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

第一辩护|马英九: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

第一辩护编者按: 马英九昨日演讲中最打动的我是这段话“今天在台湾,真的很感谢台湾海峡,让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好好发展自己的制度,炎黄子孙五千年来还没有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也许在这个岛上有这个机会,而如果我们在此成功的话,对整个华人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巨大的,这点也是我担任总统之前就一直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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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雷震出狱

  导语:政党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组建政党、参与政党活动的权利。雷震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同的公民,当然享有政党自由。很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大张旗鼓地为雷震平反,说到底,是对雷震所享有的政党自由的承认。 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1970年9月4日凌晨6时左右,天蒙蒙亮,监狱的门悄悄打开,台湾岛上声名赫赫的政治犯雷震走出监狱,消却了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时刻挂念此事的新闻记者,被国民党宣传机构早早地请到别处旅行采访,避开了这个可能再度引发政党自由命题的热点新闻。      雷震是蒋介石的老乡,和蒋介石一样,早年留学的国度也是日本,所不同的是,蒋介石学习的是军事,他学习的是政治。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系的雷震,抗日期间,受到蒋介石的垂爱,官至“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待到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成立,雷震出任秘书长。此间,作为宪法制定机构的代表,他目睹了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期待宪政救国的雷震,对宪法有着不可言状的期许。      1960年,年届古稀的蒋介石“总统”任期届满,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六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不肯退居幕后的蒋介石,拿法律变戏法,谋求连任。在日本师从著名宪法学家的雷震,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由中国》杂志,一反改良主义者惯有的婉转口吻,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就任第三任“总统”,他一边发表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边质问“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弄得“总统”就职大典小煞风景。      须知,当时的台湾岛,还处于军事管制的非常时期,焉能容忍雷震如此放肆。岂料,雷震之“放肆”远不止口头声讨,他还辅之以行动,积极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国民党当局暴跳如雷。1960年9月4 日8点刚过,有个警察敲他的门,告诉他,他家的另一处房子起火了,闻之愕然的雷震刚一开门,一帮特务一哄而入,把他拘捕了。      这事情,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组个党吗,这跟开个公司本质上也没什么差别,犯得着怒不可遏,让人家蹲大狱吗?      其实,组党和开公司还真的差别不大。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中,其实是个贬义词,早年同盟会等政党组织给自己取名的时候,用的是“会”、“社”等字,我估摸着是觉得“党”这个词,象征着偏私,小团体利益,违背了“君子不党”的儒家训诫。      不独中国,美国立国之初的联邦党人也对政党感到反感,他们抱持的观点和儒家传统差不多,觉得政党派系缺乏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美好愿望。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没有一个个稍嫌偏私的政党彼此争斗,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或源于此,政党出现得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历史却很短,不过100来年的时间。      世人对政党的好感,得益于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国家和地区为什么需要政党?欧美理论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为了表达的方便,请允许我套用现代公司制度打个或许不够恰当的比方:如果说国家是个股份公司,公民就是股东,政府就是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经营班子。国家这个股份公司多则几亿几十亿的股东,少则几百万几千万的股东,要想遴选出一支德能勤绩样样过硬的经营班子,委实不易,比如说,成本如何降低?效率怎样提高?经过反复探索不断试错,有一拨脑瓜子灵活的家伙提出政党竞标的办法,大家共同委托人力资源这种专用公司,凭借中介组织的优势,在市场上物色合适的人选,既能赋予经营班子经营股份公司的合法性,又能通过这支精干的队伍,制定推动公司发展的方针政策,最终让公司盈利让股东获取价值。      我觉得,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在国家或者地区层面,就是政党。如果市场上只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就让这家“人力资源公司”组织推荐经营班子。如果市场上有两家或者两家以上“人力资源公司”,就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让他们彼此竞争,由胜出者组建经营班子。      雷震筹备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台湾岛上除了国民党,还有两家“人力资源公司”,根据法理,他们也有参与投标的资格。可是,现实让雷震沮丧,他们的脑子都长在国民党身上,既不敢跟国民党竞标,也没有实力竞标,睁一眼闭一眼,任由国民党暗箱操作。没辙了,他拉拢一拨志同道合的公民,筹备中国民主党,试图让我所说的招投标公平公开公正。      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蒋怒了,关闭了他在1949年亲自许可创办的《自由中国》,编制了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咣当一声,把昔日的老部下扔进大狱。不管老朋友们怎样求情,老蒋不改初衷。以宪法学家的眼光观之,老蒋确实是胡来。组党,是宪法意义上的政党自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可以干某件事的权利。政党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组建政党、参与政党活动的权利。雷震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同的公民,当然享有政党自由。只要雷震按照法定的程序去组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不能剥夺他的政党自由。很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大张旗鼓地为雷震平反,说到底,是对雷震所享有的政党自由的承认。      然而,当时,老蒋眼中没有政党自由,雷震的十年徒刑没有打一点折扣。日月如梭,光阴似箭,眼见刑期将满,雷震在狱中写下一副对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消磨。横批是:所幸健在。他渴望出狱,他的家人更是如此,但是,国民党不放心,怕他出狱后兴风作浪,搅乱“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法律之外,蛮横地提出两个释放条件:一个是请政治地位显赫的社会贤达担保;二是写下永不犯乱的保证书。      雷震出狱后,念及保人、保证书,不敢造次,反对党的政治主张却从未放弃,让政党招投标之念仍然不死。憋了一年,他忍不住给昔日的老领导蒋介石等五人写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一条,劝老蒋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万言书”连沉海的石头都不如,没有回响,什么都没有。又过了八年,雷震去世了。墓碑上的一行字,是他生前亲自题写的,是关于自己生前的职衔:“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       http://www.eeo.com.cn/2012/0313/2226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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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與《自由中國》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6年返國。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全過程。    1949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時在赴美國途中的胡適應邀為刊物擬定了四條辦刊宗旨,並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為自由派學人的一時之選。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雜志。   開初一年余,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的雷震由於在政府內外的廣泛人脈,故當局與《自由中國》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志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該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員就闖入雜志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雷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雜志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於當局的關系開始連鎖演變,一發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當年在台灣,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     “……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舉終於令當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骨鯁之臣”終於與當局分道揚鑣了。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不僅於1956年10月,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對蔣介石的“祝壽專號”,忠言直諫,反對蔣氏三連任總統的違憲意圖,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離,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造成政界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二)   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推出「今日之問題」的15篇社論系列,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與症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分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准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當局。   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驚聞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專電曰:「台北外交部請轉陳兼院長辭修兄:九00號電敬悉。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志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愛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專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在台灣,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適曾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適先生年譜初稿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歲。1961年陰歷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就因心髒病而去世了。   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錢永祥語)   回望台灣政治的風雨之路,《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結成“正果”。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一身而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墓園被命名為“自由墓園”。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而早在1977年,時年81歲的雷震,就已自題碑文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先生之墓   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歿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頓在“自由墓園”。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親筆題寫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題一九七七年四月         時年八十一歲   《自由中國》的英魂,棲息在“自由墓園”中,應是得其所哉了。   作者:陈奎德,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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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

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 马英九  2009-08-23 01:36:49  来自: 慷慨歌燕市(让所有人都拥有硕士学位)   马英九总统今天下午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并应邀致词。   总统致词内容全文为:   今天适逢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基金会举办「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怀念这两位自由主义巨擘,个人有幸应邀来参加,感到非常高兴,更有点意外。   事实上今年三月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我曾经到他的墓上致意,今天又来这里,其实是有非常复杂的感受。因为殷老师在台大教书的最后一年,我修刘老师的逻辑课程时,他推荐殷先生的思想与方法,对他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于在戒严的年代,38年代创立自由中国,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在戒严时期还能够提出自由反GONG运动,回归民主宪政,追求自由的政治体制,并且后来发展成自由的反对党,这些过程对台湾的民主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也启发了好几代的台湾青年在自由民主这条路上摸索前进。所以今天的研讨会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自由中国」时期,殷老师与雷先生两人的风骨与学术著作,影响力比其它人巨大,记得殷先生在批评时政时候对于身处戒严时期有很严厉批评,他说他们能够囚禁我的身体,但是不能囚禁我所传播的道理,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说出来,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他出生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民国八年,精神上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而又比五四运动那时的人士晚了一辈,因此他所面对的时代又有所不同,1950到1960年代,那时大陆是共产党统治、台湾则是国民党统治,事实上自由都很难获得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撤守台湾之后,对大陆许多的热、冷战、斗争都使得我们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受到严厉的限制,在那时期,不光是有临时条款,将中央政府组织作很大变动,戒严也把宪法第7至22条所保证的自由与权利限制得体无完肤,当然对于主张自由的知识分子就有很多的限制,乃至于打压与迫害,那段时期使许多人都不堪回首。   在这里又想到,殷先生过世后,殷师母就出国了,几年后她回来了,有机会在一次聚会中碰到她,当时我是台北市长兼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坐在殷师母身旁,我特别站起来对她说,我不是国民党主席,但是今天我要代表国民党向殷师母鞠个躬,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以前我没有身份讲这个话,鞠躬也没用,但是我现在又不一样了,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很希望藉这个机会也向殷师母以及所有当年曾经为自由民主奋斗牺牲的先进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   我知道殷先生家人都是基督徒,殷师母那时跟我讲,事情过去了,但是在我们来看,这段遭遇对殷先生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他承受很多委屈,而他所受的委屈无法依照戒严时期不当审判的补偿条例,这些过程正好是反面教材,在我们开启自由民主新时代时可以记住这些反面教训。也因为这样,殷先生所住过的那栋宿舍,在我担任市长时即指定为市定古迹,通常古迹应该有建筑上的价值,那栋日式房子虽然古迹意义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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