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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吴浩、岳家琛 北京报道   中国城市扩张排行榜   编者按   城市的迅猛“长大”，正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在本期报道中，《瞭望东方周刊》利用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城市建成区的扩张进行分析和排名。   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相当惊人—整个国家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一些城市的建成区更是扩张了20倍以上。这些数字再次印证了中国正在进行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   在这种扩张背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仍未达成充分共识。中国的城市到底大不大、应该有多大？城市“长大”与城市化率如何相关？扩城本身是不是“好”的城市化？这一系列疑问，都需要科学、客观的解答。   很多城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都在明显下降。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另外说明城市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更好的耕地     河南永城，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的一座县级市。市政府网站上说，它最值得自豪的就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因为境内分布有汉梁王墓群、汉高祖斩蛇碑等汉梁古文化人文景观29处。   根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的研究结果，这座小城，是最近20年来中国扩张最为迅猛的城市：建成区由1990年的0.23平方公里变为18.21平方公里，面积增长20倍以上。   根据这份《中国1990—2010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排名第二的浙江慈溪，建成区面积由2.92平方公里变为213.17平方公里。   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从倍数来讲，2010年是1990年的两倍以上。   一连串数字，再次印证了中国人正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最大的。”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宫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从事城市遥感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用卫星遥感数据对中国的城市进行制图与监测。   遥感图像忠实而精确地反映出过去20年中国城市变化的情况，以及城市变革给中国带来的深刻改变。   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东北地区，已经将最大的“城市群”名号让给东南沿海省份。20 年来扩张最慢的3个城市分别是吉林的图们、内蒙古东北的牙克石和黑龙江的鸡西。   图们市的建成区面积从5.12平方公里仅增长到6.43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增长0.06平方公里。   迅猛的城市扩张背后，是20年间有1.7万平方公里耕地被城市化。而另一方面，从2000年开始，全国城市建成区的使用效率开始下降。它表现为，单位面积内GDP的数字增势有所减缓。   卫星遥感的监测结果不只是一些数据，它也描述了中国积30年城市化发展至今的困境与挑战。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土面积总是能够支撑城市建设所需的土地。但是，是否能够节约高质量的农地、避免高质量农地被城市化，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宫鹏总结说，参考日本、新加坡、欧洲等地的城市化经验，中国应该有更加节约高效的土地发展策略和方式。   在卫星的眼睛下没什么能被遮蔽   “用遥感做这项研究，获得的是第一手资料，更加客观。”宫鹏介绍说，城市的地域范围，到底发展到哪些位置，包括城市建设的布局，都可以通过遥感资料清晰定位，“比如说10米的精度，甚至2米、1米的精度都能看到，现在最准确的数据可以提供0.5米甚至更高的分辨率。在卫星的眼睛下面，没有什么能被遮蔽。”   根据相关统计，中国现有城市数量共663个，其中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4个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的7个城市。   从80年代开始对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研究，到2011年初宫鹏带领他的团队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现在看，香港和澳门在过去20年间的城市面积都没有太大变化。香港在回归之后仍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城市面积的扩张也有限。”宫鹏说，其他一些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在过去20年里的扩张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速度。   “这与当地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1990年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等地。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珠三角扩张很剧烈，变化最快的就是深圳，结果带动了周围的东莞等地。90年代以后，这些地区又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发展。到后来，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的省份也迅速发展起来。”他说。   城市急剧扩张，首先占用的就是城郊的耕地，“我国有18亿亩红线的耕地政策，耕地面积被认为关系到粮食安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王雷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占用耕地的绝对量和速度在不断飙升。   1990到2000年期间，约有53.4%的城市扩张面积来自耕地；2000至2010期间, 这个数字达到68.7%。从绝对量上来看，第一个十年是770万亩；第二个十年是1900万亩，是第一个十年的2.46倍。   王雷还认为，对占用耕地的分析，长期以来忽略了非城市居民用地的扩张，“这部分扩张也很剧烈，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以河北赵县为例，2000年和2005年5月的遥感影像发现，居民用地扩张了15%；“县城、乡镇、农村居民地，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居民地扩张剧烈，主要占用优质的耕地资源，今后需加强非城市居民地的关注，更好的评估耕地占用情况。”   由于卫星遥感排除了多级统计上报等中间环节，所得到的信息，与过去大大不同。   比如，2006年5月对河北柏乡县的遥感影像测量显示，居住面积为县域面积的19.7%，但2006年初统计年鉴中记载的这个比例只有11.2%；河北任县的遥感影像测量显示，居住面积比例为21.8%，而当时统计年鉴中记载的这个比例为9.9%。   统计年鉴数据与遥感影像测量数据的差距，让宫鹏感觉非常震撼，“原来也知道里面有一定水分，没想到这么大。华北平原容纳了我国超过4.4亿的人口，这个区域已经有20%的土地被建设用地占据。”他说，有的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只是遥感影像测量数据的一半。   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的城市化增量最大   通过观察卫星遥感数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览无余。   比如，1990年时，中国省级行政单位城市建成区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只有北京。到2010年，有7个城市越过这道标杆。   1990年至2000年扩张面积最大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辽宁；同期占用耕地最多的依次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上海。   在下一个十年中，这个排名分别是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和北京，以及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和北京。   简而言之，20年来，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的城市化增量最大。   在这种背景下，永城、慈溪、上虞、晋江等城市的面积增加最快，都达到20倍以上。另有19个城市扩张了10至20倍；66个城市扩张了5到10倍。   宫鹏说，永城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它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设市，所以发展迅速。“遥感只能给出面积变化和土地利用类型，不能给出驱动这些变化的要素。”   东北老工业基地虽然在1990年前城市化程度较高，但近20年来发展相对缓慢。同时，除了四川之外，中部和西北地区的城市发展也比较缓慢。   “像深圳，从一个渔村发展到1990年的62平方公里，2010年达到692平方公里，增加了10.5倍。”宫鹏说，成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0年的11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498平方公里。   这些数据，将对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土资源利用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正在进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面积扩张，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建成区的使用效率正在下降。   通过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统计文件中人口和GDP的计算，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从2000年的0.99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0.89万人。   “反映居民拥有的人均建成区面积有所增加，间接反映人均居住面积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民生活有所改善。”研究结论认为。   中国城市密度最高的城市分别是攀枝花、伊春、天水、汕头和鄂尔多斯，人口密度均超过每平方公里3万人。   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是每平方公里0.6万人、1.26万人、1.02万人。   同时，建成区的平均GDP从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0.7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97亿元，再到2009年的7.05亿元。   由于中国在最近十年建成区面积的增速大大快过之前十年，结果显示，2000年来中国单位面积建成区的使用效益不如之前十年。   在中国，城区单位GDP效率最高的分别是攀枝花、鄂尔多斯、佛山和大庆，资源型城市占据了前列位置。效率最低的分别是揭阳、大同、义乌。   同是资源型城市的大同之所以单位GDP偏低，是因为其建成区达到114.58平方公里，平均GDP仅为1.86亿元。而攀枝花、鄂尔多斯分别为10、16平方公里，平均GDP都超过30亿元。   从数据上看，建成区面积最多的东部沿海，单位面积创造的GDP低于中部地区。这与资源型城市建成区小、人口结构单一、密度高有很大关系。   而从东部沿海内部来看，“最有效率”的城市有7个在广东。广东省也是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创造GDP最高的省份。而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排在这个表单的第27、72、81、90和112位。北京排在第101位。   “这种低经济效率的土地利用现象值得重视。”王雷表示，目前邻近城市连片发展的趋势仍将继续，应该优化配置、进行跨市统筹规划，以达到节约土地，增加建成区使用效率的目的。   研究结论同时认为，建成区单位面积高GDP产出、人口密度适中的城市，可能是居民生活质量较好的城市。   “城市建成区面积是城市化的一个表现，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宫鹏认为，城市化更直接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城市海拔越来越低   除了对城市扩张的速度、范围进行研究之外，此次以卫星遥感图为基础的科研项目还包括针对城市发展高程的数据统计。   “为什么一场雨就会有水灾？就会有人被冲走、房子被冲塌？为什么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逐渐增加？” 宫鹏告诉本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现在的城市扩张不断往低处走，河边、湖边都开发了建设房屋。”   从遥感高程数据对比的结果来看，过去20年间我国多数城市的扩张都是“越来越低”。比如宁波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在上世纪90年代为7.99米，到2000年降为6.11米，而到2010年变成4.82米；天津市的建成区在1990年的平均海拔为5.95米，到2000年降到4.12米，2010年下降为3.26米。此外，广州市、北海市、连云港、汕头以及上海等诸多城市建成区的海拔高度最近20年都在持续下降。   “一些城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都在明显下降。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另外说明城市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更好的耕地。”宫鹏说，质量比较高的耕地往往在海拔相对低一点的平坦区域，而最近20年的城市扩张恰恰更多地占用了这样的区域。   “另外一些城市，比如香港、烟台、厦门、日照等城市的高程没有太大变化。还有少数几个城市的高程在不断增高，比如青岛、海口、深圳等。”宫鹏说，以深圳为例，1990年的平均海拔为9.7米，2000年变成10.66米，2010年增长到22米，“这几个城市的特点基本一样，可供继续建设的平坦地域有限，导致持续向高处发展。”   宫鹏认为，城市规划的原则非常清晰，在多少高程上存在多少年一遇的洪水都是明确的，“但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数据做出来，把问题提出来，希望社会回过头来去思考解决之道。”   “我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城市有向低海拔扩张的趋势，更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今后应加强关注。”王雷说。   总之，宫鹏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海拔高程、农田守护方面还是要有一定的底线，不能以GDP冲动冲破这些制约。另外，应该更多地让公众了解其中的利害，“西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在城市规划时都会保证公众的参与，明确各方利益，最终权衡后作出决定。这些地方显然不能太短视。”   （本专题得到“中国1990—2000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课题组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0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瞭望东方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核心提示： 中国在全国各地推广大学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上海等城市地区的入学率都非常高。联合国说，中国的年轻人识字率达到99％。 但是，许多父母对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和学校对考试的过度重视颇多微词，因为这一切意味着孩子们要在教室里度过很长的时间。 原文： Parents reject China's classrooms for home schooling 发表：2012年8月28日 作者：Tom Hancock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北京——张桥峰（音）放弃了自己成功的事业，选择留在家里读儿童故事书，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但是，张桥峰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是选择放弃僵化的应试教育体系的中国父母中的一员，这些人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在逐步增加。   毕业于中国一所顶级大学的张桥峰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着特殊的问题。”   他说：”我希望我儿子接受一种可以更多参与的教育，而不只是老师说学生听。我儿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他的兴趣走，或者玩儿。” 在北京郊外的一所小公寓里，张桥峰每天给儿子洪武上4个小时的课，而在义务制小学里，7岁的孩子通常都要上6个小时的课。 在给儿子上大部分课程的客厅里，张桥峰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对中国教育制度的诸多不满，从对考试结果的”过分重视”到过度专制的教育方式。 中国在全国各地推广大学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上海等城市地区的入学率都非常高。联合国说，中国的年轻人识字率达到99％。 但是，许多父母对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和学校对考试的过度重视颇多微词，因为这一切意味着孩子们要在教室里度过很长的时间。 据《中国青年报》和儿童研究中心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平均为8.6小时，有些人在教室里呆的时间甚至达到12个小时。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劳凯声说，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要求在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他告诉法新社：”在家上学的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过去几年。” 他说：”在家教育孩子的父母一般对孩子的教育有更严格的要求，他们感觉学校满足不了孩子的个性化需要。” 目前中国父母在家教育孩子的比例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劳凯声估计这个比例不足1％。 让孩子在家上学的一位知名人物是徐雪金。为了给两个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他从中国东部繁荣的制造业中心浙江搬到了风景如画的西南部城市大理。 徐雪金通过电话告诉法新社：”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竞争。不会竞争的学生就被淘汰……他们面临的压力太大了。” 徐雪金2010年为中国在家上学的家庭在互联网上设立了一个论坛，供大家交流学习材料，讨论教育理论。这个论坛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人的注册会员。 论坛上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在家上学是否合法。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7岁的孩子必须到学校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 劳凯声说：”中国的教育界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意见不一。有人希望强制孩子回到学校，而有的人则主张将在家上学合法化，所以一直就没有出台新的规定。”   但是，在家上学是否合法的问题并没有阻挡张桥峰，他说希望儿子永远也不要回到中国的学校。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 中国在全球制药原料市场的统治地位使这一问题变得既迫切需要、但却又难以解决。专家估计，在所有的活性药物成分中，大约有70%到80%原产于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占了绝大部分。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称，中国出口这些产品的年销售额价值220亿美元。  原文： Special Report: China's “wild east” drug store 发表：2012年8月28日 作者：Melanie Lee、Ben Hirschler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上海/伦敦 ——周旋于中国混乱制药世界的调查员菲利普·安德烈有一些惊人的故事要向人诉说。 在去年5月，他走访了离上海一个小时车程的某工厂，该工厂据信是生产一种制药原料的。当身穿防护服、头戴一尘不染的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带着他四处参观时，安德烈注意到了异常之处：地面极其清洁，一些工人无所事事地闲坐着。  这家工厂有长达8年的质检记录，结果全部合格，但是所有年份的笔迹都是一样的，而且没有一张纸有摺角。更有甚者，尽管厂里有烘干产品的设备，但是却看不见把蒸汽或废气引至厂外的导管。 在天津经营一家制药业审计事务所并为外国制药公司在中国采购原料提供咨询的比利时人安德烈说：”显而易见，产品不是在那里生产的。”他说，那座厂房不过是企业试图用来掩盖中国欣欣向荣的假冒伪劣药品制造业的”招牌”之一。  四年前，在至少149个美国人因为使用了中国供应的被污染的抗凝血剂肝素而死亡之后，中国承诺清理自己的行为。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生产活性药物成分的不受监管的中国化学企业仍然在极少甚至不接受检查的情况下向公开市场销售产品。 对于十几家活性药物成分厂商及中间商的采访显示，在没有接受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以及未经国际认可的”良好作业规范”（GMP）认证的情况下，药物成分被制造出来，并正在进入全球供应链。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医药质量保证和安全的协调员伦比特·拉戈说：”中国存在活性药物成分的造假，我们是知道的。欧美等有监管的市场相对安全些，因为它们的监管当局兵强马壮。但是在非洲等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那里有许多当地的医药制造商都使用中国的活性药物成分。” 无人监管的药物原料出口可能会使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尤其是在缺乏监管的贫困国家中。含有劣质活性成分或含量不准确的药物无法产生疗效，并可能导致疟疾等危险疾病的病原体获得抗药性。  跨国制药企业礼来公司发言人爱德华·扎格比尔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对公众安全的全球性犯罪。因为这些散装化学品没有经过监管，它们骨子里是不安全的。”礼来称，该公司对自己的产品实行高标准，但是也发现过无人监督的中国企业在未经授权情况下生产供本公司药物所使用的活性成分。 中国在全球制药原料市场的统治地位使这一问题变得既迫切需要、但却又难以解决。专家估计，在所有的活性药物成分中，大约有70%到80%原产于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占了绝大部分。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称，中国出口这些产品的年销售额价值22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药监局称，外国公司应该自己负责确保只向得到合格认证的出口商购买产品。药监局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我们希望进口国的监管机构也提出类似的建议。” 监管缺失   在2008年肝素丑闻之后，北京曾发表白皮书称，生产任何活性药物成分的制药公司——而不仅仅是那些为特定的最终产品生产活性药物成分的公司——都必须获得药监局发放的执照。当局还引入了更严格的制造标准。不过漏洞仍然存在，而且法律专家称这套更严厉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今年罗氏公司注射用抗癌药”安维汀”的假冒产品取道欧洲进入了美国。罗氏公司当时称，他们知道造假者试图假冒该公司其他药品的许多案例，并且正在与执法部门合作以取缔这种非法贸易。这些假冒安维汀的确切来源还不知道，不过今年6月份上海的一家法院曾在另一起涉及安维汀造假的案件中判处11人入狱。  中国一个关键的监管弱点是制药企业与化学企业之间的划分。前者由药监局监管，而产品从增甜剂到溶剂无所不包的后者则不受药监局监管。然而许多化学企业也生产药物成分，它们利用规则上的漏洞，把产品笼统地称为化学品，而不是更为确切的活性药物成分。 宛若迷宫 互联网的兴起使药物成分的出口变得更加便利。网上一搜就能看到汇集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活性药物成分销售商的网站。这些没有得到GMP认证、也没有在中国药监局登记的企业未必是劣质企业，但购买者却得不到独立的质量查证手段。  供应链上无所不在的中间商是另一个风险。希望在中国寻求活性药物成分货源的制药公司通常雇用中间人帮助他们处理语言、官僚手续及规章制度等方面的麻烦。这种做法帮助生产劣质活性药物成分的中国企业掩人耳目。 从严执法 8月份中国当局在一次全国性扫荡中逮捕了近2000人，查封了价值1.8亿美元的号称可以治疗从糖尿病到高血压和狂犬病等各类疾病的假药。 官方还将采用更多技术。到2015年，中国希望能够以电子手段对各类药物进行从生产环节一直到终端市场的跟踪，以防止假冒伪劣药物进入销售渠道，尽管这种做法将只用于在国内交易的产品。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Frederick Gore Djo Bi于africavox.com上头 发表了 法文一篇有关突尼斯境内，反非洲黑人（black Africans）种族主义高涨的文章。Bi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来自象牙海岸、自2007年便居住在突尼斯的工程系学生Fabien Siei的说法法文： 每一天都会有非洲黑人遭受种族辱骂。最常被使用的羞辱字眼是”Guira Guira”，这在当地方言中意思是“大猴子”。对许多突尼斯人来说，我们非洲黑人就是奴隶。 校对： Portnoy 作者 Abdoulaye Bah · 译者 Ameli · 阅读原文 fr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郑永年: 中国需要对中美关系作哲学思考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它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就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 　　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它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 　　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它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最近还专门就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 　　 　　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它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国如何反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在实际层面，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它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亚洲。 　　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地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 　　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既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这里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是赢家，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 　　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它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也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人们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 　　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