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对信力建先生的博学多才，勤奋著述，和许多朋友一样，一直都只有尊重和佩服。所以我在《庄严承诺？野蛮生长！》里，诚心叹服和承认“在部落里向来影响最大的，（当数）信力建先生和他的“信孚要闻”栏目”。所以见他新发布了《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一文，自然要抛开恼人之杂务，以求一读为快。 信先生此文开宗明义，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和归属问题：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这造就了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对此事实陈述，已是公认的了，我想多数坚持睁开眼睛的朋友，当无异议。其实就此观点，我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上）》里也有类似看法。在其中第四节“两双眼睛”里谈到： “……既然“旁观者清”，我们就先来看看今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金宰贤先生的《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看看韩国人金先生是怎样来审视这场当代浩劫的：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由于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实际的中国与在书上学的截然不同。中国真的是这样吗？我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以前，我以1949年为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后来知道界线不是1949年，而应是“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许多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眼下参观孔庙的很多韩国游客，看到很多雕刻和石碑被毁的伤痕时，都不禁伤感。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其完整的原型。好在被儒家熏陶的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道，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 “在感叹传统中最宝贵的精神内核，一个接一个永久性的失落之后；在感叹中国近三十年畸形发展，所导致的种种怪现状与恶果之后，金宰贤先生善意的提醒中国人： “我觉得如果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他必须先要了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我认为，“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 “如果说来自儒家文化的千年播及地韩国的金宰贤，始终只是外来者，对文革的认识尚还流于表面观察，还未触及到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话，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本土的乡土文学大家，亲身经历过那一切的贾平凹先生，又是如何看待那段历史的？最近，他刚出版了新作《古炉》，因为还未拜读，自然不好说什么。好在总还是有“早起的鸟儿”提前试味。既是如此，且让我借花献佛，引用任瑜先生专门为此书写的书评：《贾平凹笔下的中国病人》中的一段话： “为什么会这样争斗不休？因为病。这些病，既有由贫乏穷困导致的落后、卑微、粗陋，也有人性中本就存在的残忍、自私、暴戾。人们身上潜伏着各种各样的病，每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文革”将权威打到，将人伦颠覆，突然之间释放出了人们身上的魔鬼，于是潜伏的病都爆发了，已发的病也更加恶化，人人都变得疯狂，互相之间无情地揭发、恶毒地攻击，最终发展到残暴地大打出手，争斗终于没有了规则、失去了控制。 “文革”就是古炉村人共同的病，就像人们身上的“疥疮”，迅速地互相传染，几乎无人幸免。人人都是传染者，又是被传染者；人人都有罪，又好像谁也没有责任，人人又皆是受害者。这种吊诡的情形最具隐喻色彩的例子就是丢钥匙事件，一家丢了钥匙，家家都丢钥匙，原来每家丢钥匙后都去偷别家的钥匙，结果是每家都丢了钥匙，每家也都偷了钥匙。在“革命”斗争中，每个人都伤害了别人，每个人也都受到了伤害。那么，这个难以找到罪魁祸首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呢？也许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似乎没有哪一个是该千刀万剐的责任人，但悲剧就这么神使鬼差地发生了，这是古炉村人的“文革”的命运，也是中国人的“文革”的命运。” “——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文革时代的古炉村人的命运吗？这仅仅是文革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吗？”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最后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实在值得朋友们的深思。很显然，这不是一段一去再不复返的历史，而是一场依然延续，正在发生的，于传统文化生死攸关的浩劫。既然剥极而复，丕极泰来，乃是势所必至，理之当然，那么我们当然要以一个中国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传统文化的垂死命运，来做一番竭力拯救，起死回生的努力。这既是个体生命案憩，精神家园重建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所义不容辞的当然责任。所以信力建先生写这篇《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来做一番追问和回溯的工夫，为在大陆被折腾多年，眼看着奄奄一息的传统文化来鼓与呼，我们理应表示最热情的赞同和最大的支持。 只不过，我们在为传统文化呐喊的同时，却要注意避免一个“过犹不及”的问题。即因为过于急切的希望“为故国文化招魂”，希望她能尽快尽量的为今日中国社会的“溃而待崩”，末世乱象提供治病良方，而主观上将传统文化描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一朵出尘埃而不染纤毫的洁净莲花，一种垂之万世而不朽的文化体系。对于古今中西文化的论争，既然已经持续了百多年，那么想必我们今天都能认同一个基本的前提：正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不适合现代中国的消极或负面成分，以至成为民主转型的牢固羁绊，所以才要对之取小心别择的认真态度。而不是轻易的为政治需要所引导，所利用，被政治权力所牵制，结果走向两个极端：或者全盘肯定，或者一味歌颂。显然，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学术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它们也各自为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各种困扰，甚至由此而走上了歧路。尤其是前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如我们上面所述，参考今日中国现实，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无以复加。 一味否定固然后患无穷，一味肯定同样于事无补。可惜的是，恰恰在信先生《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余下的论述中，在对台湾继承传统文化，学术思想（新儒家，儒释道之和谐共存），教育传道（国学教育），社会与家庭伦理（民风民俗之淳朴自然）的热情赞赏中，却隐隐然透露出这种“偏颇”来。下面，就尝试联系信先生文章中的观点，和自己对台湾的历史现实，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浅显观察，就此“偏颇”，来做具体的，进一步的讨论。 随着大选的日益临近，蓝绿双方阵营，加上宋楚瑜先生的横空出世，是为台湾版的“三国演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了“冻蒜”，其中合纵连横，勾心斗角，宛如一场精彩的，实时直播，真人出演的好戏。更由于现代媒体的发达，由于民众对政治选举的热情不减，于众目睽睽之下，许多曲折阴暗，再也无所遁形。这既是拜民主制度之赐，也同台湾多年来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选举文化密切相关。这就使得各种政治话题，边缘操作花样翻新；花边新闻，曝料揭弊，个人隐私，幕后奥步自然层出不穷。仅就我印象中的新闻话题来说，就有苏嘉全的祖坟占地，使用岗哨，风水命格之争；有政府对老年农民的补贴之争；有国民党对亲民党的历史恩怨，复杂怨愤；有马在近期不断发布又不断修正的“统一议题”的持续发酵；有各阵营议员的彼此杯葛呛声，各位电台和电视台的名嘴们的八卦预言，望天打卦…… 而近日在岛内比较引起关注的，便是马英九先生以本届政府首脑的名义，公开提倡读经，并要求加大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中古文的比例。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圈内部的争权夺利，而牵涉到作为“百年大计”的公共教育领域，也就是说，几乎同所有岛内民众都有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切身利益关系。联想到台湾近期开展的文化书院，汉学书房，这里面当然有宣示国民党，国民政府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大陆的孔子学院别苗头的意思。背后隐含强调维护和强调“中华民国正朔”之意——这个敏感时期的这番教育政策调整，不能不让我们产生政治人物有意干涉教育，以为自己牟利的怀疑。恐怕也正是这个原因，马本人和马所代表的政党，政府这种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试图将政治操作或政治影响强行推进到下一代，蔓延到国民教育中去的这种行为，却得到了很多观察家的批评。 抛开那些政治选举斗争中的是是非非，抛开政治操作是否应与公共教育事务划清界限的讨论，即便我们单就传统文化和现代国民教育的关系来看，马政府这种提倡读经和加强传统伦理地位的做法，本身就已经值得警惕和担忧。因为平心而论，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泥沙俱下，有精髓也有糟粕，从来不是尽善尽美的。况且其中的很多糟粕，至今未得到有效清理，依然以“仁义道德”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大行其道，本质上却和现代民主社会和普世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而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如集体主义的根深蒂固，如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如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如派系观念严重，依南北，城乡地域进行的蓝绿政治划分明确，导致层出不穷的族群分裂，对立攻击，甚至不择手段，缺少真正的，现代民主制度，公民社会所提倡的和解和宽容精神等等。 即如信先生文章提到的“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伺候孩子、洗衣做饭是分内的职责，要是婆婆不高兴、一瞪眼，媳妇还要赔不是；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可以说，这种延续千年以上的家庭传统，非但不足以证明其值得肯定和发扬，它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家族伦理下，身份等级森严的落后表现。在晚辈对长辈，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不问是非，绝对服从或是顺从背后，其实体现的是对个体人格和自由价值的不尊重，是背离了现代价值观的，是应该移风易俗，逐渐改变过来的。只要我们想想自己或身边人各种无穷无尽的家庭矛盾，代际矛盾，甚至我们只要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韩剧中，一轮轮不断重复，又不断翻新的家庭闹剧和悲剧，就能对此有更深切的体认。 其次，信先生说“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应该归功于其传统教育。”这个价值判断，同样恕我不能赞同。可以说，真正导致今日台湾政通人和，人心向善的，来自民主制度的奠定，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又主要是在现代观念的影响和自由主义的旗帜下，靠着前仆后继的民主斗士和社会运动所推动的。正是这些先行者，先觉者，使得权力之野兽被禁锢。而传统文化只在其中起到了侧面的，次要的辅助推动作用。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民主制度的奠定，才为传统儒释道等多元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最适合的社会土壤，才使得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得以老树新枝，焕发出新的，现代性的，创造性的光芒来。 也就是说：先有现代化的民主与市场制度，然后才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这个前后的历史和理论逻辑非常之关键，非常之重要。同时更对我们大陆今日的制度转型，路径选择，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所以最好不要因为大陆传统文化的失落，因为对台湾一派安宁景象的追慕，就将这两者的前后，主次关系给轻易的颠倒过来。 （待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王小平的最新更新： 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下） / 2011-11-03 12:06 / 评论数( 1 ) 尖锐的秋天——陷阱里的先锋 / 2011-11-02 11:32 / 评论数( 15 ) 两种维权的路径选择 / 2011-11-01 12:45 / 评论数( 7 ) 另一种意义 / 2011-10-31 22:24 / 评论数( 6 ) 转贴：我们到底要什么？ / 2011-10-31 11:54 / 评论数( 7 )

　　前言：前段时间参加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录制，讨论富人们移民潮的话题，昨晚凤凰卫视已播出（今天中午13：：00还会重播），但我提出的大部分观点并没有播出来（比较河蟹？），现将我关于此问题的基本观点整理一下，以飨网友。 　　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近日发布的《2011中國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國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富人们的移民潮，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专家甚至提出限制富人移民。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國人已经向欧洲移民。改革开放后，中國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这些人大多朝东南亚地区发展，后来都淘到金，成为华侨。而在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还爆发十万人逃港潮，相对于今天所谓的“移民潮”，当年的逃港潮是非常艰苦和辛酸的，几乎是九死一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首先是凸显国民对国家的一种基本态度，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矛盾的产物。在中國大陆之前，中國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比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但相对的，台商通过各种形式游走他乡谋生创业，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外经商的台胞对此是功不可没的。台商的经商信用、品质更赢得了世界的认可，截止目前，台湾已经有约124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免签或落地免签，台湾人行走世界是畅通无阻的。 　　并且，当“移民潮”兴起的时候，海外地区入境就业或经商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人保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國工作的外国人共22.3万人，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8.6万人。据调查目前在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其中日本占28.6%、美国占 12.3%、韩国占8.9%；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08个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居前四，其中来自日本的占29%.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成为中國劳动力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移民潮兴起不需要过于小题大做，更不应该以爱国与否作为衡量移民者的道德标准。 　　有专家甚至声称，富人们的钱是国家的，人可以走钱要留下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第一，从来只有勤劳致富，何来靠执政方赏赐或者政策致富？与其说政策使人致富，不如说开放的市场使人致富。因为对市场越少干预的政策，才会使财富自由流转，不断涌现。第二，中國人什么时候有属于自己的财富？中國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钱财吗？法律有起到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作用吗？再说，两万亿不是都在美国吗？中國的财富早就放到国外了！ 　　而更应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富人们为什么纷纷出走的背后因素。如 叶檀 所分析的，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的比例，保障财富安全占比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为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比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这说明中國的高净值人士不满意国内教育环境、担心财产不安全、担心未来无法养老三大制度性折价。 　　当前，中國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这意味着中國的贫富悬殊已达危险阶段。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若移民海外，不带动后富，贫富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中國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公平遭遇挑战，社会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境地，社会风险也随之进一步加大。不断发生的矿难，恶性拆迁事件，校园血案，毒奶粉，毒疫苗，泡沫化的楼市，难以根治的腐败……都在吞噬着社会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各阶层难以达成一致共识，已经出现分裂态势。 　　而中國社会流行的“公考热”与“投机热”，流露出的是中國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当局一再宣传的主流价值，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且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价值真空状态，新的价值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同时，传统的优秀价值正被遗弃。中國近几十年的发展，始终以GDP为主轴，以至于当前众多地方政府仍然将其奉为圭臬，科学发展遭遇掣肘，面临考验。 　　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导致了许多有思想有能力的精英对国内的动荡状态充满担忧。不断高企的房价、不减反增的税收加重、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官商勾结敛财的现实，也让精英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让自身的财产、家人的生活更为安稳和富足。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移民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担心信息不够开放和真实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富人们和老百姓一样总是“不明真相群体”，中國仅仅是在国土面积上大，但是实际上比清朝的闭关锁国开放不了多少。法律不是富人们的挡箭牌，律师又不能够为自己争取权益，资本在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权力干预太甚的情况下，是不安全的，拥有了资本没有了安全感，富人们都成了弱势群体，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样焦虑不安。21世纪是拼信息的时代，我们却还在“拼爹”，这是相当滑稽的。 　　针对这四大制度性折价，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比如健全法律，确保司法公正，不仅是经济还要在制度上、观念上与国际接轨，建立法治国家。政府不能长官意志，不能太强势，要遵循商业规律，不要介入太多，要让财富资本自由地充分地流动。要让国民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像中國现在拆迁不讲法，楼龄还只能是70年，国外早就土地私有化了。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尽早实现双重国籍、尽量简化签证手续，不要逼迫自己的国民在祖国和外国之间艰难选择而给自己留下尴尬，给国民自由是国家自信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应总把眼光停留在本国的“人才”上，还应该想方设法吸引国外的真正人才，特别是资本家、教育家、传媒大头和专业管理人才，只有让世界各国的资本、教育和信息的人才为我所用，中國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如果中國仍旧不做任何改变的话，这种趋势还会愈演愈烈。但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悲观，反而政府应该鼓励所有国民有条件的、没条件要创造条件出国，中國如此众多的人口，本身的资源已远远无法满足，让国民走出去，腾出空间给无法出国的国民，双管齐下，占领全世界。比如菲佣，菲律宾政府是鼓励他们学有所成，再输出到其他国家打工，带回资本回国发展，推动本国经济，这有什么不好呢？那些仇富的人更应该支持富人出国，因为富人走了，就没有人跟穷人争资源、争北大清华、争就业机会，那么富人移民潮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7797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0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高考状元与高考移民及其他 (0) 谁是胡士泰？ (2) 由多佛偷渡谈到非法移民 (0) 爆炸性社会问题：三峡工程移民 (1) 得人者得天下：从美国的移民谈起 (0) 为什么我们要像狗一样的出国？ (6) 中国移民之外因 (0) 中国没有自由移民 (0) 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 (0)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李逊达点评 　　过去，一方面对人民宣传平等，另一方面却又在处处设置等级制。我不懂平等和等级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最初闹革命时，没有等级观念，并不是没有等级思想，而是没有搞等级的条件，只好伪装一套平等思想到处宣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穷人加入到他们的革命队伍中去。当有了人，打了胜仗，占据了一些地方，有了物质条件，就不可能上下再享受同等待遇了，否则就留不住人。为此，必然在分配上大搞等级差距，于是就有了批判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伪理论，为以后搞特供制造舆论。这是历来统治阶级所贯用的一套骗人的手段，只不过到了红色统治者的手里，有了权力，把特权、特供搞得更加神秘化，更具虚伪欺骗性罢了。 　　记得六十年代中央轰轰烈烈地搞了个九评苏共，一面大批特批苏修，还出了一本书《苏联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内容无非是揭露苏修头目都在搞腐败搞特供，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面对国内人民大搞封锁，关起门来自己搞腐败，让人民受穷饿死。 　　从现在揭开的史料和档案来看，无不暴露出最高层享受特供的真实情况，当时人民大众是不可能知道的，直到现在，特权思想下，以党和国家的名义，仍在全国各地暗中搞特供，从吃喝、住、行、医、玩、乐等等，都和人民大众保持着极大的差距，而这些都是在不搞绝对平均主义的理论下，搞他们所谓的假平等、真专制，如此虚伪、伪善的一套丑恶本质，早已被觉悟者彻底揭露，无法再掩盖得了，于是只得用拖延方式和反腐败的压力搞周旋，特别是在领导个人财产应该公开、公示的呼声下，自上而下玩起了躲猫猫，让世界人民都感到中国的人民公仆只要一张脸面，却不要一点廉耻。 　　当你看清楚了特供，你就明白他们为何要特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