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全港争议内地新移民 香港不高兴?

一个反对内地新移民获得香港人同等福利的网络小组,一周内获8万港人支持;一首将内地人形容为“蝗虫”的歌曲正在香港流行。针对内地新移民,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开始了意见表达与争论。 回归14年以来,内地对香港的扶助与带动作用愈加明显,与香港社会各阶层的交流融合也愈发深入。这一场针对内地新移民乃至内地人的争论,却以空前的规模发生,香港人在担心什么? 针对近来反内地新移民风潮,新移民们也在社团组织的帮助下集会争取权益:一场内地配偶在港生子的申诉会正在举行。 3月上旬,香港中文大学大三学生Lawrence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加入了一个小组:“香港本土力量”。此前不久,香港政府决定向每位永久居民派发6000港币,而有团体计划为居住未满7年的新移民争取同等权利。“本土力量”的宗旨很简单:反对向新移民派发福利。 Lawrence自己也没有想到,小组的成立引燃了一条连接着炸药桶的导火线。小组成立仅两天,加入的组员迅即达四百余人。对峙迅速以核裂变的速度升级。 先是一名新移民妇女打通香港电台热线倾诉苦水,录音很快被剪辑并命名为“新移民妇发穷恶打上电台埋怨政府‘不公平’!!”上传YouTube,再转至Facebook,短短几天时间点击量逾12万。 3月6日第一场“反对短视预算案”万人游行在从中环前往中区政府总部的途中,与一些新移民发生肢体冲突。8日,Facebook上另一个更鲜明地提出“新移民没权拿6000块,这是永久居民独有的福利,筹足十万人支持给你看”的小组成立,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组员迅即逾八万人。 反对者也马上出现,香港城市大学前学生会会长举报这个小组涉嫌族群歧视。而号称“保卫香港”的网民们立即从道德上开除了这名“叛徒”,施以人身攻击兼人肉搜索。 4月10日,Lawrence与近两百名网友举着“反对基金关照新移民”的标语上街游行。彼时,对新移民的怒气显然已经扩散到全体内地人身上。 游行队伍中,有人还打出不满奶粉被内地人抢购、内地孕妇来港生子的口号,以示对香港政府近日缩紧赴港生子政策,暂停公立医院接受内地孕妇预约的支持。 随即,一首名为“蝗虫天下”网络歌曲更为激烈地将内地人形容为“餐厅酒店商铺内乱叫喧哗”、“爱侵占地盘”、“抢夺身份证”、“贩假货”、“寄生”的“蝗虫”,歌曲在YouTube、Facebook、香港一些本土论坛广泛转载、流传。 带有强势攻击性与掠夺力的“蝗虫”激进地取代了二三十年前港人指代内地人的“阿灿”“表叔”“表姐”,后者形象土气寒酸,胆怯可笑,但至少不会给人带来威胁感。 而此时,香港已经回归近14年,过去14年间,内地对于香港经济的扶助与带动作用愈加明显,与香港在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也愈发深入,但一场由6000元钱引爆的轩然大波,一群绝大多数内地人所不甚了解的“新移民”,让自信心与优越感不断上升的内地人恍然发现,自己在香港本土社会中的形象,在过去14年间,并不必然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成正比。 所有人都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新移民的新问题 这些天,一个叫“同根社”的新来港妇女社团的电话被打爆。震惊与恐惧的情绪在发烫的话筒里弥漫。这群新来港妇女,即是此次派钱风波的众矢之的——新移民。 数据显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港婚姻数目由1986年的16451宗上升至2009年的22339宗,其中逾八成是内地女嫁港男的情况。 他们的新娘来港定居的前七年只有单程证,没有永久居民身份证,没有申请公屋及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下简称综援)的资格,也没有投票权。 这些居港尚未满七年的内地新娘成为“新移民”的主流。数据显示,2004-2011年2月底,持单程证抵港的新移民逾31万。其中,73.7%为女性,即内地新娘。 深水埗是香港几个新移民家庭聚居区之一,其他几个包括旺角、观塘、沙田等。只有这些地方才有大量低廉的顶层加盖夹板房或隔成200-300平方英尺的房中房出租。 同根社秘书长杨瑂是新移民的样板工程。来港11年的她已经获得三颗星(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一家五口于2005年搬进了位于南昌路的海丽邨公屋,大女儿还考上了香港公开大学。尽管这所大学实力平平,但杨瑂所结识的150多个中港婚姻家庭,目前只出了3名大学生。 这是一个被转型后的香港主流社会远远甩下并牢牢固定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靠综援度日,成为长期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在同根社位于旺角的办公室里,杨瑂每天的工作之一是处理新来港妇女的求助。“各种各样,你能想象以及无法想象的问题。”她说,丈夫提出离婚、长期失踪、找不到工作、被夫家鄙夷、子女性格障碍…… 据香港群福妇女权益会统计,2010年有512个家庭暴力求助个案,约八成是中港婚姻妇女。 最近的求助电话则主要集中在:我们到底能不能得到那6000块? 狭窄拥挤的赴港新移民住处,这些“内地新娘”属于香港社会的底层。 Mr. Trouble 穷,显然不是新移民惹怒港人的原因,大逃港风潮中的那群“新移民”当年可更是身无分文地游向了香港的彼岸。 提及那段惊心动魄的逃亡史,香港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数次落泪。彼时,港英政府只派英军巡查边境,因为香港本土警察往往会对逃港者网开一面;成功入境的逃港者常得到陌生港人的帮助,一餐饭,一张去往市区的车票,或一通打给亲人的电话。 逃港者越来越多,1980年,港英政府宣布取消抵垒政策 (偷渡者如能抵达市区接触到香港亲人即可合法居留,如在边境被抓则会被遣返),但只要某天晚12点之前,成功抵达湾仔运动场者,均可搭上合法居港末班车。 “临近12点,几乎所有香港人都在看电视直播,现场的警察边高高拉起隔离绳,边高声给那些还在飞奔而来的偷渡者加油,还用力把跑到跟前的一把拽进隔离绳以内。”何秀兰回忆。 数十年后,新移民从当年的难兄难弟被割裂成“他们”,是香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逐步完善福利系统,催生香港本土意识与香港精神大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港英政府任期最长的总督麦理浩于1971年就任后,为改善香港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问题,陆续推行“十年建屋计划”与兴建地铁等系列公共设施建设,这让享受到“公民待遇”的人们首次产生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香港是我家”的归宿感随快速腾飞的经济而得以强化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此后那些来自全盘落后内地的新移民,成为“阿灿”、“表叔”、“表姐”,成为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他们”。 1985年随父母跨过罗湖桥来港的周保松如今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尽管粤语发音里还带着些微茂名乡音,但已经没人再把他视为“新移民”。 他初抵香港时,这座殖民地城市逐渐形成近似于英国保守党所倡导的“小政府,大市场”,实施低税制低福利,强调个人奋斗的主流价值观。 特区政府也在不断强化公民资格义务的理念,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府开始削减综援,推出类近就业福利的“自立更生支援计划”,要求所有领取综援且符合规定的失业者,必须参加此计划寻找工作;2003年,新移民申请综援的时间长度从原来来港1年拉长至7年。 而以领综援为生的中港婚姻家庭,则处处显得与香港精神相悖离。由于丈夫开工不足或长期失业,新移民妻子又没有资格申请综援,导致她们更愿意选择再生1-2个小孩,一可领额外的儿童综援,二在申请公屋时有利于分配到更大的面积。港媒将这种依赖心态斥责为“吃煲仔饭”。 近些年,港媒中的新移民家庭形象,总是与好吃懒做、依赖综援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们俨然成了社会包袱、资源侵占者、Mr. Trouble。 眼下,当“蝗虫”成为新移民的指代时,同根社的LOGO——两朵荷花,经网友PS,“爬”满了蝗虫。 但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蝗虫”印象其实与事实本身严重不符。2003年改革综援政策后,新移民领域综援的门槛大大提高,居住未满7年,生活实在困难的新移民只有获得社会福利署酌情权才能领取综援。截至2011年2月底,获得酌情权的新移民仅1.7万人,只占领取综援总人数的5%。 一批香港大学的内地学生成立社团,帮助新移民融入香港生活。 升级的危机感 从那首网络红歌“蝗虫天下”听得出,在许多香港人眼中,抢夺香港资源的,绝不仅仅是新移民。用“内地+香港+资源”为关键词搜索近几年港媒报道,立即出现一长串网页链接: 越来越多内地人到港抢购奶粉导致断货; 越来越多内地家长为买奶粉与香港家长当众斗殴; 越来越多内地富豪到港狂扫豪宅炒高香港楼价; 越来越多内地孕妇来港生子以致本地妈妈没有床位; 2011年诞生的第一个香港宝宝,父母双方竟然都是内地人…… 在内地人的逻辑中,这些现象是经济宽裕,消费力上升的生活方式;是天天在身边上演,见惯不怪的常态;是内地食品危机与商家信用破产背景下的最优选择。 但在香港主流社会看来,这都是些在极短时间积累起财富、修养与习惯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暴发户的坏习气。这导致迅速富裕起来的内地人不仅是过来抢夺资源,还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不良影响。 在他们看来,内地人的确不再是受人嘲笑的对象“阿灿”,但却成了让人心生恐惧的“蝗虫”。 这些主要来自内地自由行旅客的负面印象,对自2003年以来,通过优才计划及投资移民的途径来港定居的高端人士没有造成太大压力。 他们多是商人、明星、高级专才,财富颇丰,社会地位显赫,出行低调,受人欢迎。他们一旦申请成功即可获得香港永久居民权,但大部分人仍旧在内地发展事业;他们几乎不占据任何港人的资源,他们赴港定居目的集中且明确:方便自己在全球自由飞行。 数据显示,自2011年3月,通过这两个途径获得港籍的人数分别为1872人及9708人。 对于绝大多数赴港产子家庭来说,3.9万生产费用门槛对于他们而言全无意义,他们预约的,都是费用在7-10万之间的私立医院的床位。 他们也毫无抢夺港人资源的用心,他们只是想让宝宝将来能接受更为国际化的教育与更高的发展平台。 但无论如何,这群还在襁褓之中的全新一代“新移民”,眼下带给香港社会的印象依然是恐惧与抵触,这些数量已超过10万的港产宝宝,未来将面临哪些问题还难以预计。 眼下正在面临问题的,是那些拿学生签证的内地年轻精英,完全有别于韦小琴们的准新移民群体,当他们带着“内地人背景”与香港磨合时,总能感受到远说不上激烈但微妙的隔阂。 2004年香港高校开始扩招内地生源,每年各高校本科新生均给予内地生7%-10%的配额,Mphil(研究型硕士)、Master(学习型硕士)、PHD(博士)更成了内地生的天下。2011年排名前八的港校,在内地共计划招生约1500人。 来自海南的杨曦是香港大学2008级本科生。两年前与数十名内地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叫BTP志行会的社团,最近刚与同根社达成合作意向,帮助新移民家庭的孩子补习英语及其他技能,以提高他们与本地同龄人的竞争力。 这些人气颇旺且气氛热烈的群体活动很快使他们摆脱了刚来港时的种种不适与不快。宿舍的有限配额、到欧美做交换生的机会、毕业后的就业机会,每每成为两地学生之间心照不宣的抵触情绪。 “刚开始,我们都努力学粤语,努力想交几个香港的好朋友,”杨曦说,“可现在发现,达到想象中的‘融入’几乎不可能,不过,我们现在这样,也过得很好。” 这是绝大多数内地学生的心理适应过程。他们不再像传统新移民那样,拼命学粤语,拼命洗刷发音里令人难堪的乡音,拼命让自己的行为举止接近一个“香港人”。 这是一群让香港同龄人百感交集的竞争对手,多少减轻了他们对“粗鄙内地人”的刻板印象。大体上,他们亦没有融入香港所谓主流社会的焦虑,他们本身才是主流。 中港家庭权益会注册社工在申诉会上向新移民们讲解争取合法权益的方法,在香港有多个类似的社团组织。 香港在担心什么? 此次派钱风波前,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移民家庭群体鲜有进入主流视野,媒体上更多关注的,是那些通过优才计划移民来港的内地明星、富商,以及嫁入或即将嫁入豪门的内地传奇灰姑娘。 尽管总有这样那样关于内地人行为粗鄙、抢夺资源的负面报道,但许多人都以为,2003年始,内地与香港走向了持久的融融甜蜜期。 2003年中央政府启动的自由行,及时挽救了经历1997金融风暴后再遭SARS重创的香港 。2003-2010年,内地访港游客达1.19亿人次,过夜游客平均消费从2003年的5235元港币上升至7400元港币。香港失业率随之一路下滑。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余孽未尽,香港失业率却逆市降至史上最低点。 香港大街小巷,开始越来越频繁出现与内地相关的景象:茶餐厅里督促孩子练习普通话的妈妈,林立于闹市区的央企灯箱招牌,喷在的士车身的郭晶晶形象代言广告。 香港媒体人杜婷曾听朋友自嘲,如果去尖沙咀、铜锣湾购物,一定要讲普通话,才不会被店员歧视;而香火渐旺的庙里,普通话也成为解签者的必备技能。 至少在内地人看来,内地不再处于仰视香港的位置,尤其在2007年一路升值的人民币反超港币之后。这一情绪在冲突发生时得以戏剧性放大。2009年一段红爆两岸的视频显示,一周身大牌的内地女子在香港街头“酒后吐真言”:没有内地养活香港,你们怎么有今天?! 在参与并成为“香港本土力量”核心成员之前,Lawrence也说不上对内地人究竟有多反感,汤唯还是他最喜欢的女星。反感的理由零碎但又一时难以改变:比如内地同学有的竟然喜欢蹲在地上,来港定居的内地人会不会把讲“潜规则”的习惯带给我们…… 他也相信,内地人的修养与素质会慢慢提高的,毕竟过去30年,经济发展太快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却又来得太慢。但这也是他内心最矛盾与担心的地方,“担心香港等不及他们变化,就已经被带坏了。”他说。在记者面前,他很注意措辞,提到“不好”的内地人时,他总是说“他们”。 这位22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对内地的了解,鲜有来自内地同学,双方心照不宣地对某些敏感话题避而不谈,始终保持着客气而友好的距离。 绝大多数关于内地的新闻主要来自港媒及网络,这让Lawrence对内地的认知处于一种激烈却又缺乏系统,笼统而难以进入细理的状态。 在决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他考虑了足足一整天,最大的担忧竟是担心自己的回乡证会被吊销;提及持深圳户口的市民可无限次往返香港时,他立即表示反对,因为那些在深圳打工的低素质群体大量涌入香港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他并不知道他担心的群体,并没有深圳户口;他还对内地可以使用MSN、GMAIL,内地电话能打国际长途表示惊讶。 尽管如此,他反复向我强调,他是香港同龄人中,“为数极少熟悉内地情况的人”。 这是香港回归已近14年,让内地人意外却又真实存在的状态。在岭南大学副教授罗永生眼中,香港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少得可怜,常将“文化大革命”写成“民化大革命”,并对在课堂上说普通话十分抗拒,“有着对粤语失落的强烈焦灼”。 显然,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港人一代的本土意识是在社会福利系统逐步完善中定型的,眼下香港年轻人则是在抵制来自内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试图重新界定身份认同。 由本土知识分子组成的香港智库组织在此次派钱风波中站在了新移民的一边,但这并不会影响总干事林辉的价值观:将自己定义为“香港人”,也不拒绝“中国人”身份。但在国外,“我会说我来自香港”。 反高铁,反香港加速融入内地,反内地孕妇来港生子,反内地人到港抢购奶粉,反香港内地化,连同早几年保卫港英政府时期造建的天星码头、皇后码头,香港年轻一代试图通过为“香港人”做加减法重新寻回定位。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看来,港人身份的焦虑感在于香港地位在过去14年中的悄然变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被上海赶超,一个自嘲的新名词“港灿”开始在香港年轻人之间流传…… 可无论如何,全面与内地切割的主张在香港是几乎没有市场的偏执言论。在恐惧自身对内地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没人能抗拒来自内地的机会与诱惑。 在海南建成免税购物港,据说不少商品还比香港便宜时,香港如何留住自由行旅客,维持国际购物天堂地位,又成为近期港媒讨论的话题。 3月份的一天,Lawrence在Facebook上发现并加入了“香港本土力量”小组,自告奋勇担当起联络外宣的责任。 在加入之前,他停顿了一下,用了一个全新的网名与账号,他不想让自己的内地同学与朋友知道,他说到自己毕业后还有可能回到内地发展。总体上,他是个温和的人。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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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中国人缺信仰,不能全怪转型

宗教、政治与道德都可信仰 问: 去年年底,你在FT中文网上谈《中国人信仰什么》,反响较大。凤凰网博报最近做《寻找中国人的信仰》专题,也有很多反馈,网友激烈辩论什么是信仰。国人对什么是信仰还缺乏共识,在中国的语境下,该怎么定义和诠释信仰? 葛剑雄: 信仰没什么国界,我理解的信仰是这样,对某种事物、观念、思想甚至概念,非常坚定地信任、认同,以至不自觉会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或人生追求,就是信仰。 群体、阶层甚至个人,古往今来都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很少有人完全没有信仰,或不受某种信仰驱动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才是信仰,有人有政治信仰,也有人信仰某种道德、准则、理念,宗教信仰由于它的特殊性,往往比较坚定、自然。 但某些人的政治信仰也可以很坚定。中国古代多数人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对儒家或其他什么家还是有信仰的,精英、社会上层有这种自觉。社会底层也不自觉地有信仰。现在都讲信仰危机,尤其在中国,应该考虑怎么办,未来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性。 问: 在凤凰网与新生代联合做的调查中,超九成网友认为,当今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然而又有近八成网友认为自己有信仰;另一个调查中,超过六成网友在遇到挫折时首先是向朋友诉说,不到五成选择默默祷告或拜佛。看起来,调查结果有些矛盾,你怎么分析? 葛剑雄: 不同的人对信仰的理解不同,出现这些矛盾很正常。比如,国人指责别人不去干某事,自己却不去做,他的标准不同;反对插队的人,如果有机会,也可能会去插队。他批评人家,并不是因为反对,而是自己没有做的机会。这两种行为本质一样,都是信仰自我,有利就要占。 问 : 有网友要“让金钱成为唯一追求”,当权钱把控一切时,信仰的缺失就成为必然? 葛剑雄: 表面上看信仰的是金钱、权力,实际是什么?看得更重的是这些东西背后的自我,不要以为只要利益物质的人没信仰。 信仰缺乏不能全归咎于转型 问: 有人把信仰的缺乏和道德沦丧归咎于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财富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越发提高,你同意这个判断吗? 葛剑雄: 不同意,这只是一个因素。有些人皈依宗教,可能是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或受到了刺激,这只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假如一些人碰到危难,受了救济,有些人认为救济来自神的力量,有些人不接受这种观念,同样的外因,有个体内心的差异。转型期间,有的人原来的信仰并不真,在社会转型面前就表现出来了。外因容易引起信仰转换,这也是事实。 问: 你曾说对伦理道德的信仰更理性,但只限于少数社会精英,要普及很难。也有人说,信仰的实质是下层人玩名利,中层人玩精神,上等人玩灵魂。在中国的环境下,信仰和社会阶层有什么关系? 葛剑雄: 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对某种信念、理论或愿望,到比较自觉的程度就会有信仰,有的人追求天堂,有的人追求灵魂解脱,一切环绕着自我,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帝王信佛,为此,可以倾国家之力,或自己舍身。一个穷人信佛,有时也会付出生命。不能说穷人只追求物质,中国古代大量穷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追求的就是善,希望得到好报。尽管他有生之年没等到好报,但他认为生前等不到死后有,自己等不到能惠及子孙。 没有真正完全沉迷物质的人,多少总有一点精神。刚流行时,谁有一台电视机,不仅满足观感,精神上也觉得高人一等。有人提个单喇叭的收音机招摇过市,不是为了听音乐,是表示身份,这不是一种精神? 很少有人生下来就独处,只要跟人家相处,总有彼此照应,肯定包含精神因素。认为有的人只追求物质,不要精神,这只是阶段不同。衣食足,知荣辱。但信仰有时可以突破物质,所以才有君子固穷、舍生赴义,精神起了更大作用。 讨论信仰跟讨论科学是两回事 问: 日本发生罕见的地震天灾,日本民众表示出很强的秩序性,是否与信仰有关? 葛剑雄: 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日本人对地震的确很镇定,但也有新问题。比如对核污染,也相当惊恐。为什么?国民对政府不信任,政府也对东京电力公司不信任。这说明镇定也要有基础,就是长期的信任。日本人相信自己的民族,相信对付天灾的能力。跟没有这个传统的群体还是不同的。 中国民众这次抢盐,对核泄漏的恐惧,一是对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不够了解;一是对政府或舆论不信任,有些信息不披露,不公开,容易引起恐慌;三是国人长期较多顾个体,不顾群体。假如真为防御,买一包盐够了。有的日本人面包最多买三个,水买一瓶。他会想到,自己要活,周围的人也要活。一个群体只有互相依存,才能生存下去。日本民族多灾多难,长期形成这种外人看来是超乎异常的行为信念。 谈到信仰,有些事情不能够理解,根本没理解的必要。比如当初信仰毛泽东,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如果你的意思跟他不对,那你肯定想这是我错了,他不会错。你信仰某个神,神还有错的吗?神教你做,就应该这样做,不要自己思考。没有这种信仰,就要考虑这对不对,对我有没好处。不容丝毫怀疑,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我跟基督徒讨论到底有没有上帝,他觉得很奇怪。怀疑上帝存在,怎么讨论上帝呢?上帝存在是前提,不需要证实,这叫信仰,跟科学讨论是两回事。 政治信仰对社会精英更有意义 问: 一些观念被当成封建迷信破除了,然后又没有新信仰替代,这会产生空档。对中国当前的信仰缺失,有什么比较可行的解决措施吗? 葛剑雄: 宗教跟各种自觉的信仰有很大不同,宗教可以通过教义、启示,它的一系列活动,使人相信神与神的力量,通过人跟神之间的媒介,比如神职人员,把自己的灵魂、生命都托付给神。如果信众觉得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就可以放弃自己的思想,活得很简单。只要遵循教义所说的行为规范去做,精神就会很安宁。 对信徒来说,当其碰到了思想局限、挫折、矛盾甚至失望时,可以通过神、神职人员的引导,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当然,有些宗教团体也能解决一些个人所不能解决的客观问题,比如慈善、相互救助,这就更加加强了信徒的信仰。这是宗教信仰。如果宗教成为一种国教,甚至把宗教理念体现为法律,宗教地位就增强,它对社会整个作用就会更强。 当政治信仰跟一个政权结合在一起时,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理论上可以使你觉得它非常完美,同时它也教育信仰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做出牺牲。另外,一个政党掌握了政权,真要加强这方面的信仰,也会利用权力的力量,比如说通过社会保障,通过一些特殊政策、对资源分配等。 问: 宗教与政治这两种方式使民众产生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吗? 葛剑雄: 宗教国家或宗教起的作用,容易使人真正从心底上有信仰。但政治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不可能十全十美了,反过来容易让人疏远甚至丧失这种信仰。但宗教有办法,宗教信徒信仰的是神,可以通过与人之间的媒介来给出各种解释。宗教信仰在现实没有能力时,可以告诉你,希望是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信徒不会怀疑上帝或怀疑真主,否则是你本身有问题。宗教的理论、意义、神圣性都可通过一定仪式来维护,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政治信仰往往对精英、对上层人物、对追求理念的这些人起作用,对一般民众起作用就很难。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信仰。信仰某种理念、道德也可以。这样的人,自制力要很强,很自觉。比较和谐、完满的社会,完全依靠世俗的影响很难起到震撼心灵的作用。 (作者为凤凰网博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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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30】南方周末:那是个没有皇帝的年代(2009)

那是个没有皇帝的年代 专访艾未未 南方周末 2009年5月8日 本报记者万静 实习生崔迪发自北京   艾未未以投奔在美读书的女朋友理由而退学,但签证的说辞是另一版本,「签证官说你是学动画的?我说是。他说你会去迪斯尼乐园吗?我说我就是去看米老鼠的,他光一下子就给我签了。」     纽约到费城……那你兑换30美元吧     南方周末:你当年出国跟星星画展被取缔有多大关系?     艾未未:有很大关系。我们童年对自己的位置很清楚,但实际上没有觉悟。真正的觉悟是来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我们开始思考个人、国家、权利之间的关系,开始认为这个国家的问题是跟个人有关系的,个人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开始感到自己的肩膀上好像有一点份量。但我走的时候非常绝望的,我说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南方周末:真的有那么绝对吗?     艾未未:不只是因为体制,还针对文化。任何一个人跟小贩买菜的时候,小贩少找一分钱,或者缺斤短两,他会跟人家闹得天翻地覆。但是中国的公众社会对这个是回避的。至少在那时,这种回避是非常残酷的。没有人愿意说,也不希望别人说,这很让人窒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历史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错误,比如二战的德国,但就反省的能力、追究的自责、对事实的认同方面而言,他们做得相对地好。     南方周末:去美国前,你对它有什么样的想象?     艾未未:我的美国的知识完全来自于惠特曼的《草叶集》、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等等,完全是莫名其妙。美国跟这些精神上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南方周末:没有冲着想象中的民主自由?     艾未未:没有没有。实际上人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是不了解什么叫民主自由的,这个大到很难用简单的细节和语言来表述。但你知道什么是不自由,什么是不民主。一个眼光,一句话,就让你感觉到你的局限性。     南方周末:对你出国你父亲艾青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艾未未:我父亲不表态。我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曾经在法国留过学的人。他18岁留法。我听和他一起留法的人说,他当时是非常自由浪漫的,吹着《国际歌》的口哨,踢着石子走在巴黎街上,也是那么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经常参加左翼的聚会。对我出国或者我们所谓的前途,我记得出国前只有一次他谈到,他们那时候出国就是为了能够回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我当时非常不屑一顾,哈哈,我不是你们那一代人。     南方周末:当时你决定不回来,怎么随身带的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好像就二三十美元和几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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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报道—漩涡中的中国首富

李彦宏的偶像是乔布斯,这位苹果公司的掌门人是著名的独裁管理者。在百度内部,李彦宏是不容置疑的,是神坛上的人物。但作为中国互联网市值最大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却陷入是非漩涡。 ■作家们抗议百度侵权的声音未平,行业内对百度关键词要价过高的控诉又起。  内心强大的李彦宏,能在群情激愤中安静多久?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苏永通方可成王刚风端发自云南丽江、北京、山西阳泉、日本东京     “如果去年互联网是大局未定,今年就是闹中取静。”4月12日,2011年百度联盟峰会。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彦宏站在台上,不停地来回走动,试图保持开放式的演讲姿态,时不时瞄一下台下的提示板。 闹中取静,或许是李彦宏当下最想要的状态。作家们抗议百度侵权的声音未平,行业内对百度关键词要价过高的控诉又起。外界一直以来对百度的讨伐在近期达到高潮。 互动百科CEO潘海东、作家韩寒、李彦宏的北大校友……各界人士轮流给他写信,但他不为所动,从不回应,从不争辩。 走下演讲台的他,只顾低头看手机,当百度联盟总经理误将“怎样才能做好百度的SEO(搜索引擎优化)”说成“怎样才能做好百度的CEO”时,李彦宏才抬起头,微微一笑。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是否看到了韩寒写给他的信,李彦宏不答,匆匆离去。 李彦宏的大姐李秀华说,如果她现在给李彦宏打电话,他肯定不会接,“他没时间和我们交流”。 这个坐拥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身处福布斯中国财富榜榜首的男人,似乎早就找到了取静之道。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我知道李彦宏肯定不会来。”和百度就文库侵权谈判之前,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从和百度方面的几次接触中,感觉到了李彦宏对侵权事件的傲慢。但他没想到,百度派来的不是法务总监而是一个“政策法规研究负责人”,百度负责公关的副总裁朱光响应:“百度从来都是这样。”李彦宏有一个心怀天下的理想:做出最优秀的搜索引擎,帮助所有百度用户更便捷地找到信息。他说,这是他的信仰。在百度官方的记述中,高中时一次计算器竞赛的惨败是这个信仰之源。当时,在阳泉读书的李彦宏到省会太原比赛,一直成绩优秀的他最后很多题都没做出来,大受打击。在太原的书店,他发现了很多阳泉买不到的计算器书,这让他深深感到,信息的传播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   用户需求决定一切。这一光荣正确的信条被百度人用来解释百度的各种行为。   在为百度文库辩护时,百度高级副总裁沈皓瑜说,百度一直奉行“分享”的互联网理念,希望能将更海量的知识、文文件和消费者分享。   沈皓瑜没有提及的是,在百度的慷慨和用户的方便背后,是对整个出版产业的沉重打击,以至于作家们需要“为了食油声讨百度”。   外界质疑广告太多时,百度方面说,这是为了用户的需要。他们打了个比方,一个用户在搜索框里搜索“肿瘤”,排在第一位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学首席专家”实属招摇撞骗。   前几年百度开放MP3下载时,同样是为了用户的需要。一位前高管甚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百度提供MP3免费下载,不仅满足了用户的需要,还给音乐家们找了别的活路,“开演唱会这不比卖CD挣的钱更多吗?”事实正好相反,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无法从商演中获利,于是音乐界已经形成一种怪现象:所有词曲作者都想自己去唱歌,而真正优秀的歌手则无歌可唱。有一天晚上,高晓松找沈浩波哭诉:“我们音乐人比你们作家和出版商惨多了!”标志着百度产品创新的“框计算”,更是打着为满足用户需要的旗号出场。   互联网观察人士程苓峰这样解释“框计算”:搜“新三国”,第一个显示是奇艺网,这是百度投资的。搜“招商银行股价”,头两个显示都是和讯网,这是百度的战略合作伙伴。搜“小游戏”,第一个是百度自己的小游戏页面。搜“李宇春”,第一个是百度百科、第二个是百度贴吧、第三个是百度MP3、第五个是百度视频、第六个是百度图片。“谁来PK百度局域网络?”程苓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作为搜索引擎公司,“合理”的追求是,让用户在自己的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最短,以便更快地到达他们想去的网站。百度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希望把用户留在自己的网页上,最好不要去其它网站。   互联网评论家洪波说,在一些同行聚会的场合,大家一坐下来,他能隐隐感觉到李彦宏睥睨众人的气息。一次,洪波批评百度的文章被百度公关部转给李彦宏,李回了八个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Robin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百度前员工麦越乐(化名)说。作为百度早期最核心的员工之一,麦越乐的评价带有几分理解后的同情。   李彦宏1968年11月出生于山西阳泉,在家中排行老四,是五个孩子中的唯一一个男孩。从爷爷辈到父辈再到姐妹们,都视他为“重点保护对象”。李彦宏的伯父没有子女,亦将他视如己出。   大姐李秀华说,小时候家里有好吃的都先尽着他,他吃完了别人再稍带吃一点。“吃个苹果也有分工,他吃瓤别人吃皮。”李秀华说,“我们都没有疑义,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应该的。”李彦宏似乎觉得理所当然。2009年,他上湖南卫视的节目,与一群90后学生交流。主持人带着批评的语气说:“现在90后娇生惯养的比较多。”李彦宏当场回应:“我觉得娇生惯养不是什么坏事。”在那期节目中,他坦承:“我是很自恋。”他透露,自己经常在网上搜索“李彦宏”,观察搜索结果。   李的家族基因优良,父亲和祖父都聪慧过人,他的三姐先后考上当地最好的阳泉一中、北京大学,然后赴美留学。   李彦宏几乎复制了三姐的道路,但他比这位值得骄傲的姐姐更有野心,对人生有更精密的规划。   高中文理分班时,他发现成绩好的学生都去了理科班,为了给自己施加竞争压力,李彦宏放弃了自己感兴趣的文科。进了大学,他不太满意自己所在的图书情报学专业,于是去计算器系上了不少课。   在大学班主任陈文广眼中,李彦宏行事低调,为人平和,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唯有一点特别突出:“他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北大,他知道自己要学计算器、出国;在美国读完硕士后,他放弃拿到博士就读资格投身华尔街和硅谷,要做一个商人;1999年底,他又决定回国创业,而这并不被他的家人理解。“在国外生活是当时很多人羡慕的,他在国外也有了立足之地,我们反对他回国。”大姐李秀华说。李彦宏最终没有采纳家人的建议,正如他多年以前自己决定学理科、报北大、读图书情报学、学计算器一样。“别人反对,他不怒,不愿跟人交涉,也不听别人的,自己拿主意。”李秀华说,李彦宏的一系列选择,事后都证明是正确的,比起在美国读博、教书的三姐,他的成就耀眼得多。“这样一来,可能他就更不爱听别人的意见了吧。”       店大欺客   李彦宏曾说,自己的命很硬。言下之意,他总能逢凶化吉。“百度非官方博客”的作者丁西坡说,百度11年的发展历程的确是一条坦途。它幸运地避开了互联网泡沫的冲击,又没有出现任何现金流转上的压力,这在同时期的互联网企业中非常难得。   和同时代那些遥望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不同,李彦宏在美国已经深入到非常成熟的互联网产业内部。这使得百度在DNA上跟中国很多互联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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