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赵作海，河南商丘人，曾经的死刑犯，目前无固定职业。 1999年，他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河南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在11年之后，“被害人”赵振裳重返老家。经媒体报道后，赵连海在当年被无罪释放，并获得50万的国家赔偿和15万的困难补助。 事后，当地五名警察因刑讯逼供获刑，而三名主审法官亦被停职接受调查。 赵作海在获得国家赔偿后不久，就经人介绍加入了一个以“西部大开发”为名的传销组织，先后投资17万余元。2012年7月，该案告破，赵作海的“上线”孟智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成，被判有期徒一年四个月，处罚金三十万元。而赵的17万元并未被追回。 而那个被赵“杀掉”的赵振晌，现在靠着一个月60元的低保和卖破烂过活。赵作海说：“我们两个人的日子其实差不多。 摄影：李强

2012年8月28日(星期二)，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和 其他城市 ，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师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育改革。这场大规模的游行是持续进行的学生运动的一部分，为了全面改革智利的教育体系。本月月初， 占据 学校的学生 控诉 警方强行入侵校舍的过度侵略行为。 圣地亚哥时报 报导 ，“昨天的游行，在下午2点正式结束前都特别地和平温厚。但情况急转直下降，陷入混乱。戴着兜帽的破坏者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示威者。” 和之前的抗议活动一样，公民们积极地透过社交網絡报导这场游行，多数人使用了像是” 我在28日游行 “和” 我支持学生们 “等主题标签，来分享相关 影片 、照片、报导和回应。 作者 Silvia Viñas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实习记者 杨凡 发自：北京 祝华新：1986年进入《人民日报》工作，近年来致力于网络舆情研究，主持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2011年度《社会蓝皮书》的互联网舆情年度报告，现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在当下中国，官方和民间、网络之间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舆论场，作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是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搭桥者和观察者 主要做负面的杂志 早上不到9点，祝华新就开始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各个房间来回走动。他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电话内容大致是两个：询问《网络舆情》如何订阅和外单位舆情业务交流。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和《网络舆情》杂志执行总编。生于1962年的祝华新，对新媒体一直保持着兴趣。他是微博控，在新浪微博的网名是“摘星手010”，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喜欢武侠。 他自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起，开始从事网络舆情研究。人民网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组建了舆情监测室，他带领着一拨人开始做奥运舆情，每天一期，报送有关部门。“都是负面舆情，”他说，“我们主要做负面的，为发现奥运会管理的阙失面和改善舆论环境效力。”祝华新所做的网络舆情基于两个理念：一个是报社领导概括的，帮领导干部读网；一个是他们自己提炼的，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在祝华新办公室的桌子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网络舆情》，内容覆盖党政机关、纪检部门、企业等多方面内容。杂志右下角印着“供司局级以上领导参阅”。但订阅读者的范围并不限于此，从中央部委到基层领导干部都能订阅，只是不能上报摊，不能给外国人看。曾有某商业门户网站希望订阅这份杂志，未获通过。“因为杂志是内参刊号，而该网站有外资背景。”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每周出版《网络舆情》，这份杂志被网友调侃为史上最贵杂志，每年订阅价格是3800元。此外，他们还有舆情监测平台，提供咨询、顾问、建议和培训。他们有自己开发的搜索引擎，180多位工作人员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他们的商业服务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央企、NGO等等。商业化经营部分，由人民日报全资公司“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运作，去年经营收入达到数千万元。从这一点看，人民网的舆情监测不仅具有把握民意的社会政治效应，也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利益所在，而《人民日报》的行政权威对这项服务的推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作用。用户为什么要买这份情报？放到市场上，是否值这个价格？这是一些观察者普遍的疑问。“这些信息90%都能从网络查到，但是你却不会收集，情报是有价格的。”祝华新说。 此外，舆情监测室还有非商业性质的工作，他们经常帮助有关部门做一些突发事件处置的应对分析，做政务微博和央企微博的运营指导，包括括新浪微博、人人网、天涯社区、思想文化类网站和Twitter上的言论、思潮的分析等等。“由于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和博弈，地方政府正处在某种焦虑中，高度紧张地盯着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风吹草动，我们帮他们做的是一种高端的信息咨询顾问服务。”在一些危机处理中，舆情监测室会给出一些建议。“比如说拆迁自焚案，我们跟地方政府沟通，坚决不赞同用业主‘暴力抗法’这样的字眼，这违背政治伦理的底线。我们建议淡化政府的定性，向民意靠拢。” 这样的工作，对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显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祝华新和他的团队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也有批判者认为，这样的舆情监测背后透露出的仍然是控制的思维。从某一方面来说，舆情监测是为政府谏言，把民声传递至上层，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有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及时地帮助上层发现舆论，找出应对与引导之策。 8月10日，在媒体跟进之下，因上访而被劳教的唐慧终于被释放 两个舆论场如何打通 祝华新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候，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大潮，“我们天生对‘文革’式的专制极权比较反感。”本科毕业后，他在中国社科院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当他1986年进入《人民日报》工作时，赶上了新闻改革的黄金时期。记者被推上了改革的潮头，有的记者出去一个星期，会扛一麻袋读者来信回家。但在祝华新看来，这和今天都没法比。如今，新浪微博每天有两亿条贴文，天涯社区每天有5万条新帖，比两麻袋的信息量多多了。“互联网是一个社情民意涌流的时代，远远超过新闻改革全盛期的80年代。” 80年代过后，是沉闷的90年代。思想界普遍压抑，市场经济大潮初起，文人们难以自持，无法找到定位，有一个很长的彷徨期。直到微博时代，民众的意见表达和意见领袖的作用才真正起来。在祝华新看来，如今的互联网不光是个意见交流平台，还成为国民新生代文化人格养成的土壤。但这个土壤还有些贫瘠，沙化严重。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政治改革的一种社会心理氛围。 今年8月4日，律师甘元春在微博上爆料：湖南永州，幼女遭强暴的母亲唐慧因上访而被劳教。这条微博被转发11万次，评论3万多条。《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次日对唐慧案做出了回应：“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条微博被转发13万次，评论4万多条。此外，“新华社中国网事”官方微博“三问永州”，以及更多的媒体跟进，几天之后，唐慧被释放。 最近一段时间，体制内媒体在互联网上屡有值得称道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与以往印象中不太一样的“面貌”。而近年来，《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也常有“惊艳”表现。祝华新把体制内媒体的这种现象归结为：打捞沉没的声音。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有一种非常权威、犀利、清新的感觉，一改官方媒体长期以来给人的呆板印象。因为它敢讲话，语言的表达很生动，而且跟网民的互动也很好。不管是谩骂的还是攻击的，它都没有去删，让你们去说，耐心等待。他们组织了一批高素质的人，当作一个重要机构去设置，这跟其他官微不太一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说。 范以锦认为，“中国的媒体，不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要考虑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要考虑官方的意图，同时也要考虑民意，两者要结合起来。”这个看法与祝华新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看法近似。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对祝华新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人，虽然在体制内，但他会用体制外的视角进行思考，对公众的立场特别熟悉，对草根有体恤之心。他不仅把自己当作《人民日报》的参与者，也当作观察者。他是一个谨慎的谏言者，也是一个积极的搭桥者。”张志安听过祝华新的讲座，认为他对80年代《人民日报》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坚守和担当。“他从那个理想主义年代一路观察和实践过来，对体制改革有深深的担忧。” 面对政府和官媒在公共事件发生时态度上的一些改变，张志安认为，“在推动这些改变的积极力量当中，也要写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一笔，他们拥有天然的行政资源和媒体背景，所进行的舆情分析不能等于高校所做的科研分析报告，这一方面是一份研究报告，也可以把它当作体制内清醒者发出的一种声音。” 张志安觉得，应该理性看待人民日报官微。“人民日报官微在表达方式上有些转变，但这不意味它获得了相当大的认同。它还是一种分裂的存在。至于它在微博上代表公共视角的发言增量部分能不能改变它的存量，这个大家并没有看出来。所以，单靠微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跟其他重要市场化媒体持续不断地从公共视角和民间立场进行新闻监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今天，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隔阂甚至对峙越来越严重。祝华新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的周克华事件。无论官方怎么辟谣，老百姓就是不信。如同一个网友说的：就是打死也不相信，何况人都打死了。政府正面临“塔西佗陷阱”——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无论你做好事、做坏事，无论说真话、说假话，大家都不信。祝华新分析了今天我们面临的两个局面。一方面，基层的官场日益迟钝、颟顸和蛮横；另一方面，知识界越来越激进，劳苦大众越来越失去耐心。“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第三条路线，走出一条理性中道的路线？”这是他思考的问题。 祝华新被邀请到各地讲课，所讲内容主要是网络问政、网络理政，特别是微博问政。他给党政军都讲过课，甚至曾应邀给国外一些政府官员介绍互联网。“可见大家都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元素和重要的政治变量。虽然现在有5万家政务微博，但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比如，8月6日的沈阳罢市，官场无动于衷，沈阳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居然还十分悠闲地在发“夫妻相处之道”、“夏天吃西瓜的禁忌”。“沈阳商户的罢市，其严重性丝毫不亚于街头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社会边缘人群，而商户却是政府重要的经济基础。但我们的政府反应太迟钝了。”祝华新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跟他说，在中国待了7年的感受是：“老百姓在生气，政府在焦虑。”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症状。 祝华新写过一篇文章《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认为借助互联网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张志安则认为，网络对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还是比较有限。“你去看政府的信息，毕竟还是选择不公开为主，对我有利的我就公开，对我不利的我就不公开。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好像是官员已经全裸了，但是要害部位全被他用双手抱住了，所以你还是看不到关键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下，舆情监测只能是试图去推动，但是否推得动最终还是由体制决定的。” 1987年，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罗荣新、曹焕荣和祝华新合写了一篇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报道引用一句西谚形容中国改革：Sail in uncharted water（在未经探察和绘图的水域航行）。直至今天，这个国家和其改革者们仍在继续着这样的航行。祝华新始终觉得，自己的新闻理想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推动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渐进的社会改良。“而现在，互联网可能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理想。” 2010年4月6日，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现场，救援人员准备下井。在很多事件中，地方政府成功灭火了，表面上把负面信息压下去了，但是留下了民众对政府深深的怨恨 党和政府应该夺回一些麦克风 人物周刊 ：你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似乎很有意见。 祝华新 ：“意见领袖”在网上具有呼风唤雨的能量，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但面对今天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叠加，“意见领袖”表现得越来越急躁。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第一，要形成政治共识；第二就是学会相互妥协。政治就是某种妥协的艺术，尤其是我们今天还缺少强大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支撑的情况下，更需要官民之间的相互接近、相互包容，来共同推动一种变革，不然变革就无从启动。 一个典型例子是方韩大战，我一直觉得该有人总结一下方韩大战留下的负资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说哪个人好，哪个人坏，甚至可以说得严厉一点，这是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在今天的网络狂欢中暴露无遗。我们一百年来就是这样，但的确需要反思。有人开玩笑，“天天看微博觉得明天就要发生革命，但走进菜市场觉得一百年也不会发生变化。” 大家在微博上喜欢站队，而且到最后大家已经把分歧在哪里给忘了，更多的是我看不惯你这一拨人。微博不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一次才140字，只能展示结论，推理过程都很难展开，更不要说提供更多的论据，微博只是一个结论的交换，不利于展开论证过程。微博还带来了粉丝文化，实际是一种站队文化，这是有一些“毒性”的。我们需要线下的平和的讨论，在互联网上，我觉得博客比较有利于梳理思想和观点、沉淀情绪，算是微博的解毒剂，还有就是需要微博给予更多的新闻链接，提供更多的论据，包括长微博也能够有所补救。 人物周刊 ：你提过建议，让政府和意见领袖结盟，是么？ 祝华新 ：我一直强调，今天党的新闻宣传战场需要历史性地转移，光在官方媒体写多少舆论导向正确的文章，有可能效果等于零。执政者和党的文宣部门应该问问自己，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底气，走到新浪微博，走到天涯社区，走到人人网，和网友展开对话。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真正做到“入耳入脑”——这是80年代中央书记处对党报的要求。 人物周刊 ：这是在舆论上抢阵地吗？ 祝华新 ：抢阵地——这个词政治性太强了一点。我们强调，现在已经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党和政府手里应该也夺回一些麦克风吧。阵地容易理解为敌对的，我们认为舆情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舆情不等同于敌情，舆情还是需要政府认真化解，舆情的表达主体是公众。 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都在使用微博 人物周刊 ：你的乐观基于什么？ 祝华新 ：互联网推动了政府倾听民意和保障了民众的利益表达，这让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一百多年前写的《民权初步》。中国人的训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老百姓帮助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学会政治的运作，政治必须引入民意因素，以民意作为重要参照系来制定和修正决策。还有一个是，老百姓在获得空前巨大的言论场上，学会政治表达，妥协、包容，形成政治共识，来推动社会渐进改良。在这方面政府和老百姓都要学习和提高。 网络舆论某种程度上还原了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让老百姓的民生权益问题呈现在政府面前，让政府决策有利于朝着解决现实生活矛盾的方向推进，我觉得互联网为中国下一步的实质性的变革做了最重要的准备。 人物周刊 ：大家担心微博有一天会被取消。 祝华新 ：不可能，从今天看，微博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基本元素，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很难想象哪一天突然宣布把大家都关到黑屋子里去。某种程度上，今天取消微博就像实行军事管制一样，执政者不会选择这样的下下策。 人物周刊 ：那些叫“亲”的政务微博你如何评价？ 祝华新 ：政务微博核心还是在于权威性，认真解读民意，倒不一定要卖萌。大家也没指望你在微博解读多少事情，更多的是民众内心的“集体焦虑”需要人去倾听，倾听是第一位的。我不主张把微博变为网上的信访。当然，我们希望通过微博唤醒官员的良知和公务员的担当感，通过微博暴露一些问题，借此修复线下的管理制度。 人物周刊 ：有人会说，这些亲民的态度是一种麻醉的手段，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祝华新 ：也不能这么说。今天我们不是上网作秀的人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呼吁更多人到网上来。去年江西抚州爆炸案，农民钱明奇为了住房两次被强拆，10年上访，开通了3家微博，向名人倾诉自己的遭遇。爆炸案后，闾丘露薇点开自己的微博，发现就在两三天前还转发了这个微博，吓得后脊发凉，感慨这个卑微的小人物一辈子不曾被人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我们希望更多无助声音被听见。政府要表现出愿意倾听的姿态，哪怕有一定的镜头感，也是积极的现象。 人物周刊 ：舆情监测是另一种形式的内参吗？ 祝华新 ：我们不是内参，也不愿意成为内参，内参有舆论导向，我们的舆情监测讲求“还原”，而不是“导向”，但反过来恰恰由此赢得了声誉，有些领导想了解真实民意就来找我们。内参和整个政府内部的对策研究，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还是有所变化。80年代，比较敢说真话。90年代以后，有所退化，包括专业性下降和不敢说真话。内参更多的是找领导人喜欢的话去说，甚至提出内参也要有舆论导向。我觉得这个口号是错的。内参怎么能有舆论导向，内参就是越真实越好，有利于政府了解前方的危险在哪。 我看过一个内参，把两年前山西王家岭矿难称作一个奇迹，我们地方政府表现得多好。但我们了解到，此次矿难留下太多的悬疑，救出来的是不是都是井下的？有没有群众演员？这些猜测可能是没有道理的，但至少政府没有解答这些悬疑。后来地方政府控制舆论，不让家属见外面的人，只允许央视进入。当时地方政府托词说应遇难家属的要求，为了不雪上加霜，遇难名单就不公布了。如果让我做报告，我不会写什么创造了人间奇迹，这跟主流民意相差太远。还原事实真相和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才是党性强的表现。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这就是做舆情监测的尚方宝剑，是我们说真话的底气所在。 在很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成功灭火了，一个是靠警察，一个是靠网络管理，疯狂地删帖，表面上把街头的失序和网上的负面信息压下去了，但是留下了民众对政府深深的怨恨。下一次突发事件中可能会让社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人物周刊 ：据你所知，党内领导人上网的多吗？ 祝华新 ：他们看的各种内参肯定多得很，情况是了解的。据我所知，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都在使用微博，无非他们是潜水族，你不知道他们的账户而已。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财新《新世纪》 见习记者 覃敏 记者 赵何娟 沈乎 没有大张旗鼓的造势，《中国好声音》在竞争激烈的暑期电视市场大获成功。央视-索福瑞数据显示，7月13日，《中国好声音》第一期开播，在全国42个城市的收视率达到1.5，第二期收视率跃至2.8，之后收视率一直维持在3以上，最近三期更是突破了4。 成功令人晕眩。不过，这次成功最大受益人不是浙江卫视，而是灿星制作。 “4月，在浙江卫视开动员会时，我们就知道《中国好声音》成功了。惟一悬念是成功会有多大？我们能否超越自我？”星空华文国际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星空华文）CEO田明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坦言。 田明同时兼任星空华文旗下灿星制作的CEO。按照标准说法，《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合作推出的节目。但不同以往的是，灿星制作在合作中占据了主动——这档节目由灿星制作主导了购买版权、投资和运作过程，而浙江卫视则更像是一个播出渠道。 更具有突破意义的是，《中国好声音》 与以往“一口买断”制作费的制播分离方式不同，星空华文与浙江卫视采用了“投资分成”的新商业模式。根据双方签署的带有对赌性质的协议，收视率越高，星空华文获得的收益越多；一旦失败，造成的损失由星空华文承担。 灿星制作还是《中国达人秀》的核心制作班底。田明所说的“超越自我”意指《中国好声音》能否超越《中国达人秀》——《中国达人秀》收视率一度破5，创下中国电视节目收视之最。 伴随着一路走高的收视率，各大品牌企业的广告要约接踵而至。除了加多宝一掷6000万元冠名费，15秒50万元左右的广告价格也让各大卫视羡慕 不已。更令人眼红的是，《中国好声音》不仅可在每周五晚上9时15分的黄金档播出，还赢得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赞赏，多次点名表扬，称其“关照现实、注重品 质”。 有广电业内人士评价，《中国好声音》同时突破了选秀的政策障碍和传统商业模式，灿星制作确实闯出了一条路，但如果没有灿星独特的背景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很难想象能获得现在的成功。在依然强势的渠道面前，那些纯靠创意的小制作公司生存空间有限。 尽管星空华文一再强调独立性和市场化，其成功显然得益于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的支持。SMG通过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间接控股星空华文。 熟悉星空华文的人士透露，2011年，时任SMG总裁的黎瑞刚曾公开表示，除了财务管理，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会为星空华文提供运营帮助，有时还会拿 SMG的资源与之对接。现在，东方卫视很多节目都与灿星制作合作，灿星制作的后期剪辑也交给SMG旗下的幻维数码。田明告诉财新记者，星空华文注册成立不 到一年就扭亏为盈，今年营收会比去年多五六倍。星空华文旗下的灿星制作，目前已发展成200多人的团队，具备一年操盘五六个类似《中国好声音》这样大型节 目的制作能力。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一个比《中国好声音》更大的节目正在酝酿之中，即将推出。 星空华文计划后年上市，明年提交上市申请。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星空传媒集团项目顾问徐帆认为，星空华文是黎瑞刚布下的一颗走向国际媒体市场的棋子，东方卫视很多节目如《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娱乐星天地》等都在星空华文三大频道上播出。 同时，星空华文更是黎瑞刚进行深度市场化运作的试验田。但节目成功只是第一步，他还要做到另一件事成功才能持续——留住人才，而这需要更深层次的体制变革。 灿星“出世”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第一次让很多人记住了一个名字：灿星制作。灿星制作背后的控制者是星空华文，但由于外资公司在国内涉足文化产业限制重重，星空华文和灿星制作之间采取了通行的协议控制模式。 星空华文则是由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与默多克旗下的星空卫视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其中，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占股53%，星空卫视占47%。 在中国最早从事制播分离实践的是王长田。王长田创立的光线传媒一度曾通过贴片广告的模式与北京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甚至曾打算建立城市电视台的联盟，但在强大的渠道面前败下阵来，转而投资电影以求生存。 一位广电业内人士评价，过去在中国的播出平台与制作公司间，平台是强势一方。因为电视台有播出渠道，制作公司是散兵游勇，不敢和电视台叫板。这次灿星制作终于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灿星的横空出世并不偶然 。2009年，在时任上海文广集团总裁的黎瑞刚的推动下，文广控股的上海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方惠金）与国开行、招商局中国基金等发起成立中国第一支私募传媒文化基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东方惠金占股32.5%。 同年10月，在时任东方传媒集团总裁、现任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黎瑞刚推动下，上海文广率先试水“制播分离”，成立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试图面向市场经营节目制作和广告业务。东方惠金被划至SMG旗下。 “实际操作中并未有太多改变，SMG名义上是体制外的内容提供商，却抛不开与体制内的联系，实行委托制作已到极限，不可能搞投资分成。”一位熟悉内情的媒体人士介绍，像2010年的《中国达人秀》，就是SMG专供东方卫视。 黎瑞刚最初设想的全国性乃至全球华语世界内容提供商，在艰难的广电改制中遥不可及。黎瑞刚开始考虑让资本介入改制。2010年8月，黎决定整合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星空卫视普通话频道、星空国际频道、Channel【V】音乐频道和华语电影片库业务，成立星空华文。 黎瑞刚同时找到同班同学、SMG副总裁田明。田明自2005年担任上海文广综艺部总监，担纲过《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加油，好男儿》等大 型综艺节目，手下拥有一批优秀的节目制作人，譬如《中国达人秀》导演金磊就跟了田明十几年。2011年5月26日，星空华文任命田明为公司首席执行官。这 一任命在2010年底就被内部小范围知晓，田明也从那时开始物色星空华文的制作团队。2011年下半年，金磊带领《中国达人秀》制作班子加入。 财新记者从多方获悉，《中国达人秀》当时的核心团队，除田明至今仍在SMG挂着副总裁，其余已完全脱离。 上述业内人士称，在《中国达人秀》里，灿星制作并没有被突出介绍。但在《中国好声音》里，灿星对自己的品牌更为重视，比如主持人的串场和字幕以及每篇宣传稿里都会强调节目由灿星制作、浙江卫视播出。 押注The Voice 灿星制作在商业运作上的突破从《中国好声音》开始。 早在2010年，《中国好声音》这一节目的原版模式——The Voice就被版权代理商IPCN国际传媒CEO杨媛草带到了田明面前。当时田明心系另一档节目X-factor，并未立即作出选择。但X-factor 最终被卖给了辽宁卫视，辽宁卫视据此做出了《激情唱响》。 失去了X-factor，田明将目光转投The Voice。在与IPCN就The Voice版权事宜进行沟通的同时，田明开始寻找播出平台合作方，最先考虑的自然是老东家——东方卫视。 熟悉星空华文的人士称，在和东方卫视的谈判中，星空华文提出了投资分成。这个想法可能出自星空华文的首席运营官曹志高，他曾是覆盖楼宇广告的晶立传媒的大中华区总裁。 “东方卫视已经购买了两档节目——《梦立方》和《厨师》，闲钱不多，而《中国好声音》要价又太高，要求比例很高的广告分成，合作自然谈不 成。”SMG内部人士透露。此后灿星制作又找到好几家卫视谈，但高达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前期制作投入和投资分成的商业模式，让这些卫视望而却步。 在灿星制作寻找播出平台合作方的同时，浙江卫视也看上了The Voice。 “浙江卫视2010年曾做过一档选秀节目《非同凡响》，走的是高端选秀路线，也采用了导师制和双选制。The Voice比《非同凡响》多了盲选，与我们的诉求很一致，我们一直在联系版权方。”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说。 2011年八九月，联络版权的杜昉在上海与田明相遇，谈及The Voice，“既然都要版权，与其争得你死我活，不如合作”。2011年下半年，通过IPCN，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共同买下The Voice版权，出资比例各占一半，所有权益共享。2012年春节后，在浙江卫视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双方正式坐下来谈判具体合作事宜。当时，双方讨论了委托制作、投资分成两种合作方式，在不断磨合中，最后就“版权共有、共同投资、联合制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达成共识。 杜昉表示，委托制作的节目存在天花板，节目再大也大不过制作经费。投资分成则不会先考虑藏多少制作经费在兜里当利润，而是考虑将节目做好吸引更多广告，以获得更高分成，“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双赢模式”。 田明亦称，投资分成是一种良性的合作模式，只要广告收益能够弥补投资，宁愿主动投入以保证节目品质。 据财新记者多方采访获悉，《中国好声音》的前期制作费用全部由灿星提供，最后分成也是灿星占大头。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也证实，制作费确由灿星“垫付”。一位广电业内资深人士听说双方是三七分成时颇感吃惊，以为听反了，因为“制作公司怎么可能拿大头呢”？ 在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达成合作之后，东方卫视再次找到灿星制作要求合作。熟悉东方卫视的内部人士透露，东方卫视还找到黎瑞刚就此事公关。黎瑞刚 希望星空华文在专业化、市场化领域有所突破，也看好投资分成模式，最终拍板还是与浙江卫视合作。失去了《中国好声音》的东方卫视，只能上马《声动亚洲》。 但据知情人士称，至今，投资8000万元制作的《中国好声音》回报已超过3亿元，投资上亿元规模的《声动亚洲》回报仅有3000来万元。一位广电业内人士 评价称，歌唱类节目本来就最受欢迎，世界上目前有三个最成功模式：一是American Idol（美国偶像），湖南卫视从超级女声开始即模仿这一模式，风靡全世界，但现已有点过时；二是X-Factor，辽宁卫视买下版权，做了《激情唱 响》，但制作太差，收视率不理想；三是The Voice，灿星主导买下，资金雄厚，大投入大制作，恰逢今年湖南卫视选秀节目被禁，得以一举成功。 步步走钢丝 巨大投入也让节目团队对政策风险的把控步步惊心。 2011年是中国音乐选秀类节目的低谷，上有国家广电总局“限娱令”等种种政策门槛，内有选秀节目创意老化趋同、观众审美疲劳之困。 2012年初“限娱令”刚施行，国家广电总局对相关节目把控尺度严格，仅审批通过《花儿朵朵》等几档选秀节目。在这种大背景下，由于2011年《快乐女声》屡屡超时，国家广电总局勒令湖南卫视2012年不得举办任何选秀节目。 “除了超时，国家广电总局或许更担心《快乐女声》通过海选、投票带来的社会影响。民众的参与程度高了，一方面泥沙俱下，各种问题纷纷暴露，容易 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就像有人说的像是‘民主政治的预演’，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冲突。此外，他们还可能担心这类节目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周小普认为。 《中国好声音》此时正在紧张酝酿，如何绕开“限娱令”，制作团队和浙江卫视绞尽脑汁。田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中国好声音》颠覆了 传统选秀模式。在田明、杜昉看来，选秀包括海选、无门槛、评委、投票四大主要特征。“《中国好声音》一条也没有：第一不海选甚至不接受报名；第二有门槛， 必须要是真正的好声音才能上来；第三没有评委，都是导师带学生；第四不投票，决定权在导师。”田明说。 “选秀的本质是展示和选拔，在观众眼里，《中国好声音》其实就是选秀。”周小普告诉财新记者，“《中国好声音》一直强调与传统选秀的区别，无非是通过窄化选秀的概念寻找政策突破口。” 2012年春节过后，浙江卫视先后四次进京向国家广电总局汇报情况，说服国家广电总局尽快通过节目审批。知情人士透露，整个节目组调动了全部资源进行政策公关，强调整个团队从投资人到播出平台“根正苗红”，懂业务懂政治，协调数月才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的信任。 “每次会议都很关键，我们重点强调这个节目的正能量、输出真善美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华语乐坛的帮助等。”杜昉坦言。 就上不上《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浙江卫视带着灿星制作与国家广电总局沟通了近两个月。据田明回忆，国家广电总局针对节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特别要求这档节目绝对不能海选，绝对不能做成原来的老套路，要树立音乐新标准，要传递正确价值观。 “相较于以往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相对单纯，它做了一个减法，不在乎气质、长相、职业、家庭背景等，感动人心的好声音几乎是惟一标准。这与当下的社会心理相一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 喻国明介绍，目前，在选秀节目仍具有强劲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各大卫视都在变着花样规避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政策。不过，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相关政策不应该站在市场的对立面。 在和国家广电总局沟通中，《中国好声音》也给自己贴上了“大型音乐评论类节目”的标签。这不仅规避了国家广电总局最担心的社会参与问题，也突破了“选秀节目不能在晚上10点前播出”的禁令，为节目赢得了黄金档的播出权。 “分成模式”能否成主流 “在体制内，肯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分成’，自己制作的节目在自己平台上播，顶多节目播出效果好，台里会给笔奖金。”徐帆告诉财新记者。 “这也是湖南卫视多年选秀节目趋于疲态的原因之一，团队激励、创新冲动如何持续，不从商业和市场运作上突破，大家都很难在体制内有所施展。”一位资深的电视制片人向财新记者感叹。 然而，即使像灿星制作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在《中国好声音》成功后，浙江卫视、灿星制作就节目制作、投资概算都措辞谨慎，闭口不谈具体分成比 例。多位接近节目组消息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灿星制作获得的投资分成比例很高，这也是其被其他卫视拒之门外的一个原因。它与浙江卫视有类似对赌的协议，节 目收视率越高，灿星获得的分成比例也越高。“收视率超过4之后，灿星能获得七成收益。”一位消息人士称。 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则向财新记者表示，在《中国好声音》的制作过程中，浙江卫视投入了大量设备、器材，灿星制作则主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所有的嘉宾（导师）和选手（学员）也都是与灿星制作签订协议。根据投资比例，灿星制作在最终分成中应该会占大头。 陆伟透露，评委导师、学员都参与了整个节目制作流程和产业效应的利益共享。导师除了出场费，还可和灿星制作分享后期产业链开发的一系列收入分 成，比如灿星制作跟中国移动合作获得的彩铃收入。杜昉则强调《中国好声音》是双方联合制作，“应该这么说：整个项目是浙江卫视操盘，项目中间环节的节目制 作部分主要工作由灿星制作承担，而大量其他工作都由浙江卫视负责。” 双方措辞上的微妙区别显示，“投资分成”商业模式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在制作过程中，对于节目名称、主持人选用以及能否剧透等问题，双方也有不同看法。不过，这一切最终湮没在《中国好声音》狂飙突进的收视率以及好评如潮的品牌效应中。 杜昉对财新记者说，《中国好声音》是谁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浙江卫视的。不管合作模式怎样，大家都在看浙江卫视就对了。“只要鸡蛋好吃，何必去找下蛋的母鸡呢？” 除了分成层面的博弈，并非所有制作公司都能做投资分成。田明认为，要真正做好投资分成，一个制作公司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能力：高超的投资能力、制 作能力以及运营能力。此外，适合做投资分成的电视节目也有限。杜昉认为，只有像《中国好声音》这样大型的节目才适合投资分成，一般常规栏目没必要。 前述广电业内人士称，之前光线传媒在全国只能上教育电视台，教育电视台不播，它就一点办法也没了。光线传媒与电视台是贴片广告的合作模式，但贴片广告这种模式以后肯定要消失。“以后分成可能是主流，但也只有实力超强的制作公司才能去谈。” “我不知道投资分成是否会成为节目市场的趋势，但灿星制作以后一定会坚持这种模式。”田明告诉财新记者，继《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之后， 灿星制作已经规划了四档全新的节目，都会采用投资分成的模式。“很快，大家就会再看到又一档全新的大型节目。”灿星制作内部人士称。 原文： 点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智利内政部长罗德里戈．因兹彼得（Rodrigo Hinzpeter），呼吁智利国会通过对抗争者处以较严厉处罚的法案。这个举动，重启智利始于一年前的 争议 。 系争法律最初起草于，2011年6月28日穿越圣地牙哥市中心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之后。这场抗争，最后以Carabineros（智利国家警察）与学生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作收。 最近智利发起了另一场要求免费义务教育的学生游行。在这场抗争之后，罗德里戈．因兹彼得呼吁智利国会，重新审查并通过总统府办公室2011年10月送交至国会的系争法律。 作者 Felipe Cordero · 译者 Amel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