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从知识改变命运到知识变成负担，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裸奔，三十年一轮回的宿命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佐料，读书无用论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学者为此推波助澜，似乎高居殿堂的知识沦落成人人皆可践踏的昨日黄花。 知识改变命运的前提是有用的知识，但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们学的是陈旧的知识，无用的知识。陈旧的知识、无用的知识是改变不了命运的。...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的，但文革中曾经发生多起大屠杀，这却是许多人不知道，也是可以空洞地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官方史学不愿面­对的。 宋永毅君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将中国当代史中最残暴惨烈、令人不忍卒读，同时又被掩盖的一页展现在读者面前，就宋君而言，这是对中国史学和历史本身的­一大贡献，对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民族的罪孽和良知的契机。     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不适宜在善与恶的绝对性和对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们宁愿苟安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愿正视过去的苦难，当需要弄请事实、明辨是非、追究责任时，­我们惯于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尽管如此，掩埋历史的罪责不应该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寻找，因为人们的淡忘不仅出于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压制、威胁，感到­恐惧。在中国，说出真相是再困难不过、再危险不过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官方不是也对文革作全面否定吗？”是的，官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表态，但那只是在“否定M同志的晚期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又要“坚持和捍卫作­为革命的集体智慧的M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种表态。不错，大陆也批判过文革，但从来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利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   文革中发生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失控产物。杀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文革中残忍地杀人、满门抄斩、大批地屠杀，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支撑，没有物质条件，没有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成了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漠视生命。M多次说——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说——核战争并不可怕，全世界二十几亿人，死掉一半，埋葬资本主义，剩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有什么不好？M把文革说成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大革命，而他领导的上一次­革命，以三千万人的生命换来一个新政权，这一次他又准备以多少万条生命贯彻他的意志、实现他的目标呢？我们不知道M的具体打算，但毫无疑义，他对成千上万地死人­毫不惧怕，就像他对几年前因为他忽发奇想而导致几千万人饿死而不为所动一样。相应地，受他蛊惑的文革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也不会在鲜血和尸体之前却步。     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着作中有以下文字：   1968年5月，陕西省某县发生第一次大武斗，一派红卫兵组织用步枪和迫击炮打败对立派，对方死50来人。战斗结束，当胜利者看到遍地死尸时，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本派一个成年人提醒因开杀戒而手脚无措的学生：“打得好！必然要打，M主席刚有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学生们一听，立即从惊惶不安变得理­直气壮，原来自己打死人属于打国民党！于是开庆功会，颁奖受奖。我的被采访者告诉我，心理上越过了这一关，以后做什么事就无所顾忌了。     M对于文革中大批杀人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且命令军队“武装支持左派”，文革中许多地方发生军队向群众开枪事件，就是在“武装支左”的指示和口号下­进行的。与此同时，M还命令军队发枪给一派组织，使其得以放手对另一派实施武装攻击，也迫使这一派从别的部队或兵工厂搞到枪支弹药，以杀人对杀人。对此，M轻松地、甚至兴高采烈地称之为“全面内战”。   文革中的大屠杀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评价文革回避不了的话题。当这方面的史实披露出来之后，一切对文革的辩解和美化都站不住脚了。     有人说，文革是M为了实现其平等理想而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失败了，但M的出发点应该肯定，文革精神将永放光芒。凭什么应该相信M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年轻­的左派引证M的语录，引证文革中《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文章。但是美妙动人的言辞能够遮盖尸骨和鲜血？难道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可以根据当权者的自我­标榜和宣传？果如此，希特勒的辩才和鼓动力比M不知要强多少。退一步说，如果实现一种社会理想带来的是大屠杀，这种理想的价值何在？如果有人愿意为这种残忍­的理想捐躯，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想让成千上万的人当牺牲品，那就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有人说，批判和否定文革不过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立场上发言，文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遭到冲击的多半是当年养尊处优的官僚和待遇不错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并不­是受害者。     但看过本书之后就可以明白，在文革中遭到屠杀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首先是文革前生活悲惨、地位低下的人，即被划为异己分子的各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而屠杀者、施­虐者除了军队，就是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各种红人、积极分子，特别是掌权者的子女。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自己就是片面的历史知识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文革中的大­屠杀和类似的事情，不知道杀人者，施虐者和被杀者、受虐者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所阅读的只是文革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回忆与控诉，他们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东西，这是不错的，他们错在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文革的全部。     有个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美国读书和任教，在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祭日发表文章说：“今天，我们应把M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希望他认真读读《文革大屠杀》这本书，想想文革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发­生的一切，再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希望“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无知或一相情愿使人天真，天真有时显得可爱，但天真到为浩劫辩护，挖空心思寻找其中的“合理因­素”，就不知其用心何在了。        本文来源《凯迪网络》                                                                                                                                                      ——白衬衫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作者：王友琴   陈梦家，男，一九一一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杀。   一九八Ｏ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二十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一九三六）、《西周年代考》（一九四Ｏ）、《西周铜器断代》（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尚书通论》（一九五六）、《殷墟卜辞综述》（一九五六），等等。   一九四Ｏ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一九四八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一九五一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一九五一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一九九Ｏ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一九四九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一九五七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八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八月二十四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二十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八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一九八四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一九五Ｏ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一九五七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