有着斯蒂格利茨和乔姆斯基等参加的有见地的谈话节目。“今日俄罗斯”很有礼貌，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今年我准备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会谈到这个问题。总之，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印刷媒体，中国声音应当更加坚定和尖锐。 　　有一点很重要，既然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那么它的立场和目标是什么。中国说自己的制度是有选择性，是灵活的，要如何证明呢？ 　　它不会鼓励人们太过于商业化，许多人对西方市场为本的理念很反感。西方现在攻击中国的一种方式就是称中国比西方资本主义还要“资本化”，这是很负面的，现在没人愿意被称作资本家，对这一点西方宣传大师们再清楚不过了。 　　我认为中国应当强调社会议程。尽管中国还不是富裕国家，政府仍应加大投入建造保障房、完善公共交通和高铁网络以及公园等基础设施。中国应当公布改善医疗和教育条件的计划，如果目标是实现免费医疗和教育就更好了。这些计划和努力将会使得中国在世界更受欢迎。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对“共产主义”这个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还有可供选择的体制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些中国特色的词汇会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共鸣，中国应当予以重复传播并解释。 　　目前为止，中国并没能很好地展示自己，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宣传灌输，他们相信中国只对商业感兴趣，只让部分人富了起来。加拿大籍知识分子娜欧米?克莱因在她的书《震荡定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有一段非常精彩和正确的论述，关于西方如何将残酷的制度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但她关于中国的那段描写有失偏颇，她声称中国加入了西方野蛮的商业体制，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观点比直白的反华言论危害更大。因为娜欧米·克莱因并不是受人指使才写出诋毁中国的文字，她是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中国更多关注像娜欧米·克莱因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包括美国的诺姆·乔姆斯基和迈克尔·帕伦蒂等。这些人本应该是盟友而不是敌人。 　　但要说服这些人，必须证明中国所作的努力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尤其是为贫穷国家的人民谋福利。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是手段不是像西方那样将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 　　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努力，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奋斗，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但我不得不承认，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只是少数。如果中国的媒体变得强大，向世界展示中国并告诉世界中国发生的改变，这样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应对西方无端指责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费尔切克：我认为中国应当用证据说话，可以使用数字、统计资料以及事实回应西方无理由的指责，这些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西方指责中国践踏人权，那么中国可以用列举西方在二战后的战争、政变以及其他恶劣行径中杀害数百万人的数据，举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比基尼环礁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利用穷人做实验，还有华盛顿策划的印度尼西亚政变最终导致100-300万人丧生。还有很多鲜活的事例可以用于反击，包括智利1973年血腥政变、利比亚行动以及无人机轰炸巴基斯坦等。 　　西方还会拿中国动车事故说事。我们知道西方厌恶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显示了中国人的才华、勇气。但中国对西方的指责回应不足。我在事故之后写了一长篇评论文章（中国日报只刊登了一小部分），列出西方发生的列车事故得出结论，按人口和里程计算，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过更多的列车事故，这数据还没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不能仅因为德国出了几宗列车出轨事故，西方或中国媒体就立刻跳出来指责德国试图掩盖真相，或将原因都归咎于政治体制（德国的列车事故确实跟体质有关，可部分归咎于铁路的私有化政策）。中国的铁路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那些偷工减料的铁路线和拥挤的道路交通每年造成的伤亡人数也不在少数。 　　记者：应该怎样加强中西方的友好交流，以获得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虽然下面的话并不好听但不得不承认是正确的，小时候我坐船从马来西亚槟城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途中和退役的印尼上将攀谈起来，谈话很愉快虽然他看起来不那么友好。当谈到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印度尼西亚时，他说，“这段历史是罪恶的，但也有这样一个好处。”我好奇地问是什么，他说，在日本与西方开战并赢得一些战争之前，西方认为亚洲人是低一等的，和动物一样。西方占领了我们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抢走我们的财富和女人，因为只有权力才是他们最看重的。正因为日本与西方开战，并取得过一些胜利，西方才开始对亚洲人另眼相看。我开始细细咀嚼这番话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日后在世界各大洲的见闻和经历有些相似。 　　我并不主张冲突和矛盾，但我认为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坚定。妥协和退让是不会赢得尊重的。尤其在西方。中国经典之作《孙子兵法》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广泛适用，但在与西方交会中却不一定处处奏效。作为西方侵略的受害者，我想这一点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人甚至领导人强调有理有据，但即使有理也不会平息或者打动西方人。但是，调停和解等战略通常被认为是弱点而不是优势。 　　因此我认为只有双方都抱有良好和真诚的心愿，才能做到互相理解和尊重。更重要的是有决心并且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立场，尤其是要坚定地维护人民的利益。

十七届六中全会今起召开 聚焦文化体制改革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来源日期：2011-10-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5 9:55:30 阅读量：60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日起至18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将审议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件。分析指出，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文化体制改革 　　9月26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相关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会议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高层为文化体制改革“吹风鼓劲” 　　近期，中共高层不断为文化体制改革“吹风鼓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9月初，胡锦涛在北京观看了讲述一位公路管理员爱岗敬业故事的话剧《郭明义》，勉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则在近期先后赴吉林、北京等地考察文化传媒发展等事宜。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直指“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李长春说，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的任务要求。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近日亦频频发表长篇论述，呼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专家指出，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高层在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方面，正逐渐走向成熟，相关的能力建设正在稳步提升。 　 　寻求破解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历次党代会召开的十五年间，中央反复重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内容，将文化建设视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 　　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十五大明确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央已对文化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对独立关系，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十六大确立了小康社会的文化发展目标。十六大报告阐明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十六大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央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十七大报告、“十二五”规划中都以专门章节对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和全面部署，不断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专家指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是要寻求一条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路径，融合多元文明，实现“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同时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扬传统精神，凝聚文化共识。 　　据分析，提交此次会议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稿，料将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作出重要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重振国民精神，部署“文化兴国”战略。        

古巴是个什么国家? 作者：牛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5 16:19:57 阅读量：27次     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与古巴有关的书，内容有对卡斯特罗的不敬。古巴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提抗议，结果这家出版社被停业整顿半年，主编也给撤了。这外交办的好有像慈禧老佛爷那句“量中华之什么，结与国之欢心”。古巴算个什么“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吗? 　　古巴到底是个什么国家还真说不好。原先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记得1960年代出口这儿好多糖。看过古巴女兵列队走正步的纪录片儿，伴着“7.26”颂歌，一排排端着枪很威武，估计卡斯特罗检阅时也笑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追捧苏修，到处侵略，反华起来也十分了得，毒汁四溅的。我国公开斥之为苏联走狗一类，很不屑的，也不进口糖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又成咱在国际上一哥们儿，现在卡斯特罗在中国还真说不得了，翻译外国人的也不行。外交该是这样办的吗?不都说崛起了吗?看不懂。 　　在批外国的书、文中，批美国及其总统的居多，前不久还痛批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可从没听过美国提抗议和中国然后就整改出版社的。这也没妨碍美领馆前办签证队伍每年不断变长。如果美国提抗议，估计XX同志就会在记者会上很俯视的说：”美国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年度《美国人权白皮书》会写上美国如何粗暴侵犯他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选择性民族主义宣泄的背后很多时候是意识形态起作用，是地道的伪民族主义。 　　看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侃，好像卡斯特罗也用微博，经常发表思想，粉丝不少。希望是真的。前段时间CCTV有个评论，标题是“微薄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一看就知道“醉翁之意不在”微博上出现谣言，“在乎”微博。微博是载体，本身没有伦理问题，用微博的人才有伦理问题，写评论的才有伦理问题。就比如不能说电视的伦理底线，只能说CCTV的伦理底线;不能说报纸的伦理底线，只能说《人民日报》的伦理底线，总之要具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网上和各路媒体才火拼了一阵，有的还说要保卫微博。现在好像都过去了，卡斯特罗喜欢用微博，如果封了微博，古巴抗议一下下，就让封微博的单位停业整顿半年，撤了让封的人。国情特殊，还是要有一个俩的这类国际哥们儿忽悠着，可于独立寒秋时互相取暖。千万不能多，有俩就够够的了，否则都抗议起来，咱国际问题专家们就惨了，没法搞研究了。

吃饭与身份 作者：甄鹏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3 15:31:00 阅读量：1535次 　　近期，山大趵突泉校区的新食堂大楼正式营业了。我到三楼吃饭，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半封闭的单独区域。原来这是教师餐厅。上任校长展涛有两个特点：提倡“开放性办学”，以学生为中心。现任校长徐显明也有两个特点：建设中国最有“德性”的大学，以老师为本。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徐显明校长提出了“一把椅子”理论，说：老师到机关办事，如果只有一把椅子，应该让老师坐。他在学校食堂中另行开辟了专门的教师餐厅，把教师和学生、机关职员分开了。 　　一次与朋友吃饭时，我有点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当老师的多好啊，有单独的餐厅!”拿着一位朋友送我的餐券，我有幸进入了教师餐厅。自助餐，有菜有肉有汤有水果，丰盛啊。 　　老师朋友说：“你们机关干部，工作轻松还待遇高，公款吃喝玩乐还发牢骚。”我说：“真是冤枉。饭局不断、一天吃两三个海参的那是领导，我们这些小兵子有什么?以前机关人员两条腿走路，当不上官还可以评个职称。2006年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头，当不上官就别想职称了!从七级职员到六级职员，光年限就定为12年，给老师定个12年试试?你们老师早反了。我曾给徐校长写过信，反映青年机关人员的难处。这封信我博客上还有，你们感兴趣可以看看。” 　　在哪里吃饭、吃什么标准的饭是有讲究的，要看此人的身份和地位。影视剧中的老毛经常说：“隔几天有红烧肉吃就好了。”仿佛中央领导人的伙食很差。看看真实的历史是什么： 　　“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第六章第1节) 　　“为了满足江青要穿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着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转引自《红太阳》第六章第5节) 　　“1937—1938 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到了1940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红太阳》第六章第5节) 　　建国以后，国家施行了严格的高干特供制度，被认为是一种极端腐败的特殊腐败制度。《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了老毛在大饥荒年代的花样百出的菜谱，让人瞠目结舌。 　　大单位设立内部食堂，是国内外通行的做法。2001年我在国家人事部工作的时候，该部就有食堂，而且有两个。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高干食堂，副司局以上的官员才能进入。两个食堂相邻，但我没机会到高干食堂里面看看。 　　美国白宫也有餐厅。长期以来仅供高级职员使用，其他人员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看来还是社会主义好，虽然有差别，但大家都有份。克林顿当总统后，觉得广大职工工作辛苦，为了尊重他们，为了提高效率，他决定打破传统，让低级职员也能到餐厅就餐。等到小布什上台，又恢复了老爹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