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袁伟时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 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革命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文/袁伟时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 :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 :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 A 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 1923 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 90 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 1892 年 7 月 23 日 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 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 [1] 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 100% 的假货。 阳光 :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 :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 1921 年 4 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 ! 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 :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 :小弟稍安勿躁! 1940 年 3 月 21 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 143 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 4 月 1 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 首倡者。更由于 1896 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 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 60 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 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 1912 年 8 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 “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2] ,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 1913 年 3 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 8 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 1911 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 1911 年 7 月 31 日 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 “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3]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 :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 :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 :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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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 [1] 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 [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 [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 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刊登于《深圳特区报》D1版,题目被改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变与得失》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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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史宣:一位辛亥革命时期流亡美国的学人

  1978年迁至黄花岗72烈士墓的史坚如墓 中华文化圈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落下了帷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华人聚居的各大城市,包括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费城、奥兰多、明尼阿波利斯等地都举行了讨论会、图片展等纪念活动。孙中山当年曾经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也曾经到美国本土在侨界筹款支援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海外大本营是日本的东京,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也是在东京成立,而与美国有往来的辛亥头面人物则不多。如果拿维基百科“辛亥革命人物”条目作为参考,其中列举了98人,曾经在日本留学或参加革命活动的有58人,就连留欧的也有4人,而曾有美国经历并参与民国初年政经建设的,除了孙中山之外,就只有邓荫南等2人。 但是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当中确实还有与辛亥革命有一定联系的人士,我一位朋友的外公就是其中之一。 1895年广州起义流产,1900年孙中山再次策划惠州起义,郑士良等率部屡败清军,一度发展到两万多人。后来因为军火粮饷断绝,不得已解散义军。当惠州枪声打响的时候,史坚如等革命志士在广州策应,谋刺两广总督德寿等军政要员。年仅21岁的史坚如与同志们挖地道至总督衙门德寿住所地下,深夜引爆炸药,唯因药量不足,仅炸毁一段围墙炸塌数间民房,未曾伤及德寿。事后史坚如被捕,受尽酷刑,英勇就义。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亲自募款塑像建墓,誉其为广州起义失败后就义的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 史坚如与很多当时的革命志士一样,世家出身,祖先是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他有一个堂弟,名叫史宣,十分仰慕兄长的学识与勇气。史坚如殉难,史家多人受到牵连,青年男子纷纷逃逸,史宣先是在汉口藏匿,后来化名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名额,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因为担心被人识破,始终不敢去驻美使馆领取奖学金,而是靠自己打工,在铁路上当维修工人养活自己和读书。 后来清帝逊位,成立民国,史宣受到实业救国的影响,从哈佛转学到麻省理工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国的铁路建设,曾在詹天佑手下工作。九一八事变之后史宣从中东铁路局撤回关内,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北方各个高校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史宣则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我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一笔拍卖,标的是民国34年中大史宣教授向教务室呈送的暑期锻工实习成绩单,虽然只有两名学生,但是工整的毛笔字一丝不苟,可见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史宣之敬业精神。 史坚如塑像基座孙中山等所致铭文 尽管在美华人回国直接投入辛亥革命的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慷慨解囊,同盟会在旧金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军筹款局,华侨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街头小贩,都参加到捐款行列,一共募集了4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亿美元,怪不得孙中山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辛亥革命爆发,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外交上传统的孤立主义与对华政策的不干涉原则,一度对中国政局采取中立态度,相比之下美国舆论界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则表示赞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崔志海,曾经在哈佛做过燕京访问学者,他在2008年发表论文题为《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其中提到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认为辛亥革命是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实现;《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则将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比作美洲的发现、罗马帝国的灭亡;纽约《商业》杂志称“这是所有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 其他许多报刊杂志也都发表文章,希望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史宣1967年在台大任教时过世 史宣后来应聘于1948年去台湾大学任教,但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即我的那位朋友则留在了中国大陆。日后这位朋友也来美留学,当他的女儿上大学的时候,特地鼓励她踏上先祖的足迹,也进入麻省理工学习。 (所有图片均为史宣外孙提供)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http://twitter.com/MeiGuoCanKao http://blogs.america.gov/mgck/ 手机雾谷飞鸿 http://m.usembassy.gov/128065&t=d066a6d0da4e3a13f9dffed0b763262b 本文无版权限制,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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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网友投稿:拿什么来纪念辛亥革命?

中共《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于10月9日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场面盛大前所未有,还专门设有一个湖南厅用来接见那些辛亥革命先烈的后裔以及海外的来宾。湖南厅设于其中的特别政治意义的规格不同凡响。 人民网报道说:今天到现场参加纪念大会的一共有3000多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的党政军群各部门的代表、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人民网报道说:纪念大会还特别邀请了部分辛亥革命先烈的后裔,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的相关人士,各有关部门的一些代表,还有部分外国驻华使节和海外的来宾等。等等不在话下。 《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其现实意义我的理解是革命在继续,是继“辛亥”年延伸出“维稳”年为对象的革命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因为国家还未完全统一,国共各在一方而两种制度完全不同的、革命这个大事件的“主体”到底由谁做主的问题,仍然不清楚、不能排除的历史因素。他的“国民”——居民、住民、选民、移民、以及公民等等——统称“非民”,都是由别的法律和宪法来适用对待的人-民的概念关系,实则是在别人的、别的实体下、别的权力意志下“合法化”的人。这里,就是说,中国内地的“居民”同是法律的产物而并不产生宪法。有学者提出“联邦制”宪法思想我都是这样来理解的。 我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内地居民。我原本是一名列车员后来被新上任的段长给除名了。现在是所在居委会的一名“低保户”,吃低保了。如果还可以吃泥土的话,就去做半截子蚯蚓然后留下一张皮的记录,只要还能保证我能正常思维的条件下,我脱一身皮瞪眼看着你。 什么叫居民就是别人给你你才是你。相反,如果没有我(居民)就不会有你。因而,如果我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居民这个身份就得改,如果你来自台湾的原住民到中国内地,就要接受内地法律,给你一张“暂住证”,居委会看着。人们都说居委会是街道办的一只脚,地方再小都少不了居委会这只脚。所以,吃低保靠的是居委会的脚。 我是在说国家的主体。国家主体因而是我。我是丐帮。我“伟光正”但不是我的本身,是别人给的。我不是刻意用我来刻画什么主义,而是出于抽象的理解“物质”在“人身”之中的最低条件的观念,认识这个观念就等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物质形态。由于这个形态的起点和“辛亥革命”有直接的关联,再说了我到了这份上还有我吗? 所以,各种外部的社会制度我都不支持,共和我也不支持,因为太渺茫,而且“国民”概念正待分崩离析,就更加联系不上“居民”我。以上的几个小节只能引用到思想和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没有别的意思,特在此说明。(我害怕被人迫害) 接下来是继续地看。 那么“拿什么来纪念辛亥革命”这个我们心目中的主题? 用“拿”这个观点来看,我只看到“湖南厅”中国政治意义上的表象,除开实体观留下来的四通八达的内设建筑体积。在这个建筑之外,辛亥革命主题成旅游热点,南京中山陵、总统府等景点,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檀香山找寻辛亥记忆,“首义之城”不胜枚举。这就是“可拿”的文化产品的东西,而并非我心目中的。而作为“辛亥革命”主题思想的一部分可以说那个微不足道了。 世界都在观望中共举办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值得关注的主题,从世界媒体评价的眼光说,我也不认同,因为他们都是“我”这个意义外的别人,居民以外的人。 对胡锦涛的讲话我也不认同。因为我认同或支持这方面不能自主,没有选票也没有手可举。用脚我是决不会的。因为我的心告诉我我是有礼仪的、我是中华民族的后裔,宁可被杀也不会侮辱对方。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当众被砍头,所以身首各异产生了“社会主义”神话,所以现在的社会也就成了人身不全的“辛亥革命”的别名。 ——有人组党; ——有人因言入狱; ——有人自焚; ——有人被喝茶; ——有人移民等等。有人高声呼吁:我是独立候选人! 仍然有人要为未来的和平统一付出流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已经在国内多省份出现了“独立候选人”这一宪法的民间行动,意义重大,贵州贵阳(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参选人大代表 促民主)行动在网上传播,中国贵州省民主人士给民主党派送“花瓶”,“同时,还给这8个党送去一份文告”,“敦促这些不干实事的“花瓶党”,退出政治舞台”。(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要做选民的现代“辛亥革命”时代序幕揭开了。这才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映现实的本质运动。 本 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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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网友投稿: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辛亥革命是一场成功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中国近两千年的专制帝制,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是以妥协收场,显示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但中国要成为真正的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谈何容易。宋教仁被暗杀,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和一部分人人性的阴暗、可怕和残忍。而孙中山二次革命似乎又过于轻率,因为法治社会凡事要讲证据,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控袁世凯就一定是暗杀宋教仁的主谋。所以,二次革命的流产也就不奇怪了。 袁世凯称帝是要搞倒退,否定辛亥革命的首要成果,结果在全国人民一片的反对声中草草收场。袁世凯去世后,中国陷入了群龙无首、军阀割据的时代。这不是辛亥革命的错,而是中国的社会太复杂了,专制势力、专制文化和专制意识太顽固了。 孙中山以俄为师,组建高度集权的革命党和革命军,来扫平各种地方割据势力,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但这种集权的组织结构本身是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很危险的,革命领袖很可能因为权力过大而演变成一个类似皇帝的专制者和政治强人,从而使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受到严重的损害。在这种情形下,革命领袖的素质、能力、品格和声望变得异常的重要。也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孙中山具备这些综合条件顺利地完成这个异常艰巨的历史使命: 即通过革命党集权的方式建立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最后还政于民。可惜,他过早去世了。这是中国最大的不幸之一。 总之,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的一场伟大的、影响深远的民主革命。由于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这次革命没有也不太可能一下子解决中国所有的政治难题。中国国情和当时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必然是曲折和漫长的,不过中国毕竟从各种历史磨难中顽强地走了出来,并正在也一定会逐步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本 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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