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崩溃

美国之音 | 党报刊文驳斥中共“衰落”说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5月2日在其“思想理论”版面上刊登文章,回应西方学术圈中的又一轮中共“崩溃论”。文章说,中共有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能够应对当代社会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起的已持续三年多的反腐运动彰显了这种自我革新能力。与此同时,有美国知名学者指出,中共的反腐具有高度选择性和政治动机,虽遏制了腐败势头,但也严重打击了官僚体系,进一步分化了精英阶层,如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反而会加剧中共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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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沈大伟:预测中国很有风险,也很危险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左)星期四(3月24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为新书《中国的未来》签名。(美国之音斯洋拍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星期四(3月24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说,预测中国很有风险,也很危险。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并不是“中国崩溃论者”。他说,中国未来要想成功转型,应该采取“半民主主义”,也就是一种接近“新加坡模式”发展的方式。他还说,未来美中关系就像一个糟糕的“婚姻”,但是“离婚”却不是选择。预测当代中国很有风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新书《中国的未来》的发布会,他在会上几次强调,预测中国是很有风险的事情。他说:“因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的议题,也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议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说,揣测中国很有风险。在研究中国的领域里,充满了对中国观察人士对中国的错误预测和无法解答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受损的职业声誉。”他强调说,这也是他的新书《中国的未来》封面上的大大问号的所代表的意思。他说,虽然如此,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和他的同行们依然有义务帮助全球的民众了解中国。他在演讲后对美国之音承认,这种职业风险,甚至危险也同时包含着来自中国的压力。去年三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预测“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从一贯对华温和到突然“唱衰”,沈大伟的“改变”引发高度关注。有人曾揣测沈大伟介入了中共的政治斗争,在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威。中国官方媒体更是连续发文反击,自此无人敢邀请他访华,形同被封杀。“我不是中国崩溃论者”他在研讨会上特别强调,自己并非是“中国崩溃论者”,虽然现在被归属了这个阵营。“我要非常明确地澄清一下,我没有在预测中国,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崩溃。我所预见的是相对的经济滞涨、日渐积聚的社会问题、逐渐衰败的政治系统和衰落执政党。衰落不等于崩溃,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最后可能走向崩溃。……因此,我不是一个崩溃论者。”他说,《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的题目是《华尔街日报》编辑取的。他也曾要求编辑们修改标题,但是被告知“太迟了”,文章已经印发了。他说,他不希望中国崩溃,“我希望中国成功,我希望中国进行改革。”中国现在是“新威权主义”沈大伟说,从2009年以来,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实施的是“硬威权主义”。他说,中国现在面临一个“环形路口”,继续“硬威权主义”是最容易的选择,但是,却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将相对滞涨,社会问题会加剧,中国共产党会走向漫长的衰退(Protracted Decline)。沈大伟说,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过去三十年,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的关键,但是,未来三十年中,政治的选择才是重要的变量,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完成。“半民主主义”才会让中国成功转型他说,中国领导人其实可以有四种选择,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包括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主义。他说,新极权主义会让中国走向衰退、收缩甚至崩溃。硬威权主义下的中国会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是要面临停滞和衰退。如果中国采取软威权主义,就会有温和的改革,并经历部分的转型。但是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主义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就会成功和彻底转型。他说,这个模式也最接近新加坡模式的民主。但是,他承认,中国距离拥有新加坡模式的民主的特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共产党能否容忍新加坡式民主也是个问题。因此,他预测,新极权主义和半民主主义在中国都不太可能,最可能的是软威权主义和硬威权主义。他说,中国政治通常在收放之间转换。他说,中国通常有六年到八年的“放”的阶段,后面就会有两年“收”的阶段,现在中国已经处于“收”的阶段的第7年来。他说,虽然他有些怀疑,但是也有人预测习近平在未来的5到7年可能会放权。“无法离婚”的美中关系沈大伟在新书中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做出了预测。他说,中国未来在除了中亚和中东的其他地方可能都会面临关系紧张,特别是与自己的亚洲邻居之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越来越有竞争性,充满怀疑、充满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关系的处理越来越艰难,但是,就像一个糟糕的婚姻,离婚对两国来说并不是一个选择。因此,美中关系需要两国很好的经营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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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闵良臣:中国既得利益者会救中国于“崩溃”之前吗

常言总说“多事之秋”,可想不到,二○一五年这个春天,好像变成“多事之春”了。最让中国一些人接受不了的就是原本被我们某些“主流”者称作“知华派”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发表了一篇具有爆炸性影响的文章即《中国即将崩溃》。文章一出,环球时报胡锡进忙得不亦乐乎,赶紧作文“有力反击”这个“投机”者。既得利益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于我等平民,像救国家于崩溃这种大事,还轮不着,因为我们自己常常连个人命运都难以操控甚至任人摆布,说不准哪一天被“寻衅滋事”或是像广州区伯那样,被公权力下套跌落陷阱。如此这般,何敢谈救国家呢。央视公益广告中说“国是家”,显然还是在玩洗脑那一套,估计没有多少中国人还会信了。尽管也知古训:天下(这里应改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也早听说有人驳斥过了,意思是天下兴亡,与百姓无关。其理由正如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其不朽的《潼关怀古》一词中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既然我们百姓难以救国,也就只好想一想那些既得利益者了,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救呢?近年来,一提到我们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多人就在那儿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之所以在七处冒烟、八处冒火,每年发生十几二十万起群体事件的情形下仍能维稳,甚至时不时还可以看到歌舞升平之景象,比如宋美女出来演唱好日子、比如男歌星孙楠站在舞台上装模作样地唱某个东西的名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等等,最主要因素,就是中国既得利益者多多,而“得利阶层不会拱手相让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既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者,根据我们这种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定义”,当这些人听到“中国即将崩溃”的“谬论”,也就一定会“扶大厦之将倾”,使之万岁万岁万万岁,不可能“见死不救”。可真的如此吗?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耶。既得利益者不扶大厦之将倾既得利益者尽管得到一些利益,可他们对统治者显然也有不满,有很大的不满,且不满的程度甚至会超过那些并没有得到利益者(其中逻辑无需细说),否则,近年来也就不会出现中国大陆既得利益者向海外大量移民现象。这就好比一伙盗贼或抢劫犯分赃不均也会打起来一样,中小贪官对那些大贪巨贪同样痛恨,痛恨他们因权力大而贪得多,自己因权力比他们小而相对贪得少。至于近来查出一部分小官也成了巨贪,另当别论。所以,任何大贪官被双规被判刑乃至被处死,一些中小贪官与广大穷百姓一样,一片欢呼,诅咒此人罪有应得。不然,大半个世纪前,当民国政府岌岌可危时,既得利益者都去哪儿了?为何就不扶大厦之将倾呢?不然,怎么会有“不谙世事”的蒋经国要在上海“打老虎”?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苏联。即使在解体垮台的前一天,苏联的执政党也绝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不好,做的有什么不对,更不会相信,苏联人民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不站在执政党一边。然而历史证明,苏联人民不说,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事实上同样反感苏联的那种社会统治。因为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一定知道,这种对社会有违天理人道的治理不可能长久。特别是当人们得到温饱,并获知了外面的世界后,不可能还接受你的欺骗宣传。托克维尔给统治者的忠告对于既得利益者是否会维护危难甚至要崩溃的政府、与这个政府共存亡,或同样会背叛政府甚至参与支持推翻政府这种问题,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法国十九世纪“二次革命”即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后人。过去我们总以为穷人才会起来革命,其实不然。对于有些人而言,如果专制能够更好地保证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宁愿放弃自由。而有些人拥护民主,也不过是因为民主可以为他带来更多利益。然而,一旦政府自身不保,不能为某些人继续带来利益,不论这些人之前已经获得多大的利益,他们都同样不会选择站在政府一边。“错误是政府犯的,危难也由它自己去受。”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历史,一个政府只要不得人心,不论是秦是汉是隋是晋,抑或清朝还是国民政府乃至后来,最后总是这个朝代的人们一齐起来反对它乃至推翻它。所以托克维尔提醒今后的统治者,保存政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良好的治理,特别是按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否则,就只能是自欺欺人,等着下一拨的人们、包括既得利益者,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来反对来推翻它了。如此说来,中国是否会“即将崩溃”,那是另一个话题,我们这些无力救国家于“即将崩溃”的百姓,最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会不会“扶大厦之将倾”,或说救中国于“即将崩溃”之前。《动向》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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