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 1908 年 11 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月 14 日下午。这天的下午， 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 38 岁的光绪皇帝暴死。 20 个小时之后， 73 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 1908 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 25 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 1910 年 4 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 1911 年 10 月 9 日和 10 日两天。 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 9 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 1911 年 11 月 7 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 1912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 年 1 月 16 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 1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只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即酸奶，大有嫌疑。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 月 16 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的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gbf.html ) –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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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发老头对话卡扎菲 ——熊飞骏 昨天下午去理发店理发，挂在墙上的电视屏幕正在播报利比亚新闻。 替我理发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城周村的，患有严重风湿病，因土地被村官卖光了，只好来城里开小店理发谋生，老两口靠一把理发剪艰难度日。 因为只拥有“传统”理发技术，光顾老头理发店的人并不多，收费也不到同行的一半，生意很不好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降低自己“形象底线”，成为这个小理发店的常客。 老头一边替我剪发一边看电视新闻；一边义愤填膺地诅咒在利比亚执行禁飞职责的联合国军。 “……这帮‘恶狗’太霸道了，他们何时来咬中国啊？” 老头话中的“恶狗”显然是指联合国军。 我问老头：“你认为卡扎菲这人怎样？” 老头：“卡扎菲是大英雄，他敢和美国叫板！美国、法国这些‘恶狗’都怕他，他是大好人！” 飞骏：“如果他是大好人，利比亚人民干吗起义反抗他啊？” 老头：“反抗卡扎菲的利比亚人只是一小撮，大多数利比亚人民都是拥护卡扎菲的。” 飞骏：“你看电视上的利比亚反对派是‘一小撮’吗？包括利比亚第二、三大城市在内的整个东部人民都起来反抗卡扎菲了，那是‘一小撮’吗？” 老头：“新闻评论员不是说卡扎菲深受利比亚人民爱戴，利比亚人民都拥护卡扎菲吗？” 飞骏：“你们热爱你们的村支书吗？” 老头：“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大贪官，把村里的土地都卖光了，断了我们的生路，卖地钱我们只得到很少的份额，多数不是私吞就是贿赂镇县干部了，我们凭什么爱他？把他枪毙一万次也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 飞骏：“你的话不对，上次你们村支书上了电视，播音员不是说他深受你们村的百姓拥护爱戴吗？” 老头：“那是新闻在撒谎，你看上去象个明白人，怎么糊涂到相信电视新闻呢？现在的新闻除了天气预报，有哪一句话是真的？你找出一件来我老汉算服你！” 飞骏：“卡扎菲深受人民爱戴也是新闻评论员说的啊，你干吗就信了呢？” ………… 飞骏：“你说你们村支书是个大贪官，那只是你一人的观点，我凭什么信你？” 老头一听我这话急了，居然关掉电剪赌咒发誓起来： “老汉对天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除了他家的老婆孩子七姑八姨外，我们村的社员对他恨之入骨，恨不能把他千刀万剐，连他的亲兄弟也说他是个大贪官！” 飞骏：“如果要我信你，除非你找个人来证明一下。” 老头：“谁敢做这个证啊？那不是找整吗？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也只是私下对你说，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 飞骏：“你这么大年纪，他能把你怎样？不就是说了一句真话吗？难道能让你坐牢不成？” 老头：“干吗不能？派出所和他同穿一条裤子。他给所长送一个红包，随便找个错就能让干警上门把你铐去。” 飞骏：“上次电视台去你们村采访，在场的村民都说你们村支书为乡亲做了很多好事，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啊？” 老头：“电视台是村支书花钱买来做秀的，记者都和当官一条心，谁敢说真话啊？谁对记者说半句真话谁就会吃大亏。” 飞骏：“既然你认为电视记者都听当官的，人民在公开场合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卡扎非是利比亚最大的官，刚才电视新闻上报道利比亚首都的人民支持卡扎菲，高呼卡扎菲万岁，你干吗又深信不疑呢？” ………… 老头：“卡扎菲就算不好，干美国、法国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去管闲事？ ” 飞骏：“这次军事打击卡扎菲的是联合国军，不是美、法两国就能做主的。制裁卡扎菲是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连位居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也没行使否决权。英、美、法出动战机轰炸卡扎菲只是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职责。” 老头：“联合国还不是听美国的？” 飞骏：“谁说联合国只听美国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的位置和美国一样大。如果这次中国在安理会投了否决票，联合国就根本不可能出动战机打击卡扎菲。” 老头：“中国在联合国有那么厉害吗？” 飞骏：“当然厉害。两年前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制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提案，多数成员国都支持这一提案，就中国行使了否决权，结果联合国就无法执行这一提案，穆加贝今天依旧是津巴布韦总统。” 老头：“就算是联合国，也不能干涉利比亚内政啊？” 飞骏：“假设我现在是一个法官，去你们村把支书抓起来绳之以法，我是干涉你们村的内政吗？” 老头：“你那是为民除害，怎能算干涉我们村的内政呢？” 飞骏：“可我不是你们村的人啊，支书才是你们村的，不是干涉你们村的内政是什么？” 老头：“我们村的内政应该是我们村的群众说了算，他支书一人凭什么能代表我们村的内政？我们群众说你抓得对就抓得对，你的行为我们拥护，怎能算干涉我们村的内政呢？” 飞骏：“你们村的内政和利比亚内政一样道理，既然你们村支书不能代表你们村的内政，卡扎菲同样不能代表利比亚的内政，联合国制裁卡扎菲又怎能算干涉利比亚内政呢？” ………… 老头：“我认为利比亚的事情应该由利比亚人民自己来决定。” 飞骏：“如果你们村支书不下台，又没有外来力量帮助你们，你们村的群众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 老头：“不能！现在官官相护，上面只听书记的，不听群众的。我们村的钱又都在书记手里，他能拿我们的钱收买大官支持他，收买恶狗做打手，我们群众拿书记一点办法也没有。” 飞骏：“你们村支书没枪没炮，卡扎菲有枪有炮有坦克有飞机。如果卡扎菲不想下台，手无寸铁的利比亚人民能让他下台吗？就算人民对卡扎菲恨之入骨，没有外来正义力量的声援，他们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 老头：“好像不能？” ………… 老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美国打利比亚还是为了石油吧？” 飞骏：“如果我作为一个法官去把你们村的书记抓起来，我是为了你们村的土地吗？” 老头：“当然不是，你那是见义勇为，怎么可能是为了我们村的土地呢？” 飞骏：“既然我能见义勇为，美国、法国、英国干吗就不能见义勇为呢” 老头：“那不同，你是人，美、英、法是国家，没有可比性。” 飞骏：“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家庭和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个世界上既然存在见义勇为的个人，就一定会存在见义勇为的家庭和国家。” …………     二０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按：看到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中国已经沦为低智商社会，并且一直有走下坡的趋势，当前的问题，不是探索其可能性，而是拿什么来拯救日益低能的智商，如何从这个泥潭里拔腿往外走。     人民日报   近日网上热传据说是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最新著作《低智商社会》中的一段话：“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找遍《低智商社会》这本书，我也没看到上述言论。实际上，这不过是有人借题发挥杜撰的。但即使如此，这段话依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国会沦为低智商社会吗？ 如果单就中国人均阅读量偏低而言，那么中国的确面临着这样的危险。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 阅读尤其读书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是培养分析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而缺乏阅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思考能力的下降。一个阅读量大的民族不仅仅是在知识的储备上高于阅读量低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思考能力也将借此占据上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一个知识储备充分同时又善于思考的人，必然要比那些缺少知识又不爱动脑子的人取得更大更快的进步。个体如此，社会又何尝能例外？ 尽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有多少享誉世界的品牌？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多少影响人类的伟大发明？缺乏创造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制约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重大隐患。造成国人创造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阅读量偏低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创造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艰苦的学习和长期的积累，即所谓厚积薄发。没有读书学习的这个“厚”，哪儿来的创造力的“薄发”呢？因此，不改变中国人阅读量低的现状，我们还真有可能沦为低智商社会。 但老实说，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国人的阅读状况是不现实的，全社会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氛围只能慢慢培养。我个人认为，最现实的办法倒是近来颇受非议的大学扩招。如果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人的阅读量一定会随之上升。以北京为例，2009年超过80%的北京市民有过购书经历；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的人均购书量在19册至29册之间(不同群体有差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北京是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高校云集，高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因此，北京人的阅读量全国领先也就不奇怪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其中一项是：2010年全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亿人。同200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对于中国这个曾经文盲遍地的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尽管社会对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有颇多批评，但从长远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增加必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习惯。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十年来中国高教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为什么中国人的阅读量没有翻番？我分析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阅读量在增加，但其他社会群体的阅读量是在下降的，一计算平均数就把总量拉下来了;二是，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在走上社会以后没能把阅读习惯保持下来。但总体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阅读量就越大。连续8次国民阅读调查都反映学生和公务员是我国阅读量最大的两个群体就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可以有效地培养阅读习惯。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缺少读书氛围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因此，只要中国教育不失败，中国就不会沦为“低智商社会”。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利比亚危机考验国际理性 ——熊飞骏 利比亚战事已经持续整整三个月，独裁狂人卡扎菲的最后失败虽然已成定局，但利比亚的战局走向依旧没有明朗。 人民对独裁狂人卡扎菲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出动飞机、坦克、导弹大规模屠杀表达正当政治诉求的和平示威民众；搜刮上千亿美元民脂民膏（相当于每个利比亚国民 16000 美元）转移到他高调谴责的“万恶帝国主义国家”；用每天 2000 美元的巨额薪酬收买外国雇佣军屠杀本国人民；并盛传向士兵发放“伟哥”，用大规模“强奸”同胞姐妹作为战争手段…… 一个长着如此野蛮筋骨的怪兽，别说不是人民领袖，连人都不是！ 所以世界正义力量渴望绞死卡扎菲，向他的亲人和政治帮凶讨还血债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利比亚境内主要反卡扎菲势力——班加西反对派，人们渴望武装他们，赢得对卡扎菲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一样可以理解。 但不加限制地武装班加西集团却是一条危险之路？ 对利比亚班加西反对派的支援究竟应该维持在什么限度？正在检验挑战国际理性。 如果国际不加限制地武装班加西反对派，使他们赢得对卡扎菲军力的压倒优势，卡扎菲集团就会迅速灭亡，卡扎菲家族和政治帮凶都会受到以牙还牙的无情清算。快意恩仇确然让人很爽很过瘾。 但消灭了卡扎菲集团以后呢？利比亚能向何处去？ 利比亚理想的重建之路应该是民主宪政，那样才能避免“卡扎菲式灾难”再度在利比亚国土上重演。 在联合国维和力量监督下举行全民公开公平选举，产生各方力量都能接受的民主政府，是战乱后的利比亚民主转轨的最好办法。 卡扎菲集团崩溃后，班加西反对派如果成为利比亚压倒一切的政治军事力量，他们会给利比亚渴望的民主吗？ 如果国际不加限制地武装反对派，使他们一路凯歌战胜卡扎菲，军事强人就会应运而生。 因为利比亚人民对卡扎菲仇深似海，能快速击败卡扎菲并为人民讨还血债的军事强人很容易成为广大利比亚人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 军事强人和战斗英雄多是民主事业的克星。 军事强人有能力对失败的统治者进行血腥清算；但狂热的报复清算却容易造成社会分裂，对民主事业不利。当胜利者领导利比亚人民向卡扎菲集团进行血腥的报复清算时，就很容易赢得利比亚人民的狂热拥戴。 一个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并赢得国内人民狂热拥戴的军事强人，会给利比亚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吗？ 可能性很小！ 万民拥戴的军事强人很难成为民主先驱；但很容易成为新的专制独裁者，成为另一个卡扎菲！ 人们也许会说是北约武装了反对派，他们得听北约的？北约要民主他们就只能给利比亚以民主？ 问题是当万民拥戴的军事强人产生时，他会听北约的吗？ 不会！对于军事强人来说，专制独裁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足以诱惑他们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更大的不幸是：当军事强人和昔日打抱不平的恩主发生冲突时，绝大多数利比亚人民会站在自己的战斗英雄一边；而不会站在北约那一边；甚至于会恩将仇报把北约当成“阴谋侵犯利比亚主权、干涉利比亚内政”的侵略者？ 在专制野心家的主导下整个民族恩将仇报的悲剧，在世界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在苏军占领阿富汗期间，美国全力支援阿富汗圣战者，可等苏军撤离后，圣战者立马把美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在全球对美国人民进行新的“圣战”，不择手段对美国人民“玩恐怖”。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军在索马里维和则是又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 美国人给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和药品，索马里人则送给了美国十几俱士兵的棺木 …… 一个国家通过人民战争的手段来推翻专制，一旦产生了万民拥戴的战斗英雄，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很失望”“很悲剧”。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反国王内战，从战火中诞生的战斗英雄克伦威尔，在危机关头使人民的军队反败为胜，把屡战屡胜的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胜利后的克伦威尔并没有给英国人民带来期望的民主，而是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专制的蛮横程度比查理一世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为了防止历史悲剧在利比亚再度重演，对班加西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切不可令其上升为利比亚境内压倒一切的军事力量。 利比亚的最理想结局是：班加西反对派的军事力量相对卡扎菲略占优势，卡扎菲集团在北约和反对派武装的打击下节节失利。部分政府军在军事压力下倒戈；政府军控制区内的人民乘政府军战败控制放松之际举行反卡扎菲起义，卡扎菲集团在四面楚歌声中树倒猢狲散。 卡扎菲集团倒台后，利比亚出现几支互为牵制的政治军事力量，班加西反对派虽然略战优势但却没能力为所欲为。这样各方就容易接受公平谈判的机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国公开公平选举，产生各派力量都能接受的民主政府。 处于政治转轨期的国家，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力量，一派独大的局面是很危险的！   利比亚危机正在考验国际理性！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民主是终极“目的”不是临时“手段” ——熊飞骏 “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 但聚集在民主旗帜下的国民，并非都能真正理解民主。 部分向往民主的国民，对民主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不消除这些误区将会严重干扰中国的民主进程。 判别一个民主倡导者是否真正领悟民主，要看他把民主当成终极“目的”还是临时“手段”？看他只利用“民主”为个人争利益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目标；还是同时兼顾为大多数都受到不平待遇的人争权益？ 民主是终极“目的”不是临时“手段”！ 把“民主”局限于仅仅改善个人人生境遇的民主吹鼓手，很容易堕落成把民主仅仅当成临时“手段”的投机分子，时机一到就容易打着民主旗帜来追求专制目标。 毛 先生就是“打着民主旗帜谋专制”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四十年代，毛先生和他的战友在国统区是如此歌颂美国宣传民主的。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 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 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 1943 年 7 月 4 日 我们尊重幷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 1944 年 3 月 15 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 1944 年 11 月 15 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 1945 年 7 月 4 日 ………… 毛 先生歌颂美国宣传民主的言论放射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赢得了全国多数人民的拥戴，依靠人民的支持把力量大出自己 N 倍的国民政府赶出了中国大陆，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遗憾的是：毛先生只是把“民主”当成夺取政权的策略和手段，一达目的就把当初对中国人民许下的民主诺言抛到九宵云外。毛政权在专制独裁方面比推翻的蒋政权走得更远，甚至较之皇权专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都和当初的诺言对着干：对外“逢美必反”；对内专制独裁，把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力剥夺一空。 民主是大势所趋，世界民主大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也不可能长期在专制荒野孤独流浪，迟早要回归文明世界的怀抱。民主事业离不开旗手和斗士，千千万万向往民主的中国人民，要注意汲取当年毛先生的悲剧教训，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是很不幸的。       二 0 一 0 年六月十九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