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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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政法往事》关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

《政法往事》关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 《政法往事》(陈夏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陈夏红兄寄来这本《政法往事》已很久了,近日才有时间翻看,书中写了伍廷芳、钱端升、王造时、张奚若、王宠惠、曹汝霖、张耀曾等许多学法律出身的历史人物,也有江平等当代法学界人物的口述史,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最后一篇《眼含热泪读谬论——读《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有感》。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是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的,我还没有见过。夏红兄介绍,被点名批判的政法界“右派分子”共26人,他们的“谬论”37篇。他们是黄绍竑、谭惕吾、杨玉清、吴文翰、王造时、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陈建国、杨兆龙、顾执中、林希翎等。既有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这样的法学家,也有林希翎这样的大学生。 杨玉清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加上了一个危言耸听的标题《共产党必须“下台”、“下轿”。文人应该起来反现状》,其实他所说的“下台”、“下轿”不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是希望党员不要脱离群众,他说:“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请党员下轿,深入群众”。“党有错误,这是光荣,是规律,因为多办多错,不办不错”。1957年,这些话都成了大逆不道的“谬论”。 最后令人扼腕的是“谬论集”中“右派分子”的相互揭发、相互攻讦。楼邦彦在1957年6月18日北京市法学界座谈会上发言《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举了陈建国的例子,并说自己“政治嗅觉不灵敏”,最近两星期来在《人民日报》的启发下,“完全嗅出了毒草的气息”,认为陈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敌视共产党领导的谬论”,甚至把两人之间的交往都抖了出来。陈建国怒不可遏、起而反击,作了《到底谁“利用”了谁》的发言,进一步把他和楼邦彦之间的交往事无巨细都抖出来,并直指楼邦彦应该把自己与储安平的关系“清楚地交代”。楼邦彦与陈建国相互拽着对方一同下沉,谁也没有因为检讨、揭发得彻底而免于厄运。他们相互踩对方辫子的发言,至多只是增添了这本“谬论”集的篇幅而已。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什么才让这些学法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那一刻一败涂地?主要不是指政治上,而是人格和其他层面上。直至今日,我们还不敢笃定地说,历史已经作出切实的回答。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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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为什么要有大学?

为什么要有大学?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 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                                                       为什么要有大学?                                                                   为什么要有大学?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点,具有科学化做事的素质,与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见得就非得是为了日后从事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仅仅是满足自己对某些知识和理论的爱好。所以,凡是只能从事技术培训的大学,都应该回归本位,改成技术学院或者学校。那些连技术培训都做不好的大学,就应该撤销。所谓研究型大学,如果连本科生都培养不好,就应该退回去,撤掉自己众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老老实实办专科和本科。 中国的大学,正在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党派利益的所谓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纪检和城管。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和法学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具有科学化做事的素质,与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见得就非得是为了日后从事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仅仅是满足自己对某些知识和理论的爱好。所以,凡是只能从事技术培训的大学,都应该回归本位,改成技术学院或者学校。那些连技术培训都做不好的大学,就应该撤销。所谓研究型大学,如果连本科生都培养不好,就应该退回去,撤掉自己众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老老实实办专科和本科。 为什么要有大学? 张鸣 当欧洲的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的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 中国的大学,正在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ee.html ) – 为什么要有大学?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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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峰 | DOS的历史

昨日(7月27日),微软公司的 DOS操作系统 迎来了30岁生日。 DOS是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产品,标识着PC(个人电脑)的崛起和普及,对计算机行业影响深远。 只有了解DOS的历史,才能理解今天的计算机工业从何而来。下面就是我对这一段历史的介绍。 ========================================== DOS的历史 作者:阮一峰 1. 1974年4月,Intel推出8位芯片8080。这块芯片的体积和性能,已经能够满足开发微型电脑的需要,标志微机时代即将来临。 2. 1975年初,MITS电脑公司推出了基于8080芯片的Altair 8800微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PC(个人电脑)。 3. 1975年1月,Popular Electronics杂志以封面报道的形式,介绍了Altair 8800。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关于微机的新闻报道。 4. 22岁的西雅图程序员Paul Allen看到了这一期杂志,深感震动,就把它拿给好友20岁的Bill Gates看。 两人决定为Altair 8800开发一套BASIC解释器,卖给MITS公司。1975年7月,他们用这个产品成立了微软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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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27)——我们可能根本不是人

1.@ 五岳散人:谁说我们是中国人?看着官方新闻对那些对国外灾难性事件连篇累牍、细微描述的报道,对比自己国家灾难性事故的报道角度、深度以及关注程度,我们可能是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挪威人、赞比亚人,唯独不是中国人。有可能根本不是人。 2. 李嘉诚旗下两公司及李嘉诚好友周凯旋,认为被《财经》杂志影射成原商务部官员郭京毅案件中的行贿者,以报道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财经》杂志、财经网及和讯公司。三原告提供 23 份证据,证明不是“行贿者”。 3.26 日,从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站的 G18 次列车中途又“趴窝”,原本 19 : 59 到达的列车,延误到 20 : 41 ,而铁路部门对晚点称“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故障”。 4.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引发公众不满及对高铁系统安全的担忧,中国网民日前盛传当局已指示国内媒体不要详尽追究动车追尾事故,下令记者把焦点转到温暖人心的故事报道中。 5. 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已进入善后理赔阶段, 39 位遇难人员身份全部确认,至今关于事故原因和失踪人数,依然没有官方说明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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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意味着什么?

    近些年来,大家都关注中国GDP 的超高速增长,但一般人却很少注意到中国税收的超超高速增长。 2010 年,中国 GDP 增长了 10.3% 。但中国财政部数据却显示, 2010 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1.3% ,其中税收收入 73202 亿元,同比增长 23% 。对比近 10 年来中国税收和 GDP 增幅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税收再以两倍于 GDP 的速度飞涨。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第一 ,中国人民的税负越来越重。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 GDP 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09/2010 》的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 1998 年的 1.73 万亿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10.8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也从 1998 年的 20.4% 上升到 2009 年的 32.2% 。其中, 2007 年和 2009 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分别达到了 31.5% 、 30.9%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 2010 年中国政府的宏观税负又进一步增加到 34.5%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 13% 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 23% 左右,高收入国家是 30% 左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 34.5% ”。难怪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把中国列为世界税负痛苦指数第二的国家。 除了日益剧增的各种税收,中国人还要承担各种隐形的负担。比如,个人、企业会被强制性征收各种各种的“费”。“税收”进入国库,“费收”则往往形成各种部门利益、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这些都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和不正义。 第二 ,国富民穷。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 1/4  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 99 %的民众; GDP  的 1/3  是腐败成本,被 1% 的人掌握。社会财富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儿。耶鲁大学 陈志武 教授分析: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5.7 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 1.4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 1.2 倍。与美国做一下横向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国税率之高。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是 83080 亿元,合 1.262 万亿美元, GDP 是 6.475 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 1.6 万亿美元, GDP 为 14.52 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 79% ,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税收增速远超 GDP 增速导致了什么后果呢?“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政府里的老爷们不仅锦衣玉食,还有钱包二奶、三奶…… n 奶,到处出国旅游。 第三 ,内需不足,妨碍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物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格局,并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是“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由于国家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让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最小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收增长长期大大高于 GDP 增长,造成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 中国经济 30 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国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中国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本身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比如它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决定着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 近些年来,尤其 2008 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中国也希望实现经济“从出口主导到内需拉动”的战略转型。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恶劣的社会保障体系无以保障民生,银行户头上仅有的几个钱还是意外情况下保命用的。 第四 ,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 GDP 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民生的艰难催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总会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如 2003 年是五万多起, 2005 年就增加到八万多起,但后来干脆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据说现在已经达到十万起了。 中国的财政能力增长远远高于 GDP 的增长,国民工资增幅又远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拿财政收入的 65 %养全国 7500 万 ” 吃财政饭 ” 的人,官民比例高达 1 : 18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 2010 年的《新闻 1+1 》节目中透露,政府公务员仅“三公”消费就高达 9000 亿元。这个数据比较抽象,可以找几个数据与其对照一下: 2010 年,西南五省大旱 6 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 1.6 亿,并号召捐款; 2010 年,江西特大暴雨 22 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 60 万人民币; 2010 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 1600 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第五 ,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最终将导向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政府所掌握的时候,家庭和企业所能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就是常态。而在缺乏应有约束的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就是必然结果。这不仅将导致整个社会对官本位的崇拜,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有些人要求人们“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国富民穷’”。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甚至说: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在国际上仍偏低。那么,中国收了那么多税收做什么用了呢?答案是:“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对社会不满人士进行镇压,维稳。《财经》杂志 2011 年第 11 期《公共安全账单》披露:根据财政预算, 2011 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21 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 6011.56 亿元。国防和维稳经费两项,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 13.66% ( 2011 年全国财政收入计划为 89720 亿元)。 在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中国的税收虽然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但享有国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中国人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据有关数据,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 12% 左右,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而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却有高达 45% 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美国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也占到了其财政的 1/3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倘若说,老子有枪,这是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这种理由和土匪收保护费没有什么区别。中世纪,英国国王为了维持其奢靡、堕落的生活,就用征税加强自己的收入。英国人民愤然起身加以抵制。斗争的结果,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从此,英国国王课税,必须征得人民同意,经过议会批准程序。有分析人认为,中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使用权被政府垄断,普通民众的征税同意权与用税决定权被剥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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