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11月29日，人民大会堂，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居中前七排77席座位，仅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一人缺席，空荡荡的座位上贴着写有她名字的字条。几乎同时，安徽政府机关里快速私议一则传言，新省长将由一名女士从中央机关空降。不到两周，中组部干部二局局长宣布完政治鉴定后，李斌成为安徽省委副书记，提名为安徽省长候选人。 　　李斌也就成为大陆现任官员中唯一的女(代)省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升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接替李斌。王侠是现任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继监察部长马、司法部长吴爱英之后又一位新晋女性正部级高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高干都是稀缺且受人注目。 　　经济博士李斌升迁路 　　现年58岁的李斌是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这个学院也是现任省委书记毕业于此最多的中国大学学院，包括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李斌成为基层党政官员后一直干着与自己经济专业有关的计委、体改委工作，在担任吉林副省长期间，亦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发改委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核心职能部门。这迥异于多数女性官员多出自组织宣传、统战群团系统。 　　不过，自副省长任上进京主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没有受到公众太多关注。当她到安徽履新时，发达的互联网甚至很难找到她的详细资料，虽然她在正部级岗位上也有三年之久了。 　　李斌在吉林任职时，恰是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出之时，传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此次空降中部农业大省安徽后，她亦提出巩固农业基础的同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这个执政思路受到了媒体评论者的关注。 　　在常受质疑的国家计生委工作期间，李斌较少抛头露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曾有媒体记者描述她举手投足间严谨干练，讲话喜列举数字。 　　李斌之前的连续三任计生委主任钱信忠、王伟、彭云职满后均调任中国红十字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代表着计生委的转型。李斌曾对媒体说，“计生委”名称前面常被省略的“人口”两字才是最关键的，要把人口和中国宏观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考虑。李斌是唯一一个能够从计生委系统转岗到党政大员位置上者。 　　62年仅有四位女省长 　　在李斌之前，现任全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在1982年至1989年间任江苏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2000年至2003年间任内蒙古区府主席，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在2004年至2010年间任青海省省长，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 　　女强人顾秀莲最为传奇。她16岁作为家中长女，就为工厂做工贴补家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从技术员突击升迁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中间不知道跨过了多少级，不过文革后继续留任高层职务，直到1998年从国务院化工部长任上退出一线岗位。兼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乌云其木格从政履历则属步步上位，从教员到党报管理者，从基层组织干事到地市组织部长，在省委宣传口进入常委序列，从区委副书记到区府主席的跨度也自然流畅。 　　四人中曝光率最高的要数宋秀岩。1983年1月，年仅28岁的宋秀岩被调到共青团青海省委任副书记，从副科级一次越过数级提到副厅级，当年又转正去掉了“副”字。恰在此时，竟在团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中意外落选了。后只能被外放地市，但此次波折并未影响其后仕途的顺畅。在当选青海省长时，一袭得体的黑色职业装配上红色衬衣的宋秀岩被媒体用“一枝独秀”形容。在青海工作27年后，宋秀岩进京履职全国妇联副主席。 　　相较而言，李斌则是最冷门的，而且甚是低调。履新安徽一周，还未见她在省台新闻联播这个地方领导人动态播报窗口上公开露面。 　　女性省委常委2011年增多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9个省份有女性省委常委，其中，福建、安徽、辽宁和贵州都有两名女性常委。江苏更是在去年11月省委党委换届后罕有地出现三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地方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 　　江苏省委常委换届前，已有两名女性常委，分别是纪委书记弘强和副省长黄莉新。出生于1962年的黄莉新年龄虽然不大，但已是老资格的副省级干部，2003年便出任副省长，2007年入省委常委，本次换届属于连任。新晋女常委是正任职扬州市委书记的王燕文，52岁的她是军人出任，有共青团履历。 　　在省委常委层，经历了去年秋冬14省市区换届，女性省委常委已达到34名，较之以前有所增加。 　　其中主政福建的孙春兰是现任中唯一一位女省委书记。工人出身的她早期职务在妇联、工会系统，关键转折点是2001年接替薄熙来，出任副省级大连市市委书记，2009年，从全国总工会空降福建省委书记任至今。 　　34名女常委中，除了孙春兰和李斌外，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有3人，担任纪委书记的有5人，担任组织部长的有4人，担任宣传部长的有4人，担任统战部长的有3人，担任副省长(区府副主席)的有6人，担任总工会主席的有3人。担任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的各有一人。河南女常委赵素萍兼任济源市委书记，江苏女常委王燕文兼任扬州市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舒晓琴，她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女性公安厅长，也是公安系统第一位女性副总警监。 　　女性省委常委学历普遍较高，34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有26人，其中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从年龄上看，绝大多数是“50后”。“60后”有5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乌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以及江苏的黄莉新、王燕文。 　　女官员“天花板” 　　去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官方数据显示，大陆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女市长总数超过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从下至上所占同级比例递减明显。 　　地方党报曾对现任女性省委常委群体统计发现，她们从参加工作算起到达省部级序列，平均耗时30.4年。据了解，大陆公务员晋升制度，领导职务共有10个官阶，非领导职务有8个台阶，如果每5年晋升一次，当个正厅级干部也需30年。按此计算，多数女性省委常委的晋升之路不算漫长。 　　不过女性省委常委群体仕途继续上行却并不容易，她们的现职“三多三少”现象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绝大多数人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工作过，现职分管内容也多集中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等领域。 　　华东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说，一般认为女性更适合分管纪检、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不太适合经济、政法等工作。但究竟怎么分工，并不具备必然性。 　　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认为：“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很难够得到。”她同时认为，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 　　一位步入政坛多年的女厅官受访时表示，“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女高干的去处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3名女性，占比仅6%。 　　这13名女高干包括上文提到的乌云其木格、孙春兰、宋秀岩、李斌，两位女部长马、吴爱英，还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去年卸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晴宜，也包括任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邓小平女儿邓楠，此外刘延东、沈跃跃、陈至立三位女性高官格外受瞩目。 　　刘延东可算目前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行政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分管科教文卫体等工作。刘延东曾在1982年至1991年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9年，其后长期在统战、政协系统任职。和李斌一样在吉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始任现职。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沈跃跃是一名资深“团干”，从学校的团干部直到共青团浙江省委，有十多年的团干经历，其后又有地市一把手、省委组织部长任职履历，到中组部已近十年。 　　复旦大学理科毕业生陈至立是上海生长干部，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党务、宣传口长期工作，后出任国家教育部长5年，国务委员5年，分管工作与刘延东行政现职相同。从2008年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至今。 　　全国人大和全国妇联是女性高级干部到达一线岗位任职年限后通常的去处，顾秀莲退出一线岗位后，进入全国妇联，然后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两个机关也分别是宋秀岩、乌云其木格现职所在之处。 　　计生委官员通道 　　在李斌空降安徽的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则进京补缺。 　　今年58岁的王侠，从出生省份陕西开始仕途，在曾是中共革命圣地的延安，历任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48岁时升任陕西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同时兼任了专门培养党政军高官的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兼任)。这些经历显示了政治可靠性。 　　王侠所补缺的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属正部级干部，主任一职需要人大任免程序通过。按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她此前没有过计生委系统的任职履历。 　　计生委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庞大组织系统，但职能已有重大转变的政府部门。 　　1981年3月，计生委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分，一把手由副总理陈慕华兼任。计生委的特殊性不在高层，而在于其基层组织的庞大和基层任务的重荷，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成为基层政府最为核心又最为艰难的任务，其面临的困境与当前的基层维稳类似，正规编制的计生委干部之外附属着数倍的聘用人员，所采用的各种粗暴执法方式已成时代烙印。 　　计生委系统人员成分复杂，更主要是其职能狭窄，即使在计生工作上下重视时，能够转任其他核心职能政府部门者也寥寥无几。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口增加压力减弱，基层计生委组织逐渐边缘化，国家计生委也由最高时的180名人员编制减至120名。    

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作报告时只字未提中国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取而代之的是把转型升级放在未来广东经济发展的首位。 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广东省在摸索经济发展方向上似乎也在领跑中国。虽然2011年广东省GDP首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居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之首，但省委书记汪洋却在自己所做的广东省委会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只字不提本可以大肆宣传的GDP。广东社科院知名经济学者黎友焕教授表示，广东敢为天下先，率先将转型升级正郑重其事地放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位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广东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阻力： “因为一转型的话，ＧＤＰ总量要下来，税收就减少。那么对很多人还对汪洋当下一任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样的指导思想的话，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他就不干了。因为转型是一个中长期的事，可能我这任转型的话，我这一任就没钱花了。尤其是在追求ＧＤＰ，以ＧＤＰ为评价标准的话，那就没政绩了，没政绩就不能升官晋升了。” 不过，黎教授说，在中国有一个优势是，一旦上一级政府动真格的，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地方政府必须服从，必须实施。黎教授认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将对全国的经济的反战模式有所启示： “广东应该说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也为未来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验。广东这一提对总的中国ＧＤＰ的总量来说还是影响不大。当时我们要说的就是广东为什么提这个，因为对于过去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反思总结出来的一个发展路径。全中国都应该像现在广东这样，不应该把ＧＤＰ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全中国都应该走有经济发展的道路。” 然而，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国世平表示，广东将转型升级放在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第一位，不再一味追求GDP， 对广东和中国其它沿海发达地区是正确的选择，但未必适合中国中西部地区： “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但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它们还是要追求ＧＤＰ的发展。因为它首先把经济发展上去。规模做大才能够产业升级。它还没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对广东来讲它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阶段。如果再这么走下去的话，中国的经济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沿海地区没有把ＧＤＰ放在前面，所以对经济总量最需要的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做湖南、湖北、陕西等等，西部地区才要重视规模。” 中国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日前就对外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四大差距”：一是“城乡差距”， 二是“地区差距”，三是“收入差距”，四“行业差距”。中国各地一味追求GDP经济总量而忽视质量的发展不一定能够保证区域内百姓生活的富足，更不会使经济发展必然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幸福之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美国为何不改革开放？”，这是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的某文章的核心内容。该报元旦后发表的这篇署名文章说，在诸多方面，美国都有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环球时报(网)》1月5日发表的这篇文章署名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志勤。他这篇文章题目是：是时候督促美国“改革开放”了。 文章说，“2011年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世界到了应当督促与帮助美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了。” “让美国改革开放，是近十年来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但美国始终只在枝节问题上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打小闹，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却始终裹足不前。” *朝鲜记者：美国应该改革开放* 刘志勤所说的“有识之士”应该包括朝鲜中央通讯社驻京记者申镇燮。在采访中共17大时这位操流利中文的朝鲜记者曾同美国之音记者，“交流”了很长时间，谈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和话题。其中，美国之音记者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申镇燮提高语调问：美国为何不改革开放？！ 当初的话题是这样引起来的：美国之音记者问朝鲜在中朝边境的“特区”，叫什么名字？是经济特区？还是工业区？还是改革开放区？还是千里马区？申镇燮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反问：你们美国为何不改革开放？“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你们美国有改革开放吗？” 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是世界强国，老百姓衣食无忧，而朝鲜人民有饥寒交迫的问题，是故需要改革开放。申镇燮说：我们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在领袖领导下过着幸福生活。 *刘志勤：西方标准不断变换* 回到刘志勤的文章。这位曾呼吁在中国设立孔子奖同诺贝尔和平奖抗衡的银行界人士刘志勤说，“我们听惯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新兴国家改革开放的呼声，也确实进行了认真、深刻和有效的改革开放。但不管我们怎么改，如何放，却总也满足不了西方不断变换的标准。” 刘志勤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一直没有进行和中国一样的改革，使得双方对视的角度永远不可能一致。文章还说，要在新的一年里，帮助美国进行必要的改革开放，“因为这不仅对美国的未来关系重大，也直接影响世界的前途。” *刘志勤：美国是“3A”国家* 刘志勤认为，美国是个自傲(Arrogance), 自狂(Aggressive),自恋(self-Appreciation)的“3A”国家，“长年故步自封、听不进不同意见，我行我素、称王称霸、不相信自身也有需要改革开放的地方。”“这使得美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到全球的批评。” 刘志勤提出美国需要改革开放的“领域”至少应当包括美式两党制。刘志勤说，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二人转”或相声的舞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再一个领域是思想舆论市场。美国应该听取更多外部的声音。文章还说，美国最需要改革开放的地方是其金融、经济管理体制，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再仅仅为美国聚财敛富。” *丁学良：谁更需改革？不言自明* 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丁学良对德国之声说，衡量一种制度的指标有很多，如该制度对普通公民权益、自由、社会福利、自由思想、创造力等的保障。“而社会制度其实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拿美国制度来说，在长期的演化中，公众知晓这种制度的负面，也在享受制度带来的正面影响，他们会对此进行权衡，决定要不要改革。” 在对比之下，中国和美国“谁更需要改革，结论不言自明。” *刘志勤曾提议中国设立孔子和平奖* 北京的瑞士银行驻京代表刘志勤，早在两年前(2010年12月9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过题为“中国要设立‘孔子和平奖’”的文章。刘志勤说，诺委会“得到了一个刘晓波，却失去了13亿中国人的信任。他们支持了一个‘异见分子’却造就了13亿对诺委会不满的‘异见分子’。” 刘志勤认为，诺委会“凡是中国拥护的他们就要反对，凡是中国反对的他们就要拥护，已经成为当前西方人士的思维定式。”

意识形态与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治之单集，若地方有意识形态与军队势必演化成分裂割据。但从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我却发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萧功秦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重庆公安局曾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在电子屏幕上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再就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博客中是这样强调自己在会上重要性的：“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指戚本禹等人）在前排就座。”《乌有之乡》是左的重要大本营，上面一些丧心病狂攻击改革开放、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言论，完全是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早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张宏良则是其中的著名极左人士，上述做法自然是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是左派的政治后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若加分析只有几种可能：或是中央高层中确有左的思想回潮；或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利用左的思潮平衡、抑制右的思潮；或是中央高层已达不成共识而无人敢问及不了了之。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先生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交锋，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是愈演愈烈之势。 　　现在重庆的“唱红”使得一些左派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重庆在他们眼里简直成了圣地“延安”。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重庆并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是一些左的人士误读了重庆，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重庆身上去了。但对此在政治上我们切不可书生意气，评判“唱红”不能仅凭主观想象上的一些良好愿望或动机，而不看其客观上的许多负面效应，如重庆动用了一些左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迷信或崇拜），使人们谈到重庆时无不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搞的那套是要搞文革复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将会是一场文革式的大灾难。应不可否认重庆的“唱红”已形成相当声势，各地争相效仿，以致波及京城，对以改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喧宾夺主”之态。我们的改革事业远未成功，我认为“唱红”社会上从来就没有人禁止，也用不着去刻意组织、提倡，让其本末倒置的道德说教“喧宾夺主”以利益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核心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所谓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也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与“四人帮”及“乌有之乡”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我对重庆一直非常关注，首先我认为，重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中首先打破了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大一统局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先锋作用，客观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未必不是好事。关键是要注意到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二重性，中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与军队，以避免地方及军队分裂割据；并因势利导，在无缘形成意识形态和军队背景且数以千计的县（市）地方、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自治，既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政、企业、事业三大领域因此充满活力，更从根本上改善政治治理，遏制腐败与剥削，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机制，解开“毛泽东情结”，走出“毛泽东陷阱”，将国家引入到一个长远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拳拳之心唯盼中央不要掉以轻心而有所重视。军队与意识形态相类似，望同样引起注意。

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