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6..4 事件是文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 6..4 的了解，大伙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朝廷的真面目，知道它有多么残忍、阴险、狡诈。

    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一、关于两宗“罪行” 　　综合各种文章和传说的内容，我的“罪行”大体归结为两宗：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简称“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下简称“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2003年春，我给刘进打电话说起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找同学了解当年情况，帮助自己回忆。2006年，我和一些同学集中走访了不少老师、校友，后来还开过几次座谈会。在我们班（女附中66届高三3班）两次班级座谈会上，十几位同学敞开心扉，从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谈到文革初期学校发生的几件大事，她们具体、生动的叙述唤起我不少记忆。还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时期的笔记或给我写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帮助我回忆、梳理、分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状况和文革开始后头三四个月的经历。 二、文革前后 　　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现在我已记不清楚大字报的标题和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是对学校不让我们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近年，有几个同学回忆起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开头的一句话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贴出后，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有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学校一下子乱成这样，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有老师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反党”，校党总支的老师也害怕我们滑向右派学生。当天下午他们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帮助教育我们，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贴大字报就是反党。6月3日晚，团中央的几个干部来到学校，他们说我们贴大字报做得对，做的好，坚决支持！还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听到他们的肯定，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1〕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有序地开展文化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觉得有党派来的工作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工作组除了具体安排运动进程外，还提出了“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的口号，学生按班级每天半天学习、半天揭批。一位同学当时的笔记记录了6月底传达了李雪峰、胡克实的报告，布置的讨论题有“放手发动群众和加强领导的关系”、“文斗和武斗哪一个水平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带着刘进和我到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卓琳也在场。当时主要是工作组汇报，邓插话或集中讲几点。很多原话我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袁某带人冲会场时，邓当即说这是个坏人。邓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恢复团组织的办法就是把学习好、思想好、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学生吸引到团组织周围，让闹事的没有领头人。还说要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辩论清楚这些问题，缺席辩论也可以；说运动每发展一步都要排队分清左中右；还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一个学校顶多一两个，要抓紧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师。当天下午，张世栋在全校讲话，号召开展“要不要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辩论，辩论进行了三个半天。那几天满校园贴的都是批驳反工作组同学的大字报，有些同学还被追着打骂，一些人回到家里还有家长找谈话。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它客观上起到推进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卞校长问题还没有定性就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刘进说应该赶快向市委汇报，于是我们和一些还在医院的同学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刘进和我都记得他说的大意是：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走回学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我们刚跟着工作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参加运动，学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怎样，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再这样乱下去不行了。8月8日，刘进、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商量怎么办，有同学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想以筹委会这种有组织的形式继续革命、参与运动。于是，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 　　通过2003年以来的调查和回忆，女附中的红卫兵应该是筹委会成立之后出现的。那时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北京城区各中学。说出现，是因为女附中的红卫兵没有贴大字报宣布成立，也没有章程和组织机构，很松散，所谓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的，那就是了。红卫兵和筹委会由同一批人负责，我也是负责人之一。8月18日前两天，我们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后，各班都开始做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为了能戴着袖章参加集会。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当时我曾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她问什么意思？我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当天回到学校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个同学来找刘进和我，其中有一个是反工作组的骨干。这个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原来我们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继续参与运动，没有想到这种作法是延续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再担任筹委会的职务了。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之后还有不少记者想来采访，我一概谢绝。外校红卫兵有事来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学生来学校设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说“要武”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我感到不解，我们班曾抄了几个同学的家，我没去，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暴力活动。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　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从武汉回来后，班里同学见到我，说你这个不懂政治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去了？从此，我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会上骂了我父亲，说宋任穷的鬼女儿去武汉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妈妈被押到沈阳软禁起来，与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1969年初春，我从沈阳逃出来到内蒙牧区找同学插队，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乡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们把自己口粮、衣物匀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样走。插队时我一直埋头劳动，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乡和大队公社领导的推荐下，我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因谣传被退掉。老乡和知青都去反映情况，最后是负责锡盟招生的金老师顶住压力想办法录取了我，让我走进长春地质学院的校门，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幸运地开始求学生活。此后，我不提过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远离喧嚣，认真学习和工作，平静地和家人生活，与同事和朋友相处。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她举出的唯一证据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为抢救卞校长而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她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名单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老师，我的名字写在最后。 　　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性学研讨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c　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据那位校友的说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把我给毛献袖章与我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系在一起。有美国朋友说，这样的说法太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了。他们认为，社会上的谣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写进学术著作性质就不一样了，影响恶劣。他们建议我表明态度，说清情况，必要时诉诸法律。后来，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与Honic　及出版社进行了沟通。他们了解真相后向我公开道歉，并承诺如该书再版会予以更正。〔2〕 　　在此之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也曾动员我接受她的采访，起初被我谢绝了。后来发生了这件事，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沉默，他们认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说明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我才在纪录片杀青之际接受了卡玛的采访，并从2003年开始调查回忆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为什么不露面？因为我不想在美国成为公众人物而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更不愿单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扰。 三、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 　　2007年，实验中学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知名校友（正式名称为“荣誉校友”）。有同学推荐了我，并通过了学校的初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后来，在一些同学、朋友的劝说下，我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这期间，我也犹豫过，也曾想退出，怕接受提名给母校带来负面影响。可同学们告诉我，已进入了评选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而且，我退出也会给学校和推荐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我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荣誉校友”的评选。我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博士，这是我被推选的理由。 　　同年3月，我们班准备制作一张名为《六十回眸》的光盘作为校庆礼物，也是为我们自己共祝花甲。关于光盘的图文，班里形成共识，不提8?18，不用我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因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评选，所以班里把这个原则也反映给校庆办公室和校领导。我按班里的要求，把自己离校后的照片选了一遍，选照片时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一些抒发感情、说明背景的话，以供做光盘时参考。这些材料我在4月底发给了做具体工作的同学，没有想到这封私人邮件会上传到学校“荣誉校友”评选的网络上。7月23日，我在母校网站上发现后非常惊讶。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8?18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我马上找到刘进，请她和学校联系，要求校庆办公室将关于我的图文全部从网上拿下来。虽然刘进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庆活动结束仍未见改变。 　　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90年辉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的第三章也用了这张照片。 　　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四、我的反思和道歉 　　40多年过去了，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写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答案是，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作为女附中的一名学生，我永远忘不了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这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也是我和许多同学心中无法解开的结。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尧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间，几位同学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长的遗像献花以表达我们40年来的思念、哀悼与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对上述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 写于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注释： 〔1〕八条要求：（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摘自郑洸《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中国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文库，2005　年内部出版，第219页。 〔2〕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c　及出版社的道歉信见《亚洲研究通讯》2003　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 宋彬彬否认文革中曾打人抄家 （2010年10月5日） 　　     作者：邋遢道人（乌有之乡网友） 　　本文部分言语激烈，HiHistory.net为传递更多观点转载此文，不对其中侮辱性的言语负责，特此申明！ 　　袁吠吠有一段关于文革的评论，说毛主席接见了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宋要武，结果宋要武就回去就开始打人，一次打死了7个人。 　　袁吠吠的这段话是有出处的，而且确实很长时间都流传过宋彬彬组织人在校园里打死了她们的女副校长卞仲耘，而且与人比赛杀人，别人杀了6个，她就杀了8个。很关键的是，这些内容都是很有名的人说的。比如千家驹说过，徐友渔说过。还都是正经出版社的文章，于是就成了铁证了。 　　徐友渔在他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写道：“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见第三章「红卫兵的区别与派别」，第64页，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中文大学出版社。） 　　如果追溯信息来源，徐友渔显然是听千家驹说的。千家驹怎么说呢？ 　　《开放》杂志总编　金钟　先生在「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一文（指千家驹未发行的《自撰年谱》的一段文字）里说∶“千家驹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千家驹显然当时不在北师大女附中，根本不可能“身历其境”，只能是听说的。千家驹听谁说的呢？应该是来自网上一篇自称是　宋彬彬　老师的人的文章。这个“老师”这些写到： 　　……但到了　八月十八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位自称是　宋彬彬　老师的话，显然就成了铁证。 　　可是，千家驹显然很粗心。因为北师大女附中根本没有男学生，宋彬彬的班里一个男生也没有，怎么能会突然跑出个男生呢？其次，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年龄小的18岁，一般应该19岁（66年下半年）根本不可能出现“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的情况。十五六岁是高一学生。还有，宋彬彬个子偏高（照片中与毛泽东低补多少，而且插队蒙古时老乡称其为“耐林温都尔”，意思是“高挑”），一点也不像这个“老师”说的“娇小”。还有一点，王府井的教堂在东城，而师大女附中却在西城。当时北京“破四旧”不但不跨区，而且不跨派出所管片。 　　因此，稍微一留心就知道，这个帖子是瞎编的。但是，无论千家驹还是徐友渔，以及　金钟　先生，都很不难辨别其中真伪的。于是，这么一篇完全捏造的文字，就被诸多专家引用，出书立说，反复转载，成为“信史”了。 　　2004年初，卡玛纪录文革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点此观看）。片中宋彬彬亲自在电影里澄清，她不但没打死过人，没打过人，连抄家都没参加过。并且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动手。她从来没改过名叫“宋要武”，更从不曾写过首发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她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是在看到了报上那篇文章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改名“宋要武”了。于是，美国和中国都出来一批人对卡玛电影进行批判，说她为文革辩护。卡玛解释说：“这可分几点来说。首先，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导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网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贫道看到一个网站关于女附中90周年纪念中关于这件事的帖子。没有一个当事人证明宋彬彬参与打死校长，倒是都在证明宋彬彬当时没打入。下面是几个当事人的帖子： 　　“关于卞仲耘之死，我也说几句。我是师大女附中67届高中学生，我是当年事件的目击者……1966年8月初的一天，学生在学校大操场揪斗校领导，卞仲耘也在其中，当时虽有殴打，但并未到武斗的地步，真真的残忍是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之后。当年高一的几个女生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后，将卞仲耘拉到实验楼前，……我能确认，实验楼前对卞校长的毒打宋彬彬并未在场，多半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大操场揪斗后学生已经散了……宋彬彬，她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组织过打人，并很早就淡出了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当时的校革委会也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我同意上面校友的留言。我那天也没有看见宋彬彬在打人现场。” 　　关于文革，有很多传言。传多了就成芒刺儿说的“常识”了。而且会流传很多年，像澄清都不容易。就像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塚本不存在，宋以前从未有类似记载。但当被文人们作诗时只管引用，再往右就没人怀疑了。 　　如宋诗人俞应符的“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王安石《将次相州》诗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范成大《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这么多名人“认定”，假的也就成真的了。而且能越千年而无疑。 　　像割喉管、杀八人等谣传，编造容易，转引随便，可真要恢复历史原来面貌就难了。幸亏有卡玛女士（美农业专家韩丁女儿，哈佛博士）这样的人比较认真。描黑文革和描黑毛泽东的事情，文人们集中精力下足功夫搞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究竟对这个时期的认识有多少真实性？真让人怀疑。 　　来源：乌有之乡网，原标题：谣言是怎样炼出来的——关于宋彬彬连杀八人的故事

作者： 柏蔚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如果说当年副统帅林彪的仓皇出走，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那么今天副市长王立军的离奇灭踪，则可以被理解为重庆微型“文革”复辟同样遭遇了完败。虽然这样的类比似乎并不恰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总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几年前就有人说过，重庆将是现代中国最后一次的乌托邦实验，其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结局来的这么快，而且是如此的戏剧性。在这里我无意猜测究竟那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打算从一些政治话语的层面，简单探讨重庆的探索实践。从踌躇满志的“重庆模式”，下降到语焉不详的“重庆探索”，历时大约四年，此时此刻金粉已经开始脱落，看来是时候初步总结“重庆遗产”了。 重庆这几年来的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唱红”“打黑”等运动方式的社会治理，更在于其轰轰烈烈实践背后的指导理论构建。也就是说，正是这样的理论导向，决定了重庆走在了哪一条路上。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有影响的“模式”也出过不少，但如重庆这样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实践，仅此一家。正如学者徐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一些所谓“新左”的学者忙于从前30年发掘经验，寻找合理因素，试图把“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加以发扬光大，来挑战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性。对于这些对前30年倾慕有加的学者，重庆新政的理论需求，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来让苦于没有地方施展身手的他们，充分检验自己的理论。然而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作为重庆核心实践之一的“共富”理论可否经得起推敲？ 在中外历史上，“共富”这样的口号早就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类似的概念都会被提起。其作用，要么作为一种笼络下层人心的口号，要么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实践，要么二者兼有之。但归根结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下几千年，“共富”的理想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现实。众所周知，所谓“穷”与“富”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有“穷”才有“富”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人均一样（或者接近）的财富，哪里还有“富”的存在？因而重庆的“共富”概念，仅仅也就是前30年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翻版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每个人都有求富的本能，但却往往忘记了“共富”只是一种幻想。网路上有人有所指地讽刺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共富到“每个人的孩子都需要开着红色法拉利豪华超跑去周游世界”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这样的宣传口号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令新政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民意凝聚力。但是经过稍加思考，大家都能明白，理想状态下的“共富”，只能导致事实上的“共贫”，这是我们已经见证过的历史。 首先，“共富”理论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理论的一种反向而动。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无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省份之间，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别，因而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邓小平正是认识到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所以只能认可“先富”的政策，如张五常所总结的，允许国民，首先是农民，通过合同制的方式，从承认私产开始，逐步恢复经济的活力。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最佳方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承认并合法化私人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即便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无法否认利益差距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而国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调节差距，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当然有人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重庆的“共富”在实践中并非完全按照毛时代的翻版。比如最近的“共富典范”活动，就是“旨在表彰在“缩差共富”中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共富”这样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之下，私人利益始终都是处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阴影之下。 其次，现在有些左派学者在一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另一方面则对重庆的“共富”大加赞扬，认为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种话语都进行一点稍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当这些左派学者对资本大加鞭挞的时候，他们对“共富”的推崇，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吻合的自我矛盾境地。新自由主义原本由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人初创，一直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默默存在多年，直到里根-撒切尔的时代，才取得了显赫指导性地位。其主要观点，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全面市场化、政府退出干预，经济资源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几十年来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极大，也遭到了世界范围内左派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的极力反对。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哈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金权势力在全球范围膨胀。在这些左派学者看来，归根结底，看似强调公平合理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却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此时此刻，当回到“共富”这一话语，我们同样发现，这一充满着道德与正义的冲动，其实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其理论与实践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仍然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其结果，只能是在个体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中，最终陷于困境而归于失败。对于个体利益的否认与漠视，是导致所有“共富”模式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批经济学家如张五常等人曾经因为提出“腐败不可避免”之类的经济解释，而遭到社会舆论，尤其是痛恨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广泛抨击。但是如果对其理论进行稍加耐心的了解，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理论的确道出了社会的现实。张大概是中国社会第一个人，早在80年代时，就直白地道出了“如同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官员也都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前一段时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尖锐问题，同样代表了一种不回避利益诉求的可贵勇气。时至今日，利益诉求的现实存在，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关系中无人可以回避的问题。 面对“共富”的慷慨许诺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这样的疑问，重庆提出了，比如“国企要上交30%的利润”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报道，“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然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客观地把国企视为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事实也是这样），就不难明白，对于这样的“高征收”，长此以往，它们自然也不会心情愉快，下一步会发生怎样的反弹是显而易见的。当面临这样的矛盾，重庆的选择就已经不多，只有让国企继续做大，给予强化垄断效益的甜头，整个体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按照重庆的理解，“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但事实上，这恰好坐实了“共富”必然导致“共贫”的观点。按照张五常多年前的预见，在不减小国有经济成分比例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将无法进入国有资本垄断的地盘，从而导致整体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那么在重庆国资持续做大的的情况下，其结果与“共富”背道而驰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其三，“共富”理论回避了社会阶层间政治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之成为在现实中不可操作的伪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一些中国左翼人士欣喜不已，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西式民主理论已经彻底破产。通过重庆的实践，他们认为实现“共富”即是避免“占领华人街”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不二法门。左派学者汪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据此在一些人看来，西式民主的失灵，就在于民主的这两个层次之间发生了断裂，1%的人拥有了太多的财富，而99%的人则成为了制度的牺牲者，进而推出“共富”才是唯一的出路，重庆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而事实上，在这里存在着理解上的严重错误。汪晖的理论，是从社会不同阶级政治利益诉求的角度出发，来衡量社会内部阶层间政治关系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由于政党政治一直在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政党已经全面官僚化、去政治化，结果其代表性就一直在不停的下降。因而只有在重新实现利益关系“政治化”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才能实现“社会民主”，才能有效地表达利益个体自身的基本诉求。应用这一理论阐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美国，从草根阶层发起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体现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高度政治化的表现。这些社会运动非但不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标志，反而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自我更新机制仍然是在运转的。可以说，西方体制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对立与博弈。而回到重庆的实践中来，大家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正好对应了左派自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在“共富”的话语霸权下实行全权代表，所有的人，尤其是社会下层统统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唱红、打黑”过程中发生的重庆警察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就是这种下层利益“被代表”而无处发声状态的典型表现。 最后简单总结而言，所谓“共富”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值得去为之付出努力，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前提之下，重提“共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现社会总体进步的最佳途径，必须建立在承认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许诺。寻求真正稳定的社会关系，不能把希望建立在单向度的压力维稳之上，而是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动态。只有首先承认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再迷信和幻想金光大道式的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参考资料：　 新华网：重庆共富实验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14/c_122421714.htm 张五常： 私有化与特殊利益–中国改革经验 汪晖：代表性的断裂 汪晖：革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