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记者：中国模式近来一直被热炒，您认可中国模式的说法吗? 　　郑永年：中国模式这几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我们有一个误区，对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模式很好，甚至超越了美国模式。而自由派、民主派认为中国模式毫无意义，也不承认其存在。 　　作为一个学者，将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不利于中国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总结中国模式，发现其优劣势。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对发展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不去评论中国模式的好与坏，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客观的理念，任何国家都存在自我的发展模式。但是，很多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需要有好坏的价值判断。综观苏联模式，我们理解为失败的模式。一个模式不一定要强加于某个体制去拷贝，照搬他国模式风险是很大的。 　　客观上说，中国模式要考虑站在哪个层面去理解，才能定义中国模式。从中国改革的路径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新世纪以来，开始进行社会改革。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还有一个层面是政策的执行，大家都在讨论政策层面的得失，发牢骚的学者也就多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模式争论非常大，但作为一个历史检验的模式，它是不会消失的。 　　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这要取决于政策。所谓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方向。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摸不着石头，该怎么过河?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核心问题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有摸不着的。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改革并没有找到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完成了，但是经济改革怎么深化的问题还不知道。一个很显著的现象，这几年的改革方向是不明确的。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受压制。 　　现在看来，经济改革有问题，社会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十六大开始，差不多有10来年时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场看似全面的改革，社保、医疗、教育和农业税等等改革，但总体的改革制度是不明确的。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但是实现目标的政治途径是什么?机制又是什么?还是不明确。所以，社会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社会改革不仅仅是追求社会稳定，社会改革是处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力量。社会改革能否到位，一方面决定经济改革是否深化，能否为经济改革打下好的基础。社会改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 　　记者：从中国历史上看，经济改革是伴随这政治改革，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改革上看，为什么社会改革非常重要? 　　郑永年：早期的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的，目前是构建消费社会。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社会遇到很多难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制度。为什么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可以大胆的消费，中国老百姓不能。因为他们除了买房，看病不贵，上学也不用很多钱，生活成本很低。而中国的社会生活成本很高，老百姓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敢花钱。在中国所有的积蓄恐怕只能买一个房子，子女又要接受教育，老百姓还有什么钱可消费。好在领导层意识到社会政策的关键性，要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本没有动力。 　　现在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出口转内需。中国出口仍然很强劲，内需很困难，表明转变是非常困难的。社会改革好坏与否，决定了将来的政治模型，是继续权威政治还是发扬民主政治。社会改革到位，中产阶级强壮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就形成橄榄型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化。 　　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政治权利的要求，中国也不可避免。但是，简单的说民主化是抽象的。民主化如果像西方所说，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称谓民主化，政治也可以开放。但2000美金的民主化和20000美金的民主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人均GDP比较高的民主，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欧美化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如果改革不好，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激发出来。因为社会不公平、穷人越来越多，矛盾日益突出，严重的政治激进就会出现。政治激进化，民主是一种可能性，也许会带来一场革命。在我看来，中国这个阶段的社会改革真的比经济改革还重要。 　　中国经济出现了排他性发展 　　记者：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了，十二五报告里提出“包容性发展”这个词，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顶层设计”，您怎么理解政治领域出现这两个新名词? 　　郑永年：包容性发展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受惠的改革，如果只有少数的群体受惠，就叫排他性发展，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就是包容性的发展。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大多能够受惠于改革。90年代朱镕基的分权改革，一个是下放到地方，政府藏富于地方。一个是下放给群体，藏富于民，这是包容性的发展。为什么这几年要提包容性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排他性发展，经济发展是在加速，但经济发展的受益流向了少数社会群体。 　　看看国内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投入四万亿去救市，这四万亿其实是给了国有企业。朱镕基当时设立的国有企业，意思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这些部门要有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不一样，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国企。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初期改革的目标。现在国有企业搞垄断，但它并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而是财富转移机器，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穷人转移到富人。所以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排他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提出来包容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接下来就需要顶层设计。目前的经济可以理解为被少数的利益群体所控制。如何脱离这个利益群体的控制?全球有两种做法，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会克扣自己的粮食，而下面的老百姓受不了了，可能就会革命了。美国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说过，“自上而下的强化中央权利是战争的初演”。当然，革命老百姓也不乐意，如果革命的话，大家都是受害者。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从改革到革命，改革没有进行起来，就会变成革命了。中国光强调中央集权是不够的，光强调顶层设计也是不够的。政策设计好了如何去实施?恐怕实施起来有很多的阻力。回顾历史，古人是非常聪明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皇帝、大户、再到下面的社会群体。大户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当大户阻碍社会进步、阻碍改革的时候，皇帝和民要结合清除大户。现在也是这样，顶层设若只是中央把权利收起来，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恐怕是执行不下去的。 　　记者：这会不会又回到专制主义? 　　郑永年：这不叫专制，不像过去毛泽东的号召搞民众运动。其实是更民主化一点，称为制度性的改革，亚洲、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如果不要革命的话，尤其是中国一党主导的国家，你不革命，只能通过政治开放的办法，让民众参与。如果你不开放，就表明这个体系是既得利益掌权。90年代的政治开放是成功的，早期工人农民同盟，后来是农民企业家，新兴群体起来了，修改宪法保护公共财产，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些都是正确的做法，就表明执政党开放了。而现在执政党开放成都远不如当年了。目前看来，开放是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径。 　　群众运动式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记者：重庆正在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唱红打黑”是否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我们是否该推崇这种形式的政治模式? 　　郑永年：重庆的“唱红打黑”在我看来，薄熙来是在政策动员，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能动刀，他想通过这个独特的方式去推动改革。我不赞成这个方式，这是超越制度的理念。毛泽东是政治强人，从历史上看，靠群众运动式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一个人每天都唱红歌，那样政治就永远不会安宁。中国还在承受着毛泽东当时文艺制度化的恶果，如果毛泽东当时不是搞运动，是政治建设的话，中国现在就不是这样。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制度，而毛泽东是用他的思想理念推翻这个制度，永远是游戏，不断的群众运动。而现在的领导人进行制度建设可能就会更难了，中国的制度本身就不强，如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造势，对长远的中国制度建设是没有好处的。 　　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薄熙来式的作风。因为中国的制度，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就说了，中国不搞联邦主义。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中国实际上的联邦主义》，美国是宪政上的联邦主义，而中国是实际的。中国的领导人想通过某些形式去搞民众运动，还是可以形成的。 　　记者：外界认为薄熙来是个魄力十足、谈吐得体的魅力官员，您怎么看薄熙来个人的作风

时间过得真快，明天是我们的国庆节。从1949年算起，12月为一轮，我们已经经历了61个国庆大节，明天是第62个国庆节。时光剑锋一指，再过一季，历史又将告别2011年，迈步进入2012年；然后两周后，（确切地说是元月14日）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与立法委员（相当于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这是一场连任保卫战与是否换新人做庄的选举战。 　　在我们的思维里，台湾是我们祖国的一个部分，称为台湾省或台湾地区。他们的选举如果与内地的地方选举完全一样，本不值得专门给予高度关注。为何？因为内地30年来许多省市区头头们的任免，包括近期频繁换人，实际上选人的过程与老百姓不相关，都是秘密的。尽管报刊会及时报道一些省市换新人的消息，但对于确定谁上岗位之选人环节来说是滞后的。我们哪里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该换了，什么时候该上了，什么人有什么工作特长，什么人又有什么为官一任的业绩目标？普通老百姓压根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能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省长，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本事？所以，一国两制嘛，我们是这个特点，同为华人的港澳台是另外的特点。我们是对外保密的专门小组先择定任免，党内发文，再过人大程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九当选；台港澳则是公开选举，至少两人以上公开竞选。我们这边已经形成一整套的套路，如把中央到地方任职的路径叫空降；把地方互相调换任职的叫交流，把本土提升的叫地方干部提升，但不管他从何而来，大概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事先会公开向老百姓打招呼：我打算来你们这里做四年的父母官或者给你们做服务员。从不需要来之前先给老百姓演练一番施政纲领并让他们选择的，来去都不是老百姓能左右的。 　　改革开放以来，从报刊上看这类地方任职的新闻，特点最明亮的是完全一样的两点：一是均由中央决定，正省职的干部一般派中组部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到地方省介绍情况助其上任，如果来者有政治局委员职务的还得高抬一层、由中组部长、书记处书记亲自陪同介绍助其上任；二是所有地方都会为此专开一个“有规格”的干部大会，大约是厅局以上的领导才可与会，也就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聆听中央高层为什么这么任免的“内幕”情况。这么做久而久之，他的任职是否恰当，该不该任，老百姓不仅不知道，也不让知道，他的任与免与老百姓大多无关，更谈不上与特定族群的老百姓有什么政治期待与业绩理想互相关心、互相关联。所以，年代一久，没有几个老百姓对这些事会主动严肃认真的思考，更不会有哪个老百姓能够自我要求上有“规格”的会上去表态，对此欢迎还是不欢迎。 　　然而，客观地说，主要领导干部为官一任，他上任后，施政治理能力怎么样，又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与老百姓的幸福与否有关，也与那个地方的社会综合进步快慢相关。既有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上的此消彼长或共同增长的实际体验，也有城市经济做得好否，人民生活是否实际改善的客观比较。所以，广义地说，老百姓终究还是应该关注这些大的人事变动可能产生的变化，尽管他们眼下还不具备条件，对这些人物的任免没有任何直接的参与权与决定权。另外一方面，这种致使老百姓无法关心与自己有关的选人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你再怎么英雄，做政务官的本来设计，是为当地公民做一些综合服务的事情而设，是公民他们决定你还是别的人来做这个岗位更为恰当一些。所以、未来在人民主政的改革中或许对此做法有从制度上加以调整的必要。总的方向是，改革领导干部选任只对上不对下的设计，改变闭门操作、自己煮饭的选任的方式，还回人民对社会生活的主导决定权，恢复对领导人选择的知情权，参与权。 　　台湾不同，明年元月14号的选举，是公开直接选举，即每个人一票一选。在选谁的问题上是自己直接有自主的投票权。只要你是台湾公民，都可以自主决定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也可以不投票给任何人，意思是弃权，即对候选人都不满意采取的技术性表示。（当然这也是他的民主权利的表现）所以，台湾仅有2400万人，除去未成年小孩与限制政治权利的人外，每一个人的票都弥足珍贵，多一票、少一票都可能影响、决定某个总统候选人的当选或落选。所以无论是国民党的马英九，还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或者亲民党的宋楚瑜，都丝毫不敢马虎了事。为了争取每一张选票，他们必须把一旦上台后怎么治理社会各种问题的措施与安排告诉社会大众，说服心目中志在争取的票源。因而彼此的选举攻防战打得如火如荼。近期国民党，民进党选战甚至还打到美国去。因为那里持有美国绿卡的台湾人很多，具有台湾人身份，具备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他们之中、既有铁杆表明支持谁反对谁的；也有对这方不满意，对那方也恨铁不成钢的人，因而现在不表态，最后三天再作决定的人。而这些人群往往是政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而也是国、民、亲三党互相争取的票源。 　　台湾选战目前集中的选举攻防，主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互相挖角、拆台、与损人利己，真正的选举政纲与施政方案还没有出来。我看了一些新闻报道，发现这一段双方战略不外是企图大战最后100天，巩固铁杆票源，拉拢中间选民。战术上则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不断隔空交火、台上台下较量。电视台也截然分为两边，民视，三立等台支持民进党；中天，tvbs，，东森电视台等支持国民党。台湾的政治文化生态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电视政论节目每逢选举都会以大阵仗、大篇幅的舆论去影响选民。方法是每天固定时段请上名嘴，就每天国内外重大事件发表看法或“不代表电视台立场”的点评，但千条江河归大海，说着说着，他们就会说到国民党，民进党，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身上来，从芝麻小事，到两岸军火国防，乃至家常里短、是非对错、都是他们兴高采烈谈话的话题。必要时候，那些党派大佬也会走上前台，把各自的理念说说，老百姓由此可见其言行举止的真实性，也算是台湾民主选举在公开性方面近民亲民的一些贴身表现。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执政近四年，最大的功绩是与我们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台湾经济利用祖国大陆经济平台助飞发展，开辟了纵深而广阔的道路，同时也大步推进了两岸人民与商企之间的交流；在对外关系，两岸关系，经济民生上也做了一些实事，缓和了过去民进党执政8年、两岸因极少数人搞台独造成的关系紧张情况；也缓和了陈水扁时代，美台关系屡因陈水扁剑走偏锋，肆无忌惮挑衅海峡两岸军事政治格局现状，搞得老美认为其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出现的不信任关系。不好的方面，是上台之初就提出台湾“不独、不统、不武”的主张，客观上维持现状，延缓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希望这种两边分治的现状永远下去）。 　　选举就像临考，聚光在执政的寻求连任的国民党。作为一个近百年的老党，她人事帮派复杂，官僚现象重生，行政治理在一些突发事变中作用不力，行动迟缓，加上这四年世界经济危机风起云涌，在多个国家震荡，也深深影响台湾经济的发展，马英九政府几经努力，还是没有全部实现他在2008大选政纲提出的四大目标”（即找回台湾的核心价值、重建台湾经济实力、确保台湾的尊严、创造台湾美好未来）。这些给马英九能否连任下一届总统，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那一票，不仅仅是政党归属，信仰等就可完全决定去向，更重要的是生活带给他们的感受，它决定了老百姓对领导人的态度。是继续这个样子，还是换个新人来，经济才是关键的决定因素。所以，虽然台湾选举各方无论玩什么稀奇古怪把戏，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获取老百姓手上的票；老百姓则会以生活的好坏，财富的增长还是缩水等来最后衡量，再加上过去对人对事的价值判断，以多种因素来决定票的去向。 　　民进党现在是在野党，过去2000—2008，陈水扁这个三代赤贫的儿子执政统治台湾长达8年，不仅鼓吹去中国化，一边一国，大肆推进台独势力的成长；同时，经济上极力阻碍台湾企业与大陆的正常交往与做生意，搞闭关自守，致使台湾经济发展不振，亚洲“四小龙”排名凄惨滑到最未位置，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更可气的是，他不仅纵容贪腐，而且还与夫人一起，疯狂贪污国家与私人财物。最后在下台之后被台湾高等法院判定贪污罪成立，入狱服刑，目前关押在台湾监狱，给民进党的形象，信用，领导人作为以及在世人心目中的表现以重重一击。 　　在台湾政治生态中，台湾民进党是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虽然前党主席陈水扁家族贪污、受审、服刑，让台湾人民看到了陈水扁做人的恶质一面，也让世界从此知晓台湾民主与政治的皮下居然有如此肮脏的贪婪与腐败，法律制度下居然有如此不受刑法约束的犯罪行为；尤其是民进党，它曾以民主进步为创党思想，但陈水扁8年用贪污的巨款强奸了这个思想，给那些一心推行民主政制的民进党人以深度震撼，但民进党似乎没有从此深陷黑金政治的深潭，再也抬不起头来；也没有走向寿终正寝。吊诡的是，三年多民进党内部不断洗盘、变化，至今仍然未见此党公开声明与贪腐的陈水扁决裂，与陈水扁黑金现象决裂，不敢痛定思痛，断尾更生。为什么？我估计，那些贪污腐败烂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太多了，说出来有损党的形象与个人政治生命，所以宁肯全党庇护，大家一起受污；另外一方面可能基于选票考虑，因为那些坚持陈水扁被捕判刑是政治陷害观点的人，大多为狂热的、极端搞台独的人，他们手上也是一人一票，这些人如果不再投给民进党，不仅是票数的减少，而且还可能带走一群极端势力的票源。所以不声讨犯罪行为，不自宫更新与犯罪的行为割裂，不敢在社会大众眼下明辨是非，不敢面对未来去悔过自新然后肩负历史的责任，就成了民进党政治路线在贪腐问题上故意模糊的策略。加上蔡英文她最近提出，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企图提出以“台湾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客观上对中间偏蓝（倾向国民党马英九这边）的人群以直接的警告，不能再对她寄予侥幸。不过、这同时也说明她“独派”的意志与思想还是很明确的。这些言行举止，客观上影响分化台湾的投票人把票投给谁的决定。蔡英文曾做过陈水扁时代的行政院副院长，是李登辉的座上高参。李登辉“一边一国”的言论就出自她当时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据说当时他们从世界各国请了五位专家来研究中国与台湾在法理上分开的可能，结果有四人是理性研究出台湾法理上就是中国一部分，要分裂搞独立法理上不成立，殊不可能！ 　　眼下，国、民两党的竞选委员会正在紧密磋商，准备在11、12月举办三场公开的马英九，蔡英文竞选政纲观点辩论（不排出届时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加的可能）届时我们与台湾地区公民一样，可以公开的从网上视频等渠道，看这三位的政治见解与临场表现。 　　这大约是信息化时代，公开性给我们华人世界政治生活，带来的一道不寻常的风景，也是我们观察台湾民主政治实践的一个很好的窗台，更是我们学习型社会大家需要一些比较、鉴别不同口味的下饭菜。。 　　明年是一个国际普遍关注的选举年，除了台湾地区外，美国，俄罗斯都要经公民选举产生新一届的总统与新一届政府，他们都是全体国民直选。这是人民关心自己行使权力的大事，也是国家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人民有权决定的大事。我们明年也将召开党的十八大，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换届工作，是否能够公开公正公平的展开选举，让人民真正有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观察中国的重要事件。客观的看，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谁当选，其个人的领导能力如何，整个治理团队的搭配如何，相信将会对中国与世界带来变化，所以当然会引起各国的追逐与关注。 　　看着海峡对岸的台湾宝岛，不断从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频道浏览台湾选举日逼近的信息与各派纷争图像，我的心不由地联想我们的政治实践进程。多么希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与经济继续大发展并驾齐驱，加快我们国家更好的向前发展；多么希望我们的民主能从身边可以做的事情开始，象港澳，与台湾地区的公民那样，在选举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社会的事情办好，把共同关心的问题解决好。如果这些希望可以从小做起逐一实现，那么国家体制的各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有何不可以现在就坚决而审慎的推行呢？ 　　有的朋友说，之所以现在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公民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熟悉民主的知识，民主的好坏，从知道到推行还要有很长一段过程，对此我不敢苟同。觉得这些人单看了我国广大公民潜在的参政素质和选举才干。实际上，华人的参与性，群众性是很强的，适应性是世界东方民族中的佼佼者，首创精神更是世界公认的。现在两岸四地，除大陆没有真正实施公开民主选举，没有公开竞选主要领导人外，台湾、香港、澳门都已经实现了公民参加选举主要领导人与地方领导人，结果是皆大欢喜、欢欣鼓舞的，因为三地的多次选举，均没有象非洲一些国家那样的同时发生社会性动乱，人民普遍接受公开投票选举，实现个人民主权利的方式。台湾是直接由每个人一票选举，港澳是代理制选举。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事前做到了：公开竞选，交待政纲，表达施政理想与线路图等，最后选举人自由投票，票高者当选。他们无一例外的均为中国人，客观说明了我们两岸四地都具有可做同样事的可能性。凭借什么理据说他们就可以，我们就不行、还得长等一段呢？这显然是牵强、说不过去的理由。 　　其实说此话的人，有这种心态的人，在我国的确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态、是非常不希望人民选举，人民决定未来领导人这样的局面的。他们明知民主是世界潮流与普适的人类基本价值，势不可违，暗地里却千方百计的搞“弯弯绕”，或者让你偏听偏信地认为政治与经济从来是二选一关系，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让你在没有比较下谨守盲从，从而拖延我们迈向民主的步伐。这些人，心机是满满盘算的。不过历史忠实的记载了每个人的所作所为状态：经济持续30年迅猛发展，政治30年迟迟不敢动作，这里面随功随过，历史真实地记录在案。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时间一久，超过了一代人的生命年华，就必然引起了一切真心实意热爱祖国，祈望社会进步、国家全面发展的人之不满，他们不断通过正当合法渠道吁请尽快推行这方面的改革。所以温家宝总理在近几年不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包括近期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既是代表国家预示发展的方向与历史趋势，更是以个人的智慧来指出这事的无比重要性。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本不可违，本该早做，再不做经济改革30年的成果会得而复失，因而他要持续地以个人之力推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总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内心箴言，也是一个出身平民但有大国情怀的中国政治家面向未来展示的高风亮节。 　　很遗憾，至今有一些人对此高度的不以为然，也有的人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了沉默与不语，向相反的方向看齐。但老百姓看得真切，老百姓是最聪明的社群，老百姓会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之伟大历史责任，从四面八方推进我国的各项改革，包括推动现在似乎看上去不为所动的各种难关走向解决。 　　平心而论，公民选举领导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否得到实现的观察平台。实际上，就是民主选举领导人的做法普及后，还有很多的事务值得人民保持关注。比如领导人上台后的作为，工作效率，个人信用，品德以及治理才干，重大事件的应变能力等等都是变化与考验领导人之处，也是公民可以观察监督的地方。也就是说，并不是公民参与选举就一了百了，后面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建设，需要完善。不过，看看台湾100天后的选举，看看他们与港澳地区一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选举中可以协作推进，并不出现大问题的若干次选举经历，我就相信，充满智慧的中国人民既然在台港澳地区都可以搞得好，我们大陆也应该相信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出色，更加完善。所以民主选举可以因地制宜的做起，民主实践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汇集。 　　你要问这到底因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做了它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国家更美好，社会更健康，人民更幸福。 　　深圳往南 　　2011-9-30

　　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见的媒体人激情和坦率评论道,现在中国的食品、用品、商品、语言、活动、人际关系充满了虚假,“什么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为王八本来就叫假(甲)鱼。”不错,虚假、伪装、谎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但真实并没有从此绝迹,因为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无论“假”多么盛行其道,但毕竟不能以假的名义作假。“假”必须说自己是真的。这就像最强横的专制也必须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专制一样。在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丑、是与非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歪理是一种谎言 　　歪理是一种谎言。在《说谎概要》一书中,苏里文(Evelin Sullivan)问道:“人为什么说谎?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第二个原因接着第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 (Sullivan, 2001: 56-57)。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一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就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纪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语言》中，揭示了一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Klemperer, 2000)。主宰这个国家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肮脏、毒化的语言之河 　　克莱普勒之所以对这种毒质话语还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认并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有意识地去“细读”这些话语。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去了解宣传手法和逻辑谬误，获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以后，他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 　　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是口语的，但却渗透着纳粹书面语言和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乖戾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民主话语的理性逻辑和说理是纳粹非理性话语的死敌，也是阻止纳粹非理性话语彻底胜利的最后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与董健、丁帆、王彬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黄蓓佳等学者、作家讨论到中国语言的现状，“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顾彬提到，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国作家们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德语。一位与会者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一代》……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顾彬，2009)。 　　公共语言是政治生态的反映，奥威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奥威尔指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你感觉到自己一切都失败，所以会喝酒;而因为你酗酒，所以你失败得更彻底。”使用公共语言也是这种情形，“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但是，人并不命运注定必须在肮脏的语言之河里沉沦。我们可以和奥威尔一样相信，语言污染和毒化的过程是可以逆转的，现在的汉语，尤其是书面和为公共用途使用的汉语，“充斥着通过模仿而散布开的坏习惯，假若人们愿意不怕麻烦，多加注意，这些坏习惯是可以戒除的。如果你戒除了这些坏习惯，你的思想会更清晰，而清晰地思想是通往政治新生的必经之途。”因此说，跟糟糕的，用来说歪理的汉语作斗争，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也不是只有专业作家才应该关心的事。 　　从专注而细致的阅读开始 　　语言的污染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会受到同样的污染。说理是一种特别与“书面文字”(区别于“口语”的“文字”)相关的表达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学生们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 “细读”一直是他们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一种人文训练。大学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细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古代,当文字被人们很神圣地对待时,无须强调细读。象《圣经》、四书五经或其它经典,都是被读了又读,甚至能够背诵的。自从有了现代印刷机,再加上社会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阅读渐渐失去了它昔时的严肃性,甚至变成为一种消遣。“细读”要纠正的正是那种囫囵吞枣、粗浅流览、人云亦云式的阅读。今天的网上阅读大多数便是这样的粗浅阅读。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尤其对人们放弃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发出了警讯。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 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 (波兹曼, 2004: 29-30)。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波兹曼, 2004: 33)。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和论证。同时, 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 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波兹曼，2004: 32-33)。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

当前是在南海动武的良机 作者：龙韬 来源：环球时报 来源日期：2011-9-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9-30 23:15:38 阅读量：108次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没有什么南海问题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对中国九段线内南海主权主张提出异议。南海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源在于南越政权和后来越南独立后，侵犯中国南沙岛礁，并对中国西沙提出主权要求。中国除在西沙反击战中惩罚南越政权和陆地上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以外，并没有及时对越南在南海的公然入侵行为进行制止，以至于为今天带来了后遗症。一是启发并带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南沙岛礁进行“哄抢”；二是越南现在引来美国，并拉拢其他小国一起试图威慑中国，把与中国的双边争端国际化。 　　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迫切希望周边和谐稳定，不希望南海问题国际化，不希望为此带来极大的国家牺牲和国际灾难，展现了举世无双的诚意。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但尚未完全成型。笔者认为现在正是中国冷静分析，抓住机会，迅速采取断然行动的良机。 　　现在南海各国都在进行军备竞赛，添置远程重型海空兵器，连不涉足南海的新加坡也准备引进尖端的隐身战斗机；澳大利亚和印度等的军备计划，都是为进行世界级战争准备的，日本更是不甘寂寞。美国一边大力出售军火，一边火上浇油，同时准备军事介入。 　　个别小国看到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以为有了靠山，于是有的对中国发出不惜一战的叫嚣，有的动枪动炮进行武力恫吓。这很有点滑稽的味道。 　　南海地区的战争势能在蓄积。时间不在中国一边，中国应该以地区合作与开发主导者的姿态，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和西方石油公司竞争，参与油气开发，同时对其侵犯我海域的采油行动，进行先礼后兵的劝阻。不要担心小规模的战争，那正是释放战争势能最好的方式。小仗打几下，大仗就可以避免。 　　要说战争，我们可以先看看到底谁最害怕在南海开战。南海地区现有一千多口油气井，中国没有一口；南沙群岛有四个机场，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也没有其他重要经济设施。战争一起，胜负先不说，南海必将成为一片火海，那些耸立在南海的钻井平台将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谁受伤最重？战争一起，那些西方油气公司必然撤离，谁损失最大？ 　　对于中国来说，那里是最好的战场。笔者认为，在南海动武，应缩小打击面，可锁定当前闹得最凶的菲律宾和越南，杀鸡儆猴。战争规模，以达到惩戒目的为准，而不必效法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利比亚的模式。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打得艺术一点，很有可能成为一场七擒孟获式的道德教化行动。 　　很多中国学者谈到南海问题时，都认为美国是中国投鼠忌器的原因。眼下，美国还未从反恐战争中抽身，中东问题又一团糨糊，根本无力在中国南海开辟第二战场，其展示出来的强硬都是虚张声势。 　　菲律宾把自己比喻成蚊子，说它不惧怕中国大象，试图以哀兵姿态换取世界同情。大象固然不应该踩踏蚊子，但蚊子就应该叮咬大象吗？更何况这“蚊子”还请来“老鹰”助阵壮胆。笔者认为，个别国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各国连续大规模军演，正好给了中国断然反击的理由。 　　有理、有利、有节，仍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原则。中国应以大规模战争的决心和小规模战争的实际准备，把战争与和平选择权交给对方，把中国的新形象树起来。2008年俄罗斯果断出手，迅速稳定里海局势的经验表明，大国行动虽然可能会在国际上产生一段时间的震动，但从长远来说，可以从根本上实现地区稳定和大国的战略和解，是世界和平之福。（作者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