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他们，还要”暂住”多久？ 2011年04月18日 10:40:26　　来源：检察日报 安徽籍律师程海，已在北京居住了7年。2010年9月，他买了一辆新车，但登记时，却遇到了问题。 “车管所要求我提交暂住证，而和我一起办理登记的北京籍居民只要提交身份证就可以了。”程海告诉记者，北京市顺义区车管所工作人员对他提出这一要求后，他不得不返回住所地—-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办理暂住证。 外地户口居民购车登记，被强制要求提交暂住证—-于法有据吗? “我已经在北京居住了7年多，为什么还要提交暂住证?”程海说，顺义区车管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告诉他，没有北京市户口的人办理机动车登记必须提供暂住证，并表示”局里对此有规定”。 有规定?是什么规定?程海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后发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关于《机动车注册登记》规定:新车办理初次注册登记，必须提交”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在暂住地居住的内地居民，其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以及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该局网上发布的《补(换)领、初次申领 》也有相同规定。 上述规定，与公安部2008年发布的102号令《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条的精神相同。该条规定，办理注册登记时必须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程海告诉记者，该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四款对居民身份证明的定义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暂住地居住的居民，其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以及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程海认为，这一规定直接导致外地户口本地常住居民，在办理机动车登记时，除了提交身份证，还必须提交居住、暂住证明。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仅规定，公民如申请机动车登记、申领号牌、行驶证的，应当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102号令明显与此不符，对外地人申领人违法增设了办理提交暂住证的义务。 此外，102号令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也明显相悖。依据这两部法律，公民的身份证明，仅包括居民户口登记簿和居民身份证。 程海表示，既然102号令与多部法律相抵触，北京市交管局依法应当执行上位法，而不应执行下位的102号令，否则违法。如果任由各级政府部门自行”立法”，法律就会被架空，国家的法制统一和法治建设就会被破坏，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程海还介绍说，北京市交管局的做法，其实也不符合北京市公安局2009年有关暂住证的新政。2009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不强制在京居住的外地居民办理暂住证。”但我的亲身经历是，外地户口居民购车登记、办理驾照、就业等，仍被强制要求办理和提交暂住证，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程海说，北京市交管局强制他办理和提交暂住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今年2月中旬，他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交了对北京市交管局的起诉书。立案庭法官只是把诉状复印收下。第二天，程海邮寄诉状到该院后没有得到回应。 “我只好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立案庭邮寄起诉书。”4月12日，程海告诉记者，他快递的起诉书已被法院签收。他表示，他的起诉行为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几千万非京籍户口居民的利益。近期，他准备向国务院和公安部发去公民监督书，要求依法撤销102号令中关于机动车登记时提交暂住证的内容。 我在北京住了20多年，也有房子了—-怎么还是”暂住”呢? 在北京市某小区从事物业管理的邢方林先生，也和程海有过相似的经历。他也是在2010年买汽车的时候被要求提交暂住证。 “我在北京住了20多年，也有房子了，怎么还是'暂住'呢?”邢方林想不通，既然身份证信息全国都联网了，为何对本地人和外地人还区别对待?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楠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制初次办理机动车登记的人提交暂住证不仅于法无据，还”涉嫌”户籍歧视。 “判断赋予部分公民的义务是否造成歧视，首先要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确的规定。”刘小楠告诉记者，在考察其合法性的同时，还要看其合理性。而判断是否合理有两个标准:其一，是否导致某一群体负担加重，进而损害其利益;其二，是否基于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才采取区别对待。 “新车登记要求提交暂住证，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影响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构成户籍歧视。”刘小楠说。 但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教授看来，”新车登记要求提交暂住证，是出于管理的必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代的社会管理，应该建立在对人口信息的充分掌握之下，这是迁徙自由应该付出的成本，公民有义务无偿提供个人信息。 北京市居民仅提交身份证即可办理机动车登记，是否合理?余凌云认为，有北京市户口的人，其身份证的信息与户籍上的信息一致，北京市政府早已掌握。但是对于外地居民的信息，北京市政府并不掌握。如果他申领了北京的牌照却不在北京生活，有可能影响到北京市的车辆管理。”如北京市十二五规划表明，将把机动车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种买了车却到外地去开的车辆便不该统计在内。还有第二辆车的限购问题等，北京市交管局也需要掌握详细的车主户籍信息。再者，北京市交管局掌控每年在京可能使用的车辆的情况，将会直接影响'治堵'等措施的变更。” 不办理暂住证，仅提交车主信息不行吗?余凌云认为，如果非京籍户口人只提供身份证，北京市政府就很难据此对在本市工作、定居的人口数据做到心中有数。 “推行暂住证制度，有利于市政、医疗、学校等均衡、统筹发展。”余凌云表示，让外地人办理暂住证不是一种歧视，如果办理暂住证后，不允许外地孩子读书，或者有其他限制性措施，那才涉嫌歧视，而不是办证本身。 加快人口信息共享制度建设，剥离户籍属地福利—-期盼户籍新政! “流动人口把一个新城市当成居住地后，还是应该到当地政府报到，这样便于政府提供服务。”4月1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是暂住证还是居住证，只要有关部门要求公民办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服务”，而非”收费手段”、”限制公民迁徙的门槛”，便无可厚非。 在陈舒看来，政府有必要掌握流动人口的信息，以便安排交通、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管理成本投入。”身份证不足以反映全部人口信息，人是流动的、变化的，如婚姻、子女等很多情况都在变化，居住地的政府有必要掌控这些管理信息。” 结合程海的遭遇，陈舒表示:”一名律师已经在北京执业7年了，他每年都要接受北京市司法局的年审。那么，他的信息应当为北京市各个政府部门共享，不应该要求他再去办理暂住证。”她建议北京市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加强人口信息资源共享的制度建设。 “暂住证即使有道理，也不能让我暂住20年吧?”邢方林仍然坚持自己的质疑。他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今年面临高考，在北京读了十多年，现在要回老家河北参加高考，”我觉得非常吃亏，因为教学大纲不一样。听说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居住证'，其子女和当地居民一样享有受教育权，北京什么时候能有'居住证'呢?” 4月13日，记者采访了连续3年在北京市人代会上提交有关居住证建议的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委主任强磊。 “建议尽快出台居住证制度，北京的外地居民不能永远暂住下去。”强磊告诉记者，目前，取消外地在京人员的”暂住证“时机已经成熟。 强磊认为，居住证是介乎”暂住证“和”北京市户口”之间的一种证明，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如纳税年限、固定住所、居住时间等)方可办理。现在北京市仅有暂住证，导致户籍管理过渡环节缺失，不利于北京市吸纳人才。北京可以借鉴上海的居住证制度，让持居住证满一定年限，并满足一些其他条件的人拥有北京市户口。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广东、上海、浙江、成都、昆明、武汉等省市均已实行居住证取代暂住证的制度。持有居住证的人，一般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在广东、上海和浙江，按申办人的居住时限划分为”临时居住证”和”长期居住证”两种。2009年，上海市公布居住证转户籍新政，规定在上海创业、就业并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境内人员，持证满7年，并符合其他保险、就业、守法等条件的人均可申办上海市户口。 强磊透露，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去年给他的建议回复中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在开展在北京实施居住证制度的调研工作。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将开始做这项工作。 采访中，专家、代表们提到了理想的户籍制度。余凌云认为”一个人出生之后就有一个户籍号码，伴随他的一生”是最佳的户籍制度。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建议剥离户籍上所附着的各种福利，”如果允许外地户籍的孩子在就读的地方中考、高考，户籍制度本身也就不会招致太多的诟病”。（郑赫南） http://ln.xinhuanet.com/zxsf/2011-04/18/content_22547374.htm

威权主义可以被称为极权主义的温和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占有绝大多数社会权利和国家财富支配权的统治集团尽管有时与极权政体一脉相承，但其实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领导人本身。在极权社会中，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在统治集团内部对整个组织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假如忤逆了“老大哥”的意愿，或是被领导人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无论是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还是表面上共和国的主席，一旦受到“老大哥”的迫害，纷纷无丝毫还手之力。斯大林甚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但杀死了托洛斯基，也杀死了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列宁时代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但是在威权社会中，最高领导人断然不会具有如此重大的权力，在最高集团内部隐隐有制约的机制防止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一人独大。从邓以后，中国的主席缺乏军方的背景，其上位不是依靠本人的政治斗争手段，而是依赖于更高层的指定和多方力量的妥协。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往往只是一个平庸保守的技术官僚，而一位锐意变革、个性鲜明的候选人，哪怕是在地方上一时间权柄遮天，甚至成为媒体的风云人物，也不可能得到集团内部有发言权的大多数人支持。因此，与“老大哥”们相比，威权主义的领导人不仅缺乏个性，而且面目模糊，同时正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权力的获得和保有其实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只会因循守旧避免政局和经济的动荡。也正是因为缺乏魄力，他们的决策需要考虑更多方的利益，需要权衡各种团体的不同诉求，最终决议的内容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而是兼顾了各方能量大小的利益分配方案。其实他们是最根本的保守派，害怕革命甚至超过民众本身，因为害怕改变于是拼命强调和谐和稳定，如果不是被造物的鞭子抽到脊梁上绝不肯改变自己的一根汗毛，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形势改变，自己的地位必将不稳。由于害怕失去权势，他们更加倾向于做好“太平管家”，保证自己任上不出事，哪管自己的激进货币政策会给下任带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不仅最高领导人魅力不在，作为立党之本的中心思想体系也在发生嬗变。曾几何时，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到苏俄的共产主义，年轻人们对信仰矢志不移，并致力于理想的实现不惜抛弃年轻的生命。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思想体系的缔造者（至少是名义上），也坚信自己的理想终将变为现实。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整个思想体系逐渐虚化，有些不为当局所喜好的内容，几经改变，最后仅剩下形式上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大厦被其中的住户们掏空了。当领导者们在自诩思想体系的进一步伟大创新的时候，其所谓的重大创新其实和他们的政府一样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信力。普通人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或者先进性教育如同《毛选》一样放在指路明灯那样的地位。人民用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这些所谓的思想体系变化，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几个文人炮制出来换取施政合法性的手段，换汤不换药又缺乏生命力的内容即使是被吹捧手弄进了党章，也难于得到正常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现今阶段，任何强制推进虚幻的口号式创新只会招来群众的反感。 执政组织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并不像极权社会那样要求全体民众的服从——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威权社会的建立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沉默和合作。执政者需要民众的支持胜过民众需要统治集团的领导，因此，掌握群众一直是维系统治的关键部分。要掌控群众，首先需要让他们相信反抗是没用意义的。众所周知，个体在面对一个组织的侵犯时候，是无力反抗的，特别是侵权者的直接施害者与被侵害者一样，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西方国家，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行业协会保护被侵犯人的权利，而在中国，司法受制于政法委，同时尽一切努力阻止独立协会的建立，因为只有原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一盘散沙的社会才是最容易治理的。在这种条件下，个体悲壮的抗争会立刻被官僚部门和专政机关所粉碎。反复为传媒炒作的悲情故事一方面损害了执政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普通人加重了他们无力感，让人们相信，政府和党是不可战胜的。既然反抗是无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下生活得更好以及尽可能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会损害到他者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然陈旧的意识形态已遭扬弃，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于是物质至上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更不能与他们的祖辈相比，他们不会为某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举行游行罢课，甚至焚烧政府官员的府邸；更不会为女大学生遭到美国士兵侵害而义愤填膺（此事实情至今尚无明了）。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如何在现行体制中谋求一个更稳定的职位才是最重要的，而自由民主，受制约的权力之类，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哪里有福利、奖金以及保障那样具有直接的说服力。于是，年轻人们扎堆报考公务员，为了在权贵和富人的夹缝中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拼命挤入现行体制，也就不那么让人奇怪了。 假如只有武力压制，任何政权都不会比秦王朝更加长久，只有同时提供必要的社会产品才能够保证江山不变色。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极端恐惧，统治集团试图用物质上的进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注脚，换取民众对执政团体的支持，至少是不反抗。从这一点可以推导出，经济形势的稳定直接影响着政局的稳定，只有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才能够保证江山稳固。执政者必须将部分的社会财富用于保障那也被时代远远抛在后面的贫民的基本生活，才能够保证不被民众推翻。因此，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政府不但会出去世界各地寻找廉价的资源，甚至用考核的形式要求下层官僚保证经济形势的稳定。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有了全面的改善，这成为广大群众拥护其统治的基础，为此甚至不惜放弃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放弃了对政府本身的监视。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民众有意无意的忽视而消失不见，而在阴暗处持续的发酵，随着近年来社会阶级分层的过程基本完成，用物质改善作为赎买公民政治权利的方式逐渐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公比比皆是，而民众对不公正的忍耐力也在下降。因此，执政党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改变，本身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适应，民众的不满逼迫着政府提供它本来就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对安全、医疗还有正义。这些公共产品非但不会增加社会财富，甚至会消耗社会财富，因此政府本身是没有动力做这些事情的，只有在受到压力感到威胁的时候才会稍微进行有利于民众的财富分配方案。因此，优秀的政府和政府管理者不是像“青天”那样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公民通过法律和制度逐步训练出来的。 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从心底里害怕一切未在控制之中，由公民所组成的团体，特别是为了非利益的目标团结起来，为信念所感召的团体。因为后者是难以用物质赎买的。在法律手段无法行得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将众人组织起来，个体是无法对抗一个严密组织的。而在条条大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小民只有走上表演跳楼或是自焚抗争的悲情道路了。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只有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只有出现了能够代表群体利益的团体，才能集合个体的能量，整合成一股官方无法忽视的力量。专制制度不会允许结社自由，不许大家通过集资的方式合法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普通人倾向于搭便车，找不到一个能够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出面与官方进行谈判。记录89年64事件的一部纪录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广场上人头攒动，领导前去和学生对话，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认真进行谈判的人，所有人在打断所有人，长时间对话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学生们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加之对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不愿妥协，最终酿成惨剧。因此威权政府害怕一切团体，特别是组织严密，拥有信仰的团体，因为组织内部已经没有了信仰。由此，地下教会，非政府组织甚至音乐团体，统统成了假想敌。 在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方式上，威权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软化。威权社会采用威逼和利诱的方式对待异议人士，打压自不待言，用地位、财富和名望吸引了一大批缺乏操守的吹鼓手为自己造势和寻找政策的理论支持。但无论如何，直言批评者获得了更大的容忍，一般人不用再担心会在深夜被带走。尽管异议人士始终受到打压，但是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未经审判枪决（尽管刑讯逼供和强制失踪始终存在）。

原题：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李玉贞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 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8226；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李玉贞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80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美议员：中国把美国视为敌人 记者: 杨晨 | 国会  2011年 4月 14日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杨晨 USCC听证讨论中国外交政策 在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13号的听证上，众议员罗尔巴克尔(Rep. Dana Rohrabacher) 从人权，军事力量，气候变化到贸易领域探讨美中关系；他说，中国政府都把美国视为敌人看待。 他说：“我们不能继续躲避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中国的敌意和日益强大做出反应。” (We can’t keep our heads in the sand, we must respond to China’s hostile intentions and growing capabilities. ) 罗尔巴克尔议员说，在世界上所有的争议地区，不管是伊朗核项目，还是利比亚局势，以及北韩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都南辕北辙。 罗尔巴克尔是国会中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长期持批评态度的议员之一。他说，美国在近几十年由于贸易赤字向中国输送了2万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数量的双边经济实力大转移。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克里腾布林克(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Daniel Kritenbrink)解释了美国政府官员多次重复过的对华政策：“美国致力于积极，合作，全面的对华政策，这种关系要以现实为基础，注重实际成果，遵守我们的原则和利益。” (The U.S. is committed to pursuing a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is grounded in reality, fucused on results and true to our principles and interests.) 这次听证的主题是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今年已经举行了5次有关中国的听证。 资料：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2000年由国会创立，负责审议，调查，并且向国会提交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年度报告；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国会提供立法和行政建议。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