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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大碗牛肉面量大、肉多，秒杀深圳任何一家“台湾牛肉面”，价钱也便宜过深圳。在市中心，50元新台币吃饱一顿饭并非难事。 台北街头，这样经济实惠的小饭馆比比皆是 动手写稿子时，我得到一个消息：多年好友、台湾同胞曾先生，结束了在深圳旅居近20年的生活，带着大陆籍新婚夫人，返回台北定居。曾先生返台定居主要出于私人原因。一来觉得自己过了打拼年龄，有心叶落归根，更重要的是，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深圳物价太高，扛不住了，还是回台湾生活实惠些”。 要是搁在一个月前，我一定会反驳：“别消遣大陆人民了，台湾几十年前就是‘亚洲四小龙’，深圳才开发多少年？说台湾物价比深圳实惠，谁信！”可是，在台北生活半个月后，我有点信了。接下来，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与诸位看官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牛肉面： 50元新台币可吃饱， 90元新台币可吃好 说实话，虽然5年前曾来过台湾，那次属于跟团旅游，每天吃住都有“组织”安排，极少出门自己消费。因此，对台湾物价没有任何概念，只是凭直觉认为，台湾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价格指数低不了。加上深圳最近几年物价猛涨，更使我对在台出差期间的生活成本不敢乐观。 这种疑虑，是随着吃饭问题的解决，得到初步解除的。 作为钟爱面食的人，来到台北，台湾牛肉面自然是吃饭首选。深圳的“台湾牛肉面”，知名度最高的可能是京基百纳“大食代”里的“老董牛肉面”，价格大致在人民币33——38元不等。 来到台北第一天，我在下榻的京站酒店公寓附近转悠，看到长安西路有一家“红厨”牛肉面店，走进去点了一份大碗牛肉面。 几分钟后，面条端上来，着实把我吓了一跳：量大、肉多，秒杀深圳任何一家“台湾牛肉面”。价钱呢？120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24.4元。对我这个体重90公斤的大男人来说，这个分量也是太大。后来去这家店，我点个90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8.4元)的小份牛肉面也就够了。 如果您说，台湾牛肉面是台湾土特产，比大陆便宜是应该的，那就接着往下看。 上周的一天，为赶上台湾文化部门组织的一场大陆驻台媒体集体活动，我在“文化部”附近的绍兴南街一家小吃店，吃了顿简单又扛饿的午餐：一碗豆浆，一个烧饼，一根油条。总价新台币51元，折合人民币10.4元。 事实上，在台北市中心，50元新台币吃饱一顿饭并非难事。台北车站周边小吃店，50元新台币一碗的牛肉汤面(与牛肉面的区别是没有牛肉)、水饺不难找到。难度远远低于在深圳市中心花10元人民币吃饱一顿。档次稍提高一点，新台币80元至100元的快餐、套餐比比皆是。 想吃得奢侈点，伯朗咖啡店的牛排套餐包括西餐汤、主食、饮料，不过新台币248元，折合人民币50元。在深圳市中心这样一餐要多少钱？你懂的。 蔬菜： 七成品种批发价低于去年 菜市场，是一个地区的物价晴雨表。 约10天前，今年第一个强台风“苏力”袭击台湾北部，带来大规模降雨，把菜价狠狠往上抬了一把，老百姓怨声载道。不过，随着台风的过去，菜价早已恢复正常。 我在台湾“行政院农委会”的统计报表上看到，全台110种主要蔬菜，2013年7月17日的批发价格，有72种低于一年前，也就是2012年7月17日的水平，价格同比上涨的只有34种，另有4种持平。综合计算，2013年全台湾110种主要蔬菜的批发价较一年前略降。 手机上网： 900元新台币包月不限流量 我是来台湾出差的，由于漫游话费昂贵，需要时刻通过微信与后方报社联系，因此，手机上网不可或缺。到达台北的当天下午，我和另外两位集团同仁来到“中华电信”营业厅，办理了一张台湾手机卡：预付资费新台币1400元，其中手机上网费用900元。 这900元新台币换来的服务是：在接下来的一个自然月之内，不限流量手机上网。我这段时间能时刻与后方编辑和家人取得联系，全靠这张手机上网卡。事实上，宽带上网价格也不贵，“中华电信”4兆带宽ADSL包月上网套餐的价格只要503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03元。 油价： 几经波动，还是比深圳便宜 今年上半年，两岸的油价都频频波动。“大陆油价涨，台湾油价降”一度成为微博吐槽焦点。实际上，半年来台湾油价绝非只降不涨，不过，即使有涨有落，目前油价仍比大陆很多省份略微便宜一些。 截至7月18日，台湾“中油”公司目前执行的油价为：92号无铅汽油33.4新台币/升，折合人民币6.82元，比深圳的90号无铅汽油的价格便宜0.03元人民币/升；95号无铅汽油7.12新台币/升，折合人民币7.12元，比深圳的93号无铅汽油便宜0.26元人民币/升；98号无铅汽油36.9新台币/升，折合人民币7.53元，比深圳的97号无铅汽油便宜0.46元人民币/升。 CPI：涨幅创16个月新低 说来也巧，我关注台湾物价的时候，恰好赶上台当局“行政院主计处”发布6月份及2013年上半年的CPI数据。统计结果，印证了很多大陆朋友对台湾物价的观感。 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今年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102.75，较上月微升0.5，排除季节变动因素，涨幅确定为0.11%；较上年同月上涨0.6%，创2012年3月以来新低。 今年1月至6月，台湾地区CPI较上年同期上涨1.31%。可供参考的资料是，从2004年以来，台湾CPI数据绝大多数时候都低于内地(除2006年以外)。今年1月至6月，台湾CPI数据较内地低1.09个百分点。 □民众吐槽 “这些年大家收入没增加，涨价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物价保持低位，多年没有大涨，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陆一线城市的人们来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好事”。可是，台湾同胞对此却很纠结。 “真的哦！台湾物价好像很少变化”，我的朋友、台湾法蓝瓷公司驻广州代表吴若林回台北开会时，与我聊起台湾物价，有感而发，“很多小吃店，街边小摊卖的食物，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印象中价格从来没有大涨过”。 “台湾的物价，10多年没怎么动了！”另一朋友、厦门一家台资企业管理人员高千惠如是说，“不过，作为台湾人，我真不知道这是光荣还是悲哀！” 高千惠说，台湾近年来经济景气度不佳，民众收入没有增长，这是业者不太敢涨价的原因。 小吃店主：二十年只涨过三次价 只因消费者收入多年未涨 “每次要涨价心里都很不好受，感觉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在台北市承德路廖家羊肉焿店，老板娘廖太太对我说。 这家店开业20年了，只涨过3次价。最近一次是两年多以前，一碗羊肉焿的价格，从50新台币上涨到55新台币。“实际上按照成本的增加，是应该涨10元的，但是感觉到那样很过意不去，就只涨了5元。”廖太太说。 很多跟我聊过的小吃店经营者都说，这些年大家收入都没增加，使得他们不敢涨价，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再者，消费者腰包不鼓，涨价怕人家不来了。因此，只要经营得下去，他们会尽量避免涨价。 资深媒体人：经济长期不景气 台当局怕涨价引发民怨 事实上，觉得涨价“不好意思”的，岂止是饭店老板？最“不好意思”谈涨价的，恰恰是台湾当局。 台湾资深媒体人、电视广播节目主持人蔡玉真和我谈起台湾物价问题时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台湾经济长期不景气，“现在台湾的人均收入，基本上和16年前差不多”，蔡玉真说，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波动，就成了十分敏感的话题。蔡举例，今年4月，台当局在10天内，先宣布油价上调9.08%，随后将电价提高一成，虽然当局称，这是在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涨价压力十分沉重下，不得已做出的决定，但还是带来十分负面的反响。“马英九民调支持率应声跌到13%。”蔡称这个支持率，基本已与2006年深陷贪腐丑闻的陈水扁持平。 当然，单纯将物价涨跌作为评价当局领导人优劣的标准，值得商榷。在一次“呛马”游行中，一个年轻女生高喊：“珍珠奶茶涨了5块钱，马英九该下台！”台湾名作家朱天心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公民心态。 话虽这么说，但在台湾政治生态下，当局对物价问题必然高度谨慎，以免进一步引发民怨。“现在台湾年轻人刚进入社会的月收入大致是22K(即新台币2.2万元)，这个水平比2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时还低，并且还有约两成毕业生月收入在2万新台币以下。”蔡玉真说。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害怕物价波动激怒民众，业者害怕价格上涨吓走顾客，台湾物价低位平稳运行，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注：记者半个月前抵台时的货币兑换价为：1元人民币约合4.9元新台币。) 来源：http://news.163.com/13/0720/01/946JAQKE00011229.html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王冀豫/口述，纪彭/整理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