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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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但毕竟已经开放了。听外国广播就被判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数以亿计的人上网的时代,在人们上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的来源已经多样化,立体化。由于微博的发展,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呈现多面,多头,多元,异常迅捷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事故调查和案件调查,自查自纠的老套路,肯定要被拍砖。即使来自上级部门,具有专业化水准,也要经受严格的检验,因为网上能人很多,不乏专业人士。通过非官方的第三方或者来自民意机构的调查,最得民心,但这样的调查,同样要公开透明,否则,一样受到质疑。 很简单,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不被信任的。官民关系,早就不是昔日那种准父子或者母子的关系。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社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现代了”,因此,人也变了。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张鸣 当今之世,民不信官,已经成为官方最头痛的难题。出点事,无论大小,官方说的,民间大抵不信。总觉得你在遮掩,你在撒谎,你在扭曲真相,甚至毁灭证据。网络上,种种猜测都出来了,几乎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把官府往坏了想。官方的事故调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信于民。所以,每个重大事件,最后真相都成了“烂尾楼”。 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真相和信任。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两个场域,两个逻辑。中国的官场,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迅猛而且普适化的时代,但他们大脑的思维模式,却还留在过去。惊慌,愤怒,无所措手足,甚至委屈,在所难免。 在一个没有媒体的时代,一般人获得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大渠道,一个是民间的小渠道。官方的渠道,人们有本能的怀疑。虽然老百姓倾向于相信皇帝,但总是固执地认为,皇帝肯定会被官员们蒙蔽。除了极少数所谓的清官之外,能被百姓信任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官方渠道来的消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相信,能够将信将疑,已经不错了。某个临近地区出了事,比如发生了造反,官府的告示,民间肯定会有别样的解读,你这边说造反头子死了,人们肯定会传说,他其实是跑了。民间的小渠道,不仅仅意味着乡间的耳语,这个渠道,一般都有精英的认证。所谓的精英,或者是乡绅,或者是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他们有人望,有威信,知书达礼,见多识广。所以,无论何种消息,经过他们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张鸣 当今之世,民不信官,已经成为官方最头痛的难题。出点事,无论大小,官方说的,民间大抵不信。总觉得你在遮掩,你在撒谎,你在扭曲真相,甚至毁灭证据。网络上,种种猜测都出来了,几乎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把官府往坏了想。官方的事故调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信于民。所以,每个重大事件,最后真相都成了“烂尾楼”。 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真相和信任。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两个场域,两个逻辑。中国的官场,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迅猛而且普适化的时代,但他们大脑的思维模式,却还留在过去。惊慌,愤怒,无所措手足,甚至委屈,在所难免。 在一个没有媒体的时代,一般人获得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大渠道,一个是民间的小渠道。官方的渠道,人们有本能的怀疑。虽然老百姓倾向于相信皇帝,但总是固执地认为,皇帝肯定会被官员们蒙蔽。除了极少数所谓的清官之外,能被百姓信任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官方渠道来的消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相信,能够将信将疑,已经不错了。某个临近地区出了事,比如发生了造反,官府的告示,民间肯定会有别样的解读,你这边说造反头子死了,人们肯定会传说,他其实是跑了。民间的小渠道,不仅仅意味着乡间的耳语,这个渠道,一般都有精英的认证。所谓的精英,或者是乡绅,或者是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他们有人望,有威信,知书达礼,见多识广。所以,无论何种消息,经过他们                                                                     张鸣 当今之世,民不信官,已经成为官方最头痛的难题。出点事,无论大小,官方说的,民间大抵不信。总觉得你在遮掩,你在撒谎,你在扭曲真相,甚至毁灭证据。网络上,种种猜测都出来了,几乎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把官府往坏了想。官方的事故调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信于民。所以,每个重大事件,最后真相都成了“烂尾楼”。 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真相和信任。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两个场域,两个逻辑。中国的官场,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迅猛而且普适化的时代,但他们大脑的思维模式,却还留在过去。惊慌,愤怒,无所措手足,甚至委屈,在所难免。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 张鸣 当今之世,民不信官,已经成为官方最头痛的难题。出点事,无论大小,官方说的,民间大抵不信。总觉得你在遮掩,你在撒谎,你在扭曲真相,甚至毁灭证据。网络上,种种猜测都出来了,几乎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把官府往坏了想。官方的事故调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信于民。所以,每个重大事件,最后真相都成了“烂尾楼”。 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真相和信任。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两个场域,两个逻辑。中国的官场,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迅猛而且普适化的时代,但他们大脑的思维模式,却还留在过去。惊慌,愤怒,无所措手足,甚至委屈,在所难免。 在一个没有媒体的时代,一般人获得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大渠道,一个是民间的小渠道。官方的渠道,人们有本能的怀疑。虽然老百姓倾向于相信皇帝,但总是固执地认为,皇帝肯定会被官员们蒙蔽。除了极少数所谓的清官之外,能被百姓信任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官方渠道来的消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相信,能够将信将疑,已经不错了。某个临近地区出了事,比如发生了造反,官府的告示,民间肯定会有别样的解读,你这边说造反头子死了,人们肯定会传说,他其实是跑了。民间的小渠道,不仅仅意味着乡间的耳语,这个渠道,一般都有精英的认证。所谓的精英,或者是乡绅,或者是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他们有人望,有威信,知书达礼,见多识广。所以,无论何种消息,经过他们 在一个没有媒体的时代,一般人获得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大渠道,一个是民间的小渠道。官方的渠道,人们有本能的怀疑。虽然老百姓倾向于相信皇帝,但总是固执地认为,皇帝肯定会被官员们蒙蔽。除了极少数所谓的清官之外,能被百姓信任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官方渠道来的消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相信,能够将信将疑,已经不错了。某个临近地区出了事,比如发生了造反,官府的告示,民间肯定会有别样的解读,你这边说造反头子死了,人们肯定会传说,他其实是跑了。民间的小渠道,不仅仅意味着乡间的耳语,这个渠道,一般都有精英的认证。所谓的精英,或者是乡绅,或者是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他们有人望,有威信,知书达礼,见多识广。所以,无论何种消息,经过他们的认证,民众都会趋于相信。 正因为如此,官方的态度,一般是打压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而尽量扶植乡绅,通过乡绅控制乡间舆论。乡绅一手托两家,一方面,他们的地位,来自于官方的认可,无非是候补和退休的官员,或者具有跟官方有关系的功名。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民间社会的正式的领袖,生于斯长于斯,当地的民间社会,跟他们休戚与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乡绅的中介,官方才能获得部分的民间认可。在太平年景,这样的认可,大抵都马马虎虎混得过去,一旦连乡绅也说不服民众的时候,朝廷的危机,也就到了。 的认证,民众都会趋于相信。 正因为如此,官方的态度,一般是打压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而尽量扶植乡绅,通过乡绅控制乡间舆论。乡绅一手托两家,一方面,他们的地位,来自于官方的认可,无非是候补和退休的官员,或者具有跟官方有关系的功名。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民间社会的正式的领袖,生于斯长于斯,当地的民间社会,跟他们休戚与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乡绅的中介,官方才能获得部分的民间认可。在太平年景,这样的认可,大抵都马马虎虎混得过去,一旦连乡绅也说不服民众的时候,朝廷的危机,也就到了。 这样简单,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和回馈方式,在改革前的岁月里,实际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一方面是官方渠道得到广播报纸这样现代化的手段的强化,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小渠道的传播,极大地被扭曲,乡绅不复存在,而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也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漫无边际的小道消息,成为受民间青睐的对象。尽管消息多半都没有得到认证,也没法得到认证,但传播得却相当迅捷而广泛。官方在信息控制上,方式方法比帝制时代还要简单,无非是我说你听,低水平高重复。信息的输出,就是宣传。隐瞒,知情不报,有意识地信息控制,是那时的常态。 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宣传很粗糙,但由于信息来源单一,小道消息又过于离谱,民间缺乏认证的权威,所以,来自政府的消息,还是有很多人信的。甚至在即将临头的自然灾难面前,仍然有大量的人宁愿相信政府,不信小道,不做防范。 今天的中国,尽管有种种限制 这样简单,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和回馈方式,在改革前的岁月里,实际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一方面是官方渠道得到广播报纸这样现代化的手段的强化,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小渠道的传播,极大地被扭曲,乡绅不复存在,而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也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漫无边际的小道消息,成为受民间青睐的对象。尽管消息多半都没有得到认证,也没法得到认证,但传播得却相当迅捷而广泛。官方在信息控制上,方式方法比帝制时代还要简单,无非是我说你听,低水平高重复。信息的输出,就是宣传。隐瞒,知情不报,有意识地信息控制,是那时的常态。 ,但毕竟已经开放了。听外国广播就被判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数以亿计的人上网的时代,在人们上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的来源已经多样化,立体化。由于微博的发展,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呈现多面,多头,多元,异常迅捷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事故调查和案件调查,自查自纠的老套路,肯定要被拍砖。即使来自上级部门,具有专业化水准,也要经受严格的检验,因为网上能人很多,不乏专业人士。通过非官方的第三方或者来自民意机构的调查,最得民心,但这样的调查,同样要公开透明,否则,一样受到质疑。 很简单,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不被信任的。官民关系,早就不是昔日那种准父子或者母子的关系。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社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现代了”,因此,人也变了。 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宣传很粗糙,但由于信息来源单一,小道消息又过于离谱,民间缺乏认证的权威,所以,来自政府的消息,还是有很多人信的。甚至在即将临头的自然灾难面前,仍然有大量的人宁愿相信政府,不信小道,不做防范。 今天的中国,尽管有种种限制,但毕竟已经开放了。听外国广播就被判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数以亿计的人上网的时代,在人们上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的来源已经多样化,立体化。由于微博的发展,网络信息的传播,也呈现多面,多头,多元,异常迅捷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事故调查和案件调查,自查自纠的老套路,肯定要被拍砖。即使来自上级部门,具有专业化水准,也要经受严格的检验,因为网上能人很多,不乏专业人士。通过非官方的第三方或者来自民意机构的调查,最得民心,但这样的调查,同样要公开透明,否则,一样受到质疑。 很简单,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不被信任的。官民关系,早就不是昔日那种准父子或者母子的关系。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社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现代了”,因此,人也变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s8.html ) – 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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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从南非看中国(中篇-附注)

[1] (苏)Г. М. 莫伊谢耶娃:《南非共和国经济地理概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272页。 [2] 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载于张承志等著:《秋华与冬雪》,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223-236页。 [3] 据考证用该词表述种族政策最早见于1943年,但只是偶尔一见,初时并未引起注意。1947年竞选时,马兰主持南非国民党提出种族政策报告,其中40多次用了apartheid一词,从此这一概念广为人知。参见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7页。 [4] 参见秦晖:《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云南大学学报2005:2  pp.54-68 [5]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78页。 [6] 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0页。 [7] 秦晖:《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0页。 [8]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5页。 [9] 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In http://www.anc.org.za/books/triumphs_part1.html [10] 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In http://www.anc.org.za/books/triumphs_part1.html [11] Migrant Labour and Se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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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着_

说到 1949 年的国共争斗,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短期土崩瓦解。从当时实力而言,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1945 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 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 1945 年 9 月 23 日 ,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中共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 1946 年 5 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6 月 17 日 ,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然而,事实上, 3 年后,被赶到海岛上去苟延残喘的不是他眼中“乌合之众”的共产党,而恰恰是“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的国民党。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在这里面,作为最高军事指挥的蒋介石当负最大责任。 蒋介石的第一个失着是作为大国领袖,他却没有四海一家包容异己的胸襟气度,这主要表现在他战后对伪军的收编态度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如何对待沦陷区大量存在的伪军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等人开会讨论。在会 上何、白主张收编,陈诚坚决反对。何、白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陈诚则认为:“如果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 由于蒋介石支持何、白的意见,陈诚不便反对,收编伪军就成了定案。可由于陈诚主持军政部,在执行中就有了问题。陈诚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军给纵队名义,师给总队名义,而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 经陈诚手直接收编的伪军几乎没有,即使是抗战时各地的非共产党游击队,陈诚也主张解散。由于军政部长陈诚不许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一些伪军大头目都走戴笠路线,如吴化文、郝鹏举、张銮基、任援道都是通过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收编的,军政部只好照办。 陈诚并不是不知道他拒绝收编伪军和地方团队会把这些人逼着去投共产党。李宗仁曾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陈诚答道:“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李又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不肯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处理的办法是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 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乘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的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很快,国民党就失去了东北——据《陈诚传》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而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些伪军长期在日寇的压制下,敢怒不敢言。抗战胜利,他们无不思图报国。如果我们能善待他们,利用他们控制东北,只要派些行政官员来,就可以完成接收任务,不必劳师动众。结果却相反,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其次,则是作为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在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上都败着连连,给对方极大的翻牌机会。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 1947 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在战术指挥上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 1948 年 8 月 7 日 ,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中共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 , 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 , 所有中共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 , 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用人方面,蒋介石也屡屡违背“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古训,经常在战场上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 1946 年 6 月 16 日 ,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李宗仁生前曾这样评价蒋介石的军事指挥风格“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当是知人之言!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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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中国人最常用的80个证

按:中国人办事,规矩多,证件多,认证不认人比比皆是,曾一时兴起搜集过中国人的偌干证,转发如下与大家共郷,欢迎继续补充,以丰富我们浩瀚的办证文化。   曾经有人想要收集为自己孩子所办的证件(明)并出本书。孩子出生不到三个月,他就放弃了。原因是要办的证件(明)太多了,一本书的容量实在有限。 生在中国,要办的证真多。目前能收集到的大概有 80 种。不乏一些让人气愤、喷饭的证件(明)。比如公民首先要自证无罪(无犯罪证明);除了公民要自证无罪之外,还要自证生存、单身等;没有迁徙自由,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办理居住证(暂住证);光计划生育政策一项国人就需要办非常多的证。 在美国,人一出生就有了一个社保号,这是美国政府鉴别公民身份的最重要依据。凭着这个社保号,他们可以走遍美国,而不需要办理各种的“边防证”、“居住证”等,堪称“一号通”。同时,也凭着社它领取政府的各项救济。不光是美国,在很多国家都不需要办理这么多证件。 公民要办的证件多,于是就滋生出特有的办证产业。在公交车站、厕所、树干、栏杆、天桥等公共场所位置,均有“办证:×××”的鲜明广告。这些大部分是假证件,涉嫌违法。这也就凸显了办证难。此外,政府办证大厅或办事机构里面专门有一群以办证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不是公务员,但跟公务员熟悉。平民百姓看不懂政府的文书,也抱怨要来来回回多个部门跑繁琐,更害怕因为跟政府人员不熟被拒之门外。于是就有了专门从事办证的生存空间。 人到神州一遭,光身上贴的标签就达 80 个,不知是难为了政府还是难为了公民?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们的政府是拿“证件”作为重要的管理工具,并成了“是非黑白”的评价标准,“证件”原本的鉴别功能已被人忽视。 家庭婚姻类 1.         “准生证”。当人还在娘胎里没成型的时候,父母就要开始为他们准备“准生证”。(中国人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指引下,人的出生权利都被严重限制。没有一纸证明,你降临到这个世上就是非法。没有户口,找不到组织,上不了学。) 2. “初婚初育证”。与准生证栓在一起的是夫妻双方的初婚初育证。 3. “婚检证”。法律明文规定,结婚之前要进行婚检。于是就有了“婚检证”,证明已经过婚检,并合格。 4. “妊娠诊断证”。每一对新人在即将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刻都非常兴奋,兴奋之余别忘了去医院进行妊娠诊断,更别忘了办理“妊娠诊断证”。 5. “出生证”。孩子在医院出生之后,“准生证”就更换为“出生医学证明”(简称“出生证”)。(别看就是一张医院,还不是政府机构,开出的医学证明,但对于你以后的发展非常关键。如你出国的时候就需要出生证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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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现代民主只适合高素质的人类

对话柏拉图: 第二幕     老杨头:啊,拉图兄,又是你?两天不见了。这两天我在雅典周围转悠,有了一些想法,正想和你交流交流。   柏拉图:好啊,不过,上次我们对话时,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民主,说来听听。   老杨头: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协调穷人和富人的政治形式,一开始,基本上是一种穷人同富人讨价还价的机制,由于穷人的数量毕竟大于富人,所以这个制度的反对者大多都是富人、精英和知识分子,即便在当时,你也没有看到有普通公民站出来反对雅典民主的吧?   柏拉图:不是没有,但确实很少,当然,这也和他们人微言轻,没有人记录下他的言论有关。   老杨头:你老人家出身贵族,你的亲戚朋友非富即贵,在实行了民主的雅典,你眼看着这些亲戚朋友一个一个失去了权力,这可能是你反对雅典民主的最大原因……   柏拉图:哼,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那种只从个人与身边人利益出发的人?   老杨头:按说,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一点错也没有,但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尤其是研究宏大问题的人,则一定要站得更高一点。你当然站得挺高的,却没有完全摆脱贵族地位。当然,你敬爱的老师拉底兄被民主暴徒们以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也让你看到了这种制度的邪恶之处。第三个原因是……   柏拉图:够了,你到底看过我的书没有?   老杨头:看过。   柏拉图:那你到底看懂没有?   老杨头:说实话?没全看懂。这个也有原因,我第一次发现,中文看上去很美,听上去也很美,用起来也很美,但用来阅读中国文化里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例如你的哲学思想,则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用中文翻译出来的文本往往比原文要晦涩与模棱两可,我又没时间与能力阅读你的原文原著……   柏拉图:你扯远了,我的意思很浅显,你不能只从我个人的经历来分析我的理论。我的书中对我为何反对雅典民主说得很明白,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素质不够,不能实行民主。   老杨头:素质论?我知道你认为民众的素质不够,所以只能靠伟大的君主,或者你这种哲学家、“哲学王”来管理他们。你大概也知道,我是最反对“素质论”的,反对那种“民众的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的论调。   柏拉图:你又穿越时空了,我们在讨论我为什么反对希腊雅典的民主,不是在说你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现代民主,而且你没有听明白,我说的“素质低”也不是你说的“素质论”,我说的是“人类的素质论”,不是你说的“人民”或者“公民”的“素质论”。   老杨头:我有些糊涂,你在玩文字与概念游戏?这个我可玩不过你,我昨天经过雅典大学时,看到大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雕像,一个是你的老师拉底兄,一个就是拉图兄,大师啊,我哪里是你们的对手?   柏拉图:我不是玩文字游戏,你说的素质论是针对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是在你生活的二十、二十一世纪强调某个单一的国家与民族的素质;而我说的是整个人类的素质问题。民主制度是整个人类成熟后的产物,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人类对天、地和自己有了一定的认识后的结果。按照我的这种“素质论”理论,如果人类整体的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现代那个不同于雅典城邦民主的现代民主也不会到来,到来了,他们也不能适应,正如雅典的民主最终也要灭亡一样。   老杨头:啊,这难道不是“素质论”的扩大版?民主有什么难的?小学生都能懂的道理,一个文盲都……   柏拉图:闭嘴!少给我来这种“民主小贩”的流氓腔调,什么小学生也懂,文盲也——放屁,如果小学生也懂,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历史,现代民主却只是这两、三百年的事?难道五千年的人类都不如当今的小学生?如果文盲也能搞民主,你老杨头为何要写几百万字推销如此简单的民主?   老杨头:可是,你这还是“素质论”的观点,恕我难以同意……   柏拉图:我说的“素质论”和你说的“素质论”不同,我说的人类整体的素质,你说的人类中一部分人的素质。这两点一定要搞清楚。前者不能否定,后者不应该认同。否定前者,就会认为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走了歪门邪道,对历史深怀仇恨与恐惧,而民主呢,只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有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人类才从黑暗中走进光明。持这种想法的人,对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不管不顾,动不动就要否定一切,狂妄自大。他们当然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希腊雅典民主失败后,人类又经历一千多年,才迎来了现代民主的曙光。   老杨头:这样说倒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类是如何成熟的?   老杨头:雅典后的人类,经历了各种形式的不民主的制度,到了中世纪,都先后通过“黎明前的黑暗”,随之发生了反弹。欧洲的反弹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大发展开始的,复兴就是回归到希腊等古文明中的民主、自由的思想中,启蒙就是开启人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促使民众把眼光从上帝与君王身上收回,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人权与价值,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成熟的人类,才配得上现代民主。   老杨头: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可这和我们有些人说的“民众素质低”听上去还是相差不远啊,例如有人说,欧洲经过了几百年的复兴与启蒙,中国也需要至少几百年才能成熟起来,所以,现在人民的素质……   柏拉图:错了,完全不同,当人类整体素质没有达到适合民主制度的时候,你责怪一个民族与国家或者某些个体,都有些求全责备了,毕竟最先实行民主的国家只有那么一两个,而这一两个率先出现在继承了希腊文明的欧美国家,就不足为怪。可是,当世界上绝大多数都实行了民主制度的时候,你再去以某个国家的民众素质低来阻挡民主制度的到来,那性质就不同了,最大的可能就是统治者本人在有意降低和贬低民众的民主素质。   老杨头:此话怎讲?   柏拉图: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带有探索性质,追求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而当后来英国、美国与法国的民主实践先后印证了这种理念适合人类的时候,而希特勒与斯大林等搞的类似雅典的直接民主会带来灾难的时候,你不可能要所有的国家都在经历一次之后,才选择正确的民主道路。这正如某种药物被一个国家证实可以治疗致命疾病,你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国家再做一次漫长的试验;正如美国人发明了飞机后,德国人没有必要再去从头到尾发明一遍飞机,才得出“哦,这个东西可以飞上天”;正如先行者在桥上架了一座桥,你来到河边时却偏要从水里游过去,说是摸石头过河……   老杨头:我明白了,当人类整体素质没有达到民主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所以,如果你去指责宋朝的皇帝为什么不搞民主改革,孔子为啥不发明民主理论,你脑袋一定是被驴踢了;可当多种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国推陈出新并取得效果,当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某些国家还在那里强调自己的国民素质低,那一定是脑残。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民主了,法治、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家喻户晓的价值,这个时候,你还怪自己的国民“素质低”,一定是你强迫他们接受其它价值,屏蔽常识。要在现代人中宣扬民主理念,最多也只需一两代人,不到 20 年的时间,就可以让民主的常识像小学课本一样普及到每个人。素质这种东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基因里带过来的,看看我们那些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柏拉图: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雅典民主后的将近两千年,人类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因为我批评民主制度不好造成的,而是因为人类的科学技术、文明程度尤其是对自身的认识还没有到那种程度,而你生活的这个时代则不同了,看看全世界,你再怎么批判民主,不管你如何攻击民主,民主国家的数量始终直线上升,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   老杨头:谢谢你解决了我的一个大疑惑。原来有两种版本的“素质论”啊。承认民主制度是人类总体素质提高后的必然结果,并不意味着接受某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以“素质论”把本国民众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抵制一些人贬低同胞的“素质论”,也没有必要去抬高历史各个阶段中人类的素质,不要把几千年无法实现民主归罪为为暴君不允许民主,更不要归咎于你这种反对民主的思想家……   柏拉图:嗯,想通这个道理,你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才会不骄不躁,扎扎实实,既不会对古人趾高气扬,也不会对未来没有信心。好了,今天的话题太乏味了,你的读者会不喜欢的,来吧,谈谈你这两天参观雅典各处的一些想法,最好配些图片,虽然你那个样子看上去真像个小贩。   老杨头:好吧,请大家继续看看下面的图片与文字说明,这可是我旅游的心得哦……   杨恒均 2011 - 8 - 6 希腊 ( 1,雅典卫城下面的剧场。2,保存最完好的两千五百年前的大剧场,置身其间,让人顿生“念天地之悠悠,独 怆然而涕下”的情怀…… 3,这堆石头据说是人类最古老的迈锡尼文明。在远处招手的是袁伟时老师,他已经深入到那堆石头文明的中心) 这次旅游是希腊文明历史的深度游,走了一些地方后,发现这就是关于一堆又一堆石头的文明。希腊由于盛产石头与大理石(包括汉白玉),所以当时的建筑、雕刻都是用石头与大理石作材料的。石头能够经历两、三千年而不腐,于是那么多文明就都保存了下来。可看多了,我就有些逆反心理:这不就是就地取材,修神殿、盖房子?如果当初中国人不是以木头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大概也会留下一大堆“文明”吧。果然,当我参观希腊人视为国宝的那些陶瓷与青铜器(包括青铜剑)的时候,我仿佛在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宝物,实在是不分高下。更有甚者,走了一些希腊地方,明显感觉不出两千年前的那种繁荣与“先进”,有时甚至让我迷惑:这里曾经产生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及那样骄人的文明?这大概能够说明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各个民族,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辉煌的时代,有的在过去,有的在未来,这又忍不住让我思考:中国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了?或者还没有到来?看了希腊辉煌的过去与不那么优秀的现在,我并不对中国感到悲观,而是相反,我认为今后会有一个中国的时代。 我喜欢在世界各地寻找与中国的相同之处,今天又找到了一个,我身后是罗马暴君尼禄下令修建的科林斯运河,在石头地上挖上这样的深度,在那个几乎没有重型挖掘工具的时代,不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肯定搞不成的。不过,他下令修建如此难于上青天的运河后不久,就被刺杀了。这条运河让我想到了中国土地上最大的一条运河——隋朝暴君隋炀帝下令修建的。暴君们很邪恶,不顾人民生死,劳民伤财,竭尽财力、物力与人力搞大项目,可是,却也留下了这样两条运河啊,情何以堪? 雅典最伟大的建筑物是雅典卫城,今天看介绍才发现,这是雅典城邦的伯利克里挪用了各个城邦上缴的海军军费而修建的,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被攻击祸国殃民。但很显然,海军没有建起来对人类毫无损害,而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却是人类建造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发现不禁让我想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的事,嘿嘿,如果颐和园不被八国联军摧毁,一个堪称中国建筑经典的颐和园比大清国海军,熟重熟轻? (  1,希腊以前用于囚禁政治犯的孤岛监狱,现为旅游点。2,老杨头怎么跑向了关政治犯的监狱?3,还是在里跑更爽——奥林匹克最早的的那个运动场。4,在希腊那普良小镇闲逛。5,信力建同志来到小镇一个广场上,憋不住了,突然跳上一个石墩要发表演讲,打破了小镇广场的宁静,吸引了老外围观。) 在文明的废墟上,终于迎来了七夕情人节,啊呀,看看这帮老男人们是如何在乱石飞渡的希腊文明遗址上度过这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滴……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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