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历史：摒弃功利                                                                       鄢烈山           什么叫历史？中文字面的大意是纪录“过去了的人和事”，英文（History)字面意思是记述“他者的故事”。信史的要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即据实而录。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者、讲述者且不去说了，只看当代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历史的：用两个字或一个词可以概括：功利！所谓“功利”大致分两种：政治性的“功”，商业性的“利”；当然，有时两者是搅和在一起的，比如为了商业利益而假借政治“大义”，打出“政治正确”的旗号。               在中日关系史与中苏（俄）关系史上，历史被功利主义玷污得最厉害。先说中日关系，我小时候（上世纪60年代），一方面是看大量的讲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的小说电影（当然与历史教科书观点一致），另一方面是时常要支持“日本人民”特别是冲绳人民要求收回美军基地的抗议，根本不知道正面战场国军的历次大会战，也不知道冲绳县本是琉球群岛一部分，二战后本来应是中美共管的。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是最支持中国的，援助最大，日本影视也被大量引进中国，于是中日友好成了主调：《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电影也相继问世；聂荣臻元帅如何关心日裔孤儿的故事也广为传扬；只有1945日本宣布投降后，大量的日军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为共产党军队收编，跟随四野一直打到海南岛，有讲述，但不为普罗大众所知。       关于中苏（俄）关系历史叙述就更荒谬了。我们知道，著名作家萧军是解放前就因对苏联有微词而受贬，原国民政府高官、云南省主席龙云，解放后是重要的民主人士，50年代也因对苏联不恭而挨整。后来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共成了“修正主义”，苏联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历史旧账可以算了，甚至有了珍宝岛上的两军交火。现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了，但俄国人比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防范与排斥要严厉得多，我们似乎也不便多说什么……       至于历史叙述中的商业利益追求，就不必多说了，不仅炎帝、黄帝这些上古时代的祖宗出生地要争，诸葛亮、包公这样的名贤遗迹要争，连潘金莲与孙悟空这样虚构人物的“遗产”也要不惜代价地争夺和开发了。争所谓文化与旅游资源，无非为了一个钱字！       说了这么多大的社会背景，再来看这个新闻事件就不难理解了。       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发酵。该微博称，为了GDP和政绩，黑龙江省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以求吸引日商投资，并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国式碑剧”。说“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我大体相信，这么多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什么卑躬屈膝的事，甚至无法无天（无视税法与土地法等）的事都干得出来。但是，人家分明立的是“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为什么偏要说成“侵华日军逝者”呢？分明是“反日愤青”拿“政治正确”煽动嘛。       报道引网民“深蓝的海”的话说：“如此换来的投资与乞讨何异？难道诺（偌）大的中华民族为了不一定能挣到的小日本的那几个臭钱就要摇尾乞怜，甚至忘记国耻，放弃尊严？”“小日本”一词显示出此人是民族主义的“愤青”，应该警惕。         而网民“纠缠的麻花”说：“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友好而歌功颂德、去立碑，那些默默牺牲的英雄给立碑了没？这是讨好，不是友好！”这话我很认同。我很不认同的是，黑龙江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的说法:为日本开拓团立碑，是为了让日本人感受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胸怀。当年，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也是这套说辞， 如今悔之晚矣。前不久有报道说，德国人终于还清了一战时对法国的赔款——瞧人家，钉是钉，铆是铆，用孔夫子话说，这就是“以直报怨”嘛！       话说回来，既然是“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后，尚在东北的各开拓团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当时部分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人数达1.5万人。因长途跋涉、体力耗尽，加上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死亡人数超5000人，其尸骨被方正人民收集起来合葬在现在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部分开拓团民辗转回国，但仍有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滞留方正县，方正人民则‘以德报怨’（鄢：应该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说朴素的人类的同情心、恻隐之心）收养和照顾了这些开拓团民，方正县逐渐演变成黑龙江省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人数最多的县”，这是历史和现实。有日本人自发来寻找和纪念养父母以及暴死在中国的父母亲人骨殖，中国官方提供人道主义的方便，有何不可呢？将心比心即可，何必讲那么多政治大道理呢？至于出于招商之类动机的做法，就更是等而下之或可曰“贱”了。         “文革”之后，教育和文艺两条“战线”（领域），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已抛弃了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与口号，历史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像变色龙，更不应该为财神服务，变成“秽史”。       对待历史，我们最应该学习印度人，不论是伊斯兰化或突厥化的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尔王朝的德里“红堡”，还是英国殖民者在加尔各答、孟买等地留下的历史遗迹，或荣或辱，或爱或恨，或恩或仇，都尽可能存真。怎么解读可以与时俱进地变化，历史就是历史。                                   2011/08/01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张鸣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35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41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走到了多事之秋。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在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 张鸣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35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41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走到了多事之秋。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在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 张鸣 在万人瞩目的京沪高铁频繁出故障的时候，行驶到温州的两列动车追尾，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35 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年来，最惨烈的一次火车事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然而，动车追尾，仅仅是一系列重大灾难中的一个。几天前，京珠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被焚， 41 育，住房，城乡二元结构等等问题，都在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中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戾气深重。而在上者不思着手从结构上解决问题，即使改革，也只做技术处理，修修补补，哪儿有窟窿哪儿堵。反而只认一个理，提速发展，指望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显然，快速发展，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原有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被得到缓解，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病症就显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包治百病，反而使某些病症加剧恶化。一系列的恶性事故，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波及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征兆，后面的大事也许还多着呢？有谁能知道，在过去兴建的那么工程中，有多少存在隐患呢？ 疯狂地追求速度，跟疯狂的贪腐，是一对孪生子，他们的母亲，就是政治，一个扭曲的政治。 个人，被烧成焦炭。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桥梁坍塌，东南西北，你塌我也塌。再加上多起高烈度的群体性事件。 2011 年，已经从多事之春，快走到了多事之秋。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当然，每个事故，人们都能找到炮轰的对象。该为此负责的部门，也尽量会为此找借口推脱，桥塌了，是车压的，火车追尾，是下雨打雷打的，大客车被焚，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破坏等等。这样的托词，基本上只好骗鬼，正常人肯定是不会信的。但是，即使我们追究了这一系列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和部门，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这些年，追究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但该出事不该出事，都出事，事照出。 有人在微博上说，这些年，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跑得太快了。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列车不仅在提速，而且是吃掉了安全系数在提速。速度快到了轨道快要承受不了的地步。虽然一直都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的发展，却一点都不科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掉盲目求大，求快，求洋的路数。大干快上的魔咒，一直都伴随着我们。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速度，中国的标志。 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好像有段时间有人提出要放慢一点脚步，似乎也得到了上面的回应。然而，金融海啸一来，所有的调整都一风吹。四万亿加上各种地方追加资金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国企的钱多得不得了，成百亿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上马。举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刺激经济。中国列车，在次提速。到今天，后遗症不仅仅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还有各种并发症。 大兴土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巨大温床。这一点，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否认。近年来，腐败高发的交通厅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工程，贪污就不好下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来公家的工程，造价都高。但是造价高，工程质量却差。虽然工程都是竞标的，但十个竞标，倒有九个有猫腻。拿到标的人多半要给发标者行贿，拿到标自己不做，层层发下去，最后做的人，基本就是马路工程队，不偷工减料，没法盈利。所以，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出来了。人家的工程可以撑七八十年，我们的十年左右就基本到寿了。所以，这些年来，每隔段时间就有一批公共工程出事。不仅桥梁，高速公路，公共建筑，包括我们吹得很厉害的高铁，都很可能有隐患，有点外界的因素，就会出事故。可以预计，这样的事故，在今后很可能会越出越多，因为这些年工程越建越快了。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有问题，但放慢脚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样不科学的发展，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西方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经济高速发展来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选举，获得民意的程序性授权，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赢得民意，得到民意的实质性授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速度不能慢下来，一慢下来，好像天就要塌了似的。金融海啸时的惊慌失措，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逻辑。 不用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累。但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高速的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附生出很多问题。即使改革把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机器，也依然会出现很多避不开的难题。某些难题，实际上是这个机器结构上的。这年来，官民矛盾激化，很多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城乡二元结构等等问题，都在经济快速发展，一切向钱看中出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戾气深重。而在上者不思着手从结构上解决问题，即使改革，也只做技术处理，修修补补，哪儿有窟窿哪儿堵。反而只认一个理，提速发展，指望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 显然，快速发展，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原有结构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被得到缓解，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病症就显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没有包治百病，反而使某些病症加剧恶化。一系列的恶性事故，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波及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征兆，后面的大事也许还多着呢？有谁能知道，在过去兴建的那么工程中，有多少存在隐患呢？ 疯狂地追求速度，跟疯狂的贪腐，是一对孪生子，他们的母亲，就是政治，一个扭曲的政治。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hr.html ) – 一连串事故的追问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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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被称为“红色江山”时代——从死人这个角度而言，这江山的确应该是红色的，因为死人太多。正如我在《 1945 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文所言：斯时，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 6000 万到 1 亿之间。这里边当然原因多多，但统治集团——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领导人的生命观当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妨来看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对生命的看法。 毛泽东据说是无私的，为了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不过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有了这样的观念，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 [ 庄子死了妻子以後 ] 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 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甚至，毛泽东对他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都心中有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966 年，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到了这一年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 1967 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 73 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 1967 年 1 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 1967 年 5 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 . 二二”一方就被打死 1340 人，被俘 6445 人，另有 2500 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 26 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 1470 人，被俘 8445 人；烧毁房屋 2820 多间，面积达 46 万平方米，使 10000 多户 50000 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 6000 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 1967 年 8 月到 10 月，历时 66 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 4193 人，另有 326 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致伤致残 2146 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 826 人，最小的仅出生 10 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生命观叹息，更为中国有这样的领导人叹息。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