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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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反美吗?

2001年九一一那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中国某二县城市的餐厅中。当世贸大楼倒塌的消息传来,他听到全餐厅欢呼起来。 欢呼的不只是那个餐厅中的中国人。 在九一一十週年那天,许多人在微博上公开反思,说十年前他们看到美国人被攻击的確有高兴的心情。毕竟从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该年四月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当时中国国內反美情绪高张。 然而现在,许多人公开认为当时的幸灾乐祸是不对的。 九一一十週年,正是中国与世界改变最大的十年。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地,世界开始谈「中国崛起」(或者他们自己说「和平崛起」),中国也积极在非洲与拉丁美洲进行各种商业投资与政治结盟;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09年世界经歷金融风暴,中国屹立不摇,世界热烈谈论著G2。「中国模式」成为中国国內与世界的关注焦点。 旧的霸权衰落,新的大国崛起,这十年应该是中国民族主义高张,並且与世界关係最紧张的歷史时刻。也的確,08年西方民间团体反奥运圣火,中国民眾抵制家乐福来反制,似乎將这个矛盾激烈地展现出来。徐友渔、资中筠等知名学者去年都为文提醒说,现在在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喧囂,甚至是民族主义加上民粹主义,非常危险。 如今环球时报和部分网路意见领袖当然依然坚定地吹著反西方的號角,例如在今年九一一次日,司马南就说,「昨天早上,911十周年的直播,我的、我们的发言,隨后被全媒体铺天盖地的美国仪式、美国眼泪、美国思考、美国立场……淹没了。美国心,已经植入中国大眾媒体,美国感情,已经通过右派链接普罗大眾……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在哪里?中国的立场、中国的精神在哪里? 」 但另一方面,正如在九一一十週年时许多人反省过去反美的態度,这种反西方民族主义的號召力已经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恰恰从08年到现在,中国內部社会矛盾加剧,所以不只中国对世界不高兴,而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不高兴。 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在今年九一一前夕,骆家辉来北京就任大使,美国副总统拜登则来吃了炸酱面,而他们的简朴对中国人民造成很大震撼。虽然民族主义人士和党媒仍试图批评他们,甚至说骆家辉的清廉作风是「美国新殖民主义」,但已经没多少人相信这种傻话。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一个关键的起点是六四以及苏联东欧巨变后,原来统治的意识型態出现真空,所以中共需要寻求民族主义来提供意识型態正当性並且凝聚民心。 第一炮是90年代初何新为文批评西方顛覆阴谋、要求加强爱国主义,但当时呼应者不算多,接著在知识界出现一股反西化思潮,引起广泛爭论。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则让这个议题真正火了起来,並成为一股好生意,如该年年底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当时这个主要背景是95年李登辉访美,次年中共飞弹试射,美国派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关係出现如上的转变,中国成为越来越有自信的大国。在08年的奥运圣火事件之后,《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又出版《中国不高兴》──可以看出前者语气是低姿態的,后者则是霸气凌人的──依然引起不少討论热潮,但面对的批评也比1996年更多。2010年,早期以自由派知识份子著称的作者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说「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未来时代,將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论述的高潮了。但大部分人却高潮不起来,因为他们被生活所苦。 一如在《中国不高兴》后一本反击的书《中国谁在不高兴》所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 这確实是这几年的事实。 民族主义未必本质上是不好的,但其太容易成为官方动员民眾情绪来对抗外部,並且遮盖內部问题的工具。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来让这个国家更好;爱国主义必须结合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 九一一的一週后,正好是九一八纪念日。媒体主编西门不暗在微博上开了中国抗日的玩笑,遭到不少网友严厉攻击。环球时报特別发文批评他说,「不难发现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主张去民族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以接受。」 不过,环球时报可能不了解,他们这句话也可以换一种版本:「去自由主义化的民族主义,这种与自由主义爭锋相对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接受。」 或许,这种人才是大多数。 (亚洲週刊专栏2011.10)   来源: 張鐵志 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6197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1998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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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2011年10月24日 16:31:10        ——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现恢复原貌,献给我受罪的兄弟冉云飞。      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155份这样的报告。(哈维尔《给奥尔嘉》英译本序言)。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掌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三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四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五十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们反对极权主义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三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三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 “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在某个地方得到记载     哈维尔形容在监狱中的处境“如同缺了一条腿”,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与之相伴、相处,而不是去设想从前两条腿俱在时的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现实世界远去时,哈维尔开始沉浸到自己的思考中去。一年之后,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到了这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得不问这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他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从自身当中去寻找。“我越想越明白,最终决定性的回答不能从外在因素上找,因为外在因素依赖每天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一个信息能对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答案。” 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他人的因素,他人的错误,他人的罪行。在哈维尔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他行为最根本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必须是自身的,而不是嫁接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身上。他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取得一个现成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独自承担起自身生命的重负,而不是推卸给任何人。     这当然可以看做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立场。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包含这样的提示——假如一个人只能自己去死,自己去面对死亡,那么他也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携带自身的意义而不是别人赋予的意义。就像现在坐牢,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这是自身行为的结果,需要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和作出解释。在牢房这种极端处境中,将他打回了“一个人”的原形,而实际上这是人的日常(正常)状态,人们通常忘记这一点。     但是这远远不是意味着回到一个封闭内卷式的个人,不是成为自私冷漠的个体。恰恰相反,这样的个人,正是为了准备最大限度地朝向这个世界敞开,朝向     这个世界“更高的”维度。换句话说,成为这样独立而锐利的个人,仅仅是抵达一个起点,而远不是终点。那么一个孤独的人是如何存在的?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度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返回到它。     在一次奥尔嘉的探视之后,他不断回味妻子所说的,“当你每天与朋友谈起我,就仿佛我仍然在场似的”。他试图在四页纸的信中解释这个问题。“与其他生灵不一样,人具有把不能直接看见或感知的事物,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这种能力。比如假设我现在闭上眼睛,便能看到赫拉德策尼(乡间居所)、布拉格的街车、挂着巴马肉排的烤肉店和一杯白葡萄酒。同样,我们也能够将一位不在面前的人出现在脑海当中。”     与街车或葡萄酒这些静止的现象不同,这位出现在脑海中的人,我们还可能设想他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对某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仿佛他仍然与我们一道似的。“我们将他作为我们自身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做我们自身的潜能,来知晓他和经验他。我们‘知晓’他、猜测他;最重要的,我们总是与他建立新的联系。我们在行动的时候顾及到他,仿佛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知道所有的事情。”即当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也在更新与这个不在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事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我们也可能对他的性格有着生动的体验;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甚至若干世纪的人,人们也可能会对他产生鲜明的印象。     当然,所有这些表述背后有着全部现象学的支持。问题在于哈维尔如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血肉,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想象力和洞察力,加进了自己的处境和行为理由,它们也完全符合我们的经验。哈维尔不在场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为他留下了空位,仿佛他在场,他们站在哈维尔的“身后”,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身后的”人们,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子孙后人,他们或者理解和支持我们,或批评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每个人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些人的“身后”,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的身后,评判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功过,他们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对于民族的贡献如何。     这个身在狱中的人这样写道:“人的存在不仅停留在他的肉体存在的篱笆之内,并显然也超出了其他人对他的肉体存在的经验之中。”人的这种可能性大于他的实际存在。一个人的“实际存在”有可能被“打断”,但是他的可能性的存在,却是绵延不绝的。像是经过一阵“助跑”,哈维尔思绪突然开始飞翔起来:“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这不仅体现在‘当事人’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被囚禁甚至每个人都将他遗忘时,他不会停止他的存在,甚至他死后也不会停止;而且连同最后一个知晓他的、像他一样存在过的并将他遗忘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存在都不会被停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人,从“存在的历史”中抹去,他会永远存在于那里。     从牢房这个角度,哈维尔试图解释我们每个人存在的真谛:“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他还是一种‘世界的影像’、‘世界存在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的一个挑战’。在我看来,他必然成为存在之网上的一个特殊的结节。他不仅仅是某个分离的个人,封闭和局限在他自身之内;相反——再度重申——他是整个世界。他是不断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束,是不断折射这个世界的水晶,是所有存在的力量的轨迹不断汇集的焦点。我想说的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特殊的事实或素材,而且是一种福音,指向那个绝对的存在,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世界之谜和表明其中的意义问题。”     胡塞尔“视野”(horizon)这个概念在哈维尔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视野”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他的地平线,同时这个“视野(地平线)是不断开放的、无限延伸的。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未被感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目前拥有的地平线,总是有限的。哈维尔所拥有的牢房这个“地平线”,妻子奥尔嘉拥有与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地平线”,那位典狱长拥有牢房的钥匙这个“地平线”,它们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受限制的,哈维尔又将之称之为“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的性质,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对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每个“相对性”处于与“绝对”的关系之间,是绝对造成了它们各自的相对性而不是其他。因而哈维尔又发明了“抽象的地平线”“永恒的地平线”、“绝对的地平线”、“地平线的地平线”,来进一步说明居于每件事“之后”和“之上”的那个维度。     “作为一个相对物,我们真正的对立面——那使得我们体验到我们相对性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抽象的地平线,它居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又超出每一件事情之上,它为所有的事情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尺度和一个背景,它使得每件事物得以确立,找到它们的边界。同时,这种抽象化的和超验的地平线又是十分具体的,——它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限制性因素,事实上是最为驱动我们的一个维度,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体验到它吗?”     被哈维尔称之为“抽象”、“绝对地平线”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或者“天”。它们揭示出存在于我们身后的和个人之上的力量。任何正在做的事情,都会有人在看,都在某个地方被审判,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载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也是为我们易逝的肉身所不能抵达的。但是正如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它们形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框架和视野,给这个世界提供参照和尺度,赋予这个世界中事物以意义及性质,并无时不刻在守护这个世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地平线,没有这样一种约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套表述,连哈维尔自己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他对妻子说,“你看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变得相信人的灵魂不死。”也只有处在监狱那种极端处境之下,一个人才有可能释放他内心最为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不会觉得这徒然惹得别人耻笑。“甚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到——如果我不生活在与我的地平线、与希望和意义之源之间这种持久而多重的紧张关系当中,我将不能成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时哈维尔不愿意将这种体验,与那种崇拜神灵的感情混淆一谈。“我拒绝将事情简单化”。他说。     “我的上帝(如果我被迫要谈到他,这是我十分不情愿的)——必定显得十分抽象、十分模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重要的,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困难和难以确定。)” “他有时候是我的良心,有时候是我的希望,有时候是我的我的自由,有时候是世界之谜。”让人想起波兰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十诫》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对哈维尔适用的,未必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上帝其特色在于,他是一位等待的大师,他这样做经常令我烦恼不安。” 他的上帝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真理,反而始终让他始终处于探索及其带来的不安当中。     虚无主义这个东西,虽然是时代的总体气氛,但是与之作斗争,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出发点。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未完)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上一篇: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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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 | 中国人还反美吗?

2011年10月22日 11:10:36 2001年九一一那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中国某二县城市的餐厅中。当世贸大楼倒塌的消息传来,他听到全餐厅欢呼起来。   欢呼的不只是那个餐厅中的中国人。     在九一一十週年那天,许多人在微博上公开反思,说十年前他们看到美国人被攻击的確有高兴的心情。毕竟从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该年四月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当时中国国內反美情绪高张。   然而现在,许多人公开认为当时的幸灾乐祸是不对的。     九一一十週年,正是中国与世界改变最大的十年。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地,世界开始谈「中国崛起」(或者他们自己说「和平崛起」),中国也积极在非洲与拉丁美洲进行各种商业投资与政治结盟;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09年世界经歷金融风暴,中国屹立不摇,世界热烈谈论著G2。「中国模式」成为中国国內与世界的关注焦点。     旧的霸权衰落,新的大国崛起,这十年应该是中国民族主义高张,並且与世界关係最紧张的歷史时刻。也的確,08年西方民间团体反奥运圣火,中国民眾抵制家乐福来反制,似乎將这个矛盾激烈地展现出来。徐友渔、资中筠等知名学者去年都为文提醒说,现在在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喧囂,甚至是民族主义加上民粹主义,非常危险。     如今环球时报和部分网路意见领袖当然依然坚定地吹著反西方的號角,例如在今年九一一次日,司马南就说,「昨天早上,911十周年的直播,我的、我们的发言,隨后被全媒体铺天盖地的美国仪式、美国眼泪、美国思考、美国立场……淹没了。美国心,已经植入中国大眾媒体,美国感情,已经通过右派链接普罗大眾……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在哪里?中国的立场、中国的精神在哪里? 」     但另一方面,正如在九一一十週年时许多人反省过去反美的態度,这种反西方民族主义的號召力已经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恰恰从08年到现在,中国內部社会矛盾加剧,所以不只中国对世界不高兴,而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不高兴。     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在今年九一一前夕,骆家辉来北京就任大使,美国副总统拜登则来吃了炸酱面,而他们的简朴对中国人民造成很大震撼。虽然民族主义人士和党媒仍试图批评他们,甚至说骆家辉的清廉作风是「美国新殖民主义」,但已经没多少人相信这种傻话。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的发展,一个关键的起点是八九年以及苏联东欧巨变后,原来统治的意识型態出现真空,所以中共需要寻求民族主义来提供意识型態正当性並且凝聚民心。   第一炮是90年代初何新为文批评西方顛覆阴谋、要求加强爱国主义,但当时呼应者不算多,接著在知识界出现一股反西化思潮,引起广泛爭论。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则让这个议题真正火了起来,並成为一股好生意,如该年年底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当时这个主要背景是95年李登辉访美,次年中共飞弹试射,美国派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关係出现如上的转变,中国成为越来越有自信的大国。在08年的奥运圣火事件之后,《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又出版《中国不高兴》──可以看出前者语气是低姿態的,后者则是霸气凌人的──依然引起不少討论热潮,但面对的批评也比1996年更多。2010年,早期以自由派知识份子著称的作者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说「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未来时代,將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这是中国民族主义论述的高潮了。但大部分人却高潮不起来,因为他们被生活所苦。     一如在《中国不高兴》后一本反击的书《中国谁在不高兴》所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     这確实是这几年的事实。     民族主义未必本质上是不好的,但其太容易成为官方动员民眾情绪来对抗外部,並且遮盖內部问题的工具。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对自己国家的批判,来让这个国家更好;爱国主义必须结合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     九一一的一週后,正好是九一八纪念日。媒体主编西门不暗在微博上开了中国抗日的玩笑,遭到不少网友严厉攻击。环球时报特別发文批评他说,「不难发现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主张去民族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以接受。」     不过,环球时报可能不了解,他们这句话也可以换一种版本:「去自由主义化的民族主义,这种与自由主义爭锋相对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一批信徒,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接受。」   或许,这种人才是大多数。       (亚洲週刊专栏2011.10) 上一篇: 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台北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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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进入专题 : 文革 权力斗争 社会冲突    ● 徐友渔 ( 进入专栏 )       我今天不是泛谈文化大革命,而是谈文化革命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两个文革”说,我本来是给大会提交了一个详细的提纲,结果没有打印出来。          我首先要说什么叫做“两个文革”说,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这个文革是中国人民趁毛主席要搞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趁着这种社会控制松懈的情况下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打倒特权阶层,有这么一个文革,这个文革是意义重大的文革,而关于这个文革的说法对现在很有影响。          “两个文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两个文革”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所以大家对于文革研究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我们一般定义为1966年5月16日爆发——不久以后,西方的研究刊物《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以及美国的兰德智库,基本从6月份开始就跟进了,并且从1967年开始出版有关文化大革命专门的著作。在西方有一个完整的文革学,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有经典文献,有主要的著作,现在已经有大学的教科书,研究中有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是在西方,但是在中国是怎么一个局面呢?有句话叫做“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西方,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国外”,国外形成了流派,有很多权威的学者和研究者,但这些情况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当然,最后这个情况是改变了,大概可以说从十几年之前,大约在上世纪末,由于很多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人研究文革有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已经不能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我觉得中国人最终还是比较争气,文革学的主流力量现在也应该是在中国学者这里了。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我觉得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乌有之乡”的网站,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毛泽东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思想、关于打倒特权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打起的“社会公正”的旗帜,现在对中国很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现在介绍一下“两个文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自己的研究,最早提出“两个文革说”这个概念的人是王希哲,中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写的,写得非常尖锐,我甚至认为是非常深刻的,他198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叫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他在这篇重要的论文里提出,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相对的有一个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的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的加强。经过1966-1971年的感性的认识和积累,又经过了1971-1975年的比较理性的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经过仔细研究,觉得那篇大字报可能主要的执笔人是王希哲,他有很强的理论思考能力。那时候还是赵紫阳在广东执政,他们的这套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和文革中其他异端思潮不一样,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民主与法制问题,他们借口批判林彪,实际上批判的是毛泽东思想,批判的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当初有一个很有意思奇怪的情况,毛泽东主张不杀他们,要批他们,赵紫阳在批他们的时候方法很不一般,以前批就是把你斗一通、骂一通,但是那时候举行了一百多场大辩论,让他们自由发言,自由准备,把他们的大字报印了几十万份到处散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效果,使他们的观点成为传播得最透彻的一种思想。这几个家伙水平特别高,每次辩论,当初请的人是广东理论水平最高的人,一批批地换,上去被这些人引经据典施展马列主义水平,每次打得落荒而逃。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判刑了,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官方正式给他们平反,而且他们写的东西得到了肯定。那时候习仲勋也在广东主政,对他们是比较温和的,想把他们收编到体制内,结果他们中有人也就被收编了,但是王希哲就一直坚持在体制外,现在是海外民运里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还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走向黑暗》,我今天当然不是讲这个,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还是想说一说,他后来从事民运活动,尤其跟“天安门事件”、“民主墙”搅合在一起,就被判刑,一次十来年,他第二次服刑已达十一年的时候,在1991年,在监狱里,当他听到官方的广播,当他知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理想,过去的理想和现在的理想,那为了社会主义走到了这么一条路,他潸然泪下。          所以他提出这种“人民的文革”,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深度的。          郑义在1996年关于讨论“两个文革”的文章说中,不把“两个文革”说像我这样归结到王希哲,他说,实际上是刘国凯在《文化革命简析》里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刘国凯是一个工人,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个广东省一个工厂的小青工,他居然就写了一本将近十万字的著作叫做《文化革命简析》,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我当初是在国外,90年代的时候,研究文革时看到英文文献,看到外国学者给他翻译出来了,我是先看到英文的文本,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里找到了比较原始的油印文本,这个文本非常珍贵,但是后来丢了。刘国凯才是十几岁年的青工,居然写了一本着作就叫《文化革命简析》,郑义说“两个文革说”和“人民的文革说”是在刘国凯这本东西里提到的,但是我仔细看过,我觉得他有这种思想的萌芽,但是不像王希哲正式提出两个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刘国凯后来移居到美国,现在在美国开大卡车送货,他是自己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现在跟王希哲打得一塌糊涂。有人对他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国凯这种人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政党的创始人,因为一般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封自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刘国凯本人是体力劳动者,是开大卡车为生的。在美国,一般人中国人是要去争钱,争基金会资助,只有一点钱,大家都要去争,打个头破血流,他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搅和这件事,他就是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大卡车挣钱。但是现在在政治主张方面也闹得一塌糊涂。          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两个文革”说是脱胎于另外一个文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文革研究的分期和发展大概可以这么说,一开始从1966年爆发文革的时候,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研究文革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哪个地方的省委书记被打倒了,省军区司令员被换了,还有就是研究权力斗争,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争论到底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而中国大陆的人想研究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怎么上当受骗的,我们怎么当初有个很好的社会理想,觉得这个社会理想可以寄托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上去,最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整个西方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大概从70年代起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就是它完全不研究这种问题,它觉得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来说,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或者我们的革命理想怎么上当受骗这些东西不那么重要,整个西方文化革命研究迅速地从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理想转到社会问题,他们觉得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就是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逐渐变成是受压制的群体,这跟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受压制的群众为了打倒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文化革命出现了大量的派系,并不是只有一派,都是盲目的上当受骗拥护毛主席,文化革命其实最重大的内容就是各种派别在斗争,如果大家都忠于毛主席,大家都上当受骗,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斗争,千军万马地互相在进行生死搏斗。实际上不同的派别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队伍的人员成分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跟中央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跟领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视角叫做社会冲突论。实际上文化革命研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社会冲突论,这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人都是外国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中文名字,比如李洪永,韩国人,Hong Yong Lee, 陈佩华,澳大利亚人,Anita Chen,等等,他们这种社会冲突论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应该集中于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不应该只是考虑他们的政策分歧,还应该研究文化革命中上亿人的群众是文化革命的主体,要研究上亿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之间的无休无止的甚至刺刀见红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     而在中国人里,那个时代研究文革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就是杨小凯,就是杨曦光,还有就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这些人,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主任。杨曦光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两个文革说”和社会冲突论的中国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人里最有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父亲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的秘书长,本来是个老革命,后来受彭德怀、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影响,没有把他打成“彭德怀分子”,但是右倾,定了党内有处分的人,他是属于高干里不是很受重用但是也身居高位的人,杨小凯自己也是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中去了,文革中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          杨小凯在文化革命中就非常著名,因为他就相当于写《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样,他在1968年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各个阶层进行分析,对中国的未来社会应该怎么变革有很多说法,他也因为这篇东西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在监狱里。他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但是他是非常运气的,他在监牢里关了十年,等于上了十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那时候完全停办,对一般人来说是荒废了十年,实际上是荒废了十二年,但是杨小凯得天独厚,他本身是政治犯,关在政治犯监牢里,当初湖南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都在里面,他在里面学英语、学数学、学机械,学得很好。所以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有知识的人了,后来社科院把他招考进来了,最后到美国留学,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来大家认为最大的损失就是,他如果多活几年可能就得诺贝尔奖了。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人就把他当成是将要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人来待遇,给他的地位、经费非常高。          他威信非常高,写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文化革命中由此被判刑的《中国向何处去?》,他后来也一直研究文化革命,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牛鬼蛇神录》,讲他在文化革命十年,在监狱里学习的情况,学英语、学数学、学物理,什么都学。关于社会冲突论,杨曦光在一系列论文里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的理论框架有三种,一种叫做权力斗争说,用中共领导人物争夺政治权力为主线来分析文化革命——西方这方面说法最多,我觉得大陆一般不好意思赤裸裸地这么说,因为我们对于伟大领袖都是照着官方说的,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实大家有这种看法,但是变成一种学说的不多——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西方学者是最多的,他们认为,说文化是胡扯,根本没有文化这回事,文化革命中根本没涉及到文化,要说“武化革命”还有可能,因为都是用机枪坦克在打仗。          但是你要说是“文化”革命,根本是毛泽东的遮羞布,这种理论着力于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怎么回事。杨曦光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分析有三种,第一种是权力斗争说,第二种是中国官方的阶级斗争说或者路线斗争说,或者两个司令部的说法,这是文化革命中官方的一种说法,比方毛泽东、江青这种文革派都是采取这种说法,说文化革命之所以爆发是有修正主义路线和革命路线之间在进行斗争,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而文革之后的邓小平、陈云也采取了路线斗争的说法,只不过在对错问题上刚好颠倒,文化革命时候毛主席代表的革命路线,防修反修,刘少奇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          总之来说,文化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是路线不一样,有路线斗争。而后来否定文革的邓小平这一派也是同意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正确的路线是刘少奇的路线。这种说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立,比方现在说的新民主主义,刘少奇要坚持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不满意,他背信弃义,把自己庄严的承诺——即要搞新民主主义——背叛了,走另外一条极左的路线,过早地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以前文化革命正确的一方变成了错误的一方,文化革命受批判的错误的一方变成了正确的一方,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二种理论框架,叫做路线斗争说。          最后一种说法就是杨小凯为代表的,在中国人里面有人提出,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西方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叫做社会冲突说,杨小凯总结说,最后这种观点是这么认为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的斗争,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不简单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利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大民主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众的利益集中地表现在造反派的政治纲领里面,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维护现存的利益,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双方的斗争构成了文化革命中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革命整个经历中最重大的内容。这就是社会冲突论。          其实比杨小凯最早更正式提出这种理论的是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杨小凯算是业余研究文革的,他主要研究经济,那个人叫陈佩华,是中国血统,所以她他研究起来比较方便,叫做Anita Chen,陈佩华说,1966-1969年的文革是反官僚运动(这种观点现在在中国老百姓里面非常有市场),她说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提出的口号和理想所鼓动了,毛泽东说我们要解放群众,我们要尊重群众,我们有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造反派当初是受了这些东西影响,就积极参加到文化革命中间去。          如果说他们在头几年是被中央文革操纵,是拥护毛主席的话,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发展成为一支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计划的的力量。而杨小凯就说得更过分(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他把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说成是准政党,他不好说是政党,但是是准政党。他把毛说的动员群众的手法叫做“毛打自由结社的牌”,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说得过分了一点。照杨小凯的说法,1966-1969年毛泽东为了要打倒刘少奇,玩的是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的牌,那时候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历史上罕见的、例外的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时期,那时候办小报,发表什么言论是没人检查,可以发表的,说结社自由,人民群众是可以成立组织的。但是我很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他夸大了,实际上有限制和规定,比如有一个《公安六条》,规定任何言论若是攻击毛主席、林彪的,群众马上应该扭送到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杨小凯有点过头,但是他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说法就使得现在很多人把文化革命想成是人民群众罕见地享受大民主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杨小凯就是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说那时候实际上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杨小凯断言文化革命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的统治不满意的人,他说1966-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军队以外,所有的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都要停止,允许市民只要经过向政府注册就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毛主席是利用一般民众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指派工作组等)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他说那时候的运动是一场真正的造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在十七年来所做的事情都受到了民众的清算,在当时的中国,在1966-1968年,这两三年时间里,在那时候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有真正的学生运动,有真正的市民运动,表面上大家是听毛主席的话,是搞革命造反,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为什么是极右的?表面是跟随毛主席在造反,实际进攻的是党的组织,他们想改变的是党的领导,在这种意义上,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          有一个人说得更厉害,跟杨小凯差不多,法国有一个研究文化革命的,叫华林山,他后来加入了法国国籍,娶了法国人老婆,他是当初广东最著名的红旗派的一个造反派成员,他就说实际上文化革命造反派就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我非常不同意他这个说法,我跟他进行论战,而且我认为我把他批得非常厉害。至少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但同时用我比较学术上的语言来说,还是有部分的事实根据,海外相信这种理论的人还是挺多的。我觉得他们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就是把那种程度和规模怎么考虑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有些事实根据。          另外有一个立场很正统、官方的人,现在一般把他叫做新左派的人,叫做王绍光,他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做的论文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和英文版都出了。他是一个社会冲突论非常重要的代表,他是在学理上来论证为什么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论而不是大家上当受骗,只是心甘情愿地拥护毛主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文化革命。他从那么一个角度来论证,他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文化革命中群众的组织是有自主性的,不是只听毛主席的,这个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就引证了毛泽东很多话,毛主席刚开始说文化革命搞三个月,搞了三个月以后,他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六个月,搞了六个月以后又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两三年,搞了两三年以后,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还要搞下去,结果搞了十年都没有搞完。王绍光就根据这么一个论断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日程表一次一次地作废,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不是毛泽东掌握、控制了文化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根本控制不了,而是文化革命的进程推着毛泽东在走,毛泽东是被群众运动卷起的浪潮搞得团团转,不是毛在领导文化革命,不是像我们认为的,毛对文化革命是收放自如的,是他能够彻底控制的,实际上毛是在跟着运动后面走,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说两个月不行又六个月,六个月不行又两三年,两三年不行到了十年也在搞,群众运动这种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之后,毛泽东也收拾不住了,所以毛泽东是处在团团转的状况。所以王绍光说,这种事情充分说明了不是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文革的最大牺牲品。这就是王绍光的观点。          这种“两个文革”的说法是讨论最集中和最长期的问题,这种讨论到了文化革命三十周年,1996年的时候,关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就成为那一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三十年很重要的题目。到了2006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的时候又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刘国凯在2006年文革周年纪念会上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叫做《论人民的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他在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清洗省市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的官方文革的第一个说法叫做文革清洗,毛泽东要清洗刘少奇为首的这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还发生了军队和掌权的文官对革命群众的极其残酷的镇压,在这种意义上,官方文革除了文革清洗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叫做文革镇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反对政治歧视,反对政治迫害,有一个群众要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运动,叫做文革反抗,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在09年发表的时候,大陆也有人回应。有个学者叫刘自力,据说他是中宣部干部的子弟,理论思考非常多,现在发表很多文章,他就反对这种观点。在“两个文革说”方面,与对于文革中造反派的认识和评价有关,有一个重要的也是极端的观点,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代表正义的力量,因为人民群众受到了欺压,他们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被官僚阶级、特权阶层所压迫,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他们是利用文化革命的机会出来反抗特权,反抗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两个文革说”涉及了对造反派的评价。在这方面,刚好在2006年出了一本书,是四川省的周伦佐写的,叫做《文革造反派真相》,就是说,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邓小平称为“三种人”,被说成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怀好心干坏事”的人,他说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很正派的人,他们是受欺压的人,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有很多这种说法。          我最后再说两点来。第一点,我自己也有观点,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争论,是一种观点的代表,当初我是比较持否定“两个文革说”立场的,我感觉到秦晖对我的观点不是太以为然,秦晖的观点没有“两个文革”说那么明确,有一点倾向于对“人民文革”说,我自己研究文革研究得很详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泽东文革一个派生物,一个副产品。我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认为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你把“两个文革说”的理论所说的那些自觉不自觉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权的人,与我们谈到文革的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讲文化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五大领袖”,讲当初的血统论,讲蒯大富这些人——涉及到的人,相比而言,人数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觉得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意义上我就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是随着现在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剧烈,我觉得“两个文革说”,关于文化革命的造反派的理论、思想观点和情绪,在潜伏了三四十年之后,现在在中国这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下,我观点渐渐向秦晖靠拢了一点,我觉得在统计意义上,数量太小,它不能与第一个文革相提并论,但是它的意义现在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我的观点稍微靠近“两个文革”说一点,但是我基本还是同意“一个文革”说。          这方面的观点还有很多,比如重庆有一个何蜀,他是重庆党史杂志的主编,他的观点跟我大致一样,觉得造反派就是上当受骗,他甚至认为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只知道搞打砸抢。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一点,大家可能还是感兴趣在这一点,实际上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对现在、对当代影响反映出来是越来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众、革命群众“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资派”,提出了应该有大民主的这些理论,当初提出时,中国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影儿都没有,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后来中国搞了市场经济,有那么多贪官污吏,现在说成是“走资派”,大家觉得越来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泽东当年搞文化革命时宣传的还有道理。毛泽东当时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显得有些荒谬,资产阶级怎么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里?大家觉得这个很荒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英明,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特权阶层,贪污腐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在8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这套理论没有人信,陈云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说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来特权阶层越来越严重,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严重,尤其搞了市场经济以后,“走资派“这个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来越凸显,荒谬性越来越淡漠的情况下,大家就非常相信这种理论。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调查就知道,到了春节的时候,河南省的一些群众、下岗工人出来游行,他们打的旗帜是毛主席的旗帜,拿的画像是毛主席的画像,他们的口号也是当初文化革命那些例如“打倒特权阶层”的口号,这点很值得注意。我最近很关注重庆的事情,重庆的造反派的所有的头儿狂热地拥护薄熙来的做法。那些造反派本来就是后来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清洗,本来有一肚子气,认为我们当初是忠于毛泽东,等于是忠于共产党,最后把我们全部打下去了,受到秋后算帐。大家现在一看,觉得毛泽东说得越来越有道理,你们就是走资派在复辟,在搞反攻倒算,就是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嘛!          杨帆:你觉得重庆这么干是真的假的?          徐友渔:我认为是假的。在重庆,据我现在的了解,最狂热拥护重庆的,甚至于可能愿意为重庆上刀山、下火海,为他去拼命的就是文化革命中那批造反派,尤其造反派的头儿。两派当初打得不可开交,现在是共同一致狂热地拥护重庆。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文化革命我们这种狂热参与的人后来因为秋后算帐,我们这种人是有反思的,我对文化革命基本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是在西方,1968年也有一个对应的造反,那批在文化革命中造反的巴黎学生、美国学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日本的、德国的学生他们有一个造反,西方学生68年的造反派跟中国的造反派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受到清算遭遇非常悲惨,他们在民主社会,没有人清算他们,他们后来成为学者中的精英人物,现在他们是西方社会里的主流,他们有些在大学里是系主任和院长一级,他们坚持文革的观点,当中国抓了“四人帮”以后他们是非常愤怒的,他们说“毛泽东尸骨未寒”,他们把这种事情说成是中国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们一直持这种观点。          而很不幸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去学习的人,尤其到美国去学习的人,现在也是精英分子,他们到那里去以后,他们的导师是西方的左派,把那种文化革命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这里最著名的人物、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崔之元,崔之元到美国去留学,他的导师是美国的左派学者,教他们赞美文革那一套,所以崔之元后来发表的观点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的一个原则”。对于我们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比我们老一点的知识分子,“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牛鬼蛇神要跳出来,我们要用无产阶级铁扫帚再把他们扫下去”,是非常恐怖和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位可爱的崔之元,这种新左派,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以后主张的,他民主的模式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文化革命中那种造反派的自认为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东西,再加上现在社会不公正,所以文革理论很有市场;又加上中国现在在名牌大学(崔之元现在从美国回到了清华大学)有一批这种从西方的左派老师那里学到文革理论的教授,他们现在给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的也是文化革命的这种理论。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可怕的,而且“两个文革说”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所以我有一种估计,对于“文化革命那种大动乱和大斗争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如果局势是稳定的,将投身于文革这代人马上就要彻底退出舞台了——比如我早就退休了,经历了文化革命最年轻的人应该是五十七八岁,他们过几年就全退休了——这代人就没有了,类似文革的现象就不会重现;而一旦中国社会失控的话,重新出现文化革命这样的东西,有人又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大动荡,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假定社会有可能失控的话,文革这个维度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对文革的研究。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      进入 徐友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权力斗争 社会冲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评论研讨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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