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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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 美国国庆,中国人如何反应?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美国国庆,中国人如何反应? 年年国庆,今又国庆。普天同庆,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 在今天这个全世界人民的节日里,出一道题,请大家看下面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 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社论结束) 答案是: 上面的文章出自—— ——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2008年美国国庆这一天,有必要重温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和深厚友谊。 希望那些自怨自怜的怨妇们心胸更开阔一点,跟上党和人民的步伐。 很多人以为中国政府与美国过不去,这是误解。持这种观点的人,低估了我们党的智慧和胸怀。其实,很多年来,我党对美国一直是非常推崇的,看完我搜集的资料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深刻领会小平光辉思想,牢记“以德治国”,遵守8荣8耻,既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更要看到中国的伟大、光荣、正确。 以下是相关表态: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链接: 《美国不做世界警察,谁做??》 《感恩美国:中国人最该做的事》 《投票:若美军来了,你准备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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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 卢沟桥:“苏联陷阱”的重要一环

卢沟桥:“苏联陷阱”的重要一环 ——纪念7·7事变       每年的7月7日,中国人都要纪念卢沟桥事变。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而在纪念之前,先得把这个事件搞清楚。       很多人认为卢沟桥上谁开第一枪不重要,是因为他们天然地以为:不是国军,就是日军。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么探讨卢沟桥上谁开的第一枪,确实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否则,为什么那么多学者,中国的,日本的,俄国的,都在研究卢沟桥事变第一枪的来源?否则,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学者们拿77事变当成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现在,我们来简单研究卢沟桥事变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2,卢沟桥谁开的第一枪的4种版本       A,苏联间谍版本。我上文中已经说过:       苏联人担心什么,希望什么,不用我分析,大家也知道。于是狡诈的苏联人派出很多间谍前往中国,与某些中国人一起,在各种场合制造事端,试图激化中日矛盾。在卢沟桥,苏共的阴谋得逞了,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地引导了日本陆军中的一些日本粪青,将祸水引向了中国。       B,共军版本。据说日本在天津的特务机关长茂川秀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交往密切,他曾经向日本方面供述他参与了共产党混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开枪造成混乱,试图挑起中日战争。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据说,延安中共在卢沟桥事变几小时后,就发布了《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考虑到当时通讯的不发达,以及中共反应过于迅速,许多人更加相信是共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但是,只是猜测。           77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 保卫苏联 ”。这在很多历史书中都能查到。     C,日军版本。这个版本居然也出自上一版本的茂川秀。他在1946年以战犯身份接受审判时的情形: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D,国军版本。据一些当时在宛平城用棉被堵窗户的人回忆:当时混战,很可能是国民党士兵由于痛恨日本人,在双方发生摩擦后,先开了第一枪。 3,几种版本的可能性分析       苏联间谍版本最让人痛心,因为它说明日军被苏联一步步引向了中国,中国人民也陷入了此后越来越深重的苦难中。       共军版本,我不做评价。大家自己去琢磨。       日军版本,说明日本陆军中的那些日本粪青把日军拖向了中国战场,害了日本,也害了中国。       国军先开第一枪的说法最让人兴奋,因为它传达出中国政府军主动打击外国驻军,不管外国驻军是否“合法驻扎”。但这种版本的可采信程度最低,很遗憾。   4,是谁开了第一枪非常重要       当我们分析了上面4个版本以后,就发现分析是谁开了第一枪,未必是个“根本不重要”的问题,相反,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是日军或国军先开的第一枪,那么,确实就“并不重要”了:       如果是日军开的第一枪,那我们必须应战。       如果是国军开了第一枪,我们一定要叫好。       但如果是苏联间谍开了第一枪,我们就是被愚弄了,被利用了,被老毛子当枪使了。如果是苏联间谍或者其他间谍先开了第一枪,从中挑起事端,将原本要“北进”的日军这股祸水引向了中国,把中国人民拖向全面战争的深渊,那他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仇敌。所以,你能说“谁开第一枪不重要”吗??????????????       可能会有人跟我抬杠说:“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骨气,就是不让日军去打苏联,我们就是要把日军拖在中国,搞他个玉石俱焚,我们中国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愿意让我们的人民去送死。”那倒也算。可是,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牺牲,却是被苏联人及其盟友利用了,被人家当枪使了,胡里糊涂去给人家充当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你不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傻瓜,被人羞辱、愚弄、利用了吗?       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       所以,谁还能说搞清卢沟桥第一枪不重要吗? ????????   链接:  《中国多少军人死于抗日战争?》                 《中国军队当年消灭了多少日军?》                   《抗日战争:掉进了“苏联陷阱”》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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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名校掐架为哪般?

                                                        名校掐架为哪般? 状元,那工作就能做到家里去。这两年除了香港的大学,谁也争不过北大清华,北大清华也就持续开展状元争夺战,也学香港,许各种的愿,迄今为止,好像胜负未分。由于北大清华是高校金字塔顶的两颗明珠,社会知名度最高,各地的中学,地方政府纷纷把上北大清华视为最高的政绩,所以,没有人能争得过它们。一等等地降下来,每一等级相同的学校,竞争都异常激烈。此番复旦和交大的掐架,就属于仅次于北大清华的高端竞争,只是,从掐架的内容看,如果属实的话,它们的竞争,已经相当下作。 下作的竞争就是互相诋毁,你说他的学校差,他说你的学校不好。不是专业不行,就是学术声望不好。你说他是文科,学了没有用,他说你是工科,学了在大城市留不下。反正考生和考生家长跟招生者信息不对称,无论招生的人怎么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无从辨别真伪。谁说得好,说得像那么回事,就听谁的。 其实,中端和低端高校的竞争,也许还有点道理,不争,兴许就连名额都招不满了。但是像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如此明争暗斗,斗得如此下作,其实没有多少必要。高端的考生,差了几分十几分,其实并不意味着素质真有什么差别。真正的素质差距,在考分上是                                                                   张鸣       每逢高校招生季节,各个高校的竞争在所难免。眼下生源减少,学生用脚投票,有能力的都去了外国,所以,竞争更加激烈。低端的学校紧张,高端的学校也紧张。低端的担心招不足额,而高端的,则在抢尖子,尤其要争状元。北大和清华的竞争,由来已久,争到最后,媒体都烦了。上海的两所顶尖高校,在网上公开互掐,一个爆料说对方不正当竞争,背后下刀子。一个声明,如果谁敢诋毁本校声誉,法律解决。       一般来说,大学之间的争斗,暗斗的比较常见,台下踢脚,踢到何种田地都没有人奇怪。但是,公开撕破脸皮这么打,还真不多见。显见得,招生竞争进入了新境界,由此争来网上的关注,也是自然。 看不出来的。恢复高考这么多年,那么多的状元,到今天,有几个真有大出息的?一旦入学之后,高考的考分,就成了历史,不说明什么问题。不见得考分高的人,在大学一定会比考分低的人学习好,至于毕业之后的出息,就更不好说了。复旦和交大这样的顶尖高校,争来争去,无非就是几分的高下,多几个高几分的学生,能说明什么?为了这几分,在学生没入学的时候就显出自己的卑劣,值吗?如此掐架,说白了,无非是争闲气,争无谓的高下。 桃李不言,自下成蹊。大学的吸引力,在于自身的品质,这个品质,也包括大学的道德素养,大学人的道德素养。       虽然说,两校之间吵嘴打架,孰是孰非,我等平民百姓无从判断,但是这样的掐架,却反应了高校招生的某些乱相。这些年来,各校招生的不正当竞争日益恶化,各个大学,为了抢生源,往往各显神通,各施奇招。不是正面宣传,而是做背后的工作。动员中学的校长,班主任也就罢了,连当地地方政府,也被动员起来,谁有关系就利用谁,如果县长书记是哪个学校的老毕业生,似乎命里注定要为本校在当地拉生源。如果是状元,那工作就能做到家里去。这两年除了香港的大学,谁也争不过北大清华,北大清华也就持续开展状元争夺战,也学香港,许各种的愿,迄今为止,好像胜负未分。由于北大清华是高校金字塔顶的两颗明珠,社会知名度最高,各地的中学,地方政府纷纷把上北大清华视为最高的政绩,所以,没有人能争得过它们。一等等地降下来,每一等级相同的学校,竞争都异常激烈。此番复旦和交大的掐架,就属于仅次于北大清华的高端竞争,只是,从掐架的内容看,如果属实的话,它们的竞争,已经相当下作。       下作的竞争就是互相诋毁,你说他的学校差,他说你的学校不好。不是专业不行,就是学术声望不好。你说他是文科,学了没有用,他说你是工科,学了在大城市留不下。反正考生和考生家长跟招生者信息不对称,无论招生的人怎么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无从辨别真伪。谁说得好,说得像那么回事,就听谁的。       其实,中端和低端高校的竞争,也许还有点道理,不争,兴许就连名额都招不满了。但是像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如此明争暗斗,斗得如此下作,其实没有多少必要。高端的考生,差了几分十几分,其实并不意味着素质真有什么差别。真正的素质差距,在考分上是看不出来的。恢复高考这么多年,那么多的状元,到今天,有几个真有大出息的?一旦入学之后,高考的考分,就成了历史,不说明什么问题。不见得考分高的人,在大学一定会比考分低的人学习好,至于毕业之后的出息,就更不好说了。复旦和交大这样的顶尖高校,争来争去,无非就是几分的高下,多几个高几分的学生,能说明什么?为了这几分,在学生没入学的时候就显出自己的卑劣,值吗?如此掐架,说白了,无非是争闲气,争无谓的高下。       桃李不言,自下成蹊。大学的吸引力,在于自身的品质,这个品质,也包括大学的道德素养,大学人的道德素养。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qpi.html ) – 名校掐架为哪般?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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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光棍”和“不公”才是平民大革命的火药桶

“光棍”和“不公”才是平民大革命的火药桶 ——熊飞骏 特色中国正值社会大转型的前夜。 中国要想在平稳理性的环境中实现社会转型,走出以暴易暴血腥换代的恶性循环,就必须避免平民大革命。 中国是平民暴动最多的国家,但历次平民暴动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和主要矛盾:权力腐败和官民冲突。在暴力废墟上建立的新政权要么是被推翻腐败旧政权的翻版;要么连旧政权都不如。那些奋起反抗腐败和特权的革命英雄们一旦大权在握,霎时就把当初的革命精神丧失殆尽,成为新的腐败特权人士。 至于平民暴动发生的原因,多数国民以为“饥饿”是发生平民暴动的主因;认为只要多数平民生存没问题能吃饱肚子,国家就会“平安无事”? 这是一个危险的认识误区! 中国最恐怖的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饿死的农民比 2200 年皇权中国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 但大饥荒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威胁政权的平民暴动事件。 今年席卷中东的平民大革命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饥饿引起的;革命动作最大的两国,利比亚人均 GDP17000 多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五倍多;叙利亚则高达 20000 多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七倍!两国平民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平民高出很多。 可两国依旧爆发了威胁政权的平民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威胁政权的大规模平民暴动有十次: 秦末陈胜吴广暴动;西汉绿林赤眉暴动;东汉黄巾暴动;隋末瓦岗军暴动;唐末黄巢暴动;元末红巾军暴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暴动;清帝国白莲教暴动,太平天国暴动;民国红色暴动。 但 只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暴动主要由饥荒引起;其余九次平民大暴动的主因皆非饥荒。 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的王朝,国库和地方存粮够全国人民坐吃十五年! 可隋末却爆发了改朝换代的全国性平民大暴动。 就是因饥荒引起的明末平民大暴动,主要领导者李自成、李信、牛金星等人也不是因为吃不饱肚子才加入暴动队伍。 ………… 中国历史上威胁政权的平民大革命有两大诱发因素:一是“不公”;二是“光棍”! 灾难性社会“不公”诱发平民大革命国民容易理解,中外历史上的平民大革命多是“社会不公”引起的。 中国历史上那些打着“宗教标贴”的平民暴动,如黄巾暴动、红巾军暴动、白莲教暴动、太平天国暴动,也是宗教领袖利用社会“不公”来吸引信徒壮大革命队伍积蓄反叛力量。 “光棍”成为平民大革命的主要诱发因素则不是多数国民能够理解的。 隋末平民大起义就是典型的“光棍革命”。 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不是唐王朝,而是隋王朝。 隋文帝杨坚辞世的那一年,各地国库存粮和民间余粮够全国人民坐吃十五年! 隋炀帝杨广刚好在位十五年?一个绝妙的历史巧合!可以想象专制独裁集团一旦“折腾”起来会造成多么恐怖的社会灾难。 一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富庶帝国,为何也爆发平民大革命呢? 都是隋炀帝垄断“美色”惹的祸。 隋炀帝垄断“美色”的最大政绩就是创造了一支超越社会弹性调节力的“光棍大军”。 隋炀帝聪明绝顶文采出众,智商和情商绝对在帝国数一数二。因为过于怜香惜玉的缘故,杨广最不能容忍的“国事”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于是尽可能把全国看得上眼的美女、才女都弄到自己的宫庭“保护”起来,就算自己无法遍施雨露也绝不能让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拙夫莽汉去辣手摧花…… 在杨广的鼎盛岁月,洛阳皇宫和各地行宫居然收容了 15 万宫女!那时的中华帝国才四千多万人,年轻美女也就三十多万吧?被皇帝一人占了一半。 皇帝做出了表率和垂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臣武将七品芝麻官自然和最高领袖保持“高度一致”,纷纷扩大自己的 N 奶和歌妓阵营。大臣杨素包养的美女就数以百计,著名的 N 奶红拂居然和后来成为军事天才的小混混李靖私奔了? 在皇帝和官僚队伍的“美色垄断”下,至少有上百万年轻女子被权贵包养,不为人妻只为二奶 N 奶。 于是社会上多了一百多万青壮年“光棍”!饶幸“家有丑妻”者很多本来是应该拥有娇妻美妾的民间才俊,郁闷与不满和“光棍”不相上下。 更不幸的是:在丰衣足食的帝国里,一百多万青壮年光棍和丑妻才俊一个个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荷尔蒙按时按量分泌不打折扣。 对于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力量比一大群吃饱了肚子但娶不到媳妇的青壮年“光棍”更可怕的了! 二十年前身强力壮拳脚过硬的熊飞骏若是找不到媳妇,今天绝不会蜗在室内“动口不动手”,十之八九会成为黑社会老大;成为山寨化基层政权“害民工程”的冲锋队员和“坐地分赃”的“影子政府”。 聪明过人的隋炀帝也意识到了庞大“光棍大军”是帝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企图借外国人之手消灭这群吃饱了但睡不着的“光棍汉”。 “光棍大军”在出征高丽的途中开溜了,要么聚众为匪去抢女人,目标直指官老爷的二奶 N 奶;要么看上了皇宫千娇百媚的宫女,直接拿起武器和皇帝 PK 。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庶强大的王朝就这样被“光棍大军”打垮了!皇帝官老爷的二奶 N 奶们不但物归原主;还要奉上自家的漂亮妻女做“光棍”的战利品。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红色革命,虽然革命先辈的宣传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但“光棍”也对革命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十年代初的湘鄂西、鄂豫皖、湘西等三大红色根据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地肥水美地区,论贫穷远不如甘肃、贵州;论革命党影响远不如广东广西……之所以能成长为红色革命中心,“光棍”的作用不可忽视。 百年前的中国山区农村因为没有避孕措施,一对农村夫妻通常都要生养七八上十个孩子,少的也有四五个。 在生育非计划的年代,一个家庭生儿生女的概率与生活质量和母亲素质常常成反比。生活质量越低的家庭越容易生儿子;名门闺秀生女和难产的概率比干粗活的村妇高得多。 百年前的中国男女比例虽然总体平衡,但在湘鄂西、鄂豫皖、湘西等地的山区农村却出现了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男性青壮年远多于女性。 那时的中国交通闭塞信息落后,局部地区的性别比失调不容易借助外部异性资源来缓冲。 百年前的中国刚刚打破皇权专制,现代文明的“一夫一妻”制在广大基层还没来得及落实。富人、官员尤其是军官纳妾之风盛行,进一步扩大了山区农村的性别失调。 因为女青年相对较少的缘故,物以稀为贵,农村买卖婚姻得以大行其道。那些儿子多田产、房屋少的普通农家,倾全家财力也只能给长子至多再给次子娶一门媳妇,其余的成年儿子要么当“光棍”要么自谋出路。 于是山区农村出现了一批“光棍队伍”。因为光棍多为文盲且无一技之长,多渴望用暴力改变现状,改变自己的“光棍命运”。 当红色革命火种传播到那里时,“光棍”就成为主动响应革命鼓动的生力军。 我家在二十年代末全体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红色革命,率先主动走出去响应革命的就是以大伯爷首的几个青壮年“光棍”长辈,其余成员多是在后来被动卷入的。 大伯爷是老家最早成立的一支红军部队总指挥,那时称为“战斗团”,大伯爷任团长。 大伯爷领导的“战斗团”的早期队员多是“光棍”出身。 我爷爷参加红军时不到十五岁,是大伯爷带去的,因为年龄太小身子没长成,只能在红军里当号兵。 我爷爷说大伯爷当年一字不识,不懂什么是民主自由也不懂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更不懂他们高呼要誓死保卫的“苏联”究竟在中国哪一边?他参加红军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漂亮媳妇。 ………… 当今中国的“腐败不公”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男女比例失调一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且是全国性的“绝对比例失调”。男人比女人多出三千多万,并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不出几年,三千多万青壮年“光棍”将成长为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今中国权贵利用腐败收入包养二奶 N 奶恶习蔚然成风。一个庞大的“地下 N 奶”大军自然令“性别失调”雪上加霜。很多青年才俊在找对象时要么“拣剩的”;要么被官员暗中加了一顶正常男人无法容忍的绿帽子。 在空前“腐败不公”和庞大“青壮年光棍”的双重压力下,那些认为只要“人民不挨饿”就会“太平无事”的体制内权贵,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脑子灌了水。 当然那些把子女财产转移到万恶资本主义国家者没危机意识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对生我养我的文明古国拥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未想过要移民美、加、澳;也未想过要把亲人移过去,所以才对祖国的未来满怀忧虑。 有远见有责任心的良心政治家,必须对中国的现行体制及时作出大刀阔斧的变革,消除滋生“腐败不公”和“光棍大军”的制度弊端,用制度力量来化解威胁国家根本的“不稳定因素”,避免平民大革命的悲剧,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平稳转型。       二 0 一一年七月六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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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平型关之战:朱德称歼敌五百 彭德怀称缴枪未过百

关于 1937 年 9 月 25 日 八路军 115 师平型关战斗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各种涉及中共战史的著作中几乎都会以相当的篇幅具体说明。因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并且是以师为单位对日作战的仅有的一次,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在当年极具宣传意义。所谓八路军 115 师一役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 10000 、 4000 、 3000 人等种种侧重于宣传的说法,曾经流行了很长时间。 1980 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平型关战斗史实进行了某些讨论和考证,过去的一些说法得到了订正。如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 10000 、 4000 、 3000 人之类的说法已不再能够见到了,但已有的考证和研究明显地还存在许多问题。 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 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 115 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 1980 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及相关回忆录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如当年亲身参加了战斗指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中就明确讲,被伏击的部队是日军“辎重和后卫部队”。而当年谈及平型关战斗的一些大陆学者,在参考了相应的中日双方史料后也有新的说法,称其为“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不过,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 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 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 25 日当天,“驻灵邱 [ 丘 ]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 70 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 [ 丘 ] 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 15 人、特务兵 70 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 10 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米高的山崖隘道,续向 3 公里 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 176 人乘日产卡车 50 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 30 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 6 人、士兵 15 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 81 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 [ 丘 ] 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 [ 丘 ] 的汽车队,均于 25 日 10 时以后,进入第 115 师的埋伏陷阱。”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尽管,日方战史著作依据的仅仅是日军一方的史料,内中有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关被伏部队前进方向的这种记述还是准确的。对此,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 115 师 686 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至少曾经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至少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据 115 师 685 团战斗结束后的报告称:“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 ( 十九联队二十联队 ) 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另据 9 月 25 日 当天下午,担任 115 师师长的林彪的报告,当时该师面对的还有另外一部敌人,以汽车队为主。电称:我部上午 9 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 12 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 分析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在 115 师看来,当天的战斗是于上午 9 时前后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的。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另一处则是在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这两处实际相距不足五里地。据报,开战仅三个小时后,小寨村的战斗就基本告一段落,林彪判断该部之敌为日军兵站守备队,相当于步兵一营,其特点是拥有大批汽车。由此可知,在小寨村被伏日军应当是由平型关东去灵丘方向的日军汽车队,而蔡家峪附近的则是由灵丘西来平型关的日军辎重队。只是蔡家峪附近的战斗在林彪报告时尚未结束,故林彪当时未具体报告蔡家峪的战斗情况。次日,朱德、彭德怀在向南京蒋介石进一步报告战果时,才提到:除前报歼敌小寨村兵站守备队外,“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 这里所说的“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指头一天报告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而是指位于蔡家峪附近的拥有大量马匹和大车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即来自灵丘的那支行李大队。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确是有两支相向而行的日军部队同时中伏。再联系到 686 团团长李天佑特别强调,最激烈的伏击战实际上发生在小寨村往南近八里路的老爷庙一带,可以进一步确定,当天伏击战的主要作战地点至少是从蔡家峪一直延伸到老爷庙及其东南一带,即辎重队被伏的蔡家峪,汽车队被伏的小寨村和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只是,老爷庙的战斗因为部署不当,被日军占领了制高点,因此李天佑才会强调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此不难看出,今天我们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图示和解说,在作战地点上明显存在着错误。这是因为,将蔡家峪划在伏击作战地点之外,而将韩家湾划成另一歼敌之处,标注日军从团城口前逃走等等,都并非事实。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基本上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另一部分是日军二十一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 115 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此后, 115 师又向西南在老爷庙、关沟一带与前来救援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三大队日军进行了数小时的战斗,战斗虽然曾一度使日军动摇,并推进到辛庄、东跑池一带,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对峙。鉴于战斗僵持,平型关正面国民党守军也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故 115 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 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 1000 余人的说法。歼敌 1000 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 115 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 1937 年 9 月 26 日 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 4000 人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 1000 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 那么,究竟是 1000 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 7 人,陆上运输兵 15 人,矢岛中队 176 人,合计 198 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 1 个小队”,部分回运的伤兵。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三个汽车小队,一个修理班,一个行李班和一个自卫队,共 176 人, 50 辆汽车。中西中队随行车辆 30 辆,官兵 55 人。 再加指挥官新庄淳中佐率本部官兵共 22 人,以及增援的步兵一个小队大约 50 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 300 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 200 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 70 辆辎重车辆、 15 名辎重兵、 228 名特务兵,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共 52 名担当护卫小队,合计人数应为 297 人。综上两部五六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未遭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击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 41 人战死,约 50 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 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 11 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四个中队(内缺四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 28 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 100 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 20 米 ,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 8l 辆,逃出来的只有五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 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 23 日至 24 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 80 人,亡 22 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 25 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 25 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 6 死 2l 伤,第十中队 4 死 5 伤,第十一中队 3 死 3l 伤,第十二中队 25 死 3 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 98 人。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一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 294 人( 3 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 150 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 分析当时 115 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 当天上午 115 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 9 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 12 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 80 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 9 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 1884 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鉴于朱德、彭德怀已有避免与敌相峙的指示,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 结果, 115 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两段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廿一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这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 115 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 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 1937 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根据战斗后 115 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 400 人左右。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之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 1 : 1 ,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 依据以上叙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 1000 余人,或说只歼灭了不足 200 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 1000 余人,也不是约 200 人。 本文摘自《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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