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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向平:中国改革及其信仰转型

李向平:中国改革及其信仰转型 进入专题 : 中国改革 信仰转型    ● 李向平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备受关注,而与此紧密联系的信仰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方面讨论与焦虑的核心。在超越了固有宗教学领域的基础上,作者扬弃了像“宗教”这样的词汇,代之以“信仰”概念,并且从信仰社会学维度反思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诸问题。当前中国涌现出的以民族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基要主义为特征的三大信仰思潮,均与经济发展语境下信仰结构未能转型密切相关,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瓶颈式改革难题。究其问题根源,主要在于以“主义信仰”为特征的革命党信仰模式尚未完成向执政党信仰转型,难以宪政民主践行信仰。为此,中国信仰之最彻底的问题,乃是公共权力的信仰核心,应是基于公共权力祛魅之后的理性化,超越“信仰论政治”模式,建构政党国家对法律与宪政的信仰,进而使信仰转型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与深入改革的深层动力。   关键词:信仰问题;改革动力;信仰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信仰危机问题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层表现,利益分化、共识断裂的现象格外严峻。在这样一个利益分化却又要求深化改革的时代,信仰呈现为一个非常多元的现象,如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国家信仰,等等。与此同时,在关于当下以及未来1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有关信仰的问题也格外受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度发展,必然推进中国信仰的重新建构;而中国信仰的重新建构,当然也是深入改革的重要动力。   理性而深入地研究讨论当代中国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价值共识,执政党合法性的建设与信仰转型,社会诚信的构成,中外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汇通,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与繁荣,均非常重要。而未来10年左右的改革进程,恰好可成为中国信仰重建的一个周期。   本文拟从中国社会的三大信仰思潮、政治改革与信仰转型、民主法制建设的信仰动力、社会文化建设与公民信仰等层面的互动关系出发,将未来中国信仰的公共建构置于政治改革的深度推进之中,研究与讨论当代中国多元性公共信仰的构成及其特征,以及如何走出信仰论政治的固有模式,促使法律、宪政成为社会普遍信仰等问题,借以梳理未来中国信仰的基本架构。      一、“信仰”作为中国问题      “信仰”概念,是目前被中国社会使用得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有歧义的词汇之一。人们在批评社会现象、深入探讨改革之时,常从信仰层面着眼,以至于把其他社会问题也与信仰相关联。于是,当代社会舆论出现了与此紧密相关的三种观念:首先是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机论,其次是议论多年的信仰缺失论,最后是近年出现的信仰无用论。   信仰危机论肇始于对“文革”时代将信仰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等现象的反思,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所以导致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于是,当这种神圣教义与社会真实经验相互抵牾时,信仰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它以当时《中国青年》发表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起因,以“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为导向,对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要求,即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须以信仰为基础,赋予人生以意义与关怀,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须与信仰的构建同步。   信仰缺失论的产生,是基于一种怀疑主义。它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固有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怀疑那些充满了功利主义的信仰形式,最后把这种怀疑归因于信仰的根本不存在,同时也要求建构一种新的信仰。基于具有终极性和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该观念认为,那种稳定且制度化的宗教信仰体系,方能给人以智慧和心灵上的抚慰,特别是它能够基于宗教信仰进而构建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规范,基于信仰共识进而建构社会价值准则。   至于信仰无用论,则认为当代中国缺乏一个社会认同予以普遍支持的信仰体系。信仰无用论集中批评信仰之功利性或私人性,认为那种以求神为依归的信仰方式,总是局限于个人私己的现实利益欲求,在神人之间进行象征性的利益交换。就当前中国信仰的社会现状而言,这种功利性信仰诉求遭致的批评最为严重。中国人目前不缺信仰,各种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这些信仰太缺乏社会认同,太私己,太个人化了,所以即便有信仰,却也无法构成对社会人群普遍性的价值约束。因此,有信仰,却局限于私人而被神秘化认同,实际上等同于没有信仰。   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这三种有关信仰的观念,事关中国信仰现状与复杂多变的信仰关系。无论是危机论,还是缺失论或无用论,实际上都是信仰焦虑综合症的表现。以至于有学者指出,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1〕中国信仰之所以会呈现如此复杂混乱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语境之中的信仰这一概念很有歧义,各种定义甚至会互相冲突;同时,也是由于经济发展超前、体制改革滞后而导致的人们对信仰规范的强烈期待,进而使信仰成为改革开放以及未来10年中国深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难以想象,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公正的社会,能够建立在一个没有信仰或信仰混乱的价值认同基础之上。   然而,“在处理信仰问题上,中国人不似西方人,一定要把信仰置于宗教的范畴,把信仰视为对神的信仰,或者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中心,反而是把信仰作为生活之方法与智慧;既有对神的信仰,亦有人本信仰。这是因为,中国人对待文化、信仰,本不出自本体论、神圣目的论的进路,而是一种方法论”,〔2〕中国信仰会依人依事,具体处理神与人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特点,“中国的宗教和信仰往往不是单纯的宗教和信仰,他们常常被镶嵌在权力与秩序之中而难以得到一种纯粹的呈现形式”,〔3〕它“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以制度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倾向于神人交往、日常实践、权力认同等形式来反复加强对某些权力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4〕因此,处于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中的中国信仰,如果要实现相应的变迁与重建,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而具有更加复杂、丰富的社会权力内涵,特别是在历经重大改革、变迁的中国政治秩序之后,中国信仰模式才会呈现变迁与转型的可能。诚然,也正是因为30年来公共权力与社会秩序的变迁与改革,中国信仰问题才呈现出了当下的多重面向和多元视野。   中国社会具有一个信仰中心,类似于“帝国隐喻”。〔5〕基于这样一个具有“帝国隐喻”功能的信仰中心,中国社会常能建构起一种“象征权力”或“符号权力”,囊括了所有中国人、中国宗教的信仰功能。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教等等,虽然具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但在这些信仰现象背后,它们大多能够汇总到这样一个信仰中心的结构之中,并以此信仰中心为圆点,与国家权力紧密整合,依赖权力制度而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特征。因此,中国人的信仰实践方式,常常是以此信仰中心作为一个连结方式,通过象征或符号权力等中介,在国家治理、意识形态、社会交往关系、人际伦理之中,建构社会变迁、权力建构甚至是利益交往、社会共识的多重关系。   所以,在中国人的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过程中,参与建构的往往有权力、哲学、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身份利益等诸多因素,从而潜在地分离出不同层面的信仰及其认同方式。为此,中国人的信仰构成,还表现在中国信仰的多重结构:官方信仰、学者信仰、宗教信仰、民间信仰、家族信仰等等。这多重信仰关系,彼此贯通而又相对独立,甚至出现上下冲突,前后脱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来概括中国人的信仰特征。   正如梁漱溟所说,“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6〕这强调的就是中国人的伦理关系本位与以团体信仰实践方式为主的基督宗教的信仰方式不同。西方人一旦涉及信仰,大多归属于宗教;中国人却不一定。当然,即使在西方,宗教的概念也是一种“现代性构造”。〔7〕所以,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信仰问题,更应扬弃像“宗教”这样的词汇,代以“信仰”来研究中国相关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平等多元主义的立场看待中国信仰传统,更能抓住不同信仰及不同信仰传统之间比较与对话的真正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正面临巨大的再转型、再变迁。国家权力、经济发展、社会运作等模式,均需更深入的改革与开放。在此背景之下,不同社会力量都在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有诉诸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民主主义”的,还有诉诸于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的;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则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8〕这些话语的建构,表面上似乎都不在讨论信仰问题,但均与中国信仰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被看作是一个依凭意识形态信仰整合起来的社会,主要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政治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通过如城乡二元体制、单位与户口制度、无数政治团体以及强大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这一整合。一个高度行政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意识形态及其信仰显得格外重要,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象征权力与符号权力,方能完成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等一系列政治任务。   然而,经过当代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利益主体,这就使人们对政治的信念、对政府权力的信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特别是“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消蚀,许多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的腐败。以往党政干部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金钱已经替代了政治忠诚”。〔9〕3这些现象都集中显示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在成为经济利益主体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意识形态信仰的象征主体。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或者是主导、制约中国信仰的根本性问题。这一问题说明了在继续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的同时,如何把社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以意识形态信仰为政治基础,转变为以宪法为权力合法性基础,以信仰为社会公共资源而非权力的合法性证明资源,这是当前中国体制改革、民主、宪政建设的重大动力问题。   可以说,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旦成为国家权力继续存在的主要方式之后,社会就不可能再度回归到由意识形态信仰建构起来的秩序之中了。这就是构成了肇始于1980年代以来信仰危机逐步发生并渐趋强烈的政治社会学内涵。从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来说,如果在一个封闭专制的社会中,信仰往往是传统权力施行意识形态独断的工具;即便有些信仰,也只能流失于信仰者个体的神秘认同。反之,如果在一个开放社会,无论是一神信仰,还是多神信仰,甚至无神论信仰,皆能在信仰间的互动中构建并遵守一种信仰交往的公共规则,共同建构社会的公共信仰。这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社会运行的价值规范,同时也是政治改革、深度开放的基本内涵。从此层面而言,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信仰焦虑,事关政党国家建设与中国认同,早已是中国未来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一再忽视。      二、改革难题与三大信仰思潮      在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遗产是建立了一个列宁式政党,让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国家能够运作、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充分地利用了儒家意识形态建构国家的方式,并使用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政党建构国家机构,进而整合整个社会。1980年代之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在保持强大政治权力体系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经济与政治制度大都出自苏联模式(尽管有圣人信仰的传统特征,但基本上来说是苏联模式);以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式建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革命党信仰方式。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制度虽然仍属苏联模式,但经济制度是朝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因此,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把政治上的苏联模式和经济上的西方自由模式结合一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一种创造。他以经济发展的方式强化了革命党信仰方式。   因此,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中,最有影响的应当是将政治制度的运作奠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信仰,以信仰方式建党治国。所以,与传统治国文化整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一般具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国家整合社会,二是意识形态信仰整合国家。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信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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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涛 | 推特的中式“言论自由”

有种说法,中国大陆那些活跃在推特上的,是“互联网难民”。 最直接的原因,推特不删帖。对言论尺度有更高期待的人,找到了汪洋中的那条方舟。 推特是全世界最流行的社交网络之一,同时也是在大陆被屏蔽的网站之一,但官方似乎从来没有把推特定义为“非法网站”。 去年初,访问海湾地区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走进迪拜的一家咖啡厅与民众交流,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在推特上表示自己“深受感动”。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上推特去看,”温家宝对记者说。 去年底的官方数据称,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 但能在推特上看到总理说的“深受感动”的,恐怕只有几十万。而根据长期研究中文推特圈的“推总”(@NewsInChina)分析,还有很多潜水的,“活跃中文推友,估计最多也就几万人。” 【飘摇的方舟】 2009年7月5日之前,推特无论对于中国网民还是监管部门来说,都很陌生,它没有被墙。 “75事件是个分水岭,”推总说。 饭否被封,大批饭友转到了推特讨论新疆问题。一天后,推特被屏蔽,至今仍未解封。 但那时墙还不高,很容易翻。中文推特圈的黄金时期就从那时开始的,墙内墙外互动,大批国内网友得以在推特上见识到了自由言论,也和一些民主人士,敏感词近距离接触,新鲜感十足。 这一时期的中文推特圈,因一位有世界级知名度的中国艺术家入驻而进入了花样年华。 推友称他为艾神,爱神,甚至演绎为艾婶。 不少新推友对这尊“神”感到迷惑,好不容易翻到墙外,第一眼看到的居然是个人崇拜。 资深推友基本都知道“神”是如何诞生的。 在一部叫《老妈蹄花》的纪录片中,他遭遇警方的深夜破门,在激烈冲突中,一名警员用四川话骂他“装神”(无厘头地故弄虚玄)。 那时,推特上评论时政的氛围很浓。 艾神曾与推特的创始人杰克·多西面谈,虽然他向杰克提出的让推特进入中国的动议并未得到答案,但也直接促成了推特在一年多之后推出了官方中文界面, 2011年4月份是推特的另一个拐点。 从技术上看,twitter自身出于安全考虑增加了认证、限制了API,上推的渠道越来越少,著名的GFW功力愈发强大,而此间发生了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当局开始认为推特很“危险” 。 推友被大面积地请“喝茶”,有些知名推友甚至莫名其妙失踪。 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中文推特自此门庭稀落,至今未能重现鼎盛。 玩推的人开始变少,话题也开始呈现多元。谈政治的和谈生活的泾渭分明。 一些原本在国内活跃,带些“异议”色彩的推友,如余杰,刘安军等,纷纷通过不同渠道出国,声音愈发激进,但似乎陷入了自说自话的怪圈,其影响力却在衰减。一些言行大胆的推友,在这一轮打压之后,逐渐沉默,不少人从此离开了推特中文圈。 尽管最高当轴从未公开把推特定义为“非法”,但不少地方的言论监控部门,却认定推特是“境外反动势力”,被喝茶的推友往往有这样的经历,由于推特的功能限制,推友很难找全自己发的旧推,而国保部门却能拿出厚厚一叠打印好的推文,作为推友涉嫌言论“违法”的证据。 当局对推特的妖魔化,除了意识形态化的先入为主,具体的执法人员,对推特的陌生有时候到了搞笑的地步。 推友Jason Ng( @jason5ng32 )是互联网从业人员,他曾公开讲述过自己的一段喝茶经历。 一名王姓国保拿出一张纸问他: “T,W,I,T,T,E,Y点C,O,M,这个网站是不是你的?” “我没有听过这个网站。” 他把纸张递过来,“我告诉他他看错了,最后的字母是R,不是Y。” “那这个网站是不是你的?” “不是。” Jason说,其实很希望这个网站是他的。 “但事实与某些人的智商之间总会有莫大的差距。” 中文推特并不是一个会员制俱乐部,并非要在额头刺上“异议”才能进场。这条方舟上亦有其它一些群体,比如视翻墙如无物的IT geek们,他们主要话题是科技;比如上推无阻的留学生,移民等,他们的话题是异国他乡的柴米油盐,交流着对家乡的思念;比如中学里的少男少女们,上推对他们来说仅仅是炫技,时政议题并没有吸引他们,好比进入酒吧却不喝酒的未成年人,仅仅想去感受一种破戒的快感。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讲述推特一些焦点故事,只能管窥方舟的一隅,如果您是对推特很陌生的读者,以下的案例可能重口,慎入。 另:还是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提及的推特人物,基本未作背景交代,如想了解更多的生平轶事,请自行百度,哦,No,请谷歌。 【‘笑莫’论战】 推特作为网路言论的“自由区”,一度聚集了中国民间顶尖的时评人。 莫之许(@mozhixu)和笑蜀(@xiaoshu1)之争,不少推友搬来小马扎围观鼓噪,是推特中文圈民间议政的典型场景之一。 莫之许,前《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 笑蜀,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此二君,由于坚持“异议”,都基本被脱离了“主流”新闻圈或知识界,莫之许(推上被称为莫大,老莫等)早已明确不再体制内谋职,旧友曾叹他“自我边缘化”。亦有好友以商业合作名义襄助,无奈被有关部门阻挠。他与推上的四川老乡,“段子帝”大蒲哥(@pufei)等合作搞了个“推享生活”,在淘宝上贩卖牛羊制品,川味香肠,生态茶叶等。 2010年,笑蜀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评论员文章,这个标题一度成为文艺化民间维权的不二名句。 2011年,明星姚晨在微新浪博发布了家人遭遇拆迁的事,引发大量关注后,又删除了这个贴子,报章评论“流露了真实的无力感” 。 莫之许发推揶揄:姚晨删帖,直接灭了“关注就是力量,(网络)围观改中国”这句话。 这仅是“笑莫不两立”的一个分镜头。 两人的主要分歧或可总结为:莫讥笑贩卖虚假希望,笑讽莫兜售虚假绝望。 笑蜀称,把体制看成铁板一块,无论他们做什么说什么都一概骂倒,真的没有技术含量。对体制中看起来符合人类主流价值的苗头,就该给掌声。他认为中国的公民运动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上的直接敌对,注定死路一条。”,应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展开博弈,并提炼出了社运口诀——“微动力,微议题,微风险,微成本”。 莫则坚持政治反对是民间社会的题中之义,指斥笑蜀是犬儒的“四不碰”。 莫最近发推质疑,推特严打2周年后,(公民社会)状况有改善吗?“草泥马”处境有变化吗? 统统没有,相反多了73条(刑诉法修正案)。此外网络后台实名已经立法,“草泥马”们被驱逐出国内社交网站已难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鼓吹改善的话语,都不外是无耻的欺骗。” 笑蜀反击称,多数人冷观政改是权力失信的结果,可理解。“某些精英”的冷嘲不然,属山头之争,即认为民主大业是其的专利,但这是天下之事,“人皆可为无论在朝在野。”他暗讽推特上的激进派是“痞子翻身党”。 老莫自领了这顶“高帽”,斥赠送者“无耻”。 与笑蜀观点相近的,还有一位叫珍珠(@pearlher )的推友。 她是英文老师,因参与过某次广受关注的营救维权人士的行动,在推特甚至墙内微博上被捧为“女神”。 但她称自己依靠专业技能,月收入两万,生活无忧,参与公民行动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为了谋名牟利。 珍珠多次表示她“既不搞维权,也不搞民主”,甚至对推特上的“民主”议题充满警惕。“每当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推友正欲fo却发现此人TL(时间线)上有‘民主’人士ID时的心情,大抵就像在美人脸上发现了一个痈疮。” 她斥责老莫故意歪曲笑蜀等的意见,是项庄舞剑。针对莫对该次救援行为的评论,她说:“老莫自己没能力做救援活动,就给别人的救援捣乱丑化。” 珍珠的“毒舌”与她的论敌颇为旗鼓相当。她发过这么一条推文: 这些所谓斗士,今天逗国保掐一下,明天呼吁一下自由,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上了推特热门排行榜,卖卖革命的牛肉和茶,骂骂左毛卖的SB的枣(王佩 @wangpei,后文有提及),这就是推特的名门正派了! 珍珠也持续和推特上另外一位活跃者——屠夫(@tufuwugan)论战,称其为骗子,“打个民主幌子,言语上高调一点,参加个饭局打个释放某某某的标语,就是搞民主事业了,还有一帮像莫之许这样的人士站台,这样的民主,我看还是不要的好。” 屠夫则同样质疑珍珠在募捐信息公开有漏洞,甚至暗示对方有私德硬伤。 这场持续至今的网路争吵,一度蜕变为人身攻击,加重着推特尖酸刻薄的浓度。 笑蜀曾说:推特也就是他的一个退路,“哪天国内围脖突然停摆,墙外也还有个说话的地儿。但主战场还是国内(墙内)围脖。” 但在这条言路“方舟”上,笑蜀快承受不了四面八方的匕首投枪。 2010年10月7日,笑蜀离开了推特。 最后一个刺激,不是来自旧友“新敌”莫之许,而是前述那位推特大神。 这天,笑蜀发了一条怨懑饱满的推: 政见不合,即用最恶毒的脏话骂包括崔卫平那样的女士。我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女性,不知道他是谁生出来的,还真把自己当神了。 笑蜀选择了弃舟上岸。 对推特从亲近到疏离的民间意见先锋,远不止笑蜀一人。 【“回头是岸”的著名公知】 上推特不佛艾婶,似乎跟游北京不去故宫,游南京不去中山陵一样。 艾婶在推特上有近22万fo者,一度有这样的说法,估算中文推特圈的用户数量,他的粉丝数量是最佳参照。 这尊大神的个人趣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文推特圈的气质。他fo了一万多人,与众多不知名的推友温情互动(哼哼唧唧,打情骂俏)占据了他网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2009年5月上推以来,他已经发了8万多条推文,是名符其实的话痨。 但他对那些进驻推特的墙内热门人物,似乎有种天然的挑剔,不少人来而又去,这座怪神的刻薄尖利是最大诱因。 仅举几桩公案。 北邮教师许志永(@zhiyongxu) 在乐清钱云会事件中参与了公民调查,他曾领衔背书了“普通交通事故”的结论,在推特上有支持者,但质疑声更众。艾婶讥讽他的声音最大,但许坚持“自由心证”,他一月初的推文中称: 真相就是普交,此结论迄今为止毫无疑问。即使有千万人反对我一个人也会坚持说真话。 在最近关于新闻审查的推特论争中,许志永的观点亦与艾相左,再次受到后者猛烈抨击。 一向以温和善意示人许志永博士,终于爆发。他在1月初留下这样一条推文,似与中文推特圈决裂。 我曾试图改变一些偏激以致被边缘的激进者,真的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的人只能在这个小圈子里骂骂人。推特中文沦为水浅王八多的小圈,没有信仰没有底线自我中心党同伐异,这片盐碱地种不出好庄稼,争论没有意义,你要到广阔的土地上找到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那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 “水浅王八多”立刻被抓取为推特中文热词。 崔卫平(@cuiweiping)也曾是推特的活跃用户,她有4万关注者。 类比新浪微博,推特上的“万户侯”,已经是所谓大V了。 她有一句名言在墙内墙外传诵: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个排比句让“艾神” 起了鸡皮疙瘩,尽管这尊神自己的推文偶尔也会不由自主着了“文青范” 的道儿,但他骨髓里流淌着更多的恶搞细胞。 他随口吟了这么一坨:你蹲的那个地方,是中国。你泄什么,你尿什么,中国便就是什么。你天天腹泻,中国便无一日不臭臭。 这是2011年1月14日的事儿。 崔卫平的反感可想而知。 她回了一条:艾XX请你自重。 又加了一条,别以为谁都不敢惹你,老子不尿你。 崔卫平自此离开了推特。 这段旧事两年间不断被推友提及,这或是在推特一度交集,却因性格不合酿成的决裂悲剧中,最无厘头的一桩。 报人程益中曾开设过推特账号。但仅仅限于围观,他觉得推上思维一元化,严重不喜欢,选择了离开。他有过如下评价:“推特上装逼犯太多了,穿著西裝,夹杂几句洋文,开口上帝闭口卖嘎。” 程益中觉得微博更有趣,哪怕是叫板五毛,也能让他“斗志盎然”。 连岳(@lianyue)是较早进入推特的一批人(2009年3月),也是推特的积极推广者,他还曾尝试写作过一部基于推特的小说。2011年他的推特风格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冉匪2月被拘,他发推许愿:虽然冉兄勇者无惧,求仁得仁,但是仍然祝愿他早日重得自由。连岳与推友的互动越来越少,基本都是同步他在新浪微博上的内容,这一年的5月31日,连岳转发了一条南都关于《建党伟业》票房的报道之后,这位推特中文圈早期的偶像级人物不辞而别,随后的9月份,因为不满过度审查,他宣布退出新浪微博。 最近微博言论尺度有紧缩迹象,不少人的账号被删,被加密的帖子,用“尸横遍野”形容并不为过。 同时活跃于推特和微博的安替( @mranti)在推特上打趣说,等新浪小v们转战推特的时候,“咱们推友要稍微礼貌点,因为毕竟避难来了。” 【脚踏两只船】 像安替这样横跨微博和推特的知名网友不少,但像他那样等分热情与墙内墙外的却不多见,大部分都厚此薄彼,毕竟微博和推特生态迥异,不分出谁是大奶谁是二奶,容易造成精分。 大部分跨界者是对言论的追求欲壑难填的公知们,律师,记者,学者是主力。 律师界坚持微博推特一碗水端平的先进典型是刘晓原(@liu_xiaoyuan)。这位不断遭受司法局打压的刺头儿律师,是新浪微博的加V用户,但在推特上也很活跃,有超过三万名fo者,发过近8千条推文。他与艾婶关系密切,不但担任后者的法律顾问,还经常借宿其家,被推友们戏称为一对“好基友”。 律师浦志强(@puzhiqiang)则把发声的重点放在了新浪微博上,多次转世仍痴心不改。他09年就注册了推特,也发过2千多条推文,但目前他显然顾不上打理推特这座后花园,他最近的一条推文还是4个月前发的。 新浪微博红人王小山(@wangxiaoshan)是个怕麻烦的人,一旦使用的代理登陆方式被墙,他就会把推特忘在脑后。一个季度,甚至半年一年才更新一条,无非是自由真好,发自香港;总算不用翻墙了,发自纽约这类的。他也不忘自我解嘲: “被体制化了,要不是苏雨桐(@suyutong 旅德媒体人 记者注)打电话,虽然身在泰国,都没想起上推来一下。” 作家冉云飞(@ranyunfei 人称冉匪)一度被新浪微博加V,后账号被封,转过几次世。他是推特的资深话痨,曾每半月总结在推特上发现的“三有”语录(有趣、有料、有种)结集发表。 前年严打推特,素以刚硬理性文章启迪民智的冉先生也未能漏网,被有司搞了一下,幸而未被搞掂。复推后,推欲似乎有所下降,但仍不断贴出时评,践行着他“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理念。 还得提一下王佩(@wangpei)。人称佩妈,资深媒体人。他的推特和微博内容都很丰富,一边展现小资情调,调侃《舌尖上的中国》,叨叨养宠物心得,学车经历等,一面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推崇。他可能是网络中目之所及最有文化底蕴和精英气质的毛左了。 王佩言:没有毛泽东,中国将山河破碎。没有毛泽东的智慧与铁腕,西藏会宣布独立,被英国实际控制。。。。一群无知的背义的子孙,还在这里缅怀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真是咄咄怪事。 他认为,即便是攻击毛泽东最厉害的人,也只敢以私德为突破口,对于毛泽东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把一群泥腿子、穷苦力变成社会的主人这件事,他们是只字不敢提的。 佩妈还在推特上为他一位亲戚卖冬枣,文案写得华丽而不失真诚,生意颇为兴隆。他的挺毛言论是否影响到生意,尚不得而知。 推友和菜头(@hecaitou)评论说,王佩说了什么,思想转变成了什么,这些都算不上有多重要。王佩因此在网上遭遇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夜之间,他就像是变成中世纪的麻风病患,被吐口水、扔石头,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王佩也会抽风撒娇,他多次宣布注销推特,但总是食言,并删除之前的销号宣言。有推友揶揄他:某人销号之后,又激活了。真心鄙视这种自打脸系列。 佩妈回帖:这人是我。 他理直气壮:删掉的推文等于没有发过,发病期结束,开始正常推。 【《花好月圆》的“二刘”】 2010年,一部叫《花好月圆》的纪录片在推特上引起了轰动。这部片子记录了两位知名推友自述被秘密绑架殴打,以及来自其他推友的各种质疑。 主角都姓刘,男的是刘德军 (@L5d),女的是刘沙沙(@lss007)。 这二刘不论是推特言论,还是线下活动,都极尽出位,可谓推特上的双生奇葩。 刘沙沙是重度冲动型推友。她几乎参与了推特上所有的热点维权事件,并总是冲在一线,遭遇委屈时的口头禅是:马上就去冲天安门! 仅举2012年最后一天她忙活的事儿,你就知道她小宇宙的强大了。 “白天举了三次横幅,去了一趟公安部。晚上发了征求微博逆操作软件的“破冰”计划,微博集会的春雷计划,又邀请了在京访民元旦三天公安部请愿反刑诉法,一天干了七件事,我死定了…”她在推特上汇报说。 她敢爱敢恨。 推上不知道刘沙沙痴恋某公知的,恐怕不多。甚至在这位公知结婚后,她还是不断在表明单恋情结,并直言自己一些飞蛾扑火般的维权行动,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公平,正义神马的,就是要把伤口展示给对方,让对方难受。 这位公知的言行,也在推特上有颇多争议。因为看不惯推特上的激进,已经淡推。 有推友调侃:他不管上不上推,枪是一定要中的,有支持的枪,有反对的枪,还有爱的枪。 她从挑战权威中寻求快感,专挑艾婶这样的人物,哪怕对方在推上的拥趸极多。 推特上那场轰轰烈烈的税案,主角艾婶的支持者占了绝大多数。 刘沙沙则痛斥艾神软弱,没有鱼死网破就缴械了。“你怎样让那些夜夜铺盖被抢,两千块钱就能饱暖的访民明白,莫名其妙交了八百万?如果抓了(老婆)再交钱,群众一听就明白了!” 上述指控或是一种非主流的个人观点,但最近她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看法,因其太过雷人,引起推特大哗。 她说:“脚下有那么广袤的土地、那么丰富的资源,却鄙薄物质、不会开发,也不让别人开发,这样的浪费难道不是对人类犯罪?暴殄天物的藏人和印第安人何资格排斥更先进的族群?” 在被推友们狂轰滥炸8小时后,刘沙沙称,由于在新浪微博上的涉藏贴全被删除,她改主意了。“内地一点为藏人呼吁的声音都发不出,西藏的兄弟姐妹们,我现在支持你们独立了!” 冉云飞2010年就在推特上如此建言:“沙沙,你很有一定的现实行进能力,非常值得赞赏。但你对历史的了解,恐怕不像你对现实的判断那么靠谱。这在很大程度得缘于你不敷应用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的摇摆。” 前警察刘德军在维权圈儿很有名气,大约是因为他参与的事情多,另外引发的争议也大。 他发起过近10次个人募捐,包括去云南扶贫调查的费用,开立武馆的经费,还有买笔记本电脑的钱等。他声称笔记本电脑被当局破坏,“无奈之下向大家募捐五千元购买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 与同样依靠网络或同道资助的刘沙沙相比,刘德军的生活质量显然要体面得多。他在北京暂住时,租住的是燕莎附近的一个两居室,而同时期的刘沙沙,蜗居在海淀的地下室里,仅有几平方米,勉强能放下一个单人床垫和一个简易桌。 刘德军的宗教信仰也给推友带来不少谈资。他的信仰轨迹: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最近又自称回归做虔诚的佛教徒。 他自述从小习武,武艺高超,三五个壮汉根本近不了他身,他身上带有真气,抗击打能力也超强。他告诉推友,这或与他30多岁仍保持童子身有关。 【“机器人”账号】 大约是在一年前,不少大陆媒体(尤其是英文传媒),开始悄摸声地开设了推特账号。这或是宣传主管部门推进外宣的战略的一部分。 新华社在去年2月9日设立在推特英文账号:@XHNews ,截止1月中旬,该账号已发布了近3500条消息,基本上是新华社英文电讯稿的链接,与推友没有任何互动,也没有fo任何其它账号,fo它的接近9500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各国的记者,基本没有中文推友。 而环球时报英文版 @globaltimesnews 应该是最早一批入驻推特的中国媒体,时间是2009年6月份,是在英文版创刊2月份后就设立的。3年多的时间发近1万1千条推,跟新华社的频率相仿,而且亦是自说自话,发布该报主要新闻的链接,关注者比新华社少了一半。 另外的不同的是,环时英文关注了93个其它账号,其中绝大部分是类似BBC,纽约时报等国际知名媒体,仅有7个个人账号:奥巴马,李开复,霍金,拉里·金,比尔·盖茨,赫芬顿邮报总编以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胡锡进(@HuXijinGT )或是党报老总里唯一一位注册推特的。2012年1月这个账号出现在推特上时,不少人怀疑这个账号的真实性。随后环球时报证实了这是胡锡进的官方个人账号。但该账户如何维护,该报有关人士并没有给出细节。 胡的推特只关注了一个账户—— @globaltimesnews, 全英文发推,基本都是转载环时英文的文章。截止1月13日,一年的时间发推132条,发推频率很低,倒数第二条是11月28日的,内容是环时关于埃尔顿·约翰北京演唱会的报道,最后一条发于一个多月后的1月9日,是篇英文评论:Freedom of the press must serve society 新闻自由必须为社会服务。 胡俄语专业出身,其同事透露他英文水平一般,大约三级的水平,按逻辑不太可能亲自维护此账号,最大可能是由助手打理,目的呢?无非是在推特这块处女地上占一个位置。尽管是个人账号,一年来与其他推友没有任何互动。 @TwoCold 一个注册于2009年2月的账号,仅仅发过259条推文,但fo者高达22万多。这个账号的简介是“韩寒”。 据韩寒的朋友称,这个账号是他本人。但除了发布自己的博客链接,基本没有别的内容,2011年前,这个账号还偶有互动,从去年开始,就只有博客地址链接了。 【结束语】 每到深夜,中文推特圈就有人张罗讲荤段子解闷儿,或者是吆五喝六各炫杯中酒,慢慢就形成了所谓午夜三俗党和午夜酒鬼党。 相比国内熙熙攘攘的微博,推特中文圈的这点人气实在太不起眼儿。 但也许,新浪微博是一座五彩缤纷但随时面临拆迁的娱乐城,推特是街角不起眼但从来不打烊的小酒馆。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7fe4301019uv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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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童燕齐 雷少华:中国的微博与政治 进入专题 : 微博 中国政治    ● 童燕齐   雷少华        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加坚信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专制向民主转型。一些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宣称“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专制制度的极大挑战”,甚至将信息通讯技术尊为“解放技术”。尽管另一些人辩称“信息通讯技术更容易构造一致性”,但其他人还是相信“这种技术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尤其在2011年初,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因互联网技术而促成的民众抗议行动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大大强化了。   也有一些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一样,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特性,互联网不一定会对专制政体造成威胁;尽管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对政治体制带来挑战甚至引发变革,但是它也可能会强化专制统治。即使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专制政权会开发出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并对抗那些反政府的批评言论。   21世纪出现了如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网(Twitter)这样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两者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更加有效而且更难以被管制的工具。借助它们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信息比以往任何传统的方式都传播得更快更远。2011年在埃及爆发的、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极好地诠释了这些新型社会网络媒体在鼓动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所起的作用。   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改变了网络言论的生态,目前已经有大量针对互联网和博客环境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还较少有人尝试进入微博与政治的研究领域。为了促进对中国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将会讨论微博的特性、与传统网络论坛的区别、中国微博的发展以及微博对中国社会抗议的影响。       微博与抗争性政治      微博的特性      继博客问世之后,作为新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微博也在近些年取得了迅猛发展。2006年,推特网问世很快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排在脸谱网之后的第二大信息网络和社交网络。如果说脸谱网的用户组建了一个个朋友熟人圈子,推特网则借助匿名关注和转发功能,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   传统的博客作者,通常需要拥有良好的写作技巧与合理的逻辑性来表达观点,即使要伪造一些虚假信息,也至少需要让这些假消息看起来是逻辑合理的。但微博不一样,在那里只要用140字做一个无需任何论证的陈述即可,也无需任何形式的修辞,这是一种彻底的“快餐式”交流。因为这种特性——更少的词汇、更直接的信息,加上手机微博等便捷的使用方式让这种“引用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契合现代生活的节奏。   推特网在用户界面里设置显示了“粉丝”(即关注者)的数量,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当明星的感觉。公众人物很快意识到了这种效果,他们也纷纷创建自己的微博账户,于是推特网迅速成为最流行的公共交流平台。   和传统网络论坛匿名发帖的方式不同,微博实名制更加增添了它的吸引力。因为如果博主是实名的,他/她的粉丝就会更加重视他/她的言论,会关注博主所发布的任何一条的信息,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为维护博主而“英勇奋斗”。   微博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转发功能。如果你喜欢一个帖子,你可以点击“转发”按钮把它发布给自己的所有关注者。微软中国和谷歌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曾经用“病毒传播”来形容这种快速转发功能,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散播给大量的潜在人群。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博主拥有100个粉丝,他的每个粉丝也各有100个粉丝,只要博主的一条消息被其中的10个粉丝转发,那么就会有1000个人看到这条消息;如果这1000个人中有100个又转发了这条消息,以此类推,经过短短的几次点击之后,这条信息就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所看到。   手机短信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信息的传播限于较小的范围,且还有话费的限制。微博则与之相反,信息传播者不需要认识接受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粉丝们只要根据个人偏好主动地去关注信息发布的源头即可,这也是卡斯•桑斯特所说的“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作为公共信息传播者的微博正在逐渐取代手机短信,并且在鼓动社会运动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效力。      动员与民意      互联网在抗争性政治中可以有两种作用:作为“工具”,或作为“空间”。“工具”作用是指“动员”,即为鼓动街头示威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组织者只能使用喇叭来领导示威民众,政府很容易识别出谁是组织者,从而镇压示威活动。手机短信虽然也可以作为鼓动潜在参与者的通讯工具,但是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子里,而且在示威过程中组织者也很难使用手机短信来领导人群。微博则改变了这些,组织者可以成为“虚拟”的领导者,在几千里外发号施令;网络上也很难识别出谁才是组织者,政府在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就会困难得多。   2009年的伊朗大选,就是展示微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选举中,反对党领导者利用推特网来领导示威群众对抗政府,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当时推特公司刚好因为系统升级需要暂时关闭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的反抗运动,要求推特网推迟升级计划。2011年初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埃及革命运动,也是通过推特网和脸谱网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运动也被称为“iRevolution”(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就是为吸引公众参以及产生民意压力提供了空间。迄今为止的一些事实表明互联网在伊朗和埃及主要发挥了第一种作用,而在中国则主要发挥了第二种作用。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讨论它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霸权危机与阵地战      为了分析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空间作用,我们需要借用葛兰西霸权论的概念框架。葛兰西说:“霸权是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对从属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卡诺依p.66)。已经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在于接受统治者所用于统治的世界观。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论述而具化为‘常识’:接受了道德、习俗以及所生存的社会的一切制度化行为的民众思想。”换句话说,民众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制度的利益,因而他们愿意维系现存的体制。   霸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统治时间的延续,政府领导意识形态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支配。公众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渐行渐远,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所一直坚信的。在霸权危机理论中,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需要打一场“阵地战”来建立“反霸权”观念,并最终取代官方霸权。这种“阵地战”被看作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竞赛,可以作为与政府“正面开战”的替代品,并随着民众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展开。一旦反霸权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先前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打破,最终带来政权的更替。   这场围绕“霸权”的阵地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制度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同时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招募一支“知识分子军队”来进行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这场“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革命党能否保留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引导思想,并在鼓动自身所属阶级的同时也能拉拢那些“不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先不考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调,葛兰西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抗议的概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战场。在中国,围绕传统媒体的官方“霸权”,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不同的学者派系已经展开了战斗。由于这种制度控制了报纸、电视、杂志等主要的媒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展“阵地战”的效果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阵地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借助即时通讯的能力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微博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借助互联网开展他们的“阵地战”,并逐渐形成对抗官方“霸权”的反“霸权”。   我们观察到,在微博中,相当比例的专业知识分子背弃了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反对官方霸权的先锋。当然,因为这场在信息空间爆发的“阵地战”并非是有意谋划的,因此目前还缺乏明确界定的策略和最终目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反对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官方机构的职业身份并拿着官方的薪水。由于没有明确的策略与目标,这场“阵地战”往往因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虚假信息而误入歧途,这也大大损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名声。      微博战场的出现      由于看到了微博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效仿推特网,创立了一批微博平台,例如饭否、叽歪和嘀咕等。中国政府从2009年7月开始陆续关闭了这些平台。与此同时,“新浪网”——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在2009年8月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务。新浪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互联网公司之一,并且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具有双重身份: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内部人”,可以很容易被政府掌控;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有着许可证的商业机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新浪的微博服务能够垄断微博市场,尽管后来中国政府也允许其他公司提供微博服务,但是新浪已经牢牢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且网民们也已经习惯使用新浪的网络服务。   李开复称:中国微博的信息功能更加强大,140个英文字母只能组成1-2个句子,但是140个汉字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推特网的用户只能将微博作为一种个人或社会沟通的工具,而新浪微博则提供了一种信息性更强、更有效的新媒体平台。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博的账户设计上。在过去,一个人需要浏览每个人的博客或者每个论坛来了解大众的声音;但是在现在,每个用户的微博首页都会显示他所关注的所有博主的最新帖子。如此一来,用户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消息。   由于能够上传图片和视频片段,微博的实时转播功能要强于电视媒体。例如,2010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之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引用了一位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照片。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微博上就出现了数百张相关照片,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这种实时转播的能力突破了官方的审查制度,并显示出微博用于发起网上抗议活动的潜力。因此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每个网民都是记者、评论员和侦探。   在意识到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之后,中国的媒体立刻成为了忠实的微博用户。到2010年8月为止,有466家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开设了新浪微博账户,其中包括116家报社、243家杂志社、36家电视台和69家广播站。截至2010年10月,新浪微博认证了5886名开通微博的媒体人。目前,中国存在着几家主要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如新浪、网易、搜狐和腾讯等。许多新闻媒体和名人倾向于在不同的服务商处同时注册账户,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微博的出现,阵地战的战场正在形成。它可以向广泛的读者传播信息、提供非官方视角的实况转播和新闻报道,并因其低成本而吸引人们的广泛参与。这也是一个政府很难彻底控制的空间,除非将其彻底地关闭;而对于政府而言,这样做显然成本太高了。      阵地战      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抗议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少是“煽动”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网民看起来更愿意在网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而不是在大街上。   尽管存在着复杂的技术控制和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开放性。由于这种开放性,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政府的批评。要理解中国互联网评论的这种图景,我们需要首先认清,中国的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按照约瑟夫•史密斯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来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这种划分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固化了。一些主要的论坛在中国的公共互联网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主要的自由主义网络论坛包括“天涯”和“凯迪”,著名的毛派论坛叫做“乌有之乡”,激进的新左派则主要集中在“四月青年”(英文网名叫做Anti-CNN),温和的新左派主要使用“中华网论坛”。当人们对一个特殊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例如在孙志刚案中,所有的论坛都会联合起来批评政府。这些“共识”成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学者们的分析样本,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另一些事件上,不同阵营之间还是存在大量的分歧。这些文章都是匿名的,所以找不到领导者和组织者,所有的网上抗议都成了个人行为。   微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微博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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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 | 原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媒体不能照搬“阿拉伯之春”等词汇

一张整纸,一个字——“教”。笔意酣畅,墨色淋漓,力透纸背。 一个教字重千钧。呈现出一位可亲可敬老领导沉甸甸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情怀。 昨日(12日)下午,中央老领导、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来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考察。 听说湖北日报近年改版“奇迹般变化”,发行量一再攀升,他语重心长地说,党报,要重教化,着意引导人心,从而影响社会。这位曾长期从事教育管理的老领导,尤其重视知识传播。他说,“怎么教化?要从传播知识入手,传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疗等方方面面知识,入脑入心,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 在湖北日报新闻出版中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介绍,湖北日报正在开展的“我是建设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两大讨论,引起全国大反响。 李铁映颔首赞许:“好,大问题大讨论,小问题也可大讨论,也可小问题小讨论。只要是民众需要弄清楚搞明白的,就可以讨论。在讨论中统一认识,提高认识,凝成共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掌门人”多年,李铁映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媒体功能,有着深刻研究。在与记者编辑交谈时,他说,做媒体要理性,要会打文仗。他举例:国际上,意识形态斗争长期存在,武战前,往往要先打文仗;文仗甚至胜过战争。打文仗,首先要讲法理,再要讲事实,有理有据,站得住脚。要注重掌握话语权,善于驳斥荒谬之论。国际上有人为了搞乱阿拉伯地区,造个词叫“ 阿拉伯之春 ”,其实是阿拉伯混战。还有什么“颜色革命”之类。媒体如果照搬,就会误导读者。 来到楚天都市报编辑部,一批关于母亲的典型人物报道,吸引了李铁映的目光。 此次,李铁映专程来鄂也与“母亲”有关,他来参加“岁月母亲”活动。“媒体的教化作用越来越大,要多宣传传统美德,要用延安精神教育人。” “文章也要写得美,写得美才吸引人。”面对凝神倾听的一帮青年记者编辑,他幽默地说:“女孩子出门,要化妆打扮吧,美,吸引人,才能影响人。你们会写散文吧?好散文就是美文。建议你们每月举行一次散文比赛,不署名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看谁写得美。” 牵挂改革与发展–楚天金报的经济报道,让多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要领导的李铁映格外关注。他说:“改革是为了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媒体要通过政策、信息服务帮助民众,使大家懂得如何利用改革的机遇发展自己、保护自己,并引导大众支持改革。” “媒体之重在于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希望。”在荆楚网的红色留言板上,他写下自己的谆谆叮咛。 教育、教化、教导,77岁的李铁映同志所到之处,笑声阵阵,掌声阵阵。 (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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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共下发意识形态文件 通报神龙不见首尾

5月10日《辽源日报》报道了学习中央下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通报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中办发“2013”9号”),似乎透露中共将更加收紧对意识形态的管控。 BBC中文网试图搜索查找《通报》的具体内容,发现许多有关报道的搜索结果都发生链接错误、空白或者无法进入。 有报道称,这一通报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所以外界并不了解通知的详细内容。 不过,中国很多地方的报纸和网络都报道各地学习这一《通报》的内容。比如,《安阳日报》刊发《中办印发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通报 安阳政协学习》一文,明确提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但没有给出具体内容。 文章只是说,“要切实加强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有载体、有活动,形成学习制度。” 人民网的“强国社区”5月13日发出的一个帖子,报道辽源市委以及重庆市体育局学习《中办发【2013】9号》文件,称两单位“迅速贯彻落实《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 虽说《通报》的具体内容零星,但从各地党报的纸媒报道中也可窥见一斑。 加强宣传 重庆体育局也学习这一通报 《辽源日报》5月10日头版刊登相关文章,报道称,要带头强化四种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通过对干部进行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切实提高辨别理论是非的能力。” “要切实严守政治纪律。 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干部、组织、人才等重大政策、重大问题、重大部署上,时刻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要巩固和加强宣传阵地管理。着力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教育引导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充分认识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分析研判,及时有效应对。” 西方观点 重庆媒体则在刊登这一通报时透露:“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深刻、态度坚定,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要求要充分认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西方宣扬的观点、理论的危害性。” 但报道并没有透露这一通报中的七个方面究竟是哪些。 报道要求“党员干部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管理,不断完善和有效落实管理制度,从源头截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强化网络管理,加强舆论引导,净化网络环境, “七不讲”? 有分析称,这份通报极有可能就是此前大陆网络盛传的“七不讲”传言的官方版本。 网络盛传中共中央推出“七不讲”禁令,要求教师不要与学生讨论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等议题。 据微博流传的消息指出,这“七个不要讲”的范畴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错误历史、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 左、右 在“通报”已被地方党报证实而“七不讲”仍只是网上传言的情况下,本通报究竟显示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如何走向颇费猜疑。 有“毛左”派红歌网站声称,通报明确指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等几种错误思潮,是“对于反对、诋毁毛泽东的人的有力回击。” 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这种“七不讲”的政策内容在体制内是一直执行的政策,《通报》的内容也仅在强调中共一贯的大方向,并无多少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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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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