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围观美国大选   今天启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时代精神” (    Zeitgeist ’12: The World Around Us  ) ，正好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不过，关于美国大选，我已经写过好多篇文章，读者大多也读过。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大同小异，每次都写，只能是老调重弹。可转念一想，正因为每四年才来一次，那么每次来的时候，总有以前年纪尚小或不懂事的孩子又长大了，这样想想，觉得还是该写点东西。还要写多少代我不知道，总之，写到他们不用听外国的选举故事，每个年轻人都成为故事的主角为止。   打开电脑，我开始猜想那些第一次听说或者第一次对美国大选有了点兴趣的青年人最想知道什么，以及我最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可想来想去，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离紫禁城很远，而投票的过程又太沉闷。说说美国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吧，估计年轻人提不起兴趣。   想不出写什么，干脆看起电视剧来。用三个小时看完了美剧《越狱》的最后几集，这个故事好多情节发生在我正准备降落的亚利桑那州与凤凰城的。《越狱》拍摄于 2005 年，推出时人气很旺：英俊的小伙迈克尔·斯科菲尔德为了救被诬陷入狱即将被处死的哥哥林肯·布鲁斯而故意“犯罪”，被判入狱，入狱后他开始策划把哥哥带出去的越狱计划。计划实施中，一些重罪犯与轻罪犯也一个一个加入进来。越狱成功后，他们的处境更加凶险，各路人马对他们展开了追捕或追杀。先后卷入了从总统到狱卒、政府高官到联邦调查局探员等，这帮越狱的逃犯还同各坏鬼胎的政府执法人员一起对付名为“公司”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集中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有钱人与精英，实际操控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是陷迈克尔哥哥入狱，以及追杀这帮逃犯的幕后黑手。迈克尔等不得不去同“公司”以及贪腐的执法人员、情报人员斗智斗勇，以此洗刷自己的罪名，获得自由。最终的结局当然是邪不压正，自由获胜。   《越狱》虽没在大陆内地正式播出过，但据说在那里比在美国还热。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相比美国大选，肯定有更多的中国年青人对这样的美剧感兴趣吧。不如，对美国这次大选的围观，就从《越狱》开始？   人性与制度   《越狱》从剧情到场景都比较单调，尤其是第一季，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监狱内。但恰恰是第一季最有看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导演为了弥补场景单调而加大了对人物的描写，对人性的揭示。在监狱里，除了迈克尔之外，所有卷入的罪犯即便不是十恶不赦，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不得不每天面对他们的狱警，则同样是冷酷、无情与自私的化身。第二季《越狱》的故事场景从监狱内转到监狱外，有些逃出来的罪犯立即暴露了本性，强奸杀人犯 T-bag 又开始杀人，越狱犯们也开始为争夺一笔钱而相互欺骗甚至互相厮杀。加上狱警、州警与联邦探员的追捕与无处不在的“公司”杀手的捕杀，逃离了监狱的罪犯们离自由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只要放任人性的贪婪，纵容权力的滥用，监狱外面和监狱里面其实没什么区别。邪恶当道，无人是自由的，到处充满贪腐、欺骗与厮杀。然而，在逃亡与追捕的过程中，逃犯们与追捕者的人性都在发生变化，或者说逐渐暴露出来。那些政府大员、执法先锋与德高望重的“公司”要员们在追杀这群“社会垃圾”的过程中暴露了他们人性丑陋的一面。他们行使权力追求的不是正义而是金钱与更大的权力，冷酷无情的 FBI 探员 Mahone 杀起人来，比 T-bag 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誓要和他们一起搞垮“公司”的中情局头头却原来是为了发财而利用他们；还有那些政客，更是翻云覆雨，生活在背叛与谎言中……   而那些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们，却在寻求尊严与自由的艰难曲折中，渐渐露出人性光辉的一面。他们越来越团结，并与那些真正的邪恶展开了斗争。那个处处显得卑下的狱警 Brad 后来竟然为救自己追杀的罪犯而献出了生命；连杀人不眨眼的变态狂 T-bag 都有那么一刻想放下屠刀。   人性，由善到恶，同由恶变善几乎是一样的容易，有如抛向天空的硬币，落下时很可能是任何一面朝上。人性，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变革无法绕过的一个坎。由这样一部普普通通的商业电视剧中，我们也能看出，人性善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东西引发我们向善，什么东西诱惑我们作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旦那些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与执法人员滥用手中被赋予的权力，他们几乎立马就变成比任何罪犯更可恶的罪人；一旦那些依仗权势的利益集团（“公司”）掌握了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关于人性与制度，尤其是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关系，也如 素质和民主的关系一样 ，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中国古代持人性本善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因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只要注重教化，克己复礼，天下就和谐了。可惜，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无法教化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持人性本恶的最早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从人性本恶而推出了必须实行严控民众的专制理论。历史上的法家也是笃信人性本恶的，对于民众，要严法酷刑。当然，也不怎么成功，最终被残酷处死的也包括统治者自己。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被统治者用来驯化与对付民众，对于统治者自己来说，善恶好坏，则完全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这和西方思想者的性善性恶论刚好相反，西方哲人说起性善性恶的时候，首先是针对统治者。   有人曾以人性善恶来说明民主制度的缺陷，持人性善者说，既然统治者可以做到内圣外王，甚至人人都可以当尧舜，为啥要选举，为啥要限制“圣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持性恶论者更离谱，说如果人民个个都是刁民，自私自利，他们能够选出什么好东西？台湾不是选出了陈水扁吗？以前德国还选出了希特勒呢。   以人性善或恶来排斥民主制度的人显然有一个盲区：他们都把统治者排除在“人”之外了。人性如果都善，为什么需要统治者来教化百姓，难道他更善吗？如果人性皆恶，为什么不让大家互相制约，“以恶制恶”，权力制衡，从而限制甚至消灭恶？难道统治者是唯一天生的善？——这是西方思想家的路数，也是推演出民主制度的理据之一。有智者早就说过，如果人性是善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人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如果人性是恶的，则更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大家互相制约，才能限制手握大权的统治者去作恶。   我个人倾向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好坏之分，但出生后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却可以引人向善或带人作恶。向善，需要的是好的社会环境与正确的教育；作恶，则主要靠制度去限制。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国家与政府   让我们回到《越狱》。《越狱》在揭示人性时，同时在揭露政府。而揭示人性的目的正是为了揭露当权者。你想啊，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越狱的犯人改过自新，但那么多逃出来的犯人都开始向善，是不是有些夸张？更夸张的是，从政府部门与执法部门派过来追捕他们的人竟然一个一个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多看几部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导演把罪犯一个一个弄成“好人”的目的正是要对照那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所谓好人，其实都是包藏祸心的坏人！   现在回顾一下你看过的大部分类似题材的好莱坞电影与美剧，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鲁迅这句话里用的是“中国人”，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扯到人性上，甚至会扯到中国人的独特的劣根性上。但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杀害刘和珍女士这种残暴的事。鲁迅后面的话说得很清楚了，杀死刘和珍君的，是制度，是军阀，是连“八国联军”都自叹不如的屠杀学生的政府，是制度允许掌握权力的人杀死了刘和珍君。这和中国人扯不上关系，因为，刘和珍君本人也是一名中国人，鲁迅眼中好的中国人。   鲁迅这句话是不是应改成：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的当权者。——这样一改，鲁迅就从文化与人性决定论者，变成了制度决定论者，他可能会失去很多读者，但中国的进步会稍微加快一些。事实上，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当权者”，已经成为指导公民处理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成文准则。自由民主制度宣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但狂野了上千年的权力哪里会那么服服帖帖？再说，民主制度也有漏洞，也需要不但完善。   但只要民众始终有这个意识，权力总会被关进笼子里。而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应该认识到，要就是主动配合民众把自己手里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要就是某一天他们自己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中常常宣扬的一种价值观，很多读者看美国电影与美剧觉得过瘾与解气，其中就和这种理念大大有关。   说到这里，该找机会讲一下国家、制度与政府的关系。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我发现不但我的一些读者，甚至一些媒体人与学者都在实际分析中混淆这些概念。中国媒体转载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多测验显示，民众对执政者的“满意度”并不高（大概都在 50 ％左右），有些甚至跌到 35 ％以下。这些民意调查基本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一些中国媒体人的点评、学者的分析与网友的留言上：西方的民主制度出问题了，看看他们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多么低，以及大家都不想去投票。   他们对国家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的执行者这些概念也许清楚，但面对实际的事务，就犯糊涂了。事实是，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过去 50 年的历史中，当民众被问到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满意时，几乎没有一次满意度低过 80 ％。也就是说，西方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满意度高达 80 ％以上。这种民意测验由于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加上数字变化也不大，所以大多是学术机构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意调查，所问的问题是：你对这届政府是否满意。也就是问你对现在的当权者是否满意。   两者的差别太大了！拿美国来说，民主制度建立于 230 年前，逐步完善，至今还在不停改进，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多少美国人反对这个制度。可是，每一届政府（ administration) 的民调支持率几乎没有几个达到 80 ％以上（少数几个达到的都是因为大敌当前，民众一致对外，例如 911 时的布什政府）。西方民意对政府的满意度能在 50 ％到 60 ％左右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任何时候，几乎都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对政府不满，对政府保持高度戒备，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政府”。   我们还应留意到一个现象：当美国人对某届政府满意度大幅下降时，他们反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也对之更有信心，他们对政府与当权者最严厉的指责是：当权者偏离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背离了从国父们就开始的美国传统价值理念。   谁在统治美国？   如果你有心也有胆的话，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在有些国家，例如太平洋的另外一边，某种不那么科学的民意测验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非常之高，有时高达 98 ％。我想，即便去掉一些不敢说真话，或者被洗脑的人，剩下的比例恐怕仍然不会太低吧，可是，当你去问一下那里的人对当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否满意时，如果人们都可以说真话的话，比例估计会低到 30 ％以下。而这两个一高一低的比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人们对制度与体制失望，才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执政者个人身上；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处处失误，给自己造成灾难，也因此才会对执政者给了他们一点点好处而感激涕零。   当奥巴马 2008 年带着“改变”的口号进军华盛顿时，它是要改变美国政府及其 运作，而不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这位祖先曾经遭受美国白人欺压的黑人政治家，口口声声要回归美国的传统理念，维护国父们开创的政治制度。每次大选，类似情景都会重演，例如今年，大选中正在挑战奥巴马的罗姆尼，也是拿奥巴马偏离了美国优秀的传统价值理念来说事。而在太平洋另外一边的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些声誉最高的政治人物，都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或者把制度更新与体制改革挂在嘴边。在美国，政治人物以回归制度的改革而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中国，政治人物不得不克服制度的局限，冲破重重阻力，为民众做一些事而受到民众的爱戴。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我们依靠的执政者，而不是选出执政、并赋予他们管理与维护的那个制度。所以在中国，人下政息是常态，民众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位领导的身上。领导也不好做，因为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却被寄托来对这个制度进行大的改革甚至改变。这种困境要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论谁上台，最应该做的就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一种几百年后，至少保证几十年后，依然有超过 80 ％的中国人信任与支持的政治制度，不要像现在这样，有钱有权的人把别人弄得没有活路与希望，而他们自己也在担忧中忙着移民。老百姓对陈旧过时的体制不满，当官的也认为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   小平说，不好的制度让好人做不了好事，甚至干坏事。其实，更不好的制度是让坏人可以放手做坏事而不受到限制与惩罚。由保护人权的宪法、投票选举执政者以及权力制衡构成的宪政民主制度可能是迄今为止把公权力看得最紧的政治制度。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越狱》剧情上来检视一下。   《越狱》的故事很惊险，但这些惊险都是建立在虚构的一个“公司”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代表了权贵的“公司”，故事很难编下去，因为你总不能太离谱，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几乎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受到制衡，你很难胡作非为到《越狱》里描写的那个程度。于是，虚构了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代表了美国人对权钱勾结的大财团的恐惧与警惕。   美国研究精英的专家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一说里提出，美国是公司大团控制，上到总统选举、政府组成，下到民间团体与智库，都是美国的大公司（他称为“企业共同体”）在控制、在统治，富人与权贵早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他称自己的理论是“阶级支配理论”，听上去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另外还有几派观点，例如有一派认为是精英在统治美国，另外一派叫国家自主性理论，认为政府不是中立的服务机构，始终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也算一派，虽然有些过时。   我们比较熟悉的自由主义则主张多元主义，认为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支配性的阶级，也不存在一组拥有制度基础的掌握支配性权力的精英。政府是中立的，政治上的多元让美国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各自发挥作用，互相制衡，共同统治美国。   我个人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一派。这一派在过去百年中，虽也有低潮，却基本代表西方的主流。需要提醒的是，我并不是绝对认为美国目前就一定达到了多元，各种政治力量平分秋色，穷人用选票，富人有钞票来统治这个国家，我更多的把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当成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世界各国两百年民主制度的发展，会发现上面几派都不是空穴来风，都能在历史上能找到一些事实依据支持自己的说法，有些观点一度在某个时代占据了主流。大公司与财阀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确实有些重，至少远远超过了我也熟悉的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大选。   我们看到一部普通的电视剧，竟然依据了一种政治学中的理论，把学者们研究的“企业共同体”，形象化到连续剧中的“公司”，从而提升了民众对“谁统治美国”的思考与警惕。这种寓教于乐，使得美国的价值理念能够穿越地球，跨过太平洋，影响深远，并被说成是普世价值。这，恐怕是十个孔子学院也无法达到的。   言论自由与媒体监督   《越狱》也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八年前写的“致命系列三部曲”。当时把我前半生对政治与人生的理解都融进了这三本小说里，从贪污腐败危害国家安全，不好的制度才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挥之不去的“致命弱点”（见《致命弱点》）；到改革开放被权贵劫持，造成贫富差距加大与社会分化，弱势群体渐渐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进城的农民工更成了边缘人，迟早可能成为摧毁旧制度的“致命武器”（见《致命武器》）；最后到传统的接班方式出现问题，政权合法性出现危机，左右大战，有人借尸还魂，借唱红歌与重走长征路而复辟文革（见《致命追杀》），一套八年前推出的小说，竟然把之后八年发生的一些事都预测的七七八八。你想啊，如果我的书也能出版，引起广泛的警觉，也许多少能够避免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在现实中发生吧？   这就是《越狱》除了娱乐之外，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当权者”，《越狱》把美国总统都变成了为“公司”控制的傀儡，与我致命系列三部曲可谓异曲同工：用文学来揭露甚至丑化当权者，为的是提醒民众防备当权者，警告当权者不要行差踏错、误入歧途。只有当这种文学作品能够出版的时候，书中描写的丑恶现象才有可能避免。   因此，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上看那些“合情合理” 却很难发生在美国的高层内斗、政府滥权、贪污腐败甚至高官犯下谋杀罪等等，而那些不能出版这类文学作品的国家呢，却在真实地上演我小说里描写的一切，上演贪污腐败，上演高官争权夺利，利益集团瓜分国家，上演高官谋杀他人……   飞机快要降落了，最后，我想考一下看过《越狱》的读者朋友，这部电视剧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最不合理的地方是编剧故意忽略了互相制衡的三权之外的另外一权：媒体监督权，或者说言论自由对政府的监督与纠正功能。   我们看到这部电视剧是建立在“公司”势力渗透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中，所以当这群逃犯在迈克尔·斯科菲尔德带领下获得某位高官的犯罪证据，以及获得了“公司”的机密并想交给当局的时候，屡屡被背叛，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位“好官”，才最终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很理解这种安排，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足足可以抗衡另外三权的第四权——媒体引入进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只拍几集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按照剧情发展，可以看到，在他们拿到一些证据，并有那么多人被暗杀后，只要他们走进美国任何一家电视台或者报纸，一切都结束了。还记得尼克松当总统时发生的水门事件吧？媒体爆料足足可以把一位并没有确凿证据定罪的总统拉下马。而按照《越狱》里那些逃犯掌握的证据，不从文学而是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他们早就可以结束这场追杀，不寻求官员的保护，而直接诉诸公共媒体，那样的话，就不会被腐败的政府特工与“公司”的杀手像兔子一样追得满世界跑。   好，该收起电脑，飞机降落了，你说，会不会下面的机场里正有几位美国 FBI 或者 CIA 特工在等着我？到时在我托运的行李里藏一包毒品，然后以此要挟我同他们合作？而老杨头宁肯坐牢也不当汉奸？结果就被关在迈克尔和他哥哥呆过的 Fox River 监狱里，于是老杨头开始计划越狱，并且他在中国大陆的成千上万的读者开始上街抗议美国，并成群结队到美国来探监，于是他们冲击了美国领事馆，引起中美大战，最终，他们都冲破了封闭他们的监狱，砸掉了身上的枷锁……这时，才有读者猛然发现，原来这才是老杨头一手策划的超级“越狱”大计划！   嘿嘿，你应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杨恒均……   杨恒均 2012 年 10 月 8 日，美国凤凰城   参考阅读：   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意义   我在白宫门前散步，给奥巴马提意见   我在911现场发现了美国政府的大阴谋！   我在白宫前为美国上访者维权！   好莱坞成就了奥巴马   经济、文化与价值观是中美较量的战场   致命三部曲    

作者： 信力建   按一般教科书定义，世界反法西斯是在1945年结束：这一年年初，苏军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后，美英军队集中力量在太平洋上展开进攻。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中国抗战转入全国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结束。然而，我认为这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在形式上结束，而其实质结束则是在1991年——这一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为立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这理由是：当德意日诸国经盟国改造后由法西斯变为民主国家后，苏联却成为继德意日之后最大的法西斯国家。所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当以苏联的解体才告完全结束彻底胜利。 什么是法西斯？法西斯（英语：fascism；德语：Faschismus），本义是“束棒”，是一根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的斧头，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据说，当时，罗马的每一个执政官都有12名侍卫官。侍卫官肩上荷着一束打人的笞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象征着国家最高长官的权力。这种笞棒就叫“法西斯”。它是用来处人以死刑的一种刑具。倘若有人犯了严重罪行，执政官便声若洪钟地宣判：“用‘法西斯’对他处以死刑。”侍卫官立即从肩上解开笞棒束———“法西斯”，狠狠地抽打罪人，直到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时，再拉他跪在地上，从“法西斯”中抽出斧头，当场砍下他的头颅。这就是“法西斯”的来历。而现代法西斯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在1933年至1945年统治了德国，在1922年至1943年间的墨索里尼政权下统治了意大利，在1931年至1945年统治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可以视为是极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其特点大概有二：首先，对外，法西斯政权都狂热的进行扩张和征服，醉心于建立庞大帝国进行法西斯专政。其次，对内则是实行的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例如，德国的政治警察“盖世太保”，可不经法律程序，肆意将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德国的法西斯组织“冲锋队”和“党卫军”，制造了无数反犹太人和迫害政敌的公开暴力事件，搜捕所谓的“国家的敌人”，对人民进行迫害和控制。日本法西斯势力要求在天皇名义下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他们制造了一系列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以这两条标准来看前苏联，它都称得上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国家。 先看对外。就“狂热的进行扩张和征服，醉心于建立庞大帝国进行法西斯专政”而言，苏联做的一点也不差。我们不妨看几个事实：首先是对波兰的扩张和征服。１９３９年８月底，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签订了一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国家社会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了同盟。根据条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波兰西部将归属于德国，而波兰的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划归苏联。这两个都号称社会主义的虎狼之国，在准备吞并波兰和其他一些弱小国家以前已经达成如何分赃的协议。在这个条约的支持下，希特勒悍然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苏联也积极的入侵，９月１７日，苏军越过波苏边界，开始了宰割受伤了的波兰。苏军势如破竹，一直从苏波边界向前推进了250一350公里，占领了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约３７０００平方公里，希特勒则占领了１７０００平方公里。苏联将占领的土地全部划作苏联的领土。不特此也，斯大林不仅获得了波兰的领土，还俘虏了一大批波兰人。由于波兰腹背受敌，苏军俘虏了大约３０约万波兰俘虏。其中有军人、科学家、教授、官员、贵族，苏联将他们拘禁在几个战俘营里。１９４０年３月，斯大林、贝利亚等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将战俘营中所有优秀的波兰军官、作家、诗人、贵族、教授、社会活动家等全部枪杀，一个不留。就是有名的“卡廷惨案”。 中国也是苏联对外扩张的受害者。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就是斯大林一首策划，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同时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然而，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然了。所以，当美国势力介入朝鲜半岛之后，斯大林就迫不及待地怂恿中国出兵，为其火中取栗了。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侵入阿富汗，都是其进行扩张和征服的例子。 再看对内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斯大林当政后，在国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其残酷，一点也不下于德国的“盖世太保”、“冲锋队”和“党卫军“！据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回忆录，苏共“二十大”以后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的六年半中，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毙，这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他们先前曾经是专政工具，尔后根据专政的需要，不由分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2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过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斯大林时期所杀的共产党员人数，让沙皇俄国望尘莫及。岂只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它从一开始就是斯大林铲除异己建立自己独裁统治的法西斯运动。 党内如此，对一般人民就更是残酷无情了。其有效方式就是特务政治——所谓“克格勃”。这个跳舞组织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 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 在这种气氛下，“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已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萨哈罗夫语，1973年)被 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 的传递中，契卡机构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克格勃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据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联共有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亡。 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尔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仍在继续，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消息时有所闻。据美国共产党1974年《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一文介绍：一九六五年以后，一个新的保安机器渐趋形成。和旧警察不同，这架机器不是针对官僚主义者或其他剥削者，而是针对人民的。作为第一个措施，由苏共中央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扩充了机构，并转变为一个巨大的拥有全国范围的特务网的秘密警察组织。一九六六年组成了社会治安部。两年后它又变更为内务部，并作了扩充。一九六八年，警察力量也扩大了，警察人数大为增加，“专业保安机关”、“夜间值勤警察局”、“摩托警察部队”等相继建立。专门用来镇压群众和监视人民的现代化设备投入了使用。一九七O年，一个以前曾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司法部门又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起用。旧的法庭加以扩充，新的兴建起来。自从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于一九六五年更改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以来，又组成了另一个广泛的监察网。近年来，苏联也大大地扩充了监狱系统。劳动营分为“普通”、“加强”、“严加管教”和“特殊”等数种。这种劳动营有一千所以上，被囚人数超过百万人。同时，还发展了一种声名狼藉的所谓“精神病院”网，政治犯就关在里面并不时受到折磨。根据一个民权团体“大赦国际”的报告，这些病院中的情况要“比今天监狱中的情况更为残酷”。有六所“特殊”精神病院是专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人而设立的。其中最臭名昭彰的就是列宁格勒的谢尔勃斯基病院。在这里，政治犯被迫同精神病罪犯关押在一起。他们在治疗的借口下受到肉体折磨，并被注射大剂量的会引起抑制性休克反应和严重的机体紊乱的‘阿密诺净’和‘苏尔发净’。在这种医院里，勤杂人员实际上就是由保安人员担任的，男护士则来自精神病罪犯病人的行列。结果是，不论是真正的病人或政治犯都“天天受到监视人员的鞭笞和虐待狂的凌辱”。 丘吉尔可以说是对苏联法西斯性质有最为清醒认识的英国人，1946年3月，他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时就指出：“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只有雅典，放射着它不朽的光辉，在英、美、法三国现场观察下，自由地决定它的前途。 ……受俄国支配的波兰政府被怂恿对德国领土实行大片的、不义的侵占，正在以可悲的、梦想不到的规模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群地驱逐出境。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已经上升到同它们党员人数远不相称的主导的、掌权的地位，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只可惜，由于在战争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太看重苏联在对德战争中的作用而对其法西斯性质有所忽视，终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在二战结束后五十多年才告真正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