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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中国，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进入专题 ： 中国外交    ● 裴敏欣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本文作者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2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政策，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郑东阳  |  评论(0)  | 标签: 台湾民主 , 台湾 , 两岸 , 民意代表 , 立委 , 人大代表 民主时代台湾“立委”选举20年 台湾民意代表进化史 提要：目前台湾“立委”很多有大学教授、媒体、司法行业的工作经历，硕士以上学位的“立委”超过5成，精英理政趋势开始显现。根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盛杏的一项学术调查，拥有博士学位的“立委”接近九成认为“地区整体利益要优先于选区利益”，而大学以下学历的“立委”对二者的选择则是五五开；同样，曾在大学任教、有过媒体从业经验、担任过法官与律师的“立委”中，都有8成左右选择“地区整体利益优先”，而没有三种从业经验的“立委”的选择也基本上是五五开。 对不少台湾人来说，有这样一个职业，既可以满足从政梦想，又不会像公务员那样枯燥或政务官那样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个选择就是当选“立委”。 2012年春天，位于台北市济南路的台湾“立法院”迎来了49位新主人。年初，他们与其他64名追求连任者在激烈的选战中获胜。经过选后短暂的半个月交接，新一届“立委”宣誓就职，并选出了国民党籍“立委”王金平和洪秀柱作为“立法院”正、副院长。未来四年，他们将在二人的带领下，审核马英九团队的每项预算案、人事案、法案，并受理来自选区民众的投诉和监督。 自1992年台湾结束“万年国代”的历史、进入民主时代的“立委”选举以后，台湾的民意代表群体无论在其内部结构还是在角色功能、社会地位上，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除他们薪水较高外，在今天的台湾，民意代表远比“部会首长”更容易获得民众尊重，而且他们可以监督同样民选的县市长、领导人。因此，越来越多作家、媒体人甚至是歌星、运动员加入其中，他们或者因为专业被延揽入阁，或者因为高人气被政党看中，通过竞选成为民意代表。 “立委”做什么？ 张晓风是本届“立法院”“新兵”中的一个，而且是最显眼的一个。这位71岁的老人是台湾著名作家，那句让文艺青年们高频率引用的“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便出自她中年时的作品《只是太年轻》。从政之前，除了写作外，她也曾投身公益、推动环保，为“抢救国文”、保护湿地大声疾呼。 张晓风的人生新旅程从其在台北市济南路的“立法院”坐班开始。所有“立委”都有自己的办公室，“立法院”有研究大楼。一些区域“立委”还会在所在选区设立办公室。每当换届选举结束后，落选“立委”留下不少空办公室，不少连任“立委”会纷纷抢先选择采光好、地点佳的办公室，不理会前一任主人落选是否因为风水不佳。 在参观了办公环境后，张晓风觉得“没大观园那么好玩、优雅，却是办事的地方”。“立委”服务科会向每位新科委员介绍院内环境、建筑，张晓风对国书馆最感兴趣，第一天她便发现馆内有中文大辞典。这位作家忘不了老本行，没过几天，她便用上了这部辞典和自己的专业——当“行政院长”陈冲在台上用高昂的语调宣读施政报告时，他没有收获掌声，也没有在“立委”审议报告时获得夸赞。相反，张晓风对这份报告提了29点建议，要求陈的“官样文章”应该有点新意，更白话一点。总计全长17页的施政报告，张晓风改了一半，并附上自己的理由，比如用“亮丽”来形容执政成绩用词不谦，应该改正。 接受“立委”质询是每个“部会首长”都必须面对的事情。被批文字迂腐已算好运，大部分“部长”在面对质询时，像做错事的孩子，被家长一样的“立委”们轮番轰炸。也有运气好的“部长”，比如龙应台。反对党“立委”林佳龙开口便称，自己手里抱着的是熬夜看的4本龙的书，另外一名反对党“立委”林淑芬开门见山直称“你是我读书时的偶像”，但毫无意外，随着其施政时间越长，被质询的机会越多，这种友好场面将很难再现。 除了设立办公室服务选民、在议场质询“部长”外，“立委”们还拥有行政机构的人事同意权、法案的提出权和表决权。 若要立法，首先必须进行“提案”，可由其他四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立委”或党团提出，预算案则仅限由“行政院”提出。草案提出后，会送交“程序委员会”进行审议，通过后列入议程中的报告事项。 提案在议程中进行一读，即朗读标题，之后可送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讨论审查，或经由院会决定后，直接送交二读。每当换届选举结束后，除了抢占办公室，抢先登记“专业委员会”也是“立委”们最热衷的事，类似“财经委员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都最受欢迎，若某专业委员会的报名“立委”人满为患，就只能抽签决定其去向了，但是最终的安排还要符合政党与性别比例原则。 在提案二读时，院会会进行深入讨论。二读是立法过程中重要的步骤，用以提出质疑、进行说明、修正等，最后投票决定是否送交三读、撤销、或送回委员会重新审议。 若有委员提议并获超过15名委员的附议，可在当次会议就直接进入三读程序。三读的过程仅能就文字进行修正，除非发现有违宪或其他法律时，才可提出撤回重审。在三读时，如果有委员对于议案有不同意见，仍必须等议案表决后，再提出覆议。若能三读通过，再经“总统”公布，这部法案便可以施行。 从卡路里消耗量来说，“立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并不是好差事，三读法案是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而且在通读一些争议较大的法案时，反对党“立委”会千方百计试图阻扰，而他们身边会出现“护驾”的同党“立委”。由于两党政治理念甚至族群认同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通读法案的过程可能演变成“白刃战”，作战武器便是鞋子、矿泉水瓶等。在1990年代，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台湾议会民主也因此总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也被对岸讽刺为“民主乱相”。不过近年来，“立法院”打架现象明显缓解，党团协商正成为新的协调方式。 谁能当“立委”？ 张晓风能成为新科“立委”，得益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点名。 根据台湾地区现行的法规，“立委”由自由地区人们选出，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俗称“一票投人，一票投党”——投票时，选民可以领到两张选票，一票投选区域“立委”，一票投选政党。区域“立委”中，得票最高者当选。而得票超过5％的政党则是依政党选票的得票比例，分配34个不分区及侨选“立委”席次。 不分区“立委”由各政党推荐，候选人不必亲身竞选。张晓风所在的亲民党在年初的“立委”选举中，政党票刚过5%的门槛，分得两席不分区“立委”名额。根据台湾相关规定，只有“立法院”里拥有两席以上，才可以组成党团。 之所以被亲民党提名为不分区“立委”参选人，与张晓风在台湾良好的口碑和公益形象有关。大部分政党在选择“立委”参选人时会考虑候选人的各方面条件，符合社会期待、名气较大是最重要标准。因此在年初的“立委”选举中，国民党曾派出台湾著名篮球女明星钱薇娟、著名女主播陈以真参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南部选区高票落选，已经让不少国民党支持者感到不可思议。 前台南市市长许添财也参加了今年的“立委”选举，并成功为民进党在台南获得一席区域“立委”。许添财在2001、2005年曾两度成功当选台南市市长。2010年，在台南县市合并成为新的“台南直辖市”时，许添财也曾试图参选市长，但在党内初选中他败给民进党政治新星、时任台南市区域“立委”的赖清德。由于民进党是在野党，并没有行政资源，因此参选同样有民意支持度的“立委”成为许添财延续政治生命的重要途径。 而对于尚在执政的国民党政治新星来说，有当选“立委”或地方县市长的经验会成为其履历上不可忽视的闪光点。苏俊斌曾经是马英九2008年竞选大位时的杰出助手、贴身发言人，选后曾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但有志于从政、曾担任过”立委”助理的苏俊斌深知，若能当选“立委”可比担任所谓“正部级干部”获得更多加分，民意基础比待遇重要。在年初的选举中，国民党征召了这位青年才俊，作为“刺客”参选台南市的区域“立委”。苏俊斌最终高票落选，而国民党也将其虽败犹荣例子作为教材，用于拓展南部选票。有了民意支持度，苏俊斌也获得国民党更大力的栽培，在今年2月份，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组发会主委。要知道苏俊斌2004年还只是“立委”助理，8年间能有如此完美的履历表，殊为不易。 而国民党内中常委名单的变化也生动说明民意代表地位的变迁。很长时间里，国民党中常委大多是“行政院”的部长和党的高级干部、高级军官，但解禁后，越来越多位置被“立委”占据。制度的改变让民意代表在党内获得了更多尊重。当1998年上将唐飞站在“立法院”质询台，成为首个接受“立委”质询的三军“参谋总长”时，“党政军”的集体“臣服”让立法机构作为最高权力象征有了历史的注脚。 如果说知名公益人士有理由高概率当选“立委”，类似邱毅这样的揭弊能手为什么会落选？这也是本届选举中大陆不少民众的疑问。事实上，邱毅也是各个政党喜欢征召的对象。从政前，邱毅是康纳尔大学的博士后、学界的佼佼者，2000年被宋楚瑜看中，并担任其竞选总部发言人。此后，邱毅凭借其良好形象，为亲民党获得一席高雄选区的区域“立委”席次。国亲整合后，这位已成为台湾电视名嘴的候选人被国民党视为掌上明珠，恐其落选，国民党在第七届“立委”选举中，将其列入不分区“立委”中的安全名单，邱毅第三次成功当选。但在两个月前的新一届选举中，邱毅再次被下放到高雄选区，而没有在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内，事后的结果证明，虽然他有高知名度，但离高雄市选民太遥远，邱毅未能获得大多数选民的青睐。 能获得较大政党的征召是参选最好的敲门砖，对普通民众来说，参选门槛是年满20岁、并获得3000人联署。当然由于党禁早已开放，因此组党参选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两个月前的开票结果显示，一些小型政党虽然未能获得超过5%门槛的选票，但类似以环保为诉求的绿党、主张福利的“免费健保联盟”等小党却意外获得10万以上选票，甚至比新党得票率还要高。 从“职业代表”到代表职业 选举制度让公众对政客的要求越来越多元。曾几何时，代表台湾“民意”的台湾立法机构中，除了少数增额民意代表外，大量民意代表是1947、1948年大陆时期选出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国府迁台这些民意代表长年不换，被讽刺为“万年国代”。 不过，即使是这些“万年国代”，其权利的合法性也来自当选时大陆民众的选票。根据194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的选举法，民意代表中有少数民族、职业团体代表、侨民代表等保障名额。以“立委”席次分配为例，民国时期就已经实现城乡同比选举民意代表，而且规定各选区要有妇女保障名额。除了按选区分配“立委”席次外，蒙古各盟、旗选有22名保障名额，西藏15名，其他民族与边疆地区6名，侨民19名。而代表各行各业的职业团体有89个名额，分别来自农民、渔民、工人、工业、商业、教育，颇具苏联式人大色彩。 1949年以后，“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两个民意机构的选举依然按大陆时期的法律进行。由于大陆被视为“沦陷区”，因此大陆地区迁台的代表一直不需要换届选举，仅在台湾举行“自由地区”增额民意代表选举。而迁台代表中，职业团体代表少得可怜，因此在数次增额民代选举中，新增的职业团体代表是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达46年的第一届“立委”结束任期后，1992年开始的第二届“立委”选举中，由于“宪法”的修订，职业团体“立委”被取消，就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一举措在当年曾引起台湾舆论讨论，有台湾媒体担心不再有“中央”民意代表真实而深入地关心农、劳、渔民的需求，但亦有台湾媒体认为这才符合公平原则。 当年职业团体选举制度取消后，为延续政治生命，18名职业团体“立委”多数转战区域“立委”。有趣的是，成为区域“立委”后，这些“立委”的问政风格翻转，质询内容开始跳脱特定团体格局，问政内容在地方建设猛打转，一改过去给非所在行业的民众留下的“打酱油”印象。 | 自1992年选举制度改变后，除了少数不分区“立委”外，大多数立委是区域“立委”。因此对这些“立委”来说，自身除了是所在选区民众、政党利益的代言人外，也将站在整个地区的立场，为地区整体利益作出决策。 目前台湾“立委”很多有大学教授、媒体、司法行业的工作经历，硕士以上学位的“立委”超过5成，精英理政趋势开始显现。根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盛杏的一项学术调查，拥有博士学位的“立委”接近九成认为“地区整体利益要优先于选区利益”，而大学以下学历的“立委”对二者的选择则是五五开；同样，曾在大学任教、有过媒体从业经验、担任过法官与律师的“立委”中，都有8成左右选择“地区整体利益优先”，而没有三种从业经验的“立委”的选择也基本上是五五开。 经过近20年发展，台湾地区的两党制已经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政党对新进“立委”的教育、职业背景要求也几乎趋同。从1992年的第二届“立委”选举到最近的第八届“立委”选举，政务官和资深的政党高管参选“立委”的比例正在下降，出身于民间社会团体、NGO领导者的“立委”越来越多。官方曾希望设立职业代表来顾及各个团体，而制度的改变看来并没有让“职业立委”失根，反而在竞争中产生了一批更能代表各职业团体的民意代表。（凤凰周刊2012年第10期，4月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