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一手垄断权力，一手与商业结盟。中国红十字会创造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存在模式。 (CFP/图) 郭美美，一个20岁女孩的网络炫富之举，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旋涡。在过去一个月内，这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到对红十字会这一官办慈善组织本身的反思。 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 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 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官办慈善的双重身份。为何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它对权力的垄断及与商业的结盟，是否符合国际红十字会的传统和价值观? 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 “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伊斯兰教国家，因宗教原因称为“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的公益慈善组织，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创立于1864年。其起源是缘于亨利·杜南发现战争的伤员和战俘无人救援，发起了这一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 Divid Pierre Marquet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和平时期全球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一共有三大组织：沿袭红会传统的战俘人道协助使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仍活跃在局部战争地区;各自独立的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体系;以及协调各国红会、组织跨国救援的红会国际联合会。 自建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从人道精神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但必须保持独立;且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渔利。 也即是说，从创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刻意与各种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保持距离，试图“中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为表示对红十字运动这一超然属性的支持，各国红十字会虽属于民间组织，其“名誉主席”却通常由国家元首或皇室代表担任。 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使公益慈善事业成为各国红十字会行使的主要职能。中国红会概莫能外。但在中国，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却已异化为一种与权力体系结合甚密的官办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 中国的公益组织分为三种，一种是基金会，又分为公募或非公募性质;一种是会员制社团;第三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红会属于第二种的人民团体，同类社团还有工会、妇联等。但红十字在行政体系的坐标中，实际却比一般事业单位更加“行政化”。因为它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按国家公务员的15级科层行政级别定级。比如红十字会会长享有副部级待遇，县红十字会则挂靠在卫生局下，为科级单位。 据中红会官网上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全国红会(不包括港澳台分会)共有编制人数7774人，其中专职人数为6745人。西南某县的一位红十字会副会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县红会主要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不怎么与上级红会打交道，和红十字基金会从未打过交道。每年，该县红会的活动经费大概数万元，“找每个理事单位报销一点就够了”。 而在法律形式上，红会面对社会募款又以公募基金的形式出现。既是政府又是慈善组织，“慈善业有现代的慈善规则，比如收取行政管理费用。但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的，一分钱也不能收。我们把两者弄到一起，就出来一个很古怪的东西。”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振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十字会实际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历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非政府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了。而由于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就被计划经济时期“普照之光”给行政化了。“几十年之后，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现在要让它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王振耀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认为财政拨款不能随便交给民间组织去用，要保持对钱的控制力。”一位民间NGO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大道未开，小道就乱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 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真正有心做慈善的民间力量，则需要突破重重政策限制，到红总会去求情“拜衙门”，才能打通此道。这一制度安排被业内专家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 在其他国家，民间公益慈善的门槛远没有中国这么高。在很多国家，个人或家庭就可以发起注册一个基金会去募捐、行善。其信用完全依赖于它履行对捐款人承诺的程度。“在中国，大道未开，所以小道就乱了。”王振耀说。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这在中红会旗下红基会的逐年年报上也得到体现，其善款的投资收益连年为零;且账上的净资产总额已经由2007年的约1.5亿元，沉积至2009年的约7.7亿元。 红会掌握了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牌照，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一些商人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与红会合作，实际是看重红会背靠的大树。郭美美事件中，天略集团前员工即爆料说，天略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系统搭上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基金会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个别红总会的人下到地方，“就跟发改委官员似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为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中国引入国际上的现代基金会管理机制。1994年，中国红会直属基金——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但红十字总会原有的公募资格和公募牌照资源，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被同时取消。由此，中国有了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两个具有独立公募资格的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中，也属罕见。 而且，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红十字会比红基会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其直属分会和直属基金的设立只需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审批生效，无需基金会主管机构民政部批准。 历史遗留的监管空白地带，为红会公募牌照资源的自我繁殖和滥用留下了操作空间。眼下令中国红会身陷“郭美美”漩涡之中的根源，正在于此——围绕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红会直属专项基金周边的关联公司，可以通过种种曲径通幽的创新性运作，将本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公募资格进行商业变现。 对于此次中红会风波的成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其必然性：从公益组织管理来说，首先是对捐赠人负责，公益组织是受托于捐赠人而存在的。所以，捐赠人代表一定要进入核心层，任命信得过的管理者，监督管理层的运行。“今天中国许多公办慈善组织的最大问题，是负责人的任免与捐赠人无关。钱由捐赠人捐，任免由政府部门领导决定，组织负责人首先只对政府部门负责，而政府部门不可能了解捐赠人最内在的具体期望”。 谁来问责? 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区传播主管Marquet先生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透明化运作”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的保证。这名热心的法国人动作夸张地捧起一本16开厚达578页的《201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舔着手指给记者翻看，“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我们都统计在此。”他说，“我不能把这一本送给你，因为我们要替捐款人节约成本，不过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在ICRC官网上查到。” ICRC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每年各国政府的资助，南方周末记者看到，2010年它获得了美国政府捐助的2.61783亿瑞士法郎，中国政府也捐助了59万瑞士法郎。 对捐款人透明，遵从捐款人的意志，对其负责，是现代公益慈善业的基石。“捐赠人满意不满意，这是公益慈善事业最高标准。”王振耀说。在此方面的制度安排上，中国红会显然还与国际同行有很大差距。 在中国红会现有机制中，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的告知;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对红会的另两笔资金来源(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进行审计;募款对象为全社会公众的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红会年报，可以发现中红会的披露数据和红基会已发布的年报可谓简略到极致。 由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由于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受《基金会管理条例》制约，其信息披露比中红会规范，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每年3月份必须公布上一年的年报，时至7月，中红会仍没有披露2010年年报。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近年来，中红会系统不断被爆出“天价帐篷”、“万元午餐”等丑闻，与其内部长期不够透明、公开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红会不仅存在上述信息披露方面的不透明，其内部运作也给人打擦边球的不透明之感。比如中红会下直属的“百分之一”基金明明是非公募基金，却在其门户网站首页设有“我要捐赠”的链接。此为明显违规行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非公募基金“不得主动向不特定公众募款”。 万通基金会理事长李敬认为，中红会的不够透明，其主要原因是缺少问责的压力。“我们的公募没有形成市场，不会对公众负责，所以没有公众问责的压力存在，基本靠自律。长期如此就造成了内部问责机制的脆弱”。 相较而言，其它国家的红十字会一般实行基金会管理制度，属于真正的民间组织，但也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会长由民间的理事选举产生，领取年薪。由于问责制度完善，一般来说红会会长要承担的压力较大，以至于在美国多次发生被选中者不愿出任会长一职的情形。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台湾红会收到大量捐款，到4月6日已有17亿新台币进入其账户。但随后有媒体爆出，“3·11”大地震后一个月，台湾红会才拨了1700多万台币到日本，引起台湾民众的极大不满。“那段时间台湾媒体的封面报道都在质疑红会，要求会长下台。”国际NGO“透明国际”东亚区高级主任廖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作者：席佳琳，吉密欧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1-7-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8 15:05:13 阅读量：86次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一座巨大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在他去世35年后，仍躺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 每年有数十万游客前来参观，目睹他腊色的面容。人们赞誉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摆脱了外敌压迫的枷锁，建立了现代中国，但也正是他曾经一再发起政治运动和清洗，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失生命。 在天安门广场北端，通往故宫的天安门上，仍然悬挂着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中国的每张纸币上也都印着他的肖像。 然而，毛泽东并不只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君主。2012年10月，中共最高层将向新一代领导人交棒。在那到来之前，毛泽东的遗产和形象在角逐高位的政坛精英手中，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今年，在中共庆祝7月1日建党90周年之际，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逐渐明显：不同派系之间争夺着影响力，试图决定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外国使节和商界领袖正密切关注着这场角逐，试图从各种迹象中判断：中国会否淡化、甚至全面逆转使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市场化改革。 由9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塔尖。作为政治局常委的角逐者之一，薄熙来最先为毛泽东招魂。他在西部直辖市重庆担任市委书记，用一整套毛式口号和宣传手法管治着这座城市。每逢特别的日子，重庆市民会收到“红段子”，即发送到手机上的毛泽东语录。当地一个官方电视台将所有商业广告都替换成了“红色节目”，即讲述革命历史的肥皂剧。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和学生被组织起来唱“红歌”，即歌颂开国领袖和党的赞歌，其中一首唱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由于薄熙来将这场运动和几项很受欢迎的政策——更有礼貌且不那么腐败的警察;在市内种更多的树;更便宜的房价——相结合，市民们极少抱怨。26岁的重庆设计师伊莎贝拉•罗(Isabelle Luo)说：“人们不应把这些‘红色’玩意儿太当真，它并没有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事实上，像罗小姐这样的人并不是薄熙来的目标受众。当这名61岁的政治人物在讲话中大量提到毛泽东时，他其实是在向党内其他领导——至少是其中某些领导——喊话。 薄熙来是已故中共革命元老薄一波之子，这让他与看上去将成为中共最高职位继任者的习近平一样，跻身极有影响力的“太子党”行列。习近平现任国家副主席，其父习仲勋曾在握有大权的中宣部担任部长。习近平几乎肯定将在明年的党代会上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虽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两个最高职务的人选已经基本确定(现任副总理李克强估计将出任总理)，但政治局常委会的另外7个席位仍有待确定，它们已成为竞争者们激烈政治角力的焦点。 毛泽东祖籍地湖南省一家官方报纸的编辑、历史学家萧建生指出：“对那些自称传承了党的根脉的人来说，重提毛泽东无非是一种符号。” 改革的倡导者们作出了反击。以“喋喋不休”为笔名撰写博客的一名教授提出，不妨用“浙江模式”来取代薄熙来的“危险宣传”。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浙江模式”就是以该省为蓝本的一种发展模式。他预测，这将带来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崛起。 习近平已发出信号表明，他明白薄熙来的意思。去年12月，他在备受关注的一次重庆调研期间，曾评价薄熙来的做法“深入人心，值得称赞”。资深中国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最近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习近平与薄熙来亲近，显示出这位副主席可能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盟友)队伍。” 太子党的另一名代表人物也因为重提毛泽东而引起波澜。毛泽东早期战友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在为一位保守派作者的新著撰写的序言中，晦涩而又挑衅性地呼吁回归“新民主主义”。这是一个比铁杆共产主义理论稍稍自由化一些的概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宣扬过它，但后来它被毛泽东摒弃。 刘源在他高深莫测的文章中还呼吁，加强军事建设要比文化发展更重要。他将战争誉为立国基础，还对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表示同情。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预计将进入对军队具有最终控制权的中央军委。 对于薄熙来和刘源这样的人来说，以毛泽东语录来为他们追逐权力鼓劲，看上去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由于毛泽东曾经迫害了几乎所有当年的战友，大多数太子党政治人物，包括薄熙来、刘源和习近平，都曾目睹父母在他们现在寻求荫蔽的意识形态下饱受折磨。观察人士因此相信，他们的这种“借用”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只是试图重树毛泽东主义的表象，利用民众中的怀旧情绪，而并非要重启毛泽东时代的任何一种灾难性政策。 湖南的萧建生表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出现了某种回潮，不过那都是在一些从未经历过那个恐怖年代的年轻人当中。”毛泽东故乡——湖南韶山的地方政府官员称，前去参观的游客数量有大幅提高，包括许多上香的年轻人。 但萧建生补充说，就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寻求的是党最强大的那个符号，只有毛泽东能够符合这个要求”。他认为，太子党们对政治权力抱有一种“王朝式”的看法，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关心，仅仅以后者帮助自己获取和保持权力为限。 然而，毛泽东主义回潮引发的争论，已经产生了更广泛的回响。对30多年经济改革带来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保守阵营，已经对“重庆模式”表达了认同。 在毛泽东主义阵营的主要网站“乌有之乡”上，近期一篇署名宁云华的文章写道：“这些饱含革命先烈鲜血的红歌，正是人们精神上排毒解毒(西方资产阶级精神鸦片之毒)的特效良药。” 知名学者的加入，让这场辩论份量更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文章中，要求将毛泽东搬下神坛，“还原成人”。 茅于轼呼吁结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再度个人崇拜，这让毛泽东主义者们怒不可遏。在乌有之乡和其他保守派论坛上，茅于轼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还被骂作“牛鬼蛇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期，这个词被用来羞辱和咒骂斗争对象，这些人最后往往会遭到折磨，甚至被毒打致死。一个团体收集了一万个签名，要求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和诽谤罪名逮捕茅于轼。 公众层面的这些激烈争执，反应了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不同派系为了推进自己的议程，或拥毛或否毛。北京一直有传言称，最高领导层中较为自由派的成员曾经建议，在未来的官方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将是一个打破数十年传统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举动。 这种意识形态之争，甚至蔓延到了受到严密控制的官方媒体。最近，被用来让干部们跟上形势、与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五篇似乎在呼吁政治改革的社评，令公众吃惊。 就在官员们告诉外国使节和记者们被关押的艺术家艾未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值得关注之际，《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却警告说，需要包容“异质思维”。这一系列社评的最后一篇指出，中国要实现稳定，就必须允许人们说话、发声，而不是去压制他们。 一家官方报纸的高级编辑透露，这一系列社评是编辑人员在高层默许支持下策划的。然而反击之声几乎接踵而至。5月底，《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社评，要求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并批评某些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说三道四”。 除了对最高权力的角逐，围绕毛泽东遗产的斗争还象征着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的一边是主张向更为自由化的、参与式的政治体制迈进的领导层成员，一边是全盘否定西方式民主的更为强硬的一派。 更为自由化的一派领导层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温家宝。他经常隐晦地谈到需要增强民主和包容性，一些人认为这说明他支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虽然有分析人士相信，温家宝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某种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反对自由化的派系的势力正在明显增强。“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网络评论员、大学讲师万钧(音)说。“激烈的观念冲突暴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 这是对毛泽东继任者邓小平所发起的改革的一种直接批评。邓小平试图逆转毛泽东的很多独裁做法。在30多年时间里，邓小平的模式是管用的。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人民富裕了很多，使得他们在缺乏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也大体满意。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西方精英国家威信受损的背景下，一些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一套能够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 但在内部，许多参与党内意识形态之争的人承认，邓小平模式带来的红利即将消失。他们指出很多问题，包括腐败加剧、社会不安定和收入不平等，还有严重的经济失衡、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及党的权威受到侵蚀。 对于今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无论谁能在新领导层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将面对以上这些棘手的问题。对薄熙来和其他竞争者而言，毛泽东的幽灵能提供的帮助，终究是有限的。 译者/何黎

刘瑜：那些剩下的东西 作者：刘瑜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7 本站发布时间：2011-7-8 13:08:03 阅读量：57次 我不怎么喜欢《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据说它得过很多大奖，赢得过无数热泪。 因为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活着”本身是最高价值。电影里的人物，都好像从不追问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对错，只是默默地忍受，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把参加革命的证明裱起来贴到墙上，兴高采烈地参与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往家里刷文革宣传画。对文革中倒了霉的春生，家珍大喊：“你要好好活着!” 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斑马也是这样的。北极寒风中发抖的企鹅也是这样。其实说到在夹缝中求生存，蟑螂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精神的人，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至少，我不相信有一个寄居在我们身体里的、等我们死的时候烟圈一样溜走、然后排队进入天堂地狱或者转世的灵魂。 可是，那么，如何形容概括那种我认为人内心应该有的、追问是非的力量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里?又为什么有时会熄灭? 灵魂还是存在的吧。 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当然你叫它“嘟嘟嘟”或者“咕咕咕”也行，叫它“加菲”也行。 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有一回，在一个餐厅吃饭，餐厅突然开始放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好听到令人窒息，而周围大家还在若无其事地狼吞虎咽，“你们难道注意不到吗?”这事真叫我抓狂。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全体起立敬礼呢。 灵魂甚至还激发科学精神。古往今来，有多少苹果砸中过多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叫牛顿的人会抬起头，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不但思考，还研究，还从苹果身上扯出一整套现代物理，就象魔术师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彩绸。牛顿一定有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灵魂，像大食堂里的蒸笼。我甚至怀疑，在凝视那只苹果时，他就是上帝本人。 我当然不相信所有人的灵魂同质同量。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死了，都会轻21克，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灵魂重量都一样，21克。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平均主义思潮的毒害。每个人的灵魂怎么会一样重呢?博尔赫斯能为掉进大海的一枚硬币写一首诗，而金正日甚至不能为饥肠辘辘的一代人起一点恻隐之心。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灵魂碧波荡漾，而金正日的寸草不生。 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头，拴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电影《TheRoad》里，因为饥饿，所有人都开始吃人了，但是那个男主角爸爸就是不肯吃，因为他要守住“心中那点火焰”，结果他死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鲁宾逊不肯听从父亲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 这样看来，闹灵魂这事，很有可能是种灾难。二、三级的灵魂还行，那叫春风拂面。谁要是闹十级以上的灵魂就玩完了，因为它会将生活连根拔起。这事想想真不公平。仅仅因为你对真善美的敏感，你就要为之受到处罚。当朋友抱怨他们找不到爱情因为他们想找的是“soulmate”时，我也忍不住感叹，唉，灵魂!女的漂亮，男的有钱，还不够吗?还要灵魂! 当然灵魂的重负肯定也不是没有好处。有诗云：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最好的风光，就得爬到最危险的高峰去。对此尼采表示“顶”。他说，从存在中收获最大成果和快乐的秘密就是危险地生活。 相信灵魂有丰盈和干枯之分，这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间接肯定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何以重要?因为在我所有的恐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木偶而已?我有一条小狗，我每天回家时，它都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的到来。我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总是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我还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这事让我觉得，小狗本质上是一种木偶。上帝给它的“程序设计”就是：当主人回家，它就冲到门口欢呼雀跃。好像没听说哪只小狗，无病无灾时会趴那冷冷地看着回家的主人，想，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滚。 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程序固定的木偶?我读过立夫顿写的《洗脑》，他是个心理学家，把洗脑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等N个步骤，并用来分析某国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此书读得我毛骨悚然，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甲乙丙丁，人们一个个地按部就班地被洗脑。人的这种机械性，真叫我抓狂。以至于作为一个被贴上“自由主义者”标签的人，我现在每每看到“国家主义者”的言论，生气之余还会心下有点暗喜，因为人和人如此不同，说明自由意志是存在的有木有。 当然这很可能是高兴得太早。也许只是上帝在造人时比造小狗时，配方更复杂了一点而已。我读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是有自由倾向的人，基因有特定的构造。我还知道，人们患上抑郁症，常常是因为脑子里一种叫serotonin的物质太少。这样的信息叫我捏一把汗，因为谁知道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否只是个化学方程式而已。 ——– 朋友的命题作文(“灵魂”)，载于一个新杂志《全球商业经典》

丁咚：世界500强中国榜单的启示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8 9:38:16 阅读量：160次 北京时间7月7日，《财富》英文网发布了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最新排名。今年，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共有61家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比上一年增加了15家公司，这是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8年上升，而在2003年，中国大陆只有11家公司上榜。中国大陆61家公司总收入为28, 90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8%，总利润为1, 761亿美元。与去年相同，今年上榜的61家大陆公司中仍然只有两家民营企业，即华为公司和江苏沙钢集团。 中国上榜公司连续8年上升表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积极发展的态势。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国家重点扶持国有公司的宏观政策，至少从目前来看，取得了成效。这对提振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霾、进一步向前发展，是个利好消息。 但在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经济的危险倾向，即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功能，过于强化国家控股，强力推进“国进民退”战略，以便于提高国家控制经济和社会的能力，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各方面矛盾呈现激化局面、各方面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 执政者们正在试图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实验，其结果从近几年包括今年的500强中国榜单可以明显感觉到——政府控股的国有大企业占据了绝对强势地位，从侧面证实了中国民营经济多年来遭受了有力的打压，这种打压包括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导致民营经济难以取得大踏步的突破性进展，它们必须在政府控制的银行、企业以及市场机制里艰难寻求活路。这就是坊间热议已久的“国进民退”现象，从世界500强中国民营企业数目寥寥可以看出，其“成果”是何等的显著! 而刻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其原因当然是政治上的，即维护现行体制，防止体制的嬗变——反过来也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在中国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中国的执政者们不得不面对自身的难题，如何处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金融危机无疑为之提供了整顿经济的最好由头，借此机会，中国政府加强对国有大企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大大提升了国有经济改革后国有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却未获得国有企业相同的待遇，由于缺少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在金融危机的巨创下，风雨飘摇，遑论发展?正因如此，中国的国有大企业连续多年在世界500强高歌猛进，而民营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日显惨淡。 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一是它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控制与市场规则是一对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它们的关系，是一门艺术，也决定了经济的健康和成熟水平，过于强调政府控制，无疑是对市场规则的冒犯，而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凡是上年纪的人都会对此有着痛苦的回忆，这种经济模式可能会取得短暂的假象的成功，但能不能走得长，走得好，令人怀疑。 二是它实质上可能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翻版。国有大企业的老总亦官亦商的身份，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大控制能力，都使得腐败更容易滋生和发酵，特别是在中国的腐败监管机制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政府中掌握经济权力者和企业高管相互结成盟友关系，以获取经济好处，他们共同成为新兴的既得利益者，取代早期的经济投机者，对任何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天然地反感，并且拒斥，由此，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危害不可估量。为了一时的利益，而丧失长远的发展机遇，执政者们应三思而后行。 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本质，最终将损害民众的利益。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为了实现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战略目标，国家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经济命脉，成为一个现实的策略。而正是这些国家控股的国有大企业，控制了对民众生活至关重要的战略产业，特别是它的显著的垄断化倾向，使得民众缺少更多选择的机会，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产品质量以及服务方面，由于缺少竞争机制，都会重现旧的僵化的计划体制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场景。 而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市场的蛋糕公平地提供给竞标者，无论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享受平等的待遇和机会，它们之间的良性竞争，将为国民创造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将有效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