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贩肾网络

“湖南人胡杰和东北人沈云都失去了一个肾,他们的肾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在被摘除肾脏的过程中,他们遭到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 他们遭遇的是横跨几乎整个中国的器官贩卖网络,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又高效运作。” ” 在警方立案后,器官中介们迅速消失,而相关医院回应:这是护士的个人行为。” 失去左肾的胡杰。 (朝格图/图) 筷子长的针管将液体注入体内后,湖南小伙胡杰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后,身体左侧的剧痛让他醒来,他意识到,那颗陪伴了自己25年的左肾,已经不在那里了。 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在东北人沈云的身上。2009年底,在江西南昌找工作的他被稀里糊涂地骗到了手术台上,几个小时的昏迷之后,一颗肾脏没了。 他们的肾脏都是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到受体身上。在被摘掉肾脏之前,两个年轻打工仔遭遇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在胡杰和沈云失去肾脏的过程中,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分处这条盗肾链条的各个节点,各司其职又完美合作,每一步都有着成熟高效的运作。胡沈二人遭遇的,正是在中国隐秘而一直活跃的地下非法器官买卖网络。 山东德州——卖肾中转营 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进行的手术耗时三个多小时,醒来后的胡杰已经无法言语。加了不止一床被子后他仍觉得冷。2011年1月6日,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绝望中胡杰觉得自己要完了。他说,我不行了。 作为一个有着7年电焊经验、日入百元的广东打工者,胡杰此前的生活还算平稳。他谈过女朋友,喜欢看NBA和其他体育节目。在同为广东打工的父母的愿景中,只要2011年每人年存一万五,他们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不再打工。 变化发生在去年10月。平时喜欢赌博的胡杰加入了一些陌生人的赌局后,高利贷赌债已经积累到两万多。还债心切的他偶然在网上循着“卖肾”或“肾源”之类的词汇搜索,小心联系网络上隐现的多个中介。 没有人帮助他识别这些信息。回顾当初的想法,3月11日晚胡杰深深埋下头后悔异常:“卖肾之后不干重活就可以了,还债之后我还可以学驾驶。”去年10月末,他自认为像找到一个网友一样,在网上找到了靠谱的中介,前往山东德州,称为“刘哥”和“杰哥”的器官贩子们来火车站接他。 火车站同样是沈云的伤心之地。2009年年底,沈从东北到江西南昌找工作,在南昌火车站,一名男子号称能帮他介绍工作,但必须进行细致的“体检”。在南昌一家著名的医院内“体检”后,一颗肾脏没了。 在胡杰悄悄接洽中介的2010年秋天,失去肾脏的沈云的父亲和姑姑已经出现在南昌那家医院的办公室里。家人们愤怒地追问医院切除肾脏的合法性。 还债心切的胡杰完全预料不到他将遭遇什么,那是一张横跨山东、山西、湖南的盗肾网络,作为肾源提供地的德州只是个起点。在德州郊区的一个村子中,胡杰与十几个等待卖肾的人同吃同住,并被安排体检。当时的胡杰是幸运的,两次体检他因胆红素偏高而没有通过,因此无法卖肾。 但即便如此,他仍和其他卖肾者被统一看管,不得离开视线。有些害怕的胡杰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衣服刮了个口子,借口补衣服逃离了德州的村子。此后“刘哥”们每天打他电话,在QQ上给他留言,催他赶到山西临汾,声称已经有了买家。 事后证明,器官贩子们此时已在山西为胡杰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受体。到了年底,胡杰终于经不住“刘哥”每天的催促,决定前往山西——这是他还债的惟一办法了。 山西,河南——多家医院参与体检 沈云在失去了一颗肾脏后相当绝望。对于沈云切除肾脏之前发生的胁迫,家人知道得不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来自他为数不多的自述:身份证、手机、钱等被黑中介扣押,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杰则愿意对外界讲述他的遭遇,他承认自己知道买卖器官违法,但抵挡不住的诱惑仍然源源而来:对身体并无大碍,还可以得到4万块钱。带着这些来自黑中介的美妙许诺,今年1月30日夜里在山西临汾火车站,一个叫王海强的供体中介接到了他。 第二天上午,供体中介王海强与受体中介小卢(音)见面后,便安排肾源“供体”与“受体”之间的会见。会见在一辆车内进行,胡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排是受体和受体的妻子、姐姐。 “受体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就看了我一会,也没有说什么”,胡杰当时没有感觉到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在掌控中被安排的人,“后来中介和他们互相谈”。 随后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即便是理发,身强体壮的中介王海强也亦步亦趋跟着胡杰防止他逃离。在两位中介的“看护”之下,胡杰在临汾市人民医院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肾功能等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之后,临汾市长良医院随即接手。两个代表长良医院的中介把胡杰带到河南郑州,分别在郑州武警总医院和郑州三院,检查肾血管造影和淋巴毒配对、血液配型。结果在当天迅速拿到。在回临汾的路上,胡杰听到中介们用专业术语说:供受体配型配到4个点,属于百万里挑一——这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配型。 从郑州回来后,胡杰晚上一直睡不着觉,他甚至有些希望检查没有通过。在临汾的几天里,一直在旅馆房间里看守他的中介王海强,总是摸着自己身体左侧的手术伤疤叫疼。 王海强本人也卖了一颗肾脏,为了向胡杰证明卖肾对身体没有伤害,他与胡杰扳手腕时赢了。胡杰有时候表现出反悔之意,他就叫嚷着要胡杰赔偿所有的体检费用。 第二天,一个叫做秋哥的东北人出现在胡杰的旅馆房间,一边叫骂,一边从胡杰手上抢过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和行李。“别想走出临汾,只有做了手术才能拿回你的东西!” 临汾长良医院——肾没了 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介们把胡杰带到临汾长良医院三楼病房,跟受体面谈。胡杰说不出什么成句的话,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体,那个高大的、因为索求肾源曾被骗过几十万元的山西年轻人,开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体检也就花了一万多块,我出得起。要是用你这个肾,我一共得花三十多万呢。” 器官贩子们一拥而上,当面给胡杰放下狠话,如果不做手术就“赔钱”,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们将胡杰带到临汾一个叫“天都水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介们和主刀的医生聚满了一个房间,这时候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黑中介强令胡杰面对患者要笑,不要哭。 大半是恐惧,小半是顺从,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带到长良医院的三层。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他独自找机会跑下楼梯,发现医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两个门卫一男一女看着,红色羽绒服跑出来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从医院楼宇的小门跑出来,迎面撞到两个器官贩子守在那里。红色羽绒服再次追出来。 刚刚被拉入三楼手术室门里,一名叫曲贤的护士和麻醉师迅速脱去了胡杰的衣裤,只剩下内裤时胡杰抗拒地躲到一边。两个守住门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术台,一大一小两个针管的麻醉剂分别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两分钟,胡杰失去了知觉。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都称他为“教授”,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点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胡杰承认自己恐惧之下的反抗不够坚定,但当时摘肾“绝非自愿”。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拼死抵抗。他的肾被切除后,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病历和法律规定的近亲捐赠和知情同意书。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彻底的医学侵犯。他清晰地记得手术前,那颗肾脏的“受体”问医院的护士长曲贤是否签协议,曲贤回答说:我们医院做了很多例,从来不签协议。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医院里,当他的父亲看到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后,彻底蒙了。循着相关规定和法律,家长多次反问医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亲为此专门查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十条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场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移植前,需说明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从主刀医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全部是伪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体。在南昌的一家医院中,他们见到了那个接受了沈云的肾的陌生男人,沉沉地卧在病床上。家属告诉沈家,他们买肾的价格,远远超出沈云所得的4万元。 医院的回应——“护士的个人行为” 手术过后两周,胡杰回到广州番禺,他发现自己的虚弱远远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体重降到了102斤,浑身乏力走路困难,疼痛之下总要弓着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床。大便带血,小便时腰部更疼。说话大声一点,伤口连带着整个胸腔一起疼痛。 春节之后他尝试联系长良医院请求治疗,但医院不予理会。他再次想到了网络,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将自身的经历投掷网络。汹涌舆情之下,2月24日早晨8点多,临汾长良医院那个叫曲贤的护士长给胡杰的户头上汇了25000元。下午3点,这位护士长给胡杰发了一条让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文,用快递向临汾市卫生局和长良医院表态: “我供肾是经一山东中介介绍,开始安排到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手术,去了后医院说不能做这种手术。中介就把我拉到南方另一家医院做了。在网上发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买卖肾源一事,为了不暴露真实的手术医院就用了没做手术的长良医院。后来有人向我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现得知长良医院因此受到很严重处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累无辜的人员受害深感抱歉,特此声明。胡杰。” 卖肾事件公开后,广东省的卫生监察部门主动为胡杰查体,确认了他的左肾已被取走。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先后介入调查,目前已知,长良医院被罚款三千元并停业整顿,曲贤被羁押,而医院院长陈新安、麻醉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 按照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去年10月两个“受体”举报长良医院非法进行器官移植,但调查未发现相关档案或者病历。此番胡杰案发后,已知长良医院并不具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但护士长本人具有行医资质。医院再次试图撇清责任,向调查的卫生部门出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文书,声明此番盗肾“是护士长个人行为”。 喜欢粤语老歌的胡杰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挂在自己QQ签名档上,他决定维权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临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器官中介们身上。 在仔细研读法条之后,沈云的家人却发现,类似器官被盗的案例,司法追究从未降临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他们决定向医院讨个公道。在与医院谈判之后,他们向江西省卫生厅举报,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院最终选择用合约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医方与沈云的家人签署协议:同意支付一部分钱,但条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开维权。 胡杰却没有得到来自医院方面的任何说法,临汾长良医院在他向山西警方报案后的表现,与手术期间一样冰冷。在肾脏被摘除后的第4天,医生就拔掉了导尿管。在长良医院病房的那几天,他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10米远的路需要走10分钟。他的嘴唇干得开裂,但没有一个护士给他倒杯水喝。 中介们在他昏迷的时候归还了他的手机、银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长良医院病房的床头。他打开手机,看到银行的入账短信。中介们没有如约给他打4万块,只是给了2万7千块钱。自己的肾,连同它的价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术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请出”医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手术后第10天拆线;手术后第12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打工地广州。而今15厘米长的伤口连同粗壮的缝合痕迹,像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腰间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亲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头痛哭。 手术之后,胡杰再也联系不上自己肾脏的受体——那个年轻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经诱骗、威胁和拘禁过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给他的回应是:“器官贩子们都逃了,案子还在查”。他要找个说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经失去的肾脏一样难寻踪迹。 (根据受害者的要求,文中沈云为化名,相关医院隐去具体名称) 相关日志 暂无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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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谣“盐”何以惑众?

这一方面说明了 政府 公信力和 信息公开 有待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国民应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很脆弱,很多时候对事件缺乏理性的认识,“ 谣言 ”的大肆传播看似不起眼,但转眼就可形成风暴,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不容小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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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死刑官员曾锦春对话 …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 党管干部 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 书记,谁也不敢 ….. 这届人大有两个人表态可以说是昭然天下了:最高院副院长说: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全国最高立法.监督机构(全国人大)最高领导人(也是现执政党内二号人物)公开说:坚持现执政党一党专制的体系不变,不搞 多党 竞争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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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2010年12月5日,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笔试开考。考生在南京考点等候入场。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面试场地外,一位被录取的考生喜极而涕,给家里电话报喜。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 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当年“最求超拔,拒绝庸常”,如今“没有户籍,没有保障,能超拔到哪去?” 宁舟浩摄影作品《单位》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查看详情评论: 南方周末: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本文原始链接: http://www.u148.net/article/34464.html 欢迎大家访问: 有意思吧 Www.U148.Net – 分享·情怀·超越 ,不仅仅是娱乐!             购物指南: 淘宝商城 – 凡客诚品 – 相宜本草官方旗舰店 – 御泥坊旗舰店 – 芳草集专卖店 – 棉先生淘衣坊(双金冠) – 淘宝美容频道 – 淘宝食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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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盗书贼”百度的避风港

讨伐百度 百度文库最近在中国文化界与出版界惹了众怒。 3月15日,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慕容雪村等50位作家联合署名,发起了《三一五讨百度书》,指责百度文库盗窃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对用户免费开放。磨铁图书公司总裁沈浩波更称百度文库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版行为”,是“盗贼的行径”。 沈浩波正是这一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另一组织者是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在“声明”的起草者作家慕容雪村看来,百度的盗版行为肆意而露骨。他称:“有一天,忽然发现我所有的作品,包括7部长篇,短的文章,以及未写完的小说都被搬到了百度文库中……几乎每部小说都有上万次下载,被百度无偿地拿去赚取广告获利。” 然而,百度的“盗窃行为”又是巧妙的。2010年,文著协联合磨铁公司、盛大文学连发3次声明,要求百度文库清查盗版链接和侵权作品,都被百度挡了回去。文著协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介绍,百度的理由是:百度文库作为中国最大的在线文档分享平台,其运作模式是由网友上传文件并共享,其上传作品是不是侵权,百度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 当年11月底,盛大文学网站在上海起诉百度。盛大文学CEO侯小强曾称,盛大文学旗下的知名小说中,有95%以上被盗版到百度文库中,给盛大带来的损失一年超过10亿元。此案尚未开庭,百度我行我素。 百度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也已声名不佳。3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将百度公司列为“恶名市场”。日本也有一些出版公司欲在近期起诉百度侵权。 3月16日,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发表抗议信,要求百度停止MP3非法下载。同一天,当当网CEO李国庆抗议百度盗版,在微博上称将从4月1日起停止在百度投放广告。3月19日,“十三月唱片”联合周云蓬等音乐人发出公开信,号召各企业在百度MP3放弃盗版前停止向百度投放广告。 被百度文库“盗窃”了学术论文的网友“VictorPih”认为,百度文库的做法已在侵犯很多学校的知识产权和学者的著作权,但投诉之后,“百度什么时候管过?” 榕树下一位特约评论员称:百度有一半的流量和侵犯知识产权脱不了干系。盗版和侵权,已经深入它的骨髓。 据沈浩波透露,3·15声明发出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曾委托一位副总裁前来沟通,双方商议在清明节前谈判。3月22日,文著协已确定谈判队伍,包括张洪波、沈浩波等人。 百度文库所谓“盗版”的长期后果,被50位作家的联名书表述得极其严重:“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开始表态。3月21日,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会见沈浩波等人时称,他已要求百度整改。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自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该局支持作家依法维权,呼吁并鼓励作品使用人包括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并称,“不管企业大小,如果违法或者违规,我局将依法查处”。版权司2月底曾约谈百度,3月初百度提交了整改报告,该局已委托北京市版权局进一步调查。 盗版的“避风港”? 面对舆论的围剿,百度的回应充满官方话语。3月22日,百度公司回复了南方周末的采访,声称“百度高度重视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作家及版权方发现文库用户在上传内容时有侵权问题,只要通过文库投诉中心反馈情况,一经核实,百度会在48小时以内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理”。 百度文库还称:他们一直在努力开发版权识别的新技术,希望从源头控制盗版作品的上传,预计近期此项新技术将上线运行。 百度的这种姿态,令很多著作家不满。“侵权的成了大爷。”慕容雪村感到无奈。 “是现行法律给了百度这种操作模式巨大的空间。” 律师魏士廪和学者刘德良一致地作出了不同于情绪化看法的判断。他们分别供职于北京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法律专业委员会、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网络法律研究中心。 2006年7月1日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3款在业界被称为“避风港原则”,意指网络存储空间提供者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不构成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只有在服务商“明知或应知”属于侵权作品仍不作处理,未尽到注意义务,才构成侵权。 根据此原则,一个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后,维权的方式为“通知——删除”。而百度的回应显示,百度拥有40人的团队处理投诉,作家只要通过文库投诉中心反馈情况,百度会在48小时以内迅速核实并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理。 然而,能够及时发现盗版,并希望百度删除的作者是非常少的,大量的盗版在作者毫不知情时就已经传播。等到作者提起诉讼,盗版已经泛滥成灾,百度已通过广告获取了大量收入。 另外,作者更多的并不是想删除自己的作品,而是想要分享这一部分收入。但是,要想让百度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依据现行的制度,惟一的途径是谈判,谈判不成只能诉讼。 由于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本来就弱小的受害者的力量再次遭到削弱。对一个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来说,证明自己尽到注意义务,不知道盗版是很容易的,而对于作者来说,证明百度“明知或应知”是盗版还故意放纵的,则是极为困难和繁琐的。“避风港原则”诞生于2006年百度和环球、华纳等7大唱片公司打版权官司之际。在2005年,百度因为在自己的网站直接提供MP3,官司惨败。百度遂改了运作模式,只提供链接地址。这样百度从网络服务内容直接提供商,变为第三方搜索引擎、链接和存储空间提供者。责任由此转移到单个网民身上。而在互联网时代,追究单个网民的责任是很难的。 2008年,百度对七大唱片公司的官司反败为胜,靠的就是“避风港原则”。法院认定,百度MP3搜索引擎搜索到的内容来源于上载这些MP3的网站,百度无法识别、预见及控制这些MP3的合法性。“这一原则是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学来的,但实践证明,不适合中国的产权保护。”刘德良认为,原因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了垄断,破坏了知识共享与版权保护之间的平衡。 张洪波和沈浩波则认为,百度滥用了“避风港原则”,造成了事实上的法律难以追究的大量盗版。 怎样让作家分到“蛋糕” 百度有没有滥用“避风港原则”,法官如何适用“避风港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著作权庭有关法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依“避风港原则”对侵权与否的认定,常常争议很大,“法官判案只能看具体的情况,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适用“避风港原则”的关键是被告有否“明知,应知”。百度文库及百度百科、百度MP3屡屡卷入的侵权诉讼,原告认为,明知这种经营模式有风险还做,即属于“明知”。百度则认为,所谓“明知”,是要明知具体的作品有否侵权。 故而法官判案只能“看具体的情况”。比如一部电影放在网页显著位置,在排行榜上推荐,肯定就是“明知”,而要翻好几页才能找到的作品,就很难说是“明知”。 该法官认为,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既不利于作者的权利保护,从长远来说,也阻碍了数字产品行业的发展。这位法官建议:“法院也希望改变传统的版权获得方式,建立一种集体协商的机制,比如作者授权文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与服务商谈判,双方实现利益共享。” 沈浩波等人认为“避风港原则”会成为一种法律纵容,长此以往,“整个出版业和作者都将没有未来,出版业从传统向数字出版转型将陷入泥潭,做正版数字产品的网站将被逆淘汰”。 魏士廪律师认为,短期内这种危害也许不明显,但长期一定会带来整个文化产业创新性的萎缩,音乐行业已是前车之鉴。 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是修改几个法律条文就能改变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要从以作者为中心的版权保护模式转到利益分享模式。 刘德良表示,这种转变必须先从立法上做起,而不能指望百度这样的大公司。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在于控制,发现盗版即通过追缴、销毁、删除的方式,保护权利人以正当的渠道获益。但是,网络传播的迅速和大范围,造成控制失效。一旦侵权行为发生,靠删除完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时期,立法理念要从控制模式变为分享模式,甚至可以将利益分享模式在法律规定中明确下来,鼓励产品使用者。这就需要著作权法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做重大调整。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抗抗提出了《关于尽快修订著作权法的提案》,认为现有的网络信息传播保护法律完全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据媒体报道,著作权法的修改已被有关部门纳入了立法计划。 而已被侵权的沈浩波等人,希望在立法还无法改变的当下,政府应要求百度文库“先关掉这种盗版模式”,然后再考虑“和产品使用者利益分成”等方式。他们希望,这次行动,能真正促进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改进。 (南方周末记者王小乔对此文有贡献) 相关日志 2011/03/26 — 韩寒: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0) 2011/03/26 — 韩寒:为了食油,声讨百度 (0) 2011/03/26 — 李彦宏:我爸是李刚 (0) 2010/11/30 — 月光博客:百度文库送用户进监狱 (0) 2010/11/01 — 大封杀时代:互联网巨头的利益纷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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