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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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 | 这是一匹马!

所以大家一定要证明,这确实是一匹马。 一匹千里马。 一匹神采奕奕、四蹄扬飞、一骑绝尘、追风赶日,的马。 传说中的赤兔。 大漠以西,通体赤红,顾盼自雄,的汗血宝马。 很快、很领先、很安全……让外国人汗颜,的一匹高速马。 请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转基因学家、文学家、星相学家、外星生物研究家及王恕梦,伙同猫眼朋友有力证明:这真就是一匹马。 所以大家一定要证明,这确实是一匹马。   一匹千里马。   一匹神采奕奕、四蹄扬飞、一骑绝尘、追风赶日,的马。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至于为何有角,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具体科学原理,参见下面评论。   传说中的赤兔。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至于为何有角,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具体科学原理,参见下面评论。   大漠以西,通体赤红,顾盼自雄,的汗血宝马。   所以大家一定要证明,这确实是一匹马。 一匹千里马。 一匹神采奕奕、四蹄扬飞、一骑绝尘、追风赶日,的马。 传说中的赤兔。 大漠以西,通体赤红,顾盼自雄,的汗血宝马。 很快、很领先、很安全……让外国人汗颜, 的一匹高速马。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至于为何有角,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具体科学原理,参见下面评论。   请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转基因学家、文学家、星相学家、外星生物研究家及王恕梦,伙同猫眼朋友有力证明:这真就是一匹马。 很快、很领先、很安全……让外国人汗颜,的一匹高速马。 请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转基因学家、文学家、星相学家、外星生物研究家及王恕梦,伙同猫眼朋友有力证明:这真就是一匹马。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至于为何有角,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具体科学原理,参见下面评论。   所以大家一定要证明,这确实是一匹马。 一匹千里马。 一匹神采奕奕、四蹄扬飞、一骑绝尘、追风赶日,的马。 传说中的赤兔。 大漠以西,通体赤红,顾盼自雄,的汗血宝马。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至于为何有角,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具体科学原理,参见下面评论。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drms.html ) – 这是一匹马!_李承鹏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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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 建军节可否换个日子?

建军节可否换个日子?       核心提示:热爱祖国,盼望祖国统一,所以,建议建军节换个日子。         8月有两个建军节。8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军节。注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8月14日,是中华民国的空军节。注意,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         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有建军节?以我的知识所及,似乎很少有国家设建军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枪杆子出政权,是武力建国。所以,即便你别的国家不设建军节,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有这个权利的。问题在于,如果不仅是某个党派去纪念,而是要让全国人民去纪念,那么,这个纪念日就应该选择让全国人民能够接受的。         教科书上说:共和国建军节选在8月1日,是因为1927年的这一天,发生了南昌起义。此类军事行动,有3种说法供选择:褒之者称为起义,中性为暴动,贬之为反革命暴乱。         南昌军事行动,针对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就是说,是中国人的内战。这样的建军,是某党派的建军,不是中国人民的建军。         再来看台湾的空军节。来源是:1937年著名的8·13凇沪会战,8月14日,中国空军在钱塘江击落日军飞机6架, 我军 无一伤亡,我军以6比0首开中日空战全胜记录,全国人民欣喜若狂。此后,8月14日成为中华民国空军节。       两个节日一比,一个是纪念内战,一个是纪念抗战。呵呵。         我一直坚持: 内战无英雄 。           另外,现在大家都盼望祖国统一,那么,为了祖国统一,能否换个日子纪念建军?比如,选择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作为建军节。       更好的办法是取消建军节,而选择一个对外战争来设置“军人节”。选择哪一天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7月7日。对这个日子,我是相当反感的,因为,卢沟桥事变可能是受苏联人挑唆而发生的一个意外冲突,中日双方都中了苏联人的圈套。       而8·13凇沪会战是中国政府主动选择的。所以,可以把8月14日设置为共同的空军节,或者把8月13日设为共同的军人节。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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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 铁道部事故敲响谁的丧钟?

铁道部事故敲响谁的丧钟?         7·23事故后,一些网友责怪我:你为什么不写?我们以前以为你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现在非常失望。       其实有什么可写的呢?利益集团一贯掩盖真相,我们都习惯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居然丧心病狂到匆忙掩埋现场的程度。对于如此卑鄙、下作的行为,已经难以用人类的语言来进行谴责。       除了表现出我们的愤怒,还应该思考一些其他问题。否则,此次动车事故,又仅仅是一场宣泄而已。就像7·23事故转移了公众对郭美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注一样,不久就会有其他丑闻来给铁道部解围。在这个国家,最不缺的就是丑闻,总会有新的丑闻来掩盖旧的丑闻,直到公众彻底疲惫、麻木。         微博容易在人道主义、反腐败这两件事情上形成热潮。前者如7·23事故,后者如红十字会。其实,应该有一些层次高的人,多关注一些体制问题。         我来逐层揭开7·23动车事故的意义:         1,微博敲响了新闻垄断的丧钟         每次出现事故,总会窜出某个所谓主管宣传的部门,要求各地记者不要前往现场,不许做反思文章,只能用新华社通稿。         情况一年年在变化。伟大的互联网不断冲击着铁幕。起初,我们有网络新闻后面的评论,有论坛;后来,有了博客,现在,有了微博。微博积累到今天,借着郭美美和7·23事件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新闻已经无法封锁,铁幕正在坍塌。       新的消息是,被铁道部匆忙掩埋的现场又在被挖开。如果没有微博,就不会取得这个效果。         我们已经不再呼吁新闻出版署放开对刊号的控制。就让他控制去吧,就让那些“奴才办给主子看”的刊物继续藏在利益集团的箱子里去发霉吧。         2,再次激发了公众对利益集团垄断的痛恨         谴责铁道部对人道主义的漠视,是最初级的。谴责铁道部的垄断,是第2层次。          铁道部作为从军事系统转化过来的一个部门,一直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的势力。到了动车、高铁阶段,铁道部已经绑架了全国人民。就如同中石油中石化对全国人民的绑架。       在中国,利益集团是由一个个小的利益板快构成的。有抵御之分,也有系统之分。从行业的角度,30年前,石油部的势力很大,后来,电力系统崛起,成就了三峡工程的“伟业”,以及正在悄悄进行的“特高压”赌博。         一些人已经要求“撤消铁道部”、“铁路私有化”。如果真能如此,肯定是民众之福。然而并不容易。要知道,铁路、航空、航天、石油、电力、煤炭、烟草、银行…… 中国每一个有油水的行业几乎全都被垄断 。         垄断的行业,这几年披着“招投标”的外衣,做出一副改革的姿态。其实,谁都知道那种“招投标”是暗箱操作。         行政垄断不破,中国经济的病态只能越来越重。         3,敲响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丧钟         这几年,我一直批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尤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大声呼吁:这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的天赐良机。       然而,有人很执着地要葬送机遇。4万亿。全球房价都在下降,而中国房价竟然在金融危机中涨到了天上。利用权利而低价攫取了多套住房的利益集团,喜笑颜开,百姓欲哭无泪。这就是投资拉动GDP的结果。         百姓买不起房了,上头又推出保障房建设。对于保障房,我是彻底反对的。因为至少90%以上的保障房,是为利益集团机器亲属建设的,对此,丝毫不要怀疑。       高房价毁灭了中国百姓对生活的期盼。在大家都买不起房以后,需要有别的东西来继续维持GDP崇拜。国家电网乘机推出被社会各界反对的“特高压”,铁道部则推出高铁。他们共同的的心思是:只要把事情搞大,就能发财、升官。       刘志军下台了,但高铁木已成舟,还得硬着头皮往下走。       GDP崇拜的受益者,是那些有权花费纳税人税款的人 。GDP增长越快,税收越高,花钱越痛快。         为什么没有一种机制来约束利益集团? 这就牵涉到下一个问题。   4,再次激起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       中国改革30年,成效巨大的是前10年。到了20年前,经济改革已经要求政治改革来配套了。然而,这个坎终于彻底把中国绊住了。改革的目的,从解放生产力,变为维护体制。是 想用经济增长来证明合法性 。其实合法性唯一的来源,是人民授权。与经济增长没有丝毫关系。       在《谁是中国社会死局的祸首?》一文中,我曾经写过道: 只有繁荣,没有民生。这一奇异的景象前所未有 。真是所谓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都知道处于死局,可谁都无法解开这一死局。于是大多数人在糜烂中逃避,少数人加紧抢夺。后面这少数人就是黑领。       这两年总有人在说什么“崛起”。 到底是谁在崛起?是黑领 。     当权力集团争先恐后地占有社会资源的时候,说明他们已经彻底抛弃面具,权力已经彻底失控。权力集团的成员都知道,这样的疯狂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是不利的,但是,抢得慢的人只能是抢夺战中的落后者,并不能改变抢夺的大趋势,于是,大家都去抢,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巨额存款转到国外,子子孙孙花不完。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种局面,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于是,那些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只好借各个事件来发泄自己的愤懑。         所有问题的根源,几乎都是政治。一个好的制度,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崛起;一个坏的制度,能彻底毁灭一个民族。       火车翻了,中国应该醒了。如果只有发泄,没有政治改革,那么,我们就只有在“丑闻——发泄——丑闻——发泄……”这个死循环中永远转下去了。直到人类毁灭。       信不信由你,我是信了。   链接:      《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对立?》             《中国与苏东“改革模式之争”为何没人提了?》                           《有一种悲剧叫亚洲模式》                     《民生至上思想概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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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朝鲜与新加坡为什么相差甚远

按:近日走访了新加坡,也写了一系列关于新加坡的文章,这个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思索的地方,由此我不禁想到另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朝鲜,朝鲜和新加坡同为老子执政之后,儿子又掌了权,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声誉却实在着天壤之别,找出曾经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过比较的一篇文章再读之,如今看来这两个国家差距仍然甚远,甚至越行越远。   金日成、金正日父子 李光耀、李显龙父子   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政权是实行了父传子的。一个是新加坡 ( 经过了吴作栋的短暂交替 ) ,另一个是朝鲜。然而,这两个都实行了“父传子”制度的国家,其差距又何止天悬地隔! 新加坡的经济高度发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表的报告, 2007 年新加坡是以人均 GTP34153 美元 ( 约 4 万 6100 新元 ) 的人均产值排在亚洲首位,之后依序是日本 (3 万 4023 美元 ) 、文莱 (3 万 2501 美元 ) 、香港 (2 万 9149 美元 ) 和韩国 (1 万 9624 美元 ) 。人民生活富足,享有发达国家水平的各种福利和生活保障,政府清廉高效,是世人心目中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国家。朝鲜则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经济上几乎无法维持, 2007 年朝鲜人均 GTP 仅为 957—- 新加坡是朝鲜的 35 倍。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了这两个“父传子”国家在经济上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首先,新加坡较好地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政府经济管制的领域在独立之初就不算多,后来又不断放开,并且统治者有意识地防止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过度的、尤其是非法的干预。而朝鲜则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经济控制,人们不但没有私有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就是生存权也由国家一手掌控:朝鲜从1957年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规定一般劳动者的口粮定量为每天700克,军人800克,老人500克。可是1973年开始以储备战备粮为理由,人们的口粮定量削减了10%。1987年以准备世界青年运动会为由,宣布人们的口粮定量暂时再削减10%。但世界青年运动会开完后,口粮定量的暂时削减却一直持续下去。进入1990年代,口粮定量又作了几次修改,到1994年一般劳动者口粮定量为每天450克。1995年北朝鲜以水灾为由,口粮定量减半,1996年口粮定量又削减三分之一,现在的口粮供应为每人每天100克左右。 每天100克的口粮是无法维持生命的,于是北朝鲜提出国家解决口粮的三分之一,单位解决三分之一,个人解决三分之一。单位较好的人可以从单位分到一些粮食,有钱的人还可以从黑市买高价粮。但是无钱无势的人只好去挖野菜,吃树皮。北朝鲜的中央电视台则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野菜更是营养丰富,多吃有利于健康。平壤等大城市的粮食情况还比较好一些,中小城市、偏远地区则情况比较糟,饿死者不断出现。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实行严刑峻法的国家,而且,她有完善的立法系统,可以保证法律的公开公正公平,这对经济的意义在于,法律严格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规范,致使官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去侵扰公民经济权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以理论术语来说,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一个良好的“预期系统”,有利于公民安心于各项治富的事业。而朝鲜则是一个进行彻底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其法律从立法到执法,都只反映统治者意志,没有民意基础。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在于朝鲜实行的无所不在的阶级划分——在朝鲜一个人进入社会首先遇到的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北朝鲜的出身成份要追溯到前三代,家庭出身详细分为51种成份。这51种成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核心阶级包括革命家庭(长辈为革命干部)、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等。核心阶级的人数占北朝鲜现有人口2200万的三分之一,是朝鲜政权的支柱。动摇阶级是指没有誓死捍卫北朝鲜现政权决心的人,动摇阶级约占人口的一半。敌对阶级是指地主、资本家、反动分子、不纯分子、以及在南朝鲜有亲戚关系者,敌对阶级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北朝鲜,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敌对阶级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只能从事一些低贱的工作。动摇阶级的家庭出身者,虽然可以上大学,但入党、提干极难。在北朝鲜,报考大学首先要有中学的推荐,所以到了高中,一些家庭出身不理想的学生往往会向老师询问:老师,我也能上大学吗?。北朝鲜号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的国家,如果在最之后增加一个不字,也许就名副其实了。         再次,新加坡是个小国寡民的社会,因此在独立之初,社会财富分布就呈现很典型的均质化特征,从而使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至过于复杂,这就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起点,有利于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这样一些政策,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集团关系极端复杂的中国和美国可能都会显得十分理想化,而在新加坡却能迅速落到现实。在朝鲜,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财富高度集中在权贵手中,虽然老百姓陷入饥饿的困境,但干部们却有特供,吃饭没有问题。高干们则过著豪华奢侈的生活。据说近来北朝鲜出现了自称为生活调查委员会的盗窃集团,专门行盗富裕的干部家庭,盗完后还要留下生活调查委员会的纸条,颇得老百姓的赞赏。不管该传说是否属实,北朝鲜的老百姓对生活富裕的官员干部们的怨恨是毫无疑问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完全分享世界分工带来的优厚好处;而朝鲜则是一闭关自守的国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一个封闭国家,当然就只能又腐又蠹了。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这两个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还都实行了家族制的父传子的国家才呈现出这样二水中分两山对峙的形态。由此可见,是否一党执政并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分界点。只要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在民主制度下,也仍然是可以实行一党执政的。朝鲜和新加坡的例子就说明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下是可以产生出殊途同归的一党执政的格局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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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因为“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2] 二、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53页。 [2]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192页。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因为“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2] 二、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 [1]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 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53页。 [2]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192页。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因为“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2] 二、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53页。 [2]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192页。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茅于轼 推荐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因为“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2] 二、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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