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陈子明: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

陈子明: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独立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 陈子明 ( 进入专栏 )        在中国当下的普通语境中,独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指,有很大的重叠;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二者又有很大的差异。本文导言先给出二者的初步定义;第一节从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考察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衰轮回;第二节从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考察中国知识精英的自我定位是如何从“独立”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的知识分子;第三节对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给出较为详尽的分析。   谁是独立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作纪念碑碑文中,对于此类知识分子的典范,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谁是公共知识分子?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斯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和“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与做法,笔者年轻的时候,还分辨不清二者之差异,要等到“知天命”之年,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      一、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首先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古已有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捷径;只有少数读书人,才具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东林人物“事事关心”的境界。在西方,早期大学里虽然有良好的人文教育,但是其培养目标是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而不是知识分子。像蒙田、卢梭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先驱,就不是出身于大学。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与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无关。中共所谓“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苏区肃反的时候,小学毕业就被列入可杀之列;抗战初期的时候,中学生就是吸收党员的优先对象;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1957年“反右”的时候,中专学历以上才入法眼;1980年代的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对“知识分子”的划界已经升至大专或本科;到了21世纪初,如果不是“海龟”或戴上一顶博士帽,就很难提拔到较高的领导层次。朱苏力说:20年前,作家和诗人在中国肯定是知识分子,可自打王朔点出“过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后,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笼统地认为作家诗人都属于知识分子了。所以,知识分子既不能用学历来界定,也不能用职业来界定。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俄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包括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有“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义、价值和品质的代表,而不是国家、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代表。精神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拥有预言的使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根本性颠覆。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法国。1898年,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莫奈、克列孟梭等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等一系列文章,挺身而出为遭受诬陷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辩护。“知识分子”当时在法文中是一个贬义词,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写道:“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党!在这喊声中有种挑战,有种逼人的傲慢……这是一种方式,非常大胆的方式,将一个近乎侮辱性的称号作为一面旗帜来舞。”“成百上千的诗人、画家、教授,他们认为放下手中的钢笔或画笔来参与评论国家的事务是他们分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修正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就是这样出现的,当时“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话题。   知识分子不是产生于现代化领先国家——英国,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新旧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英国的著名思想家都是毕业于大学,职业是教授、法官、议员、行政官员等。无论是思想创新还是政治创新,最初都是发生在一个上层的小圈子内,然后再逐渐扩散到全社会。直到19世纪的宪章运动,才有群众性的运动发生,而从这些运动涌现出来的明星也不是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新型政治活动家——工会领袖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言人。萧功秦说:“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而在像俄国那样的后进国家则不然,一批留过学或者受到留学者影响的人,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许纪霖指出:“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于是,他们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诉诸于社会,启蒙颟姗的统治者与愚昧的民众,以达成“赶超”先进国家的共识。如果现行体制过于保守与封闭,迟迟不能响应他们的呼唤,他们就要发动民众打破这个“铁屋子”。所以,知识分子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   前面萧功秦的话,也有不尽然的地方。譬如说美国知识分子,虽然不像在俄法两国那样声名显赫,但是在上个世纪也曾有过两次大显身手的时候。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针对垄断财团的“扒粪运动”,一次是在1960年代针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一旦社会出现新问题——不论是新产生的问题如资本垄断化,还是新感受到的问题(久已存在但过去不认为是问题或不认为能够解决的问题)如种族歧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彰显出来了。如果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能V型或U型反弹,而是长期拖延下去,就会孕育出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   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最先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问世,宛如美国1960年代那一茬公共知识分子在离开历史舞台时的一声悲鸣。波斯纳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干脆就以《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命名。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学院化趋势,是导致公共知识分子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钱满素说:“由于大学增扩,几乎将知识分子尽数收入。现代大学的庞大、富裕、安逸、自由是学者们难以拒绝的,目前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就业于‘思想库’和政府部门,绝大部分是教授。同时也只有在自己领域里有了学术地位后,面对公众才有权威,才会受到媒体邀请”。学院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规范化要求,弱化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反抗性。   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成功,导致了他们的衰落。如果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真的到来了,公共知识分子将会万劫不复。专制政府垮台后,各阶层的民众可以通过民主渠道自己向政府施加压力,对于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代言人的需求就下降了。所以有人说:“异议人士与专制政体共存亡。”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已经饱尝了民主转型后的世态炎凉。   布尔迪厄、古尔德纳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可以把“文化反抗者”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拥有者。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如许纪霖所说“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者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此时,他们之中不愿意被“体制化”的人,或者说“永远的反对派”,便只能从公共知识分子沦落为独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乔姆斯基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青睐他、追随他;但他在美国只是一个边缘化的独立知识分子,几乎无人问津。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有“批判”、“破旧”的功能,还有“建设”、“立新”的使命。如果只是自说自话,永远不可能被主流社会采纳,这种言说只具有为“文化多样性”保留一种“文化基因”的价值。   除了乔姆斯基这样的人,还有另一类独立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管政治上的是非对错,全身心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美国社会其实是很“讲政治”的,很少有人敢于冒犯“政治正确性”,但就是有学者打破禁忌,研究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异。他们是陈寅恪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知识分子,只探索“天地之奥秘”,而不在乎“人间之冷眼”。      二、从“独立”到“公共”      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我们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而中国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发展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如果我们不把它写出来,后代人和外国人想要研究的时候,将会遇到研究资料不足的困难。根据留在文字上和记忆中的材料,可以勾画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主流自我定位的轨迹,是从“独立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他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有着类似心态,他在1902年《敬告留学生诸君》,首先强调的就是“我国今日之学生,其天职与(西方列强)他国之学生有异矣”。“彼他国者,沐浴先辈之泽,既已得有巩固之国势,善良之政府。为后辈者,但能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故他国之学生,所求者学而已。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则学虽成,安有用之。”他所谓“更有事焉”,就是要留学生回国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今日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像王宠惠、胡适这样的“海龟”,果然不负期望,尽了自己的“天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五四时期达到了极致,后来则每况愈下。到笔者这一代蒙顿初开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已经被扫荡干净。   徐友渔指出: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有30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文革“动乱”期间,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一个是遇洛克,一个是顾准。遇洛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因为这一点,他被最高当局下令枪毙。异端思想只要一进入“公共领域”,马上就夭折了。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转而求其次,满足于成为一个独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况下,将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到时代的一个高峰。他的思想成为“公共财富”,要等到1990年代了。文革十年,曾经有过许多顾准式的自由知识分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陈子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独立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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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雷锋,又一尊倒下的泥像

作者: 胡赛萌   3月5日是大陆官方指定的“学雷锋日”,在这一天,政府要引领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相关机构也会做出相应的表示。日前,据《 扬子晚报》报道,一部讲述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却在“学雷锋日”票房惨淡,在南京首日上映竟然出现了几乎“零票房”的尴尬局面。 在网友对此事引论纷纷之时,电影《青春雷锋》出品方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对此事作出回应,称《扬子晚报》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出品方表示,据放映方核实,虽然影片在南京的放映场次多安排在白天的非黄金档,但首映当天仍有90人观看。虽然电影零售票房不理想,但该片放映以包场为主,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已组织超过200场团体包场,并且各地影院也在逐日增加排片场次,为应对偏远地区的观看问题,片方还在加洗胶片拷贝。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电影、和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广发〔2013〕22号)让外界对此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很明显,政府在动用行政手段来保证《青春雷锋》的票房成绩,而这背后既是影片出品方利益的驱使,也有官方意识形态作祟。令人唏嘘的是,当年的“国民榜样”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雷锋是被全国人民顶礼膜拜的神像,当时的众多国家领导人都纷纷给雷锋题字,官方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雷锋“先进事迹”。执政党号召的“学习雷锋”运动逐渐成为了其政治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局的发展,学习雷锋运动甚至成为毛打压政敌、鼓动个人崇拜的一枚棋子。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都曾发红头文件要求学习雷锋,实现社会安定。解放军总政治部更是多次发下通知,要求全军以雷锋为榜样,牢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 的总要求。 如此来看,与其说雷锋是一尊至高完美的神像,还不如说是一副麻醉民众、蒙蔽心智的精神鸦片,而他本人后来更是不幸地成为了共产主义神坛上的一个祭品。正因为雷锋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价值多元、信息开放的今天,其遭遇质疑和非议就成为再正常不过的理所应当了。 所以,面对“零票房”的惨淡场面,不少网友纷纷在微博上挖苦调侃,“大家都去大街上学雷锋了,哪有时间看主旋律电影”;“不走进电影院看主旋律电影,也是学习雷锋勤俭节约的表现,因为雷锋即便活在当世,想必也不会舍得花钱去看电影”…… 更有甚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单伟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青春雷锋》零票房直接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宣传的是虚假、非人性的道德,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基础。微博上一为名为“@克里斯托夫-金”的网友则发微博质疑雷锋的光荣事迹:多少年了,中国还走不出谎言的误区,任何独立思考的人,看完“雷锋图片展”都会询问:1、在大饥荒年代,为何留下200多张清晰照片?2、每次做好事都有摄影师拍照,是不是特权?3、做好事从不留名,为何光辉事迹如此众多和细腻?4、雷锋捐款数量不菲,有手表皮鞋,按理比今天富翁还富,财富怎么积累的? 这些问题或许是影片出品方和执政党以及宣传部门从未深思过的问题,但网友的态度已经给喉舌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雷锋从一位“全民英雄”到被调侃、被质疑,这个过程说明执政党在宣传领域的力不从心和江河日下。这其中或许有很多原因,如意识形态的衰落,信息流通的加速,国际环境的变化等等。但有一个原因是回避不了的,那就是执政党及其宣传部门的僵化固执,冥顽不灵。 随着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流通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膨胀和流动,执政党一张报纸治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面对轰然而至的信息革命,僵化的执政党依然沿用已有的老办法来盲目应对,当然只能落得被动局面。 当然,在宣传手段上,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尝试改变,如以前板脸严肃的新闻联播主持人开始在节目中为微博拉粉丝,焦点访谈也开始在电视直播中推自己栏目的微信账号,但无论其宣传手段怎么变,微博也好,微信也罢,在花样翻新的手段背后,其内核本质依旧是纹丝不动,其作为执政党的喉舌地位依然不变。因此,只要其本质没变,哪怕手段花样迭出,在面对信息大潮的冲击之时,宣传部门的颓势已然无可挽回。 如今,当执政党宣扬的“雷锋精神”遭遇网民推崇的“正能量”时,前者的溃败已成定局,因为如今的舆论场已不再牢牢被官媒控制,网络意见在中国大陆的言论市场中已经异军突起,渐成大势。 当年,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题词、发文件等方式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而雷锋则可以利用日记、报纸、照片来告诉全国人民要“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种庙堂与江湖的互动与其说是一种良性循环,倒不如说是一场双赢的合谋,即毛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而雷锋则告诉全国人民要听毛主席话,用互联网时代的话来讲,这就是典型的“互粉”。 我曾在外媒上发过一篇文章,叫做“感动中国,中共治下的又一个精神图腾”,在文中,我分析了执政党通过喉舌媒体造势、造假树立典型人物的动机和效果。在某些历史时期,这种树立典型人物的做法或许能起到一定的维护政权和领导人权威的作用,但从更长维度的时间来看,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当民众知道真相之后,其对执政党的反感和厌恶只能是与日俱增。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民众都是有着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的公民,他们知道那些东西值得追求,那些东西应该摒弃,不需要执政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喋喋不休。学习雷锋运动,除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更是执政者的道德狂妄,他们把民众当幼稚园的小盆友,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人们,甚至手把手地教民众如何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正是因为这种虚伪和狂妄,所以当初脍炙人口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革命歌曲,如今却变成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 行文至此,我想起网上有人发帖骂道,“你们个个学和珅,却要老子学雷锋”。诚然,当一个言行分裂的组织在宣扬道德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它宣扬的道德就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时至今日,雷锋这尊被执政党塑了金身的泥像已然倒下,而下一个倒下的恐怕就不只是一尊泥像这么简单了。 ——————————————————————————————————————— 以下是广告: 我的微博账号是:@胡赛萌同学;微信账号是:胡赛萌(saimenghu);希望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与你交流,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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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中:中国和平崛起的困境与因应之道

张亚中:中国和平崛起的困境与因应之道 进入专题 : 和平崛起    ● 张亚中        摘要 中国崛起应该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崛起。中国应建立完整而有系统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以补充现有西方价值体系的不足,让世界因中国的崛起而变得更为和平与繁荣。但主宰性的大国往往会用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交往等方式来因应崛起大国的挑战。中国在现阶段必须遵守现有的国际建制与规则,必须要妥善处理与它周边的关系,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崛起是东方文明大国的崛起,是对西方文明大国的警醒,是一个能够共同携手为人类创造福祉与和平的崛起。   关键词 中国崛起 和平崛起 两岸关系 中华文化      中国崛起的内外诱因      2011年9月出版的《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中指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比较指标,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该书以一个假设性的故事为开端: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危机,美国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后,从白宫前往位于宾西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籍的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在紧急融资三万亿美元的同时,承诺美国将遵循一系列限制条款。作者用感性的话语评论道,这一刻象征着世界主导权交接仪式的完成。①   中国是否已经崛起?若从幅员、面积、人口来看,中国是毫无疑义的大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正如大多数人都想力争上游一样,每个国家都有企求崛起的天性,希望领先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大国,寻求国际地位与适度的影响力,更是必然之事。问题在于,它们强大了,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崛起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区域性强国,还是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导大国?中国虽然不想成为一个全球主宰性的霸权(dominant hegemony),但理应不排斥成为一个具有发言权与影响力的大国。要成为全球性的主导大国,仅靠物质力量的“硬权力”是不够的,还要看能否倡议出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以及让现有大国皆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   要了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受到什么样的挑战,首先应该了解中国能够在近十年内快速崛起的因素。在内在结构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当然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②此外,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政治社会运动也为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动员体制,这个动员体制为全面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机制。这是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相对西方的“大社会、小政府”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崛起的道路上一出场就是以庞大的国家社会动员能力为基础。这个基础是中国追赶西方并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累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使得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有充分的资源可以运用与分配。由于拥有天生的广大市场,中国充分发挥了计划经济、规范经济的优势,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技及产业体系。幅员与人口、国家资源与动员能力,这两个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经济快速发展,除了国家力量、人民勤奋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机,接受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规则。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与技术大量移入,让中国快速地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加入全球化使中国降低学习成本,并利用外资与技术,使技术革新与进步得以实现。第二,“9·11”后,美国突然改变其原本要在2001年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计划,③转而与中国联手,共同维护以反恐为主要诉求的全球安全。恐怖主义让美国无暇遏制中国,为中国争取到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2003年11月3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中国和平崛起”一词。这个主张固然表现出“中国的雄心,但当时也是对中国威胁论作出的回应,以避免西方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危害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战略安全利益。2004年下半年以后,考虑到“崛起”对西方人而言颇为刺耳,和平崛起一词在新闻、教育等政治传播中逐渐淡出,并改为更低调的和平发展④,但其基本精神与内涵并没有改变。      西方大国崛起的凭借与影响      现实主义是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权力与利益是这个理论的两个核心词,主张国家权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不二法则,冲突与战争不是偶然而是常态。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⑤者认为,强大而不满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崛起的大国与原有的强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经历阵痛。这个阵痛不论是否为战争,都会经历一段权力的较量或磨合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警告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潜在挑战。⑥从文明的进程角度来看,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九个大国的崛起,都是西方文明胜出的崛起。他们都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思维: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另一个大国的倒下。在霸权竞逐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它们的信念,它们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双赢。诚然,它们的崛起也给人类带来了进步,但更多的是满足了霸权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它们崛起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为了本国或所属文明的利益。冲突与战争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它们希望通过国际法或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和平,但是这些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无论是原则、规范都必须符合它们的基本价值。   这九个大国之间看似有不同的崛起道路,但其本质思维完全一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资本主义资源掠夺等组合。以邻为壑是它们在崛起时处理周边区域的态度,它们所制定的法律是它们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遵行的规范,弱肉强食是崛起后的结果。这些霸权要维持它们的霸业,必须要创造出可以让世界接受的价值与话语体系,不论是民主和平论、贸易自由论、霸权稳定论,看似为追求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理论,其本质却是为了要维护其霸权。   中国已经确定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作为其崛起的必要原则。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任何崛起必然会与现有的霸权产生摩擦,这不是理论,而是自然的定律。中国在面对这些摩擦时,到底应该如何面对,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不是用和平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处理的,而是涉及到自己崛起的政策。      既有霸权如何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每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面对一个主宰性的大国(dominant power)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第一,它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二,能否解决自身内部问题;第三,能否能建立一套大国成长崛起的理论体系。   历史上九个崛起的大国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这九个大国均奉行基于基督教文明、物竞天择论、资本主义信仰所衍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处理与周边关系时,除了葡萄牙地理偏远以及美国因东西两面均为大洋,南北没有足以威胁的天敌外,其他七国都曾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胜者崛起,败者让位。这些崛起的大国内部有宗教、阶级、族群问题,它们也都企图用扩张来掠夺资源进而解决其内部矛盾。   权力转移理论对于国际体系中霸权的认定,是指掌握国际体系权力资源优势的主宰国(霸权国)。主宰国拥有国际体系内最大部分的资源,维持相对于潜在对手的权力优势,以及运用可造福盟国并满足其他国家需要的规则,管理国际体系,以常保其优势地位。⑦主宰国创造了所谓的现状,希望其他国家能够遵守现状。在维持现状方面,物质权力是主宰国用来压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工具,价值性的权力则是它们维护其霸权的结构性力量。   中国当然可以选择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思维与路径,但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主宰强权的质疑与挑战。主宰强权在与崛起大国交手中,通常会以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与交往的方式来减缓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   预防性战争。当面临国家重大利益抉择时,霸权国家可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以遏止现状国家(the revisionist state)的持续坐大。⑧之所以会发动预防性战争,是因为“现在就打一场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的战争,远比等到对手有拥有优势后再打较好”⑨。这些观点说明了预防性战争的三个意涵:第一,战争被视为不可避免;第二,威胁长期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此,预防性战争是一种在无法预期未来发展而采取的一种自认为发动战争对自己有利的预期性选择。当领导者认为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未来战争的代价时,领导者会理性地选择预防性战争。   对于哪一方较可能主动引发预防性战争,学术界的看法不一。吉尔平(Robert Gilpin)视预防性战争为一个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国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时,最具吸引力的反应方式,当面对的选择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人物绝大多数会选择战斗。⑩但是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与古格勒(Jacek Kugler)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也会发动一场战争,早在他们具备了与主要国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发动了对主要国家的战争。11在他们看来,发动战争是迈向强权的重要手段。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很少有霸权国家主动发起战争来预防阻止一个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18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都没首先使用武力来对抗潜在的挑战对手。由于既有的霸权会以满足现状的保守态度处理问题,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选择战争而图霸者,大多是一些正在崛起的强权。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动的的甲午海战、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件。   崛起强权在挑战既有强权时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结果反而造就了新的强权。例如法国挑战葡萄牙与荷兰,没有成功,成就了英国;法国挑战英国(拿破仑战争),没有成功,英国继续其第二周期的霸权;德国挑战欧洲强权也没有成功,却成就了美国的霸业。   二战以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纷争已是国际间的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国之间武力冲突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不过,因为族群或意识形态冲突所引发的区域性冲突并没有减弱。特别是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发展出攻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12主张先发制人以维持美国在某一个地区的主导霸权。   战争与冲突在国际关系上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阎学通教授认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和平崛起就绝对不可能。但是,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范畴之内。因此,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13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拿捏战争与冲突的分寸,必须充分考虑。   约束。对于一个既有大国而言,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自身力量的累积与扩张,反而是为了藉由联盟来约束(binding)和控制参与国。14对于参与同盟国而言,约束并不见得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美国、英国1922年与日本所签订的《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动机之一是希望对日本进行控制与约束,但日本后来还是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约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国在战后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其目的固然为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约束日本,使其军国主义不致再起,并使日本的军备发展完全合乎美国的战略需要。15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固然是为了对抗华沙组织,但是也同样有约束德国和防止法国在欧洲称霸的作用。   国际组织与国际建制的建立或多或少来自于以建立规范来相互约束这一战略思想。约束政策有几个目的:第一,通过接纳新兴大国进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使其有一席之地,满足崛起大国对于声誉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国可以在多边组织中有表达利益与观点以及建立威望的机会,从而可以与既有大国共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机会;第三,将崛起的大国放在政策网络中,使其感觉到,它从现有体制中得到利益的代价比用力量改变体制的代价要来的小。16   既有霸权往往通过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来约束其他国家。依照“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强权制定,而强权不会制定一个对其不利的规则”这个定律,既有霸权往往通过经济、金融等手段来建立一个有利于本身的规则以确保其霸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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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我们呐喊也好,呼吁也好,启蒙也好,无非是希望大家多朝目标努力。企业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是能够发挥些作用的。但是,他必须自身坚强。   江平好诗词。1990年,不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后,他写了一首《七律·六十抒怀》:   残肢逆遇未曾催,乌纱抛却田园归。   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   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   没有“位”的羁绊,二十多年来,他把自己定位为呐喊者。为什么呐喊?因为“形势越来越严迫”。他呐喊的主题从来没变,那就是“法治天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无非就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如果说吴敬琏是呼吁市场经济的代表,江平无疑是呼吁法治社会的代表。   记者:在已经通过的法律里,有几部法律的争议是很大的,比如《物权法》按说应该是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但它也谈到保护国家财产;比如《反垄断法》实际上就只是一个原则,而且存在对国有企业的一些保护条款;比如《劳动合同法》,很多人反映这部法在制定过程当中就没有全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没有听取企业家的意见,而且有些条款不太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你对这些质疑怎么看?短期内能否对这三部法律进行修订?   江平:这三个法属于三个不同领域:《物权法》属于民法范畴,讲究的是平等的保护;《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范畴,就是国家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禁止企业的垄断行为,这是保护市场秩序很重要的一个法律;《劳动合同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社会法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我们现在拖欠职工工资的事情还经常发生,所以没有这么一部社会法,很难保障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   已经通过的法律,在短期内要修订不现实,我们一般都得过十年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或者问题积累得更明显一些才会修改。《物权法》要修改是根本性的修改,以国家财产、私人财产、集体财产来划分保护对象是没道理的,会在搞《民法典》的时候统一考虑。如果把《物权法》写进《民法典》了,这时候就要考虑它跟民法的主体是不是一致的问题。《民法通则》规定的主体,没有国家,没有集体,只是公民和法人。《反垄断法》确实存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特殊保护的问题,但因为刚刚通过没多久,现在就修改也困难。《劳动合同法》总的精神我还是赞成的,虽然企业家嚷嚷,说这么一规定了以后,企业的利润少了,雇工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工资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呀,那怎么来提高呢?显然得有一个法律作为后盾。   记者:你曾高度评价《行政诉讼法》的意义,《行政诉讼法》1990年就开始实行了,此后还出台了《国家赔偿法》,但为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民告官胜诉的案例微乎其微?   江平:民告官胜诉案例也不是微乎其微。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民告官胜诉了的;一是民告官以后,官一看他的决定确实是没有多少法律依据,他就主动撤销决定,民也就撤诉了,这部分还有一定比例。据我了解,现在这两种加在一起也接近30%了。   记者:你说过,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领导人的言论、观点和态度,对于一部法律的生死成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你曾参与多部法律的制定,这大概是有感而发吧?   江平:我们的立法一直都提倡“三结合”,就是立法者、执法者和专家三结合。专家主要是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理想模式就是借鉴了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专家认为是最适合的模式。但是,专家这个模式最后还要提交人大啊,人大法工委首先要交国务院,听取各个部门的意见,这之后,观点就改变了。这一改变,等于是从理想主义的模式变成了现实主义的模式。现实主义的模式包含了现实部门和法院的意见。人大通过法律都要经过法律委员会讨论,而法律委员会讨论最后就是由领导来决定了。任何一部法律通过,当然首先是委员长会议研究,这就代表了党的意见了,一般的法律当然委员长就能定了,涉及到宪法一些根本的问题,可能还要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来讨论。   因为中国基本上还是行政领导能决定很多问题的模式,所以,立法过程当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要受到领导人意见的影响。法律最后拿到了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全体会议来讨论、通过,你提交的话当然就能通过。我们的人大代表也没有多少对法律的判断能力,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每个议员都有很强的政治和法律的判断能力。   记者:你认为司法独立在现实环境下是否可能?   江平:宪法明确规定司法独立,法院判决只依据法律,不受其它部门的干涉。现在不提司法独立,我觉得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些考虑。我们现在提出来,党在审判工作中也要绝对领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说党的各级政法委员会可以干预法院的判决,可以给法院下命令呢?我觉得当然不应当是这个观点。我听说,新的政法委员会成立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已经弱化了很多,不像以前特别强调各级政法委员会绝对领导这个概念。   现在有很多观点认为,党在审判领域里面的绝对领导,只应当理解为法院严格按照法律来判案,因为法律制定都是党领导的。宪法规定审判权只能够由法院来行使,如果由政法委员会来决定怎么判,说法院判错了,党政干预判案,就会形成法院审判权的旁落。   另外,如果现在说法院不受政府机关的干预,但是党的指示你要贯彻,那就有问题了。省长如果同时又是省委书记,你说他的指示到底是党的指示还是政府的指示?我们国家的任何行政机构都是党和政连在一起的,一个财政局有局长又有党组书记,他一人兼任两个职务,那你说他到底体现了谁的利益?   而且这样做,必然就会形成党的政法委员会权力太大。本来我们国家的公检法设计,就是公安管侦察,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决,相互监督,你现在统一都由政法委员会协调,把它管起来,甚至在案子没有判之前,就召开了三长会议,来确定该怎么判,这都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   我们国家的政法工作,尤其是最近五年来,法治倒退的现象很严重,现在政法委有一点尾大不掉的趋势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主张坐实人大权力。你担任过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就你的亲身经历来讲,人大制度应该在哪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江平:照我的想法,第一个应该改革的地方,就是要精简。现在人大代表2800多人,加上政协委员,一共5000多人,这个数字太庞大,哪个国家都没有这么多议员。这真是劳民伤财。有人建议应该逐渐缩小会议规模。如果真正是代议制,议会应该是很精简、精干的机构,不能说农民就非有个农民代表,渔民就有个渔民的代表,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太差也会出现问题。拿我原来在的浙江团来说,当时是七届人大,五年期间有一个种笋户的代表一句话都没说过,他也不敢发言,没起到代表的作用。现在据说还有一个“千年代表”,从第一届到现在她都是人大代表。如果我们代表至少砍掉一半,1400人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议会了。   开会的方式也有问题,人民代表的发言根本不见报,只能选择个别的人的意见见报。而且人大里面,官员组成的成分太大,各地方的领导都来了。所以,在全国人大的代表团的会议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地方的代表团会议了。我当初是在浙江团,开会的时候,省长、书记都坐前排,他们先发言,普通的老百姓代表都靠后,这个模式是很官僚化的。   第二个应该改的当然是选举制度了。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是全国人民选出来的,或者全国人民分地区来选的。但是拿我来说,我作为浙江省的代表,不知道是谁选的,也不知道向谁报到,突然有人说我当选了,最后果然当选了。每一届的代表到底是谁,党员就由组织部来安排,非党员就由统战部来安排。我们应该逐渐转向直接选举,先从县级直接选举,可以过渡到市级直接选举,等到市级直接选举成熟了,我们还可以上升到省一级,然后到全国。   但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难改的,因为要通过一届人大来改,一届就五年啊,一届也不能改动太大。所以,要完成全国人大的改造就很困难,没有20年很难完成这一改革。   记者:你曾经是立法者之一,现在是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你感觉前后两种身份哪种对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影响更大?   江平: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或者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的时候,我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在立法方面能够起决策作用的人,我也知道这是希望我发挥专家的某种作用,这至少说明人大的专门委员会里不完全都是官员,还有些学者吧。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那时自己有多少的荣耀。   1993年,我在人大的工作到了任期,此后我就更多的从事带有呐喊性质的工作,也就是有意识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现在更多的是从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的角度进行某种呼吁,说呐喊太高了一点,无非是呼吁呼吁。现在社会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包括吴敬琏教授,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些对现在来说超前的观念。这个超前观念可能今天实行不了,可是将来一定会实现的。而这个超前的设想需要舆论的支持。我们呐喊也好,呼吁也好,启蒙也好,无非是希望大家多朝目标努力。   记者:如今很多公共事件呈现出一些与以前不一样的特点,以前很多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诉求,比如说农地拆迁问题,国企转制过程中工人利益受损问题,现在好像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追求理念的趋势,你如何看待这种变迁?   江平:你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这是很好的现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就起来抗争,那他的动力不能太持久。现在提到的宪政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理念的问题,就是人的一个追求目标的问题。男女平等是宪法规定的原则,你现在招生也好,招工也好,采取了男女不平等的做法,那不是侵犯我的人权了?在这个概念上来说,以争取男女平等为目标而进行的维权活动就很重要了。女权问题,乙肝、艾滋病患者歧视问题,早已超出个人利益范畴,而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了。公共事件的诉求目标必然从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转向为一个群体的利益,最后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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