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常被误读的经济学家 韦森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 7.23 ”撞车事件发生至今已经 十多 天了，遇难者家属的哭泣，社会舆论的拷问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如此惨绝人寰的一次人为事故，究竟该谁负责？可是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没有这个答案。于是有人调侃：此次事故，党没错，政府没错，铁道部没错。老天有错——不该打雷，乘车的人有错——不该相信专家中国高铁不会追尾的鬼话。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谓“集体领导”体制。 我们国家从中央政治局的九大常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实行的都是所谓“集体领导”，所谓“集体领导”按官方定义，是指“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不遵守、不执行集体的决定，或未能按照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给工作造成损失的，应当追究责任。”据说，这样的体制有利于避免独裁——所谓大家说了算，一人说了不算。 然而，事实上，除学术性、评判性的委员会组织外，任何一个事业型 ( 经济的，或非经济的 ) 组织，都必然有一个对组织负责的作为自然人的责任人。这个责任人，在其任职期间，根据组织既定的目标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既是组织效率的要求，也是维护和确保组织“所有人”利益不受到根本损害的要求。这个责任人，在其任职期间，应能按自己的想法对组织的重要问题进行拍板，并对组织的所有问题负责。当然，这个负责人应是组织按定规则选任的，其行为应受到组织的监督，其决策应合乎组织既定目标，并承担决策后果，若决策后果危害组织根本利益，或其行为违反组织规则，则可按一定程序免除其职务。 相反，如果什么事都“集体领导”，没有一个人出头决策并因而负起决策带来的相应后果，那结果就只能象“ 7.23 ”撞车事件一样：事故之后，无人可负责，无人能负责——集体领导嘛，谁又会去顶这原本就不好顶的大缸？要之，集体领导要么是无人领导，比如对棘手问题，或有可能损害个人名利的困难问题，谁都不愿意表态，谁不愿意去解决，都想推脱责任，甚至站在旁边看那些敢于出头人的笑话，期待别人失败后他来收拾残局；要么是谁都是领导，对于有利益的事，大家都想干，都争着干，各按各的想法干。 必须看到，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 . 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这里的关键在于集体领导是权力制而不是责任制。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结果由集体承担。集体领导说明集体有很大权力，集体领导的权力是由每个集体成员的权力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个领导集体成员都有权力。但是，集体领导的责任是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所以，一旦集体决定出错，责任也不可能由哪个个人承担；即便是有人承担，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特别是在本地方范围内，都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容易形成“内部事务”，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这样，即使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特殊和个别情况下违法违规了，但由于是集体领导，责任由集体来承担。虽然说政府是首长负责制，责任可以落实到人，但是，地方政府都是在同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首长一般都是地方党委的二把手，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集体领导。普通官员做的事情如果是部门领导同意或默许的，其结果也是集体领导的。这样法律法规就不可能直接制约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首先是党纪处分，其次是政纪处分，最后才是法律制裁。这就形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有了个别官员违法违规而最终得不到法律制裁的事实，从而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 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地方党委“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集体是个“众”的概念，常言道；法不责众。再这说，“集体领导”不是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集体领导”不受法律法规制约和监督；不受国家监督机关制约和监督；不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制约和监督。在决策方面，即便是某个领导的个人意见，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在用人方面，即便是党委书记和管干部的副书记有“初使提名权”，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不管是什么人的决定，一旦用“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决定就变成了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 不妨对比一下美国，在美国，虽然领导人是按“美式民主”选举的，然而一旦新的领导人确定后，实行的就是与个人独裁相似的个人负责制。这种个人负责制效率很高，但由于有监督制约机制，这个独裁领导就不能乱来，而且若犯了众怒，还会被中途拉下马。当然，在实行这种上台民主，执政独裁的体制时，领导也有一套专业班子给他当参谋。甚至，一个二百五的戏子也被开玩笑式选为领导人，且一连干了两届。结果，还干得真不懒。甚至被评为历上十大最佳领导，其原因就是有专业性极强的参谋。 我们这种上台“独裁”决策“民主”的体制，或许就是象“ 7.23 ”这样重大撞车事件找不到责任人的原因所在。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与基于这种感觉而出台的做法，使得这种板结化更为加剧。与其说这是对于对于人民币含金量的理解不同，不如说完全是两种社会思维的对立，反应在了对待“一万元”这点儿“小钱”的态度上。而这种社会思维的对立，几乎像是两个不同的中国，正如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但还有无数的人连缴纳个税的资格都没有。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另外一种人民币的含金量标准。除了相对价值不同外，人民币的绝对价值也不同，主要体现在很多人的工资收入确实不高，但各种花费不是自己不花钱就是可以报销，同样的一万元工资，白领们在大城市过得如履薄冰，而某些具有权力的人则工资基本不动。这是绝对的价值不同。 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其实含金量从来是不同的，这点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这种含金量不同也有两种表现形式，咱们先说说第一种。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潇湘之声《为民热线》栏目接到了一些同学投诉，说自己专升本的时候，被迫交了1万块钱的捐资助学费，当记者采访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的时候，得到了这么几句回答：“这个事很重要吗？很大的新闻吗？”、“我觉得不是很大的新闻”、“ 湖南广播电台说有这样一个事，专升本，要捐1万块钱，她认为这是很大的事”。听着这种令人嗔目结舌的回答，记者把这话总结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一万块钱在这位主任心目中不算大事儿。不过，紧接着有当地官方消息说，这人其实外聘人员。这事儿奇怪的地方在于，出事儿的时候总是外聘人员与临时工，不知道正常的官方人士都到哪里去了。 在通货膨胀的今天，可能1万元在很多人看来算不上大事儿。这就是人民币第一种含金量不同：相对价值不同。自从个人所得税底线调整之后，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士才用缴纳这个税款了。根据税务部门的统计说明，全国缴纳个税的人从八千多万一下子降到了2400多万人。够了交税底线也不过年收入4万余元，要是不够这条线的话，大概连这个数都到不了。一万元对于这2400万之外、又不是不需交税的公务员的人来说，算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说一万元不算什么，对于一个小商贩来说，一万元可能就是全部身家。 按照这种人民币的相对价值不同，出发点当然也是不同的。对于这位主任而言，这点钱都拿出来说事儿，可谓是学生无理取闹、记者大惊小怪了。这也无怪前段时间有媒体指出，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穷人的孩子越发的少了。如果主管教育的官员都按照自身的货币含金量来衡量的话，确实容易人为的造成经济门槛，使得穷人家的孩子很难上得起学。据说咱这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社会资源，没想到应用最好的领域倒是在这里。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只是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里，社会各个阶层能够有机会流动，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大大增强。如果一个社会当中，身处底层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永远身在底层，这个社会就比较危险了。毕竟中国有句老口号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会甘心一辈子、几辈子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有皇帝的时候，也给穷人留下一个科举考试的上进阶梯，哪怕是艰难，也还是有希望的。有希望就不会频繁造反。 原来我说过，社会的板结化正在形成当中，这种对于人民含金量的不同感觉与基于这种感觉而出台的做法，使得这种板结化更为加剧。与其说这是对于对于人民币含金量的理解不同，不如说完全是两种社会思维的对立，反应在了对待“一万元”这点儿“小钱”的态度上。而这种社会思维的对立，几乎像是两个不同的中国，正如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但还有无数的人连缴纳个税的资格都没有。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另外一种人民币的含金量标准。除了相对价值不同外，人民币的绝对价值也不同，主要体现在很多人的工资收入确实不高，但各种花费不是自己不花钱就是可以报销，同样的一万元工资，白领们在大城市过得如履薄冰，而某些具有权力的人则工资基本不动。这是绝对的价值不同。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09ec900102drek.html ) – 人民币的两种含金量_五岳散人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   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正文：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正文：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轼 此文最近《炎黄春秋》已发表，但是删掉了一段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放在网上再发表一次。 正文：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博客管理员：陆思同）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drzv.html ) –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_茅于轼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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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柏拉图：第三幕     一架由雅典飞来的客机缓缓降落在克里特岛上。像希腊其它地方一样，克里特岛有很多石头遗址，当然也少不了神话故事：传说天神宙斯爱上了一位叫欧罗巴的女子，为了弄到手，他把自己变成一头公牛来到美丽姑娘的身边，那姑娘经不起诱惑，跳上了牛背……这位叫欧罗巴女孩变成了宙斯的二奶，而欧罗巴也成了这片大陆的名字。这个故事是从克里特岛开始的，那些石头依然在克里特岛上，这里的米诺斯文明整个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画外音：起床、起床……］   老杨头：什么啊，我才刚刚睡下，好不容易逃离了雅典……   柏拉图：起来吧，到了这里，亏你还睡得着。我现在带你到五千年前创造欧洲文明的前辈们踏过的土地上去散步，去呼吸我活着时呼吸过的空气，还有千百年来都不变的海浪声……   老杨头：（揉眼睛）原来是拉图兄？你不是在雅典吗，怎么也来到了克里特岛？   柏拉图：你能来，我自然也能来。哎，我早想到岛上来散散心了，你看看雅典，三天两头游行示威，两年多了，民众抗议与行业罢工都没有间断过。   老杨头：希腊政府不是民选的吗？怎么希腊民众对他们如此的不信任？不行就换一个政府吧！   柏拉图：民主！都是民主惹的祸。希腊虽然已经实行了代议制民主，但民众从骨子里还是更加向往那种激烈的、直接的广场民主。直接民主才更符合人性，可惜，可惜……   老杨头：够了，拉图兄，我不想再谈民主了。让我在希腊旅游的最后两天里放松放松吧。前几天，你总是半夜三更找我谈民主，弄得我的心像希腊的大理石一样沉甸甸的，你还让不让人活？   柏拉图：考，你玩累了，怎么能怪我？再说，追求民主的人，怎么能够轻言放松？   老杨头：扯，你怎么像一些没水平的网友似的？好像追求民主的人就不吃不喝不游山玩水一样？一本正经到不食人间烟火？   柏拉图：少给我来这一套，你还登鼻子上眼，教训起我来了？你也别赖我，你到雅典四天里，已经写了两篇博客，白天东奔西跑，每晚还写几千字，你的累是自找的啊。   老杨头：我还得写，记录所见所闻，还有我的感想。主要是供我在中国的读者参考，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到这里来……   柏拉图：奇怪，真奇怪。   老杨头：有什么奇怪的？   柏拉图：你为什么和这些年到希腊来旅游的中国人如此不同？   老杨头：什么中国人？   柏拉图：就是那些看上去和你一样有身份有学问的中国人啊。我问你，你是公费旅游吗？还是美国等西方政府供你到处旅游？   老杨头：当然不是，我出国的费用都是邀请我参加会议的学术与民间机构支付，还有一些朋友出于友谊或者对我理念的认同而资助我，也有少数是我自己出钱。这件事对于除了钱什么都不认的一些中国人来说，怎么也想不通，可我就纳闷，曾经充满理想的拉图兄，不会也无法理解吧？   柏拉图：我当然理解，我就是理想主义的始祖。不过，我还是觉得好奇，每年都有大批中国旅行团到希腊这个民主圣地考察。绝大多数是公务团，或者利用公职赋予他们的公权力让企业和私人老板为他们出国旅行买单，他们出来时都说是来考察，可离开时，带回去的都是纪念品与消费品，我没有看到一位公务人员写出任何一篇向民众交代的“考察报告”，向那些给他们出钱来旅游的民众汇报一下他们的感想，在希腊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对中国有何借鉴作用。可你一个自费出国的人，却刚好相反，每次都写出一些感想……真奇怪啊。   老杨头：你常常接触中国来的公务代表团？   柏拉图：接触？你以为我是谁？他们不配我接触。再说，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这两年欧洲与希腊经济不景气，可来的中国大陆公务团反而越来越多，后来听到他们私下聊天，我才知道原因。你不是自认很了解中国吗？那么，你猜一下是为什么？   老杨头：很简单，中国政府加大反腐力度，推行公务透明，而且正在推行三公费用公开，今后要想公费旅游，会越来越难，恐怕也难逃网友的法眼。这两年，公务员们可能是在赶公费出国旅游的末班车吧？   柏拉图：有道理，但和我听来的不一样哦。我前两天听到来雅典旅游的一个级别比较高的“人民公仆”团聊天，他们都认为要赶快在这几年到世界各地以考察的名义旅游一下，有一位副市长说，现在网民越来越暴躁与难缠，估计这个能够让我们使用公费自由出国“考察”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政权坚持不到几年了……   老杨头：啊，原来是这样！   柏拉图：可这些公务人员和你一样很有身份的样子啊，而且对民主的认识不比你浅，这倒是让我担心中国的暴民。中国的互联网和雅典广场民主越来越相似，我有些担心发源于互联网的中国特色的民主，会不会沦落到多数人的暴政？多好的中国公务员啊，在政权面临危险的时候，还抽时间出国考察，多好的政府啊，为什么你们的人民越来越暴躁与难缠？为什么要限制公务人员到美丽的希腊来朝拜民主圣地？   老杨头：我考，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拉图兄，你没吃错药的话，一定是喝高了，你去过中国没有？你了解中国政府与网民？你了解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吗？   柏拉图：（神情恍惚）中国？我没去过，可我很想去，那里可是唯一还在坚守我主张的由“圣人王”统治的“理想国”，可中国太远了，我不想坐飞机，听说那里说错话了，可能会被关起来，还有高铁，还有暴民……但，我还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就在这里。   老杨头：在这里？   柏拉图：是的，就在你此时此刻站立的地方，这里是克里特岛离非洲最近的地方……   老杨头：这个我知道。   柏拉图：可你不知道今年初发生在这里的事吧？当时利比亚发生战乱——又是民主惹的祸——中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大规模撤侨，克里特岛成为中国政府租用的最大撤侨中转站，啊呀，当时啊，一架一架中国民航飞机穿梭利比亚与克里特岛，豪华邮轮漂浮在蓝色的爱琴海上，几百辆空调大巴来回穿梭，中国政府租用了好几个五星级酒店，最终安置了一万三千多名从利比亚撤出来的中国侨民……当时啊，别说希腊当地人，就是我这个死了两千多年的人，也被惊呆了：什么样的政府有如此的魄力与效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规模的撤侨？什么样的政府能够让自己落难的海外游子一下子住进免费的五星级酒店？管吃管喝十几天、一分钱不收，最终还把他们平安送回祖国的怀抱？啊，这样的壮举，只有由“圣人王”统治的非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啊！   老杨头：我知道你说的这件事，实不相瞒，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只是观摩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想了解今年初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个文明是如何碰撞的。   柏拉图：发生了什么？你别打断我，这里发生的事，是我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过的。多么了不起的中国政府，让在破产边缘徘徊的希腊政府——不，应试是让整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感到无地自容！   老杨头：拉图兄，你对那个事件的描述基本上和我今天了解的一样，但作为“圣人王”政治思想的掌舵人，你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在你描述那件事时，你一直在描述政府——不错，这件事让中国政府在大陆民众中得到了高度支持，在海外也赢得多国的尊重。可是，我想知道的是，在你描述中国政府撤侨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你描述那些“中国侨民”？   柏拉图：中国侨民？什么中国侨民？   老杨头：就是你口中的被中国政府从利比亚撤退到这里的一万三千名中国侨民。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侨民，而是从中国来到利比亚打工的中国国际民工。在一架一架客机与豪华大巴中，你并没有注意这些活生生的民工，他们疲惫不堪不说，还被希腊政府要求绝对不能离开五星级酒店与大巴车，因为害怕他们潜逃出去，滞留希腊不归，于是，他们在运送自己的大巴里大小便，在五星级酒店里像囚徒一样……   柏拉图：你想说什么？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他们只是难民，经过克里特岛，为了防止他们跑出去……   老杨头：防止他们跑出去？他们难道是关在笼子里的奴隶？他们为什么要到利比亚做艰苦的工作？他们为什么要跑？同样是世界上最早的两个文明——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国民，当你在赞叹中国政府实现了你的“圣人王”，赞叹中国政府准备帮助希腊度过难关，表扬中国政府在撤侨中的大手笔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比较一下这些中国人和你们希腊人的区别？这些中国民工比起国内民众来说，还算强的，但当你的目光绕过五星级酒店、豪华邮轮与波音飞机的时候，你会看到，无论从物质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他们都好像被现代文明遗忘了，这是一群同那个施恩于他们的政府极端不相配的国民，他们是强大中国政府统治下的弱小的中国国民……   柏拉图：啊——这个我倒没有注意，只是知道这个小沙滩前的酒店突然多了一万多人，让这里热闹了十几天，不过，我倒是听到当地有居民抱怨，那些民工走后，他们身上的味道好多天才从这个岛上消散，他们给这里的居民这样的印象：这是一群素质最差也相对贫困的民众，而那个管理他们的政府却是效率最高、也最有钱的政府。   老杨头：这就是你追求的“理想国”，圣人统治者下的避免了民主暴民的国家？   柏拉图：别这样讽刺我，我很关心中国，毕竟这是唯一一个依然在实行我“理想国”的大国。撤侨那些日子，我每晚都躲在暗角里观察，我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不错，但中国民众的素质太低，他们不适合民主，不过，没有民主，他们也一样会感到幸福与和谐，因为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好政府！一个极其富有的政府——希腊政府就没有什么钱。有这样的好政府，难怪大众都对你这位推销民主的小贩不感兴趣。你这位“民主小贩”也应该清醒了，环顾周围，睁眼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对民主感兴趣，更别说呼吁与追求民主的人？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你们常常爱用“为民作主”来批评政府，今天我正好要送给你这位追求民主的小贩：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你也不要“为民作主”。   老杨头：（迷惑地）我真不敢相信，天啊，拉图兄——不，你真是柏拉图吗？怎么说话和一些高级五毛一模一样？天啊，你到底是谁？   柏拉图：哈哈，你终于问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看出你内心的动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突然造访希腊是为了什么，你有些疑惑，我只不过是在开导你而已。你不该问我是谁，你应该问你自己是谁。然后进一步追问：民主真是个好东西吗？我追求的民主真是那么美好吗？   老杨头：（更加迷惑地）我脑子很乱，我脑子很乱，我说过今天不谈民主，你怎么又谈起民主了？   柏拉图：你的信心、恒心与勇气全部来自你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你认为民主对中国有益无害，但，民主对于中国，真是一个好东西吗？   老杨头：你是谁？   柏拉图：你是谁？     ［画外音：老杨头，起床了，十分钟后，我们要出发去参观米诺斯文明……］   （未完待续）   杨恒均 2011 － 8 － 9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年初中国撤利比亚侨民总指挥部 离总指挥部不远的一家中餐馆，当时这条路上都是中国人，现在，这一块只有这个餐馆老板是中国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